看社会的进步，别只看「常态生活」

国家之间的博弈竞争，疫情大流行，搅动现有秩序的新技术…… 这些现象的共性是什么？

如果在这些现象发生的同时，经济高速发展也停滞下来，这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进入了文明的刹车和倒退时期？

本期声东击西，我们邀请到了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以下是本期节目中陈志武教授的部分观点。

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删减与整理。完整内容请听音频节目。

看社会的进步，别只看「常态生活」

人类文明，因应对风险挑战而产生并不断演进。解决好风险挑战，是文明的推动力。

这个道理蛮简单。今天我们聊到上海、北京或其他地方，都说一方面面对经济增长的压力，另一方面依然面对新冠病毒的冲击。这使我们突然感到，原以为只要有很多物质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日子过得像神仙一样；但现在发现，即使你有很多物质财富，如果无法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意外和风险规避好，这些物质财富不解决任何问题，照样会饿肚子、家里有人没东西吃，或没办法治病。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如果人类自古以来一直都只有常态的生活，没有非常态的，那么人类不会有苦难、暴力、战争，文明也不会不断演化。什么叫风险呢？风险就是不正常的生活状态。

这也给了我们提醒：过去几十年大家只关注物质生产力的提升，而没有人去关注风险挑战是不对的。实际上，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做法也是违背了孔子讲的「不患贫而患不安」，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能有安全感。

一个误区：只关注生产力

工业革命发生以来，物质生产力发生了非常大的飞跃，大到惊人。以至于 19 世纪以来，很多西欧学者的著作，不管是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还是乔尔·莫基尔的《增长的文化》等等，都受到「唯生产力论」的影响。

后来对文明史经济史感兴趣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就像戴蒙德说的，在物质生产能力方面，人类在进入农耕定居生活后还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下行。例如定居农耕后农民的平均身高都比狩猎采集的原始人要下降了一些。

而且如果生产率是判断人类文明进步还是倒退了的唯一标准，那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人均劳动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那这样一来，人类选择变成农耕文明、或者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出现、再或者儒家的发展都没有任何意义。

我自己是学金融出身的，我们总是会强调，做投资决策时，不能只看回报而忽视掉风险。「收益率」和「风险」两个指标必须同时放在一起来看。我就是想基于这个背景，做一个调整和修正。看待风险，需要引入「风险应对力」这个标准。

面对风险，中国人做的选择，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等思想家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基于血缘。

例如我是湖南茶林人，我们村和周边陈家都是一个大的宗族，我们之间可以资源共享风险分摊。如果我们陈家有人被打了，大家是都一起要去打架的。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甚至从周公开始，是基于血缘来建立这个合作互助网络。

其他文明，例如穆斯林，是基于共同的信仰来建立风险互助资源共享的网络。遇到风险时，同一个清真寺的信徒可以给你提供帮助。

其实这两种方式，在解决某些风险挑战时效果是一样的，就都是让大家能放心共享资源，出现意外时能互相救济和帮助。

但差别就在于组成共同体的人数上。基于宗教共同体和基于血缘共同体的人数，以及在共享的资源规模上面是不同数量级的。

所以你刚才也说到了，原来如果大家只是在村里种田，面对的风险挑战，就是旱灾、水灾发生了怎么办？战争发生了怎么办？总体上不同的方式都可以解决好。

风险升级后对制度和文明的考验

但一旦开启海上贸易后，风险的级别就不同于简单的农业风险级别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范围内，研究文明史经济史的一个共识之一，就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海上贸易的出现是最挑战风险分摊能力的。因为原来没有这么大的风险的经济活动。你甚至可以说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考验场景。

比如宋末元初时，阿拉伯和广州之间海路单程大概要花一年时间；阿拉伯商人在广州为了销货和进货，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那整一个来回要花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另外，那时商船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下沉的概率超过 50% 。所以如何把风险分散好，让每一个参与的个体承担的风险不要太大呢。

伊斯兰教能让不同信徒之间相互信任，即在一个比较广的范围内，即使不是亲戚，也不一定是朋友，但只要是共同信徒，他们之间就有更强的信任基础。这样一来，让穆斯林商人进行跨期赊账，先去把货运走，再把货运到阿拉伯或是把阿拉伯的商品运到广州，卖掉以后再还给当地的穆斯林商人，他们之间可以做到的。

基于儒家文化的华商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只信得过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血缘才进行涉账借款。所以华商能够经营的海上商贸规模就比较小，因为家族哪怕再有钱也比较有限。

另外，是儒家给我们的教育是父母在不远游，要落叶归根这些，就使得中国人即使到今天，我们到美国还有欧洲等等很难在当地扎根下来。

但是对于穆斯林商人和基督徒来说，在全球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有清真寺、教堂，他祭拜的是同一个真主、耶稣基督。有从泉州考古挖出来的墓碑，上面讲得很清楚，先知穆罕穆德说即使在中国也要求知，死于异乡者是壮烈的一生。但在中国正好是反过来的。

荷兰人 17 世纪上半期来到了印度洋和太平洋做贸易，他们在融资分散风险这方面就又比穆斯林商人做得更好，因为他们推出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在全社会范围内发行股票。

为什么不同地域在对抗风险时，会演化出不同的制度和文明

我们可以推回到轴心时代去看，也就是距离现在差不多 2500 年。那是孔子的时代，西方和孔子差不多同期的就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孔子的时代，甚至比他更早即周公时代，所做出的选择就是基于血缘。用血缘去组织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中国社会的结构。

但是在西方，至少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他们更多地把重心放在组建超越血缘的人际关系。所以他们后来在古罗马把立法机构、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跟行政分离开来。

地理因素起初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文化是这样，你一旦把它启动起来，它就有它自己的优势和它自己的生命力。

举一个例子，湖南有一个县叫澧县，很多湖南籍或者在湖南主政的官员，比如市长、市委书记或者是更高的官员，很多都来自于这个地方，以前湖南的知识分子都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从地理因素来看，澧县有湖南省境内最大的平原，近 2000 多平方公里，实际上湖南只有那一个平原。澧县又靠近洞庭湖和长江，所以大概在 6000 多年前就建了城墙。最初主要是为了防范其他部落的人来抢东西、防范外敌入侵。这么多的人围在城里长期生活，如果没有规则和秩序，暴力又会增加。所以当时的精英就开始想要建立一些规矩，让有一些有能力的人作为老大。

这就「逼」得澧县地区的人必须掌握治理好社会的方法，让大家尽量避免暴力。这样一来，那边的人就比起湖南其他地区的人，更早地学会了跟别人相处、治理社会。在后来的 6000 年的时间里，不断地总结这些经验，通过言传身教一代一代地传下来。

我们当下和未来的风险

当大家都忙于尽量让自己的财富增多时，一般的人没那么多兴趣去考虑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觉得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遗憾，风险也可以是人造的。

比如全球化之前，各个国家即使发生金融危机，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人受到影响，其他的国家不用去操什么心，因为不会影响到他们。但是 08 年的那次经历让我们看到了金融危机让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几乎都受到了影响。

对于越来越一体化、全球化的元宇宙世界、金融世界和文化世界来说，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真正具有立法权和执法手段，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今后展现出来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些最终会逼得更多国家都愿意去接受某一种拥有真正的权力的世界政府的出现。

现在，各个国家政府集中管控的资源和权力已越来越高，而且是史无前例的高。包括美国联邦政府，现在每年的预算动不动就是好几万亿美元。像这次新冠病毒期间，美国联邦政府给每一个个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送钱，给那些小企业送钱，然后要求那么多公司和地方关门进行风控管理等等。所以新冠病毒危机让美国州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大幅扩张。一旦疫情结束，在疫情期间政府新扩张的这些权力是不是会收缩回去，恐怕没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政府在危机完了以后，不会把这些权力给回去，日积月累，哪怕是最强调小政府、强调个人、强调自由选择的美国社会，在过去的 200 多年历史中权力的数量级这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个超越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人类个人的空间不知道会怎么样，自由会剩下多少，这的确是关注人类文明化发展的人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人类会越来越直接面对的挑战。

人类到目前为止大致上发明了四大类应对风险挑战的机制。迷信是最早被发明的，但是相对来说是被动应对风险的。

主动应对风险挑战的主要有四大类机制。① 第一类，基于血缘的，像婚姻家庭宗族；② 第二类，基于共同信仰的，比如说宗教，这是人类到目前为止除了血缘体系以外，活得最久的社会化组织；③ 第三类，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当然这里包括一般的商业市场，商业市场是跨空间的物质的配置，但是金融市场更多关注的是跨时间的资源的配置；④ 第四大类，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

到了今天，不只是中国，甚至于在欧洲的社会里面，血缘网络发挥的作用跟原来比要弱了很多。中国社会现在主要是靠政府和市场这两个力量，给人们提供安排好自己的风险的工具手段。实际上现在美国差不多也是这样，当然美国主要是靠市场，第二个靠政府提供的一些福利和帮助。

美国社会对于靠血缘组织避险的依赖历来就比较低，我想各个社会对靠血缘组织规避风险的依赖完全等于零是很难的，包括婚姻发挥的作用。美国社会中，宗教在避险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下降了很多。原来美国有比今天更多的教会，但是很多的美国教会，尤其是到加拿大、北欧那些地方，很多的教会都被改成为舞厅、健身房、商店、餐馆等等，因为人们对宗教提供规避风险的需求越来越少了，信教的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需要。所以美国、加拿到各个国家基本上都在往市场和政府方向走，这是人们剩下的最主要的一些依赖。

大国博弈中，谁能发现下一个新大陆

如果回头去看海上丝绸之路，先是穆斯林称霸海上，后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17 世纪初期荷兰人来到印度洋以后，很快就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那些商船商人给赶下去了，其中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由王室（国家层面）来出钱从事海上贸易的。

但荷兰和英国都是通过成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来进行海上贸易、分摊风险，所以他们的风险分摊能力比基于国家资源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要强很多。

在大和平时期，大一统的这种体制，可以靠模仿、引进成熟的技术实现快速的发展。根据我对历史的理解，一旦发生风险，一旦增长变得非常不确定，以后大一统的体制是更脆弱的。

有一些经济史学者做了一些分析，从 1800 年到 2018 年这 200 多年的时间里，观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和平时期的增长，一般来讲，新兴市场经济会增长得稍微快一点。但是一旦发生冲击，比如遇到经济衰退、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经济下行的幅度会比发达国家下行的幅度大很多，甚至通常的差距在两倍。发展中国家应对风险的能力是它最大的弱项，所以平时可以有更快的发展，一旦摔大跟头的时候，发达国家可能受到的冲击很有限，但是发展中国家就没办法爬起来。

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基数比较低，而这些国家体制就总是搞不好，尤其是面对挑战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政府更加会乱套，而且往往会发生内战等等，还有很多的暴动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