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工作、焦虑与心理健康危机如何引发全美教师离职潮

文｜Stephen Noonoo

莱斯利·艾伦（Lesley Allen）永远不会知道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她去年秋天最后一次恐慌症的发作。

当她在缅因州南贝里克（South Berwick）的中学指导一群学生脱下口罩休息时，她感到了一种压倒性的恐惧。她的焦虑激增，心脏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她的左臂麻木了。她想，我心脏病发作了。

但在前往护士办公室之前，艾伦意识到必须找个人来照看自己的课。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在几周前的一次焦虑症发作后，她的医生给她安装了心脏监测仪，并要求她做心脏超声波检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她的心脏很好。她的医生证实，这是又一次恐慌症发作。与焦虑不同，恐慌症发作通常没有诱因。它们会突然发作，经常伴随着强烈的恐惧感，以及心跳加速、胸痛和呼吸困难等身体症状。

这次在柏油路上的发病，是艾伦第三次经历恐慌症了。她经历的所有恐慌症都是在大流行后发生的，其中两次发生在学校。

艾伦回忆道：“我的医生说，‘你需要采取措施’，这种情况一直在发生”。

因此，她做出了决定。一个月后，在课堂上教学了14年的她离开了教学岗位。她几乎可以肯定，她再也不会回到这份她曾经热爱的工作中去。这份工作已经开始消耗她的自我价值，并使她几乎每天以泪洗面。

“我只是感到绝望，”她说。“我想，如果我不能集中精力教书，那我就失败了。这对我的心理影响很大。”

不过，如果说在那“艰难的最后一年”里有一丝安慰的话，那就是她认识的每个教师都在经历同样的艰难时期。“有非常多的老师在使用抗焦虑药物，”她笑着说，“这是完全合法的，但我们过去常拿它开玩笑。问问对方，‘你早上在咖啡里加料了吗？’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应对这种集体焦虑。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时，当她觉得恐慌症要发作时，几滴药就能让她的心率平静下来，足以让她熬过一天。

即使在一切顺利的时候，教书也是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在大流行之前，教书和护士被称作压力最大的职业。自从疫情开始冲击这个行业以来，情况变得更糟了。根据兰德公司2021年6月的一项调查，教师可能是当下压力最大的职业，该调查发现，除其他因素外，教师报告抑郁症状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他成年人的三倍。显然，教师们不仅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极限，而且已经超过了极限。这个长期以来一直与低工资和士气低落作斗争的职业正面临着危机。

两年前，当大流行首次来袭时，教师被誉为“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人”、“英雄”。帕顿·奥斯瓦特（Patton Oswalt）和戴夫·格罗尔（Dave Grohl）等名人对他们大加赞赏，各地焦急的父母的惊讶之情也得到了呼应。人们暂时恢复了对这一职业的尊重，但这种尊重转瞬即逝。随着疫情的持续，来自各方的压力不断堆积。在过去的一年里，教师们经受了文化战争的攻击，学生行为的恶化，以及无休无止的健康和安全法规变化。

在离职之前，艾伦忍受了所有这一切。她看着自己的学校气氛变得越来越糟糕，因为工作量激增，家长指责他们向学生灌输知识，并从批判性种族理论等右翼话语中寻找线索。行政人员不假思索地在家长面前训斥教师。压垮艾伦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学校领导决定在大流行病的高峰期全面改革学校的评分系统，并拒绝了艾伦要求额外规划时间的请求。她说：“当时在教师间流传的笑话是，教师们的标签应该是‘有点创意行吗’（Be Creative）和‘自己弄明白吧’（Figure It Out），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与人们的预期一样，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一场心理健康危机将使成千上万的教师提前几年离开教室。

最近，我与十几位像艾伦一样的教师进行了交谈，他们离开了工作岗位，因为教学工作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和自尊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用提他们所承担的有毒的、难以承受的、有时甚至是不正常的工作条件。

贝瑟妮·柯林斯（Bethany Collins）在洛杉矶地区的中学任教超过8年，在休完她的产假后，她被告知自己不能再请病假，她于1月离开了教学岗位。她所在的学区告诉她，她不能再请带薪假了，即使她或她的女儿的新冠检测呈阳性也不行。她说：“当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我甚至都心不在焉，我的心理健康的糟糕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像是溺水了一样。”

去年12月，艾米丽·麦克马汉（Emily McMahan）放弃了她在北卡罗来纳州卢瑟福顿（Rutherfordton）12年的特殊教育教师生涯。此前，她告诉治疗师，她的工作感觉就像一个监狱，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大多数晚上，在下班后，她会独自坐上几个小时，试图调整自己的状态。但这并不是永远奏效的。她说：“我无法与我的家人接触。我没有时间锻炼、没有时间做饭。因为这份工作，我放弃了生活中所有给我带来快乐的事情。”

布鲁克·巴林杰（Brooke Barringer）曾是加州雷德伍德市（Redwood City）的一名五年级教师。她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体重下降和消化问题。她的健康问题严重恶化，以至于她卖掉了自己的车，选择在没有找到新工作的情况下辞职。除了焦虑之外，科罗拉多州西敏寺的小学教师查琳·博尔斯（Charlene Boles）还患有头痛、胃病和心跳加速，她无法解释这些症状。埃莉·威尔逊（Ellie Wilson）在华盛顿特区教四年级，在12月离职之前，她的焦虑情绪突然变得随时可能爆发，这意味着其他老师要从自己的班级中抽身出来照看她的班级。

还有斯蒂芬妮·休斯（Stephanie Hughes），她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小学教了四年书，今年夏天搬到印第安纳州。进入新学校后，她的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她努力适应着新课程，以及更频繁布置考试等要求，这些举措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弥补在大流行病中拉下的课程进度。她的身体对持续的焦虑和疲惫做出了反抗，她的恐慌症发作，最后在校长办公室里哭了起来，当时他们正努力寻找前进的道路。

“很明显，情况不会有任何好转，学校的节奏也不会放缓，我没有时间在精神和情感上照顾自己”，休斯反思道：“作为一名老师，你总是被告知，‘这是为了孩子’；‘这很难，但你是为了孩子们’。我最近才意识到，我待在教室里是在伤害他们。我不能给孩子们他们需要的，因为我甚至都没能照顾好自己”。

教师的糟糕情况

几个月来，包括全国教育协会在内的倡导团体一直在强调教师的情况有多么糟糕。今年1月，当全国教育协会对3000多名教师进行调查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职业倦怠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超过一半的人表示计划比预期提前离开教学岗位。而该协会2021年8月对教师进行调查时，只有37%的人表示打算离开。大多数人赞成简单的解决方法，如雇用更多的教师，为学生增加更多的心理健康支持，当然还有提高工资，因为教师的工资普遍很低。

研究人员甚至创造了一个术语：“教师薪酬惩罚”，指的是教师的平均收入比会计师、记者、检查员和计算机工程师要低20%左右，而上述这些职业都需要相似技能和教育背景。兰德公司对近1000名前公立学校教师进行了调查，其中近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工资是他们离开学校的一大因素。

全国教育协会主席贝基·普林格（Becky Pringle）在调查结果发布时表示，“学校人员短缺并不新鲜，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员危机，涉及校内各个工作类别。如果我们真的想让每个孩子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成长支持，那么我们全国各地当选的领导人现在就需要解决这个危机。”

担心职业倦怠导致教师的大规模流失并不夸张，但这一结论目前还缺少足够的数据支持。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统计的联邦就业数据，在大流行期间，公共教师队伍的人数似乎已经缩减了近7%。不幸的是，联邦政府和各州都没有可靠的教师离职记录，这使得该数字难以确认。

全国许多地区的教师离职情况较往年相比变化不大，不过各地区的数据有所不同。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年中的教师辞职人数上升了约11%。在伊利诺斯州，四分之三的督学表示教学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领英（LinkedIn）网站上，去年离职并转岗的教师人数也增加了三分之二。

换句话说，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没有到来。追踪教师队伍人口结构变化的研究人员发现，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个行业的经验越来越少，且更不稳定。这一现象的出现甚至要早于比大流行。进行这项研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理查德·英格索尔（Richard Ingersoll）说："我的预测是，我们将看到一个巨大的离职潮。人员流动和人员流失率将导致巨大的短缺。”

对学校来说，幸运的是，不是每个想辞职的人都会真的离开。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离开，而留下来的同事将遭受更大的士气打击。对于下一代教师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但根据联邦教育法第二章的数据，即使是在2019年，大流行前夕，从教师准备课程毕业的学生人数相比十年前大约减少了25%。就在几年前，研究人员还对入学人数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兴趣下降敲响了警钟。自疫情开始以来，一些教育学院的入学率已经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这一切都表明，“未来的教师们”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选择，而且这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对于一个40%以上的新教师会在头五年内离开的行业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

过度工作

如果教师的工作状况如此糟糕，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不选择辞职，而仅仅是考虑离开呢？简短的答案是，如果你是一个拖欠着账单的教师；一个单亲家长，或者你需要照顾一个有健康问题的亲人，那么辞职（甚至是离开一份对你的精神健康造成伤害的工作）都可能是你负担不起的特权。在这个近五分之一的教师需要干第二份工作的国家，选择辞职需要一个完整的后备计划，尤其是对于那些缺少社会保障的教师而言。

米歇尔·金德（Michelle Kinder）解释道：其他的教师，尤其是那些从未做过其他工作的教师，不过是习惯了高强度的压力和艰苦的工作条件。她是一名持执照的专业顾问，与人合著了一本名为《全部》（WHOLE）的书，讲述了学校如何帮助教师减轻慢性的长期压力。她说：“你的基线发生了变化。你开始觉得自己每天经历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对一些人来说，转换到一个可以更好地照顾自己心理健康的环境的想法是更加可怕的，因为它是未知的。”

但那些没有离开的人（即便他们想要离开），正身处在“产生精神和身体问题”的风险中。詹妮弗·莫斯（Jennifer Moss）在为她的书《职业倦怠的流行病》（The Burnout Epidemic）进行研究时发现了这一点。该书调查了包括教师在内的许多职业，并将这种情况定义为一种职场抑郁。

根据瑞典精神病学家玛丽·奥斯伯格（Marie Åsberg）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莫斯得出结论：职业倦怠往往从小事开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形成。随着职业倦怠越来越严重，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你可能会遭受高度的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她说，“你会看到自杀率的上升。这一切是灾难性的，是严肃而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发发牢骚、说‘我想要更多地确保工作与生活之间能够平衡’。”

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300多名现任教师进行了调查，确定了导致大流行时代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包括对生病感到焦虑、与难以相处的家长进行沟通以及与要求过高的管理者打交道。职业倦怠在不同群体中普遍存在。这种倦怠在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工作经验、进行面对面教学或虚拟教学的受访者中普遍存在，而且他们的感受惊人地一致。弗吉尼亚州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的教育学助理教授蒂姆·普雷斯利（Tim Pressley）说：“不管你是一名新教师还是一名有30年工作经验的老教师，你们的职业倦怠分数都非常相近。新冠病毒让每个人身处在相同的困境下，人们表示‘这很累人。这让我们精疲力竭。’”

对教师来说，他们经历的职业倦怠与其他职业有所不同。事实上，美国最著名的教师不满问题专家之一、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教育部主席多丽丝·桑托罗（Doris Santoro）很少使用“职业倦怠”一词，她更喜欢“士气低落”（demoralized）这一词汇。很多教师进入这个行业并非是为了报酬，他们需要其他奖励来维持工作，但最近他们却很少受到嘉奖。

桑托罗说：“许多教师从事这项工作，是为了寻求一种道德上的满足。”他在大流行前出版了《士气低落》（Demoralized）一书，书中描述了十多名教师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情的、抗拒变革的体系中。桑托罗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为教师们找到一种通过教学来追求道德满足感的方式，他们就会到其他地方去追求道德满足感。”

生存模式

凯特琳·摩尔（Kaitlin Moore）是一个似乎注定要成为老师的孩子。她在纳什维尔长大，经常和妹妹一起在学校玩耍，她喜欢在黑板前占好位置。在大学里，她想她可能想教幼儿园，但最后选择了三、四年级，在这个年龄段，孩子们开始拥有了自己的个性。她回忆起在自己长大的地方附近的一个郊区教书的头五年：“我们有那么多的笑声，那么多的乐趣。”她认为这很好地描述了她在新冠爆发前的教学生涯。

她最美好的教学记忆来自于这一时期，与一只蜘蛛有关。它在上课时从天花板上滑下来，但没人能够着它。不久之后，学生们开始叫它弗兰克。她说：“这只蜘蛛成了我们课堂上的宠物。孩子们会说，‘看，摩尔女士，弗兰克回来了’。我告诉他们，‘是的，它呆在高处，它知道我不会抓它。’” 有一天，当摩尔当着全班面重新布置公告板时，弗兰克掉了下来，几乎落在了她身上。“我讨厌蜘蛛，我想都没想就踩了上去，但孩子们全都大喊着，‘不’”，她说，“我记得那太有趣了，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内部笑话。在教学之间，我们有自己的小社区。这是我最怀念的部分。”

在疫情期间，这些珍贵的时刻几乎消失不见了。在虚拟学习的间隙，学生和老师都很少通过zoom来进行交流，更别提说笑了。

当去年秋天恢复线下课程时，摩尔自愿为那些选择不返回校园的学生提供虚拟教学。学校仍然让她每天来上课。然而，学校的网络经常中断，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她不得不开始在家里录制课程，并将其发布在网上作为备份。她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这让她筋疲力尽。

与此同时，管理人员拒绝了她居家工作的请求，并告诉摩尔，教师必须轮流负责照看吃午饭的孩子们，并接送返回校园的学生。几乎每天都有会议，不是关于学生的心理或身体健康，而是关于他们的考试成绩。对于忧心忡忡的管理者来说，学生的考试分数永远都不够高，他们都很清楚——在田纳西州，高风险考试（high-stake test，其结果会给学生带来相应的奖赏或惩罚的考试, 通常指的是那些形形色色的标化考试）在评价学校表现，以及决定教师是否能获得加薪的评估中至关重要。

“因为我很擅长我的工作，导致我被分配到的工作越来越多。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减压，也没有五分钟的时间坐下来歇口气”，摩尔说道。

她整理了自己的问题，并通过有逻辑的方式向她的管理人员提出了问题，希望寻找解决方案。新的课程不适合她的学生；在进行虚拟学习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教师评估系统还没有更新；她正在与精神与身体的疲惫作斗争。作为回应，一位管理者告诉她，如果她寻求帮助，要么是她不知道自己身为一名教师该做什么；要么就是她对自己的工作不够投入。

摩尔说，“我称之为情感勒索。他们告诉你，‘这是为了孩子’、‘你这样做是为了孩子’。如果你不想做这些事情，那么一定是你不够爱孩子。”

摩尔发现自己每天课间都会在厕所里哭泣。她增加了与治疗师的额外会谈，医生给她开了抗焦虑的药物。在家里，她无法在不发火的情况下与丈夫交谈。大多数晚上，她会在天黑之前就坐在沙发上睡着。她承认，世界上没有任何工作值得这样“付出”。

她强迫自己完成了这一学年，但在去年5月学期结束后不久就裸辞了。直到最后，她仍然喜欢和孩子们呆在一起。但是，低工资，加上脾气暴躁的行政人员、常常给她发电子邮件建议她改进教学的苛刻家长，让她不可能继续工作下去。

经过几个月的求职，她在一家教育公司找到了一份全职客户支持工作。这是一份好工作，有灵活的工作时间和为她设定合理期望的经理。她甚至不必再为自己的用品付钱了。然而，在离开教室近一年后，她仍然有挥之不去的焦虑，这种焦虑会莫名地涌现出来。

摩尔记得自己曾告诉她的治疗师，“我以为改变工作会减轻这种情况。”但她的治疗师回答说，直到最近，她一直在“生存模式”下工作。她不断地工作，甚至没法花时间，简单地坐下来感受自己的情绪。

教学结束后的生活

任何从事过办公室工作的人都知道其中的弊端，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年里，远程工作是孤独且孤立的。“被放大的疲劳感”常使人疲惫不堪，每天都充满了不必要的忙碌。但没有人会认为教师工作也拥有办公室工作的问题，因为教师的工作对孩子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所以常常被当作一种职业来崇拜。

然而，前教师们却把朝九晚五的生活看作“世外桃源”，那些工作充满了灵活性和对工作者的尊重。在兰德公司对前教师的调查中，约有60%的人找到了教育行业以外的工作，他们表示自己是被工作的灵活性和更好的报酬所吸引。毕竟，教师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环境：仅仅是接个电话或上个厕所就需要做大量的计划。

“我喜欢能够拥有自己的夜晚和周末，”缅因州的前教师莱斯利·艾伦说。自从她离开了教学岗位后，她的恐慌已经不再发作了，她的整体身心健康也得到了改善。如今，她在一家与教育无关的公司担任教学设计师，她的热情是如此具有感染力。艾伦说，“在学校我有着很多焦虑，所有的期望和不确定性让我不适。现在我在家里舒适地工作，我绝对喜欢现在这样的工作。”

在辞职前的那个夏天，艾伦微调了她的简历并开始申请工作。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她聘请了达芙妮·戈麦斯（Daphne Gomez），这位前教师在2019年开展了一项名为教师职业教练（teacher Career Coach）的咨询业务。该业务已经与7000多名教育工作者合作，仅在Instagram上就积累了近80000名粉丝。

为了取代昂贵的一对一辅导，戈麦斯提供在线课程，帮助教育工作者完善他们的简历，学习其他领域的技能。她的客户经常会在戈麦斯那里找到有用的资源，客户们说，戈麦斯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作为一名前教师，由于焦虑和对自己身心健康的担忧，戈麦斯选择在2017年辞职。在辞职后，她在微软找了一份顾问工作，为学校做演讲，为员工提供培训。活动结束后，老师和校长会在停车场和她打招呼。他们想知道她是怎么走出来的，适合前教育工作者的职业有哪些，以及她能否帮助他们探索自己的职业前路。

戈麦斯解释说：“人们总是在私下里向我咨询这些问题。这时我才意识到：为什么我们要鄙视那些正在开辟新职业道路的人呢？在其他行业内，开辟新职业道路甚至会受到鼓励。”

她的一些客户确实想留在教育领域，成为教师教练、课程设计师，或为教育技术公司工作（通常是从事销售和客户支持的工作）。其他人则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她的客户在博物馆担任策展人，在医院担任教育项目负责人，在软件公司担任工程师，以及在大公司担任培训师和项目经理。

过去的一年是戈麦斯和她的咨询公司最忙碌的一年。尽管她不确定这是因为教师的离职潮，还是因为市场营销和客户的推荐。这一切都是她从客户和绝望的教育者那里听到的。她说：“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老师处于崩溃边缘。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想离开学校，这是他们的最后选择。”

但她补充说，离开这个岗位和工作本身一样令人沮丧，因为教师往往被视为一个终身职业。对于教师来说，离开他们的学校社区、他们的同事和学生是一种冲击。很多人难以摆脱这种内疚感。

然而，另一方面，许多人发现在教书以外还有另一种生活，它可以充实个人。田纳西州前教师凯特琳·摩尔在换了新工作的5个月内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她想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教书给她留下了一种无情的职业道德。但她突然发现，自己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的经理说我应该请一整个星期的假，不用签到，”她说，“这是前所未闻的，因为即使在学校，也总是有学校戏剧、识字之夜和算数之夜。作为一名教师，你理应辛苦。但在我的公司，他们说，‘这非常不健康。请不要这样做。’”

喘口气吧

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的大多数教师都认为，关于疫情下的教学中最困难的部分不是2020年3月的骚乱，也不是在没有培训或准备时间的情况下被迫投入紧急的远程学习。那时，教师们之间有一种友情——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每个人都在努力。在家工作也不是没有好处的，一位老师甚至发现，没有消防演习、迟到的学生和校方例行通告的干扰，老师们更容易平静下来。

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困难的时期是第二年，学生们开始慢慢回到教室，而学校则在要求教师“支持线下教学的学生”与“支持在家学习的学生”之间摇摆不定。学生们也经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危机，带着大量的社会情绪和行为问题回来，而行政人员则加倍努力提高考试分数和缩小学习差距。同理心消失了，几乎没有人关心教师的心理健康和感受。

我交谈过的教师说，他们感到被无能的行政人员忽视、很多人遭受了不合理的微观管理（micromanage，指管理者试图插手所有的细节）、不被家长尊重，并管理者试图让他们认为当前的工作量和工作期望是合理的。大多数人承认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这最终耗尽了他们的心理健康。

一位教师被她所在的地区要求独自学习一个新的数学软件，并在下周将其介绍给学生。有几位教师回忆说，他们被行政人员告知要进行自我照顾，结果却被剥夺了个人休假的权利，这真是一种残酷的讽刺。除了身心疲惫之外，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名前中学教师霍利·艾伦（Holly Allen）在今年1月份辞职，她痛苦地表示，她的校长要求她“即使校园里没有学生的情况下，也不要在午休时离开，这样一来学校的停车场看起来总是满的”。艾伦说，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跑完一些楼梯后，你有几分钟感到无法呼吸？我每天有9个小时都有这种感受”。

因担心病假用完而辞职的新妈妈贝瑟尼·柯林斯（Bethany Collins）在永远离开教室之前，收到了一名七年级学生的手写信件。她等了一段时间才敢打开，然后她哭着给丈夫打了电话。

“学生告诉我，她喜欢我的课，我激励她成为一名教师，”柯林斯回忆说，“我想告诉她，‘请不要这样做。’当我想起学生，想起我对他们生活的期望时，我唯一希望的，就是他们能从工作中感到快乐和满足。据我所知，在目前这种疯狂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老师是快乐或满足的”。

（翻译：龚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