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院20年 | 从择校退烧到呼吁减负，守护每个孩子公平受教育的权利

伴随高校扩招、普通高中的大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逐渐拉大。各种名义的“市场化”改革一定程度上伤害着教育的公平性。

教育公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机会均等，其中包括起点平等，即教育机会平等、入学机会均等。但“择校”的风气下，学校巧立名目收取高额择校费，教育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又一座“大山”。

北京作为“首善之区”，理应在保障教育公平上起积极的示范作用，但有一段时期，现实却并非如此。

在“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真正在北京落地之前，每年4月至6月，有孩子就读六年级的家庭大多弥漫着升学的紧张感和忙碌感。家长每晚陪孩子挑灯夜读，四处搜罗名校的招生信息，周末带孩子参加各类补习班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有家长感慨，“看见一拨儿一拨儿的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有了着落，谁能没压力啊。”

家长因为孩子“小升初”而焦虑、忐忑，学校和培训机构则抓住家长对名校的向往与推崇，各出奇招，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1998年，在“小升初”由统一考试改为“电脑派位”之际，一些重点学校为争抢优秀生源，便决定以“奥数”培训来选拔学生。彼时，北京各大名校几乎都有自己对口的培训学校，学生只有进入该培训学校就读，才可能在将来被“点招”进入心仪的名校。这便是风靡一时的“占坑班”。许多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就通过考试进入“占坑班”，往后几年，要不断经历考试、筛选、排位。

通常，“占坑班”会超前开设高难度课程，孩子从小处于一种高强度、高压力的状态下。为了给孩子多占坑位，保证“命中率”，家长费时费力，有些家庭甚至要因此花费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近一半。可即便如此，结果也未必能如愿，“小升初”无法进入预期名校的学生依然大有人在。

“占坑班”只是北京“小升初”乱象的冰山一角。“推优生”“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等五花八门的“小升初”入学通道，皆与《义务教育法》中“免试、划片、就近”入学的原则相悖。本该一视同仁的义务教育，彻底演变成一个家庭人力、财力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比拼，教育的公平性遭到严重破坏。

2011年4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启动北京“小升初”乱象调查项目。经过四个月的深入调研，研究院发现，彼时，涉嫌择校的招生方式在北京呈现扩大趋势，而符合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的电脑派位方式则呈现萎缩趋势。其中，东城区、西城区、海淀区通过电脑派位方式入学的学生比例分别为44%、33%、40%，均不足半数。

“小升初”演变为家长的金钱和权力的竞争，大多普通家庭的孩子遭遇新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本应以促进教育公平为旨的义务教育，成为凝固和强化阶层差距的工具，不仅违背了《义务教育法》，也实质性地伤害了儿童的身心健康。

治理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需要标本兼治，疏导结合、多管齐下。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规范办学行为、调整“小升初”政策、缩小学校差距、改革办学体制、社会监督、教育问责等“六管齐下”的治理思路。

尽管当时不少人对北京市解决“小升初”问题并不抱有乐观的态度，但情况在2013年发生了变化。那年，原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苟仲文上任北京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他邀请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时任院长杨东平到办公室长谈了两次，表示认同研究院的观点，并下决心改变“小升初”问题。

“小升初”乱象之下，“超级中学”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在全国大多省份，都有“巨无霸”中学垄断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现象。这类学校基本集中在省会城市或是其他地级市，并且有着许多相似的特征：上万名学生的巨大规模，一个年级五六十个班，一个班七八十人甚至上百人；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严控学生的行为规范，使之“万念归一”，只问高考。

由于“超级中学”的存在，基层的优秀教师、高分学生被层层掐尖，层层抽血，区域教育“水土流失”严重。随之而来，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县中塌陷”。一位中部某省重点中学的毕业生回忆，“十几年前，我们县中的高考升学率就开始明显下降，尤其是能考上重点大学的人数更是寥寥。因为每年中考前，省里的一些‘超级中学’会提前招考，以招揽全省各市的优质生源。县里大部分成绩优秀的学生都希望能通过考试，去更好的高中念书。”

县中根基动摇，优质高中重心过高，农村学生获得优秀教育资源的机会下降。这也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从显性的总量不均衡，转为更为深层的、隐性的教育差距。近年来，高等教育系统中正在出现这样的分层：在国家重点高校，具有较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逐渐减少。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聚集了最多的农村学生。

超级中学持续压迫，县中节节后退。县中只能尝试寻找“自救”方案，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照葫芦画瓢，派老师去“超级中学”学习，回到学校再将其观摩到的方法套用到自己学校。于是，越来越多县中照着“超级中学”的模式来管理学校。譬如，加大应试训练的强度，增加大测试、小测试；挤压学生的休息时间，早读时间提前，晚自习时间延后，吃饭时间压缩，甚至跑操前排队时老师都鼓励学生随身携带小的知识点归纳书方便记忆；大肆开展升学率竞争，高调宣传“高考状元”，以刺激学生对高分的渴望等等。

学校之间为了高考成绩，为了争抢优秀生源，加剧恶性竞争，造成恶性循环。学校沦为流水线似的“教育工厂”，只注重成绩，严重伤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忽略了孩子的个性发展。

教育的均衡发展，需要坚决打击违背教育基本规律和价值的“超级中学”办学模式。2014年11月3日，杨东平发文直指最典型的“超级中学”之一的衡水中学，对其粗暴的管理方式提出建议。他在《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一文中主张，衡水中学取消50%的清规戒律；放宽学生的作息时间，让学生有比较充足的时间穿衣、叠被、吃饭；将学生现在每两周或四周放一天假，改为每两周放假两天等等。其次，按照国家对公办高中办学规模的要求和接收“三限生”的规定，逐渐缩小学校规模，使之回归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学校等等。

在衡水中学尝试用科技竞赛、特长生、艺术生等方式不断洗白自己时，杨东平和熊丙奇连续发文揭露衡水模式的实质与真相。熊丙奇曾撰文表示，只有破除唯分数论评价体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才有可能推进个性教育和多元教育。衡水模式的真相是纵容违规办学，应当以衡水中学为起点，厉行依法治教。

“超级中学”本质上放弃了育人的目标，将教育直接异化为竞技过程。尽管凭借拥有跨地区“掐尖”的特权，“超级中学”取得了骄人的应试业绩，但其滥用成功学的兴奋剂，控制学生的每一分钟、每一个行为，控制学生的思想，使之沦为应试的工具，给孩子的身心带来不可逆的伤害。除此之外，把一省优质生源集中在一所或几所学校的做法也直接损害了地方教育生态。“超级中学”越集中，地方教育生态失衡也越严重。

2017年12月18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开发文建议教育部，组成调查组调查衡水中学、衡水一中公办民办不分，长期违规办学的问题，责成河北省教育厅公布衡水中学整改结果，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对类似超级中学办学模式开展检查，遏制超级中学违规办学行为的蔓延。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高利害性的升学考试采取唯分数论的评价方式，导致中小学生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课程多、教材深，作业量大、考试频繁，沉重的学业负担下，孩子的学习时间不断延长，甚至连双休日和寒暑假休息的权利也难以保障。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三次全国大范围调查的结果，2005年、2010年、2015年小学生平均在校时间分别为7.5小时、6.7小时和8.1小时，在校时间超标率分别为75%、60%和75%；中学生平均在校时间分别为10.6小时、7.7小时和11小时，在校时间超标率分别为83%、46%和86%。与2010年相比，2015年的学习时间大幅增加。

与此同时，课外补习逐渐演变成一场没有尽头的竞赛。2012年的PISA数据显示，中国学生平均每周课外学习时间为13.8小时，名列第一，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每周校外学习时间达17小时左右，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时。其中，参加数学、语言、科学和其他补习的比例分别为71%、51%、55%和57%，时间分别为2.01小时、1.33小时、1.49小时和1.41小时。

学生大量的补课需求为教育培训市场快速发展提供了沃土，催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机构为追求利益，再推波助澜，通过各种营销方式放大“升学”焦虑。“寒门，真的应该绝育”“阶级时代，再努力也没有用”“教育减负：一场寒门的灾难”“上了名校才知道，人和人的差距比人和狗的都大”等耸人听闻的话题持续影响着公众特别是家长群体的心理。

针对“减负”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于2018年3月1日发布《从应试教育突围——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揭示了中小学生负担过重、学习时间过长、课业难度与考试压力不断增大、青少年身心健康状况明显恶化等具体调查结论，指出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主要是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的产物。

智育至上、唯分数论的教育模式直接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和心理健康，也损害着民族的活力和创造力，但社会上依然存在不少鼓吹“刷题”的声音。

2018年3月，某自媒体发布的《教育部，请不要为我的孩子减负》一文在网上刷屏，刻意美化不见天日、拼命刷题的教育。对此，杨东平发表长文《教育部，请把减负进行到底》进行回应。他强调，解决减负问题，真正重大的挑战是如何从应试教育突围。“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其核心是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办学校品质的提升改善，需要确立与时代相符的教育目标，构建多样化的学校体系和评价制度，首先是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让他们每天多睡一小时，每天多玩一小时。显然，这是一场应当由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持久战，我们必须将减负进行到底。因为，有什么样的儿童，就有什么样的未来！”

我们认为，改善应试教育、择校热和补习热的教育生态，并无一抓就灵、一蹴而就的简单方案，需要准确诊断，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一是规范性的治理，提升教育治理的能力，落实国家的各项法律、政策，做到令行禁止。二是改革性的措施，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和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理顺各种关系，释放学校活力。三是创新性的举措，实行源头治理，通过供给侧改革，构建低竞争、低评价、低控制的新的教育生态。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就从严审批培训机构、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授课时间等多个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双减”打破了长期以来坚如磐石的应试教育和“五唯”评价。不过，把营利性的教育等外围基本清扫之后，仍需解决公办教育内部的问题。真正实质性的减负，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课程课时数、教学的难度、教学的总量减下来。另一方面，针对考试的改革也有待推进，若考试没有变化，家长的焦虑无法减少，很难真正实现为孩子“减负”。

当下，尽管教育资源整体呈增加趋势，但是距离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资源均衡的格局仍有较长的距离。未来，研究院将持续关注教育公平问题，通过行动进一步促进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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