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张进，和他的乌托邦梦想

电话那头的声音里传来一丝不安。

4月9日这天上午，北京的春日，云丽接到一通电话，是张进打来的。他说，「我现在心里很慌。」

云丽是张进认识快二十年的老朋友，也是「渡过」的一名主要成员，彼此十分信任。在普通的日子里，张进会常去她家里聚一聚。但这一次，情况有些不同。就在一天前，张进查出了肺腺癌，要进一步确诊，才知道是否发生转移。这意味着，死亡对他来说变成了一件可预见的事，只是不确定早晚。

时间接近饭点了，云丽自然而然地对张进说，「过来吧，一起吃饭。」她做了丰盛的一餐，有炖羊肉、炒虾仁和几盘蔬菜。大约一个小时后，张进敲门进来。他瘦瘦小小的，穿着一双运动鞋，一条牛仔裤，一件夹克衫，看起来精神已经放松了很多。饭菜端上餐桌，冒着热腾腾的气息，「他（看到）也很开心，就哇，好丰盛啊，那种感觉。」伴着两杯精酿啤酒下肚，张进胃口一下子打开，夹了很多菜，饭也吃了不少。他已经有两天没这么好好地吃一顿了。

张进爱吃，他的好朋友都知道。在他的朋友圈里，分享得最多的除了工作，就是各地的美食，早上是一碗滚鱼肉粥，傍晚是一碟生蚝，深夜是热辣的小龙虾。2019年5月的一天，张进在深圳，傍晚，他一个人吃饭，点了一罐虾粥，一碟生蚝，一瓶啤酒。他一边喝酒，一边听雨，在朋友圈写道，「这就是生活。」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类似的闲适对张进而言并不多。云丽安慰张进，「现在还不是一个确定的因素，还可以积极地想办法。」她打算再过三天，陪着张进一起去医院，看究竟是怎么回事。那顿饭之后，她觉得张进也稳了下来。那时，他们觉得这个病是可以面对和治疗的，就像此前张进遭遇抑郁症的打击一样。

张进的名字，已经和「抑郁症」这个名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江苏灌南县一个农村长大，大学考入南大中文系。1988年夏天，他从人大新闻系研究生毕业，进入了媒体行业。先是《工人日报》，而后是《财经》与《财新》。一直到2012年，他被确诊患上「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相发作」。

在当时，这是一个听起来十分陌生的疾病。很多人对抑郁症基本上没有知识储备，哪怕是新闻记者，对此的了解都很少。

为了把张进从抑郁中拉出来，他的同事曾想过无数办法，有人强行登门，送他最爱吃的生鱼片；有人哄他去青岛旅游；有人强迫他去看心理医生；而他的领导胡舒立，则打算在顺义找一个农场让他居住，像晚年托尔斯泰那样，参加农业劳动。但效果全无。

后来，张进历经波折，治疗终于见效。他意识到，因为对精神健康的忽视，抑郁症问题一直是一个灰箱。社会对于抑郁症的理解是片面的、单一的，充斥着各种似是而非的想象。抑郁症患者的真实面貌，他们和家庭、社会、时代的复杂关系，从未被揭晓。

走出抑郁后，张进试图打开这一个灰箱。他开始深入采访精神科医生和抑郁症患者，陆续出版了四册《渡过》，进行抑郁症科普。之后，他创办「渡过」公众号，建立了一个抑郁症互助社群，让许许多多在黑暗中独自探索的患者，在这里获得了连接。他成了那个在黑暗中为很多人指向光亮的人。

鸿雁第一次见到张进，是在北京四合院的一个咖啡馆里。那是2015年12月，鸿雁记忆中十分寒冷的一个冬天。46岁的她从江西景德镇坐大巴到九江，再买了一趟直达北京的夜火车，专程去听张进关于抑郁症的讲座。

火车上，鸿雁大半宿地睡不着。半年前的一天，患有15年抑郁症的丈夫，先是在阳台上狠狠地吸烟，之后突然爬上阳台，坠楼身亡。那时，距离他们的儿子高考，只剩一个多月。鸿雁感到悲痛、震惊，也非常不解。

爱人去世后，鸿雁去买关于抑郁症的书，发现大部分内容都在科普层面，「那个东西感觉很学术，很官方，解不开我心中的疑惑。」书上说，抑郁症有百分之二十的自杀率，鸿雁以为，这针对的应该是生活处境糟糕的患者，但她和爱人都在国企工作，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它没有那么形象，没有那么具体。」

直到有一次，鸿雁在新华书店的一堆书里，看到了白色封面的《渡过1》，作者张进是一位亲历的病人，真实地描述了抑郁的感受，给鸿雁带来直观的体验。随着书页翻动，许多困扰她的问题再次被掀起，「那个时刻，他（爱人）能够放下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一趟旅程，她带着这一系列疑问，想去找张进问个明白。

鸿雁记得，那一天，张进穿着一件蓝格子衬衣，坐在小小的桌子边上，浑身散发出一种生命的活力，看起来很有风采。讲座开始后，他分享了自己患病的经历，对抑郁症的认知，让在场的很多人获得了同感。中途休息时，一帮人开始围着张进，提出各自的问题。鸿雁没有插上话。直到所有人散场，她才拦住张进，说了爱人的病症。张进开口问道：「你爱人来了吗？」

鸿雁眼圈一红，眼泪就要掉下来。「他不在了。」

张进用手拍了拍她的后背，「你要保重好自己。」

直到看到张进的文章，罗丹妮才第一次系统地了解抑郁症——这就给母亲的病定了一个名，而且可以吃药治疗。她通过博客联系到张进，想约他见一面，张进很快同意了。在财新办公楼附近，罗丹妮看到他推着自行车过来，给人感觉「很亲和」、「没有一点架子」。见面后，他很熟络地聊起自己怎么吃药，药量多少，有什么不良反应，「就是很诚实的分享，（让）你觉得特别可信」。那时，罗丹妮正处在一种无助的状态里，而张进显得冷静又理性，让人感到可靠。

张进身上有一种专业媒体人的求真精神。2015年，他创办了「渡过」公众号，想把它做成一个抑郁症科普平台。那时，他们没有任何压力，就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更新公众号，内容主要来自张进一个人的写作。后来，逐渐有一些读者开始投稿，讲述自己或家人患病的体验，公众号开始广泛征集患者故事。患者、家属和精神科医生开始在评论里大量留言。一群原本在黑暗中独自摸索的人开始看见彼此，读者群建立了，之后迅速扩张。

张进存在于每一个群里。他会回答各种问题。当群里出现谩骂、挤对，并且无法平复之时，他会耐心地出面调解，尽量把每一句话讲在道理上，以免伤害任何一方。他也会把认识的医生加到群里来，让大家一起讨论抑郁症，讨论个体不同的感受。

随着加入的患者越来越多，「渡过」渐渐从一个科普平台，变成了一个患者社群。在这个社群里，张进相当于建立了一个精神家园，成了每一个人的精神支柱。鸿雁说，加入「渡过」，他们像是找到了一个集体，感到集体的温暖。在这里，张进贴近每一个人，对于任何人发出的微信申请，都不会拒绝。

鸿雁做了两个类比：比如咨询师，不在规定时间内，是找不到的；再比如精神科医生，挂上他的号之前，也是找不到的。唯有张进是那个随叫随到的人，「他就像身边的一个兄长，或者一个父亲」，只要有烦恼，给他留言，他会回复每一个人。

是张进把大家聚拢起来。社群曾经举办线下活动，早晨起来，大家在大厅里朗诵诗歌，张进在一旁摄影记录。鸿雁当时选择了海子的一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读到里面有一句，「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她突然感受到，也许张进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希望他们幸福。

得知张进去世消息的那天，鸿雁又想到那个场景，她哽咽了，「将来我可能未必有那样的幸福，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在一起那一刻就是幸福的。」

从「渡过」一名工作人员那儿得知张进去世的消息时，安定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姜涛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是很惊讶，另一个也觉得，太可惜了。」

2012年，张进患抑郁症时，姜涛是他的主治医生。记忆中的第一次见面，张进由两名同事搀着走进治疗室，不愿意睁眼，不愿意说话，整个人显得有气无力，表情痛苦。张进说，当时自己的脑子像上了紧箍咒，根本转不动。而记者写东西要靠脑子，他无法继续工作，因此非常痛苦，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废人。

姜涛作出诊断后，给张进开了药。药物的副作用很大，一些患者不耐受，经常私下停药，或者看过一次不再复诊。张进不同，吃药再难受，他能一直坚持，等待好转的时机。姜涛说，那是因为张进觉得自己不能垮，还想继续工作。一直挨到第17天，药效终于显现，张进明显感到头脑清醒，可以集中注意力看电脑、接电话、回信息。在街上看到过去喜欢吃的东西，也有了想吃的愿望。

那时，关于抑郁症的信息还处于一段极不透明的时期，多数人对此的认知十分肤浅。姜涛常见这几类情形：有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生了精神疾病；有人知道不对劲，也不主动就医，以为忍几个月就能好；有人得不到家属的理解，把抑郁症当成是一种矫情的病。精神科医生也很少去做抑郁症的普及和传播。姜涛用一份精神疾病的数据来说明，中国那时的抑郁症病人约3000万，精神科医生只有2万，缺口达40万。病人太多，医生太少，他的门诊数量每天能达到80个，分配给一个病人的时间，大约是5到10分钟。

近几年，国内对抑郁症的认知逐渐提高，姜涛认为张进在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说，《渡过1》出版之后，愿意主动就医，包括咨询好大夫的患者人数明显增多了。张进组织过多次交流会，也曾邀请姜涛到场帮忙做讲座。这些普及工作让更多人认识了抑郁症，并能消除病耻感，主动去看病，「这件事就做得太及时，也特别好。」

在精神疾病还显得晦暗不明的年代，张进恰逢其时，凭借他对时代的敏感，对他人的关怀，成为连通病患、医生与大众之间的桥梁。看完《渡过1》，罗丹妮觉得，张进是一个不会「自怜」、「自伤」的抑郁病人，能把自己抽离出来，客观地讲述疾病带来的恐惧、羞耻，并坦诚地说出自己有过自杀倾向。同时，他身上还有一种科学家的调查精神，做了大量采访，去了解抑郁症，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体现了传媒记者职业精神的作品」。

在罗丹妮看来，这本书能写得如此坦诚，在于张进是一个纯粹、有勇气的人。她说，许多记者会在公共媒体上做一些公开表达，但行动上是懒惰的，面对自我是怯懦的，能把自己真实地袒露出来，以此去帮助别人，跟人建立真实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对张进而言，行动总是第一位的。2012年他患抑郁症后，有很长时间情绪低落，当情绪刚有了一点好转，他立马就去爬红螺寺，之后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工作。后来，他发现太多人不了解抑郁症，也是立马付诸行动，采访医生和患者，编辑出书，办讲座做普及。

行动是张进给自己开的一道药方，只有做具体的事，才能产生实际的价值，获得自我认同。

今年4月8日，他知道自己患了癌症，还如约给一对母女做咨询，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生了病。在等待复诊的三天里，他感到痛苦，怎么办呢？行动。他立马就出门去，去走路，去菜市场买菜，自己做一日三餐。他还进行了大扫除，把家里的被子都洗了一遍。

朋友们都说，张进喜欢走路，日常10公里以内的距离，他都会走着去。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在海边的照片，照片里，金黄色的沙地在脚下流动，身后是一片蔚蓝色的海洋。阳光洒下来，打在他的笑容上，他正摆动着手臂，在沙子上尽情地奔跑。

罗洁琪是张进在媒体时期的老同事。她记得有一年冬天，大雪天，去宁夏采访，车在盘山公路上蹒跚而行，一边是高山，一边是陡峭的悬崖。司机一路开得特别豪放，方向盘一拐，就像要把她抛到悬崖下面去。她害怕得给张进发消息。张进回复她说，「当你不可以控制的时候，就把自己交出去。」

「交出去，把自己交给谁啊？」在很长时间里，罗洁琪都不同意这个说法。她觉得要把自己紧紧地抓住，生活才不会出任何差错，自己才不会像一条小鱼一样，滑往未知的方向。

但张进是一个敢于把自己交出去的人。罗洁琪说，她总感觉在张进的潜意识里，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高于现实的东西，在引领着他，让他能把自己交出去，去实现一个更高的目标。

2017年3月，张进决定离开媒体，「渡过」成了他全职的事业。他发现，精神疾病太过于复杂，患者想要康复，依靠单一的医疗和心理咨询是不够的。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一个社会支持系统。实际上，抑郁症的治疗从来不存在一个标准。即使在今天，人们已经基本消除了对抑郁症的病耻感，但对它的认知依然有限。

第二年，「渡过」开始从一个互助社群，走入下一个探索阶段——寻找治疗抑郁症的解决方案。对张进而言，这是一个被推着走的过程，「渡过」群成员增加，很快，一个特殊的群体凸显出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长，他们渴望为自己的孩子做点什么。「亲子营」由此产生。

邹峰是最早和张进一起办「亲子营」的「渡过」成员。他说，「亲子营」确实提供了一个相对纯粹的时间和空间，孩子和家长可以暂时忘掉烦恼，在里面尽情地唱歌、跑步、爬山、交谈。

每一次，亲子营到了结束之际，就有很多孩子显得依依不舍，以及对回归现实产生恐惧。面对这种场面，张进就想要拥有一个永久的空间，他由此萌生出另一个更具乌托邦色彩的想法：建立一个集学习、疗愈、成长为一体的康复基地。他在公众号里写下对基地的设想：

再一次，张进把自己交给了更高的目标，那段时间，他用一种将梦想化为现实的眼光打量经过的每一块地：在深入太湖的一个半岛上举办活动，沿途看到好风景，就对邹峰说，「这片租下来就好了」；等到下一次，经过另一个地方，他又忍不住想象，「这个地方租下来就好了」。一直到2020年3月，在杭州富春山脚下，他寻找到一座荒废的乡村小学。

邹峰还记得看到这个破落小学的瞬间张进的那种兴奋。他在不同场合下都会谈起，自己对基地充满浪漫主义的幻想。2021年9月，基地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他曾写下对基地的几点设想：不限时让孩子好起来，提供安全感，建立生活秩序，让孩子成为人格主体，可以有冲突……

他还想，再工作十五年就可以退休，到时候和朋友一起去基地生活，在山里种上新鲜的蔬菜，养许多土鸡，把那里当成他们的养老之地。在这里，他想要做一次完整的社会实验，打造一个更自主、公平、合理的小社会。这是他对美好的终极想象。

2021年夏天，基地开始动工。还没有建成，张进便感觉到问题变得棘手：要做建筑设计、办理各种手续、处理乡村关系。就连天气也造成了麻烦，雨季到来，一条小溪山洪爆发，从基地穿过，冲毁了部分设施，不得不重新修复。

最终，基地一共投入一千四百万，远远超出早期预算。过程中，张进一直担心进行了一半的工程会不会烂尾，在他的坚持之下，基地两次追加了投资，基础设施才最终完成。今年四月，基地迎来了第一批成员，但只办了一期活动，之后因为疫情等问题，停摆了。

10月19日，张进给邹峰发去一段信息，「我对杭州基地，只希望它能存活、运行，作为一个象征。如果它不可避免地滑向深渊，则意味着我多年乌托邦梦想的幻灭。」

如今，回头再看基地这个项目，一位「渡过」的工作人员认为，张进「确实是一股脑的热情，一股脑的情怀」。「渡过」成立后很长时间，维持着不到10人的小规模，更多人是志愿者，凭借热情参与进来。张进本人，重行动却不善计算，几位受访者都提到，张进对数字很不敏感。有时，他对他人的体恤，也会让他在做决定时，不够果决。

在这位工作人员看来，长期处在一个被仰视的位置，张进对于一些事物的判断变得冒进。直到基地遇到现实的问题，他才觉察到自己确实「膨胀了」，在一次交流中，他承认，基地是一个超前的产物。

张进的最后半年，又一次跟痛苦缠斗。他的PETCT结果出来，进一步确定是肺癌，尚未骨转移。抗癌药物的副作用极大地折磨着他。他持续口腔溃疡，咽口水都是疼的，更多的反应开始出现，身上起了红疹，手掌、脚掌开裂，最后半边脸都过敏，肿得脱了相。

走路也变成一件费劲的事。云丽曾陪张进散过几次步。有一次，他们去了昌平区的清河，没走多远，张进就感到十分疲惫，腿上没有力气。「不行啊？那咱们回吧。」云丽对他说。以前，云丽要小跑才能追上张进，那一次，却是慢慢等着他一起走。

云丽说不清，到底是药物的副作用，还是基地的压力，哪一个让他更痛苦。唯一能明确的是，他的能量不足了，有一种耗竭的感觉。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张进重新理解苦难，「所以幸福从来不是生活的常态，痛苦才是。必须接受苦难，这是一种像饥饿一样的自然需求。」

几乎所有人都谈到张进的消耗。「他这一辈子过得太苦了，太消耗了。」鸿雁说，当她想起张进，第一个感受到的词是，心疼。在鸿雁看来，张进的生命就像赴汤蹈火一样，充满了自我牺牲。他太想满足别人的需求，因此长期处于一种消耗的状态。他暴露在所有的疾病和患者面前，却没有把自己保护好。

云丽也曾劝张进，既然工作已经过度消耗了他，那干脆停止工作，换一个环境，在京郊找一个清净的地方住下来。但张进拒绝了。到10月，姜涛曾经和张进视频，看到张进的房间拉上了窗帘，他已经非常瘦了。

12月5日晚上，「渡过」公众号发出一条讣文，「今天万分悲痛，张进老师离开了我们。『渡过』失去了奠定使命和事业的创始者，一位探索抑郁生态疗愈体系的引领者。」

坏消息传到德国柏林，罗洁琪断断续续地哭了很久。到了下午，她觉得一定要出去透透气。她去了邻居家，餐桌上摆了糖果，有个男人在喝啤酒，罗洁琪也要了一瓶。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聊了聊抑郁症，后来，男人的同居女友加入了对话。那是一名泰国女人，说话嗓门很大，讲着自己9岁以后没爹没娘的自我成长；16岁从泰国来了德国，嫁了一个德国男人，后来离婚；45岁跟着现在这个比她大10岁的德国男人……男人不断给泰国女人使眼色，试图让她停止说更多私密的话题。但女人没停，罗洁琪也不想让她停。在那些不体面的述说里，有一种生的热腾腾的寄望。

张进去世后，罗洁琪向我回忆起他在倾听时呈现出的模样。他先是静悄悄地不说话，就这么侧着脑袋，低着头看，要认真地等对方把话讲完，再正视着眼睛，回复对方。「你就感觉，你被倾听到了，然后他痛你所痛。他有很柔软的那颗心在。」

如果要总结张进的一生，一位朋友这么说，抑郁症给人一种黑暗的感受，张进是曾经在黑暗中的人，但他并没有被吞噬，而是勇敢走了出来，把自己变成了光亮，并给更多人带去了希望。这一切都归结在，他是一个有爱的人，并愿意成为那一个发光的人。

但张进没有等来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基地的记忆停留在了四月份离开之前的样子：在杭州市富阳区富春山麓，一条山谷入口的高坡上，一座独立的建筑俯瞰着连绵的土地、丛林与民居。他在这里迎来了第一批成员，他们一起爬山，挖竹笋，采茶。四月的杭州阴雨绵绵，后来，在一个放晴的日子里，他写下一段话：

「今天难得晴天，不上课了，再去远足。翻过高山，越过原野，走过村庄，转过一个山坳，一抬头，毫无准备地，基地突然跳入了我们的眼帘，它已成为一个地标式建筑。一瞬间，一股亲切感涌上心头——这里已是我们的家园，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无论长短还是深浅。」

张进曾说，在夜间行走，穿行在树的暗影中，飕飕的风声在耳边响起，身体轻盈像要飘起来。有一次，他在出差采访途中搭长途夜车，经过一片高原山群，那一刻的万籁俱寂给他极大的震动，他要求下车去感受，他说，是用了很大的意志，才克制住飞奔而去的欲望。

如今，在这片寄予他梦想的家园前，他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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