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购抗原、退烧药，佩戴N95口罩，备好酒精等各种消毒产品，是这几周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为了防疫做好一切“武装”，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无法拒绝、无可避免的一种修行了。
这样的处境，在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很多人就经历过了。那时谁家不会囤几瓶白醋，几包板蓝根呢？回想过去，今天的情景仿佛历史重演，但又非常不一样了。
这次的新冠，传播速率更快，来势更加凶猛，持续的时间更长，面临的社会环境也更加复杂，显然比非典的时候更加难以应对。
除去非典，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流行病还有很多，像09年在墨西哥兴起的H1N1，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猪流感”；还有13年的时候，东亚地区的野鸟和中国的上海、浙江、江苏的鸡群发生基因重配，又引发了H7N9型禽流感，这两次由动物引发的流感都在国内引起过相当的社会波动。
再看国外，全球性流行病也是频频发生。例如70年代在苏丹南部和刚果的埃博拉河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病毒，蔓延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疫情结束。2020年的6月，它又卷土重来，在刚果的西北部再次爆发，这已经是他们遭遇的第14轮埃博拉疫情了。
不可否认，现代世界的科技和医疗水平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但它往往给我们造成一种幻觉，觉得似乎我们对流行病有所思考和应对了。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一场场时间长短不一、规模可大可小的流行病，这一次次相似的历史事件都在提醒、告诉我们：面对瘟疫，过往我们所做的这些，还远远不够。
来源｜辉瑞x看理想《生命书单》
在今天这样的情境下，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本书——《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2019）。它由英国作家马克·霍尼斯鲍姆所写，讲述了近百年来人类面临过的九场全球性流行病，包括蓝死病、鼠疫、鹦鹉热、艾滋病、SARS等等。和中文版不同，这本书英文版的副标题是“one hundred years of panic, hysteria and hubris”，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世纪的恐慌、歇斯底里和狂妄自大”。这短短的三个形容词，除了将流行病的爆发原因追溯到了人类自身，还形成了一种回环解读方式，就是说，流行病的蔓延造成人类的恐慌和歇斯底里，但当战胜流行病之后，人类也开始狂妄自大起来，所以形成了下一轮的流行病、下一轮的恐慌和歇斯底里。大瘟疫的流行与人类的傲慢，就变成了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关系。这本书中记载的第一个流行病叫“蓝死病”，这是一种致死性很高的流感。之所以叫“蓝死病”，是因为据说染上这种流感的患者全身会呈现出一种深紫的色调，当时甚至有传言说，这不是流感而是黑死病。“蓝死病”还有一个更常见的说法，叫“西班牙大流感”。这个名字你应该并不陌生，但你应该也听过相关的辟谣，“西班牙大流感”并不是在西班牙产生的，而是因为当时正处于一战，各国担心流感情况的报导出来会扰乱军心，所以全面封锁了消息。只有当时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如实地报导了情况，所以就摊上了这个污名。这场大流感，其实最初是在美国的军营里爆发的。事实上，从1918年3月疫情的第一次爆发开始，情况就显得相当严峻了：短短三周内，美国芬斯顿营地就有1200名士兵相继病倒，他们先是发冷，紧跟着是高热、咽痛、头痛和腹痛。由于有很多患者因为虚弱而无法站立，所以这种病在当时还有个名字叫“击倒热”。
诡异的是，疫情总是在逐渐消失的时候，又卷土重来。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蓝死病反复爆发，从北美地区开始，之后席卷全球。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大规模的死亡。据估计，1918-1919年因“西班牙大流感”而死的人数约为5000万，这个数量是一战死亡人数的五倍，比近30年内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都多出1000万。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相当复杂。首先，是社会层面不够重视。这也有情可原，因为截止到1918年的夏天，人们已经有28年没有经历过流感大流行了，这种长时期的“安全”让人们丧失了对流感的警觉。而且，在春季爆发的第一波流感其实相对温和，很多患者在三五天内就会康复，只是一些人后期会发展为肺炎，当时这个并发症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另外则是，蓝死病前期的病症相对是很隐蔽的。它不像艾滋病或天花，会在人体上留下可见的印记或疤痕；也不像黄热病那样，会让患者呕出黑色的胃液；或者像霍乱，让患者发生难以控制的腹泻。就是因为它显得过于稀松平常，因而让人们产生了误判。书中特别提到，6月份的时候，英国军营里有一位名叫威尔弗雷德·欧文的诗人，他在给母亲写信的时候轻蔑地说：“三分之一的战士和约30位军官被西班牙流感放倒了。对我来说，这种病也太普通了点。因此我决心不凑热闹！”而以欧文为代表，人们对于流感的轻蔑和乐观态度也不能说是完全盲目的，因为大约三十年前，也就是1892年的时候，德国科学家理查德·普法伊费尔就宣称他找到了流感的“病因学答案”，说它是由一种微小革兰式阴性细菌导致的，这种细菌后来还用他的名字，命名为“普氏杆菌”，也就是指流感嗜血杆菌。既然已经发现了病因，所以当时世界各地的民众都相信，科学家们研制出流感疫苗是指日可待的事情。19世纪，在欧洲和全世界都弥漫着科学乐观主义，当时人们对流感的轻视，其实是建立在他们对科学的信任之上的，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其实是科学权威助长了这种轻视，最终却又辜负了人们的信任。不过，如果说普通民众和士兵对于流感的轻视是无意识的，那政客和军官们就不一样了。蓝死病爆发的时期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而前两次流感爆发的核心地点，都是在美国军方为培养新兵而新建的军营里。为了尽早开始训练，很多兵营在配备不成熟的时候就开始投入使用了，医院和其他医疗设备都没来得及配好。而且由于征兵的规模很大，兵营里很快就挤满了来自各种生态环境、免疫背景的人。混杂的人群、肮脏的环境和简陋的医疗，共同形成了流行病传播的幕后黑手。又因为每次疫情都爆发在新兵到达营地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战争，是那些拉开了战争序幕的政客、军官们制造了这一次的流行病。而当疫情暴发时，参战国的军官们总是因为“有更迫切的战事要烦心”，所以没有对疫情投注应有的重视，这样就将疫情导向了更坏的发展方向，造成比战争本身更惨重的伤亡。这个时候，科学家、医护人员们又在干什么呢？为什么没有出来纠正大众的错误认知，没有出来警示政客、军官们这场流感的危险性呢？这就会涉及“蓝死病”的第二个主要原因。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总结，那就是：对科学权威的盲从。其实那时候已经有研究人员发现，没有办法从所有流感患者的咽喉冲洗液和痰液中都分离出关键的病因“普氏杆菌”，这就说明之前的病因认知是有问题的，但他们却还是认定，“只要大多数医学权威认定‘普氏杆菌’是流感的病原体，那它就是了”。所以当实验失败时，他们不是去质疑权威是不是出了问题，而是不断地从自身找原因，努力“调整”实验方案和细菌培养技术，直到“能够越来越频繁地找到杆菌”为止。努力的研究不是针对问题本身，而是为了进一步验证已有的结论——这无疑是对科研领域的巨大讽刺。除了观念上的盲从，当时的科技发展也确实有限。遵循法国细菌学传统的夏尔·尼科勒和他的助手夏尔·勒巴伊提出，所谓的“流感杆菌”可能并不是细菌，而是一种比细菌更小的“滤过性病毒”，之后又用一系列的动物实验验证了他们的推断。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发展出在活细胞中增殖病毒的技术，电子显微镜也还没有发明出来，实验缺乏直接有效的证据，所以完全无法撼动既有的主流结论。直到20世纪30年代，利用鸡胚胎来培养病毒的技术才获得成功；再有电子显微镜的问世，才使得研究者们真正看到流感病毒成为可能，而尼科勒和勒巴伊的结论在历经了20余年之后，终于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可。但是，即便蓝死病的真正致病原因大白于天下了，时至今日，这场疾病还是留下了很多的疑点，其中最令人困惑的，就是为什么青壮年人明明拥有最强健的体魄，却会成为疫情中最大的患病群体呢？后世的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些说法，但都不够完美。著名流行病学家陶本博格和大卫·莫朗感慨说：虽然我们拥有了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流感的生态学、免疫学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使我们对其流行模式有了新的洞见，但“我们却更无法确定流感的决定因素和出现概率了”。这种不确定性虽然让蓝死病成了“一个神秘而弥久的科学谜题”，也成了人类流行病史上一场鬼魅般的噩梦，但或许这种“未知的阴霾”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地步，在病原体和疾病面前，人类永远需要保持谦卑之心。但遗憾的是，在21世纪的钟声已然敲响之时，医学明明已经很发达了，人类却仍然无法逃过传染病的大流行。而这一次，恰恰是人类文明过于发达导致了另一场流行病的诞生和快速传播。2003年3月4日，64岁的肾病科教授刘剑伦在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去世。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因为感染了 SARS，也就是俗称的“非典”，但死因在当时还未能查证。由于某种不明的传播机制，和刘剑伦同一层的其他16名客人也被传染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还包括航空公司的员工。72小时内，这16名客人又将 SARS 传播到了另外7个国家，包括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随后疫情蔓延开来，波及全世界30个国家和地区，SARS 由此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被称为“千禧年第一种喷气式飞机病”，正是航空技术的发达成就了它惊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之后的流行病学证据表明，“SARS 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但 SARS 病毒和流感病毒不同，它不能在空气中长时间存留，因此本不该造成大流行，但是由于城市环境中人口密集且流动性大，把这种“本不该”变成了可能的、可怕的现实。在惊慌中，人们纷纷冲到杂货店囤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锁上自家公寓的大门，并打电话、发信息四处通告亲友。当时的医学和一战相比，其实已经有了飞跃式的进步，科学家们在追溯 SARS 的病因时，很快就发现它其实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但这种病毒在当时的国际基因库中还找不到记录。一直到 SARS 爆发两个月后，微生物学专家管轶在深圳东门市场进行调查，发现那里兜售的各色野生动物，如貉、果子狸等是有问题的。在采集的动物样本中，管轶发现6只果子狸中的4只携带冠状病毒，而该病毒在基因上与人冠状病毒有99.8%的同源性，而且他还发现果子狸商贩身上也有 SARS 病毒抗体。这种现象说明，SARS 病毒之所以能从动物转移到人的身上，原因很可能就在于人类食用了携带病毒的野味。除了飞机和野味这样的新问题，对致病原因初期的认知失误、对疫情不够重视等在“蓝死病”那个时代就出现过的现象，其实也都在 SARS 这一波疫情中再次上演。而就像蓝死病在爆发之初被误判是由于细菌传染一样，SARS 一开始也被误会是禽流感病毒导致的。当世卫组织在从广东送来的样本中发现常规的流感病毒毒株后，就草率地将样本丢弃了，没人想到要去检查其他的病原体，因此错过了发现真正病因、阻止病情蔓延的最佳时机。虽然存在种种的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近百年来，人们对流行病的防范意识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还是有质的飞跃的：蓝死病的病因历经近20年才被基本确证，艾滋病只花了两年，而在 SARS 发生的一个月内，国际实验室合作网络就形成了。他们抛弃了学术竞争，为公共利益而合作，在短时间内共享了病毒的和最有效治疗策略的信息，让 SARS 的危害尽可能地减小。另外，科学家们现在对于查找确实的病原体也有了很强的意识，所以才很快纠正了此前认为 SARS 是一种禽流感病毒的说法，明确了它是一种冠状病毒。之后又迅速完成了病毒核酸测序，并开始追踪动物宿主，这样才有了两个月后管轶出现在深圳市场进行动物病毒采样的场景。而香港的医疗设备与1918年的美国军营相比，也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作为人口密度巨大的国际大都市，它的疾病传播率被大大提高，但香港同时也拥有配备着世界级医疗设施和最新诊疗技术的教学医院。绝大多数的香港卫生官员都接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们也有强烈的愿望将香港的临床和公共卫生标准建成国际的高水平。所以 GOARN，也就是“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它的建设者大卫·海曼才会感慨说：GOARN 在 SARS 事件中被证明有效“算是幸运”，因为疫情是发生在香港，如果是在其他“卫生系统不太发达的地区爆发，可能至今仍在传播”。不过，在这之后，国际知名的流行病学家罗伊·安德森认为，“这次对 SARS 的有效控制也带来了隐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便是自满。那种认为‘我们曾经成功过，我们就还能再成功一次’的情绪可能令人蒙蔽双眼，忽视真相”。环顾这几年的情况，安德森的这句话，就像是一个准确而可怕的预言。加缪在他的小说《鼠疫》中写道：“然而，不知何故，我们发现自己很难相信有什么东西会从天上掉下来砸在我们头上。在人类的历史上，瘟疫和战争一样频繁发生，而瘟疫和战争总是让人措手不及。”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瘟疫”大流行这件事上，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那么在新冠还在进行时的当下，我们能从这些反复发生的“人类大瘟疫”中学到什么呢？首先是显而易见的，新发传染病的流行速度正在加快。2002年，SARS 在全球的传播已经相当迅速了，而这一次的新冠从初发到遍及几乎全球的各个角落，也只用了四周。有人说，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与遥远国度的病毒之间其实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这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可怕，但确实不假。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传染病流行网上的一个节点。其次，进入新世纪的这几次流行病，对医疗行业从业者的启示则是，我们应该从更广阔的生态和环境中来寻找致病原因，而不只是局限于狭隘的微生物层面。马克在书中提醒我们，有70%的新发传染病都起源于动物王国。从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大流行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的非典，大多数疫情都可以追溯到所谓的从动物到人类的“溢出事件”。这让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仅，也不应该是人类主宰自然，我们不能盲目相信人类的力量，而要更加关注生态平衡失调、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理性地认识自然。从20世纪初的蓝死病到21世纪初的 SARS，再到当下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新冠，我们都能看到，哪怕只是以十年为单位，科研、科技都在飞跃式地进步，包括检测预警系统、疫苗的研发上市等等。但遗憾的是，病毒和细菌的传播依旧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扩大而倍增，而人们在疫情面前，还是很容易陷入惶恐和混乱。如何分配医疗资源，如何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平衡经济发展与民众健康安全，成为新的挑战。回顾“瘟疫”的历史，我们会更真切地意识到“全球流行病”的持续性，它并不是“会不会出现”的问题，而只是“何时会出现的问题”。但即使无法完全抗拒瘟疫的到来，我们仍然可以记得马克在《人类大瘟疫》封面上的提醒：摆脱我们的恐慌、歇斯底里和狂妄自大。如果还可以再加一句话，那我们想再加上一句：敬畏自然。也许在这样的前提下，人类才有可能在不可绝然消除的流行病面前，应对得更加从容，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本文整理自看理想节目《无限人生书单特别季：生命书单》第六集，内容有删减，点击文章下方「阅读原文」，免费收听完整节目。
撰稿人：孙之迪、夏秀文、张晓晨配图：《流行病：如何预防流感大爆发》
《非典十年祭》《传染病》
封面图：《机智医生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