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外交漩涡

辽沈战役的高潮阶段发生在1948年10月中下旬。

10月15日东野大军攻克锦州，10月17日长春起义，10月28日廖耀湘兵团被全歼。

廖耀湘部作为国民党东北部队的核心主力，它的全军覆没让沈阳的国军瞬间信心崩溃。

时任东北剿总司令的卫立煌于10月30日带着一众国民党东北军政要员跑路，将全部职责甩给了八兵团司令周福成。

卫立煌从抗战时期开始便与我党关系密切，他是首位访问延安的国军高级将领，曾给八路军赠送过医疗物资、通讯电话等，还留下一张跟毛泽东合影。

建国后卫总一度出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去世后葬在八宝山，可谓是人生如戏，假假真真。

从卫立煌10月30日溜号至11月2日解放军入城前的这两天时间里，沈阳城内随处可见成群逃窜的国民党士兵，局面一团糟。

大势已去，总司令都跑了谁还会留下拼命呢？

辽沈战役前夕，沈阳作为东北重镇云集了美、英、法等多个国家的领事馆。

他们跑得没有卫立煌和香港记者那么快，只能留下来等待解放。

当时包括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在内的西方国家外交官们均十分恐慌，大家担心二十年前的悲剧重演。

什么是“二十年前的悲剧”呢？

话说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至南京时，驻防的张宗昌部弃城而逃。

北伐军进城后怀揣着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发生了劫掠外国侨民商店等事件。

不仅如此，还枪击英国与日本驻南京领事，枪杀时任金陵大学副校长（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

这些不当操作正好给了列强干预的口实。

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指挥游弋在长江上军舰炮轰南京城，造成中国军民巨大伤亡，史称“南京惨案”。

此番沈阳国民党军弃城而逃的剧情与军阀张宗昌别无二致，城中散兵游勇横行之局面不亚于当年。

再考虑到中国内战期间美国先后资助了蒋介石集团近20亿美元，反美情绪高涨，来自敌对国家的瓦尔德等人感到害怕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他们是1945年以来第一批被解放的西方外交官，连个参照的先例都没有。

事实证明，美英外交官们是多虑了。

11月1日夜，解放军先头部队陆续进城；整个过程几乎没有枪声，更没有破门而入。

原来大军入城之前，担任沈阳军管会主任的陈云十分警惕，他多次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告诫有关外交侨民事务的敏感性。

作为经历过二十年代大革命的那一代人，很多东北局高层对1927年的南京事件记忆犹新。

天下大势正迅速向有利于我党的局面发展，万万不可因个别外交领域冲突激起英美等国干预中国内战。

正因如此，沈阳军管会在派兵保护外国领事馆的同时告知他们可以进行正常的商务活动。

大家相安无事。

渐渐地，美国领事瓦尔德的心情由忐忑不安转为兴奋。

作为驻华的外交人员，瓦尔德的心态与渡江战役后坚持留在南京的司徒雷登一样——从因私的角度十分希望美国国务院能承认中国新政府。

这样他就会成为第一个直接与中国共产党政权打交道的美国外交官，无疑是其职业履历中辉煌的一笔。

而恰恰在此时，瓦尔德收到了华盛顿国务院的来电，指示他：

“以非正式和私人交往的形式，与中共地方当局建立起工作关系”。

沈阳解放前后，东北局主要领导同志的分工如下：

林彪与罗荣桓筹备率东野大军入关南下；

高岗暂时坐镇哈尔滨大本营运筹帷幄；

陈云率部分东北局与东北军区机关从哈尔滨迁往沈阳，接管城市，恢复生产。

11月2日，陈云以沈阳军管会主任的身份率领接收班子入城。

与之同行的还有两位副主任，一位副主任伍修权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另一位副主任陶铸兼卫戍区政委。

军管会任命朱其文为沈阳市第一任市长，组织政府机构迅速展开恢复秩序等工作。

1909年出生的朱其文虽然年龄不大，却是一位老革命；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辽宁省、辽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哈尔滨市市长等职，地方工作经验十分丰富。

11月3日任命当天，朱市长的就职通知便被发往驻沈阳的美国、英国、法国领事馆以及苏联代办处。

这让美国总领事瓦尔德十分兴奋，认为机会终于来了。

他亲自起草了一份以“市长鉴”开头的官方公文并派人送往沈阳市政府，文中热情希望能与朱其文会面。

11月5日，朱其文在沈阳市政府市长办公室正式邀请美、英、法领事与苏联代办会面。

朱市长一边向他们宣贯新政府的各种政策，一边发放相关人员证件与机动车通行证等给他们，颇有一丝要承认其合法地位的感觉。

受邀赴会期间，瓦尔德敏锐的发现，会后朱其文单独留下苏联代办见面，沈阳市政府甚至专门给苏联代办配备了一辆崭新的吉普车。

正当瓦尔德因区别对待有些心灰意冷的时候，11月8日，朱其文竟亲自对美国领事馆做了回访。

朱其文六七十年代饱受摧残，曾被关押长达十年

11月8日一早，朱其文在两名翻译的陪同下走访驻沈阳外国机构，在美国领事馆内与瓦尔德会面。

瓦尔德十分兴奋，他向朱其文展示了一些美国工业与科技的书籍，含蓄的表达可以利用美国科技重建东北。

同时他郑重提出，美国对中国完全没有领土野心，只希望在商业和技术领域与东北保持密切协作。

朱其文则当场表示，美国人是受欢迎的，美国船只可以通过大连港将信件自由寄往解放区。

一番交谈其乐盈盈，在领事馆门口送别朱市长时瓦尔德难掩兴奋之情，似乎自己即将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新政权建立联系的第一通道。

不过他想不到的是，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朱市长。

11月8日当晚，陈云在军管会例会上严厉批评了朱其文回访美国领事馆并作出不当表态的做法。

大家十分担心美国外交官会将我方相关表态大肆宣传，以惹来苏联的不满与怀疑。

次日，沈阳军管会联名致电中央，就此事向西柏坡进行汇报并做自我批评。

11月10日，沈阳方面收到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复东北局电：

“我们对他们现在的领事应采取不承认，而只承认为普通侨民的方针，领事馆的电台原则上必须由军管会封存代管。”

周恩来的电报是与毛泽东谨慎商讨过的，他们不仅参考了陈云沈阳方面的来电，还重点考虑了高岗与驻哈尔滨苏联领事沟通后的意见。

即认为美国人待在沈阳不走有政治意图甚至军事情报意图，而莫斯科和斯大林会对美国的态度非常敏感。

那怎么处理呢？

干脆不承认他们的领事地位，让其自行撤离。

另外，复电中提到的“电台”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早在东北局内部的沟通中，作为军事将领的林彪便对可能发生的情报泄露风险表达了担忧，他和陈云谈道：

“毛泽东4日有电报来，打算调东北部队入关参加攻打平津的战役。不管东北部队何时入关，沈阳作为后勤大本营，安全工作必须做好。”

考虑到当时沈阳城中使领馆人员众多，且美国领事馆人员相当活跃，林彪首先关心的就是这些领事馆有没有电台。

如果有，一定要缴下来。

林陈二人还达成了一个共识——电台比暗藏的枪炮要厉害。

东北局召开会议。左起：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

接到中央指示后，陈云立即召集沈阳军管会负责人开会，正式提出收缴电台的问题。

随着军管会命令的下达，其他国家的领事馆纷纷上交了电台，唯独美国领事馆拒绝交出。

美国总领事瓦尔德在收到军管会命令的当天便致函陈云，希望保留电台。

他在函件中称：

“我们确实认为这样做会有损于本领事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电台，我们将无法与国务院和大使馆取得联系，这将使我们难以行使保护美国侨民利益的正常使命。”　

11月18日上午，瓦尔德收到美国国务院的电报，要求他务必坚持领事馆惯常的权利和特权。

面对不肯就范的美国人，陈云在再次请示中央，得到了强制执行的命令。

之所以西柏坡方面向沈阳表达出如此强势的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岗通过驻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马里宁传回的信息。

苏联领事直截了当的向东北局表达，收缴英美等国领事馆电台是莫洛托夫亲自表达的意见。

众所周知，作为苏联外交部长（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的莫洛托夫于莫斯科地位很高，他在外事领域的看法甚至可以代表斯大林。

有了莫斯科高层的直接表态，我方形成了一个基本意见，即解放战争后期涉及外事的政策先与苏联协商，力求一致。

莫洛托夫是列宁时代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是极少数在斯大林时期没有被打倒的早期政治人物，几十年来一直坚定站队斯大林

之后的几个月里，瓦尔德等人的处境每况日下。

他们既没有得到撤离的命令，又无法作为正常外交人员发挥作用，只能待在领事馆里百无聊赖。

由于电台已被收缴，瓦尔德等人成了断线的风筝，靠平日上街买东西时向市井小贩打听一点外界信息。

同一时期滞留在解放区的并不只是瓦尔德，还有驻南京的司徒雷登大使。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时，包括苏联驻华大使在内的各国使节大都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但司徒雷登却留了下来。

作为美国驻中华民国的正牌大使，他在南京大使馆等了整整一百多天。

周恩来指派司徒雷登燕大时的学生黄华（1976～1982任外交部长）赴南京与其接触，邀请他回燕京大学，并表示“可能一晤”。

请示一直打到马歇尔和杜鲁门那，各方权衡之后，杜鲁门做出让司徒雷登返回美国的决定。

不过与1949年8月离开中国的司徒雷登不同，瓦尔德一直“坚守”到见证新中国成立。

在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里，窝了一肚子火的瓦尔德因解雇薪酬问题同中国雇员发生争执，盛怒之下竟挥拳打人。

中方随即将其拘捕查办，以间谍罪和伤害他人罪提起公诉，后驱逐出境。

至此，轰动一时的“瓦尔德事件”被画上了句号。

杜鲁门直至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前都对将中国拉出苏联阵营抱有希望，曾深入论证过与新中国建交的可能。

从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49年12月被驱逐出境，瓦尔德经历了一番从座上宾到阶下囚的大起大落。

离开中国时他并不知道，下一次美国外交官踏上中国的土地会在二十多年后。（《基辛格访华》）

瓦尔德事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另起炉灶。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原中华民国时期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对所有要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秉持“先谈判后建交”原则。

在对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诺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前提下，再进行建交磋商。

往事悠悠，某种程度上看，这条基本原则一直延续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