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海盗美国”的生死思维

文 | 魏南枝

　　“像更古老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天定命运论一样，‘新边疆’口号中的现代化如此界定作为仁义之邦的美国的好处：它有能力帮助那些长期停留在文化和发展阶梯中较低位置上的国家。”

　　美国历史学者雷迅马在其《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一书中，将美国形容为“仁义之邦”，给美国以“先进文明”的名义对“落后”民族行使征服权披上华丽的外衣，还试图让受害者相信自己被抢劫被征服天经地义，这在本质上是用一整套美式逻辑来诠释其他文明形态的历史、规定其发展方向的文化殖民。

2022年5月15日凌晨，人们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枪击案 现场附近摆放蜡烛纪念遇难者 张杰摄

　　然而，美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翻了这套“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的打法：阿富汗在美国有70亿美元资产，先是被拜登政府冻结，接着又由一纸行政令被美国分走了一半，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以“保护阿富汗央行特定财产、维护阿富汗人民利益”为名，抢劫了贫困的阿富汗；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成立“跨大西洋工作组”，寻找俄罗斯富豪在美国和欧洲盟国中的游艇、豪华公寓、私人飞机和巨额存款进行冻结并没收，不但明确表示不打算归还这些资产，还要将其用于为乌克兰的国防提供资金。

　　美国长期以来鼓吹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沦为空谈，展示出其海盗式巧取豪夺那一面。

　　追本溯源，海盗文化一直是美国历史文化的一种底色，其内核是输赢观主导一切、为了获胜不择手段。

　　这种文化基因一直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外交。

　　美国人杰森·阿科斯塔是一名海盗的后裔，这名海盗曾在1814年的新奥尔良战役中为美国而战。阿科斯塔在佛罗里达大学进行研究时发现，“如果没有海盗，英国可能很难占领美洲殖民地”。这一观点与不少历史研究者的看法一致——大英帝国的崛起及美洲殖民地的建立与私掠船制度密不可分。

　　早在1243年，为了攻打法国，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就发明了私掠船制度，使英国成为海上私掠文化的发源地。所谓私掠船，通俗名称是“皇家海盗”，官方说法是“在战争时期获准攻击敌方船只的武装民船”，其实质是国家支持的海盗行为，背后是充斥着丛林法则的强盗逻辑和维京海盗式生存方式的延续。

　　到了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急于在美洲分一杯羹，而自身的海军实力又不足以直接与西班牙人抗衡，于是，私掠船再度登场。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开启的大航海时代，英国已成为海上私掠行为的最大支持者，并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全民总动员”。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航海时代，英国人最看重的并不是北美大陆的广袤土地，而是西班牙人在所谓“新大陆”上掠夺的黄金白银。

　　乘坐“五月花”号移民北美大陆的那批清教徒开拓了普利茅斯殖民地，后来被美国史学界尊崇为胸怀政治神学使命的朝圣者和“山巅之城”的缔造者。

　　事实上，普利茅斯殖民地并非英国人在北美大陆所开拓的第一个永久殖民点，“五月花”号本质上也只是英国的大航海时代、英国对美洲乃至全球进行掠夺的组成部分。

　　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海上霸主英国就是靠着一群海盗起家的，美洲殖民地的建立与私掠船制度密不可分，此后，继承了英国基因的美国，则是通过宗教手段为其追求“发财梦”所实施的私掠、屠杀行为赋予了实现“宗教梦”的高尚性。

　　在这一过程中，普利茅斯的宗教属性发挥了极大作用，因为建立这块殖民地的清教徒声称财富是上帝恩宠的象征，追求独立和自由是美利坚民族之魂，美利坚民族作为“上帝选民”要命运一体化。这种意识形态塑造，既为美国独立所需的世俗化氛围创造了条件，也为美国向西部推进、开拓“新边疆”赋予了“道义”。

　　如果说1492年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本质上是“资本的大发现”，那么开拓“新边疆”就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联手用持续了二百年的“美洲印第安人战争”和殖民扩张等完成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对此，阿科斯塔指出，美国独立、建国过程中的行为模式与海盗有不少相似之处：

　　一是海盗在海上和陆上打劫、掠夺与美国国父们在开疆辟土和对待北美大陆原住民等方面具有同样的“开拓精神”，这背后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二是“海盗法典”的内容与精神和《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极为相似。例如“海盗法典”主张所有船员都有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与美国的人人平等立法原则是一致的；再如，美国国会有权授予“私掠许可证”至今仍体现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中。

　　三是海盗的组织分工和美国的三权分立、制衡政府如出一辙。比如，海盗船长和美国总统都是选举产生的，海盗集会和美国国会的运行机制类似。

　　四是海盗和美国国父都重视法律规则、民主代表和正当程序，但都只强调程序正义，不谈目的正义和实质正义。

　　阿科斯塔认为，对美国而言，海盗们应当与美国的国父们拥有同等重要的历史地位。

　　海盗文化的一个显性特征是野蛮掠夺和扩张。阿科斯塔发现，海盗与美国国父们有着同样的“开拓精神”，只是前者背负了太多恶名，后者却被不断神化。

　　美国从一开始就声称自己不搞英国和法国的旧殖民主义，强调自己是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在各种叙事中也把自己形容为进步的、先进的国家，美国历史学家方纳还声称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的政策和体制代表了一个应为其他国家所仿效的榜样。

　　然而，美国树立的这个“榜样”，不过是“硬掠夺”和“软掠夺”的结合体，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塑造民族国家、在北美大陆攫取和占领领土、谋求区域乃至全球霸权三者几乎同步进行的“榜样”，是一个没有改变其海盗式掠夺本性的“榜样”。

　　先看“硬掠夺”。

　　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美国的建国者把印第安人描绘成异教徒、野蛮人，声称必须以基督教和“文明”的名义杀死他们。1864年指挥沙溪大屠杀的约翰奇·温顿曾是卫理公会牧师，他在传教时说：“任何同情印第安人的人都该死！我是来杀印第安人的，我相信在上帝的保佑下，使用任何手段杀死印第安人都是正确和光荣的。”

　　林肯颁布的《宅地法》给了白人殖民者巨大的土地诱惑，政府、传教士、军队、银行家、土地投机商、贸易商、新移民……共同组成“拓荒者”推动西进运动，而西进运动所塑造的开拓、进取、革新等美利坚“开拓精神”的背后，则是印第安人流淌的鲜血。

　　美国于1781年赢得独立，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完成建国历程。但是，在尚未实现统一之前，美国就于1819年声称“北美大陆应该成为我们所属的领土”，于1823年推出“门罗主义”不容欧洲列强干预美洲事务，于1845年以“昭昭天命”的名义阻止欧洲列强干预美国从墨西哥手上抢来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

　　凭借着在西进运动和工业革命中的积累，美国又在实现统一后迅速攫取了区域霸权：于1898年打赢美西战争，把古巴变成它的“保护国”；于1903年策动巴拿马独立，攫取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和永久租让权；通过推进其主导的泛美体系，以“金元”政策影响、支配了拉美国家……

　　19世纪末，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并开始更加大胆地“靠实力说话”。

　　1904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出的所谓“罗斯福推论”，对“门罗主义”进行了延伸并将美国定位于文明等级的高端，声称“在美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会最终需要某一文明国家进行干涉，而美国在西半球遇到这种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的罪恶昭彰的事情，为了恪守门罗主义，也不得不勉强施行国际警察力量”。

　　1917年，已有全球扩张欲望、欲施行国际警察力量的美国再次对既往政策做出重新解释，推出威尔逊主义这一解决世界秩序问题的“美国方案”，宣称“美国基于自己的善意领导一个世界，却无需对这个世界承担刚性义务”。

　　经过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世界领导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国力行使了“类世界政府”的职能长达数十年，逐渐构建起一个以美国为中心、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周围、广大亚非拉国家因主权受到种种限制而处于“边缘”或“依附”地位的世界体系。20世纪末冷战结束后，西方中心主义进一步演变为美国中心主义。

　　在这种世界体系下，美国不再采取“日不落帝国”的策略进行旧殖民主义式的“硬掠夺”，而是通过更松散的“软硬结合”方式实施控制和掠夺——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以间接控制为主、直接干预打压为辅，目的是推动其主导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向全球各个角落蔓延，通过隐性盘剥和操控全球资源来强化美国的世界霸权、保持美国的内部稳定。

　　在经济上，以提供“援助”的形式，通过附加条件苛刻的贷款、不平等贸易等手段建立制度性利益输送通道，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脉，对这些国家实行掠夺，并不断利用其金融霸权通过量化宽松等政策转嫁危机给他国。

　　在政治上，声称美式民主具有唯一正确性，将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和文化定义为对“自由”的潜在威胁，通过培养或扶植代理人来控制其他国家，通过“颜色革命”强行推广美国制度和价值观。

　　在军事上，一方面以提供军事援助的形式，通过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军队等，实行变相的军事占领；另一方面通过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对“陷入麻烦的地区”进行强力干预。

　　美国中心主义的实质，是美国对全球资源的“软掠夺”，为了显示其并非旧殖民主义，美国刻意打造了一套“普世价值观”，把海盗逻辑用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话术包装起来，将自己的行为说成是正义和道德的。而一旦这些话术成为其霸权的束缚，就会撇开道德外衣，例如得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兰斯·古登就提议恢复“海盗”的合法地位，以扣押俄罗斯受制裁公民的财产。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美国能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控制，强迫其接受美国的经济金融制度，神化美国的价值观，掌控国际话语权和世界规则的制定权，直至取得全球霸权，这背后的重要支撑仍然是美国的军事霸权，其底层逻辑仍然是“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

　　“恐惧在美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枪支的自由流通今天依然是美国社会的特征，这不仅是个人主义和自卫能力的象征，而且也是狂野、暴力和充满危险的历史的一种延续。”

　　法国学者多米尼克·伊莫西在其《情感地缘政治学》一书中所说的美国的“恐惧文化”，很大程度上植根于海盗文化的强烈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使美国即使取得了世界霸权地位，仍深陷于有我无你的生死抉择思维之中。

　　美国的恐惧文化也与其霸权理想构成了一种悖论：

　　一方面，美国希望甚至要强迫他国效仿自己。这源于美国的政治神学使命，它有将自身的价值观念“普世化”的冲动，希望他国认同、效仿和膜拜美国，力图将其以“文明”伪装的强盗逻辑变为世界各国认同的“自然法则”，将美国对外实施的颠覆与侵略及其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道义化。

　　另一方面，又要遏制、禁止他国成为自己。基于“美国例外”的现实主义界定，它绝不容许任何国家成为另一个美国，更不可以挑战美国霸权。

　　在这种悖论中，安全和霸权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以构建安全和消除恐惧之名掠夺其他国家，就是为了维护美国霸权。

　　处于上述悖论中的美国，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寻找新的敌人或对手，奉行“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哲学：

　　首先，以不断树敌来提高美国自身的危机意识，并采用主动进攻的方式促使自己不断强大。

　　欧洲列强，包括美国的宗主国英国都曾是美国的敌人。此后，苏联、欧盟、日本都被美国作为对手打压。即使是体量不大、能力不强的国家，只要威胁到或者可能威胁到美国在某一区域或某一领域的利益，美国也要主动发起挑战。例如，美国对触碰了美元霸权的伊拉克发动了战争，站出来用欧元结算石油的萨达姆被处以极刑。危机意识下，美国不分盟友与宿敌，只要有成为美国对手的可能，就要彻底遏压，绝不手软。

　　针对其他国家的企业、组织和个人，美国经常以“构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为由进行打压，包括日本的东芝、法国的阿尔斯通、参与“北溪2号”项目的欧洲企业、中国的华为……即使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美国甚至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商业活动，也要被美国的长臂管辖以反管制、反腐败、反恐怖主义等为由进行设限打压。

　　其次，以强大的外部压力来弥合内部分歧，制造和利用恐惧感迫使民众团结对外。

　　美国没有原生文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原住民等共同组成了“美利坚民族”，其内部始终存在基于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多重身份认同之间的角力。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分析认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是绵延不断的战火淬炼出来的，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才真正开始建立国家认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巅峰。一旦没有了敌人或对手，“我们是谁”就成为美国的大问题，因此它必须不断寻找新的敌人才能弥合内部与生俱来的各种撕裂，才能重振美国的核心文化和国家认同。

　　最后，对外转嫁危机和推卸责任，让危机的破坏性更多由战略对手承担，以此变相实施掠夺。

　　1962年，利用古巴导弹危机，美国以所谓提供安全保障为由在世界各地布局了军事基地；1971年，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将美元打造为事实上的世界信用货币；2008年，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美国在欧洲制造了欧债危机，消除了欧元对美元霸权构成威胁的可能性……美国在推动以美元为枢纽的金融资本全球扩张的同时，不断改变甚至颠覆全球产业链条和分配体系，从其结构性不平等中渔利并且对外转嫁了其内部矛盾。为此，美国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甩锅”机制——制造危机或者在危机来临时，迫使或诱使其他国家承担其转嫁危机的巨大成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曾经有很强的公信力，因而大量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购买美国国债甚至把黄金储备放在美国。然而，今天的美国，哪怕其道义的外衣再华丽，都遮蔽不住战争、劫掠、“甩锅”、收割等折射出的海盗基因。美国历经艰难建立起的国际公信力，正在被自己摧毁。

刊于《瞭望》2022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