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被视为“异类”，日后却成心理学大家，她用一生研究为中国人才选拔带来质变

这个冬天，很多人离我们而去。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发布了一份讣告，缅怀95岁离世的心理学家张厚粲教授。

张厚粲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但在她厚重的履历上，其实有不少关于考试和教育的心理学研究。我们如今觉得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和做法，都有赖于她。

张厚粲教授

是她首次把认知心理学引入中国。而这个学科对认知的很多研究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概念：学习就是认知结构不断变化和重组的过程、良好的认知结构是学习的核心等。

也是她第一个把心理测量理论带入中国考试。1985年，她应教育部的邀请，为地区招办以上的培训班讲测量理论，使中国高考进入了标准化，也让很多教育人了解了心理测量在科学选拔人才方面的作用，

2016年，在美国举办的国际测验行业协会（Association of Test Publishers, ATP）年会上，她不仅获得当年的ATP全球公民奖，还被同行誉为“中国现代心理测验之母”。

不得不提的还有她对心理学几十年如一日的严肃态度。6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刚恢复心理学专业时，作为系里唯一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老师，更是一个人扛下了多门专业课。

她不爱搞噱头和虚名，一心钻研研究和教学，培养的学生里不乏林崇德、郑日昌、孟庆茂和程正方这样的心理学大牛。

心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经历过低谷，也遇到过很多困难。在一次讲座中，张厚粲曾谦虚地说，自己是个“不文不理，既自然科学又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的人，一个马马虎虎、经历不怎么顺当的人”。

如今，心理学和教育的关系已经比几十年前亲近了许多，不少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在改变大家的教育理念——教育不再是只求成绩或一个结果，它更加看重孩子的感受，更加看重学习的过程。

而回看张厚粲教授为心理学奉献的一生，她留下的遗产除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还有她看待心理学和教育时超越时代的视角。

  被归为“异类”，

更笃定因材施教

张厚粲和教育的缘分，是有家族渊源的。

晚清名臣张之洞是她的爷爷，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开拓者。他创办了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再到各类实业学堂和综合大学堂，一整套新式教育体系。这套体系也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

虽然爷爷在张厚粲出生前几十年就过世了，但或许真的是有缘，张厚粲在日后坚定地选择了心理学，并且也在教育领域颇有研究。

从小，张厚粲就有些桀骜不驯。父母不在身边，家中有的是 “一队管家佣人、一队家庭教师”。和温婉的姐姐不同，张厚粲天资聪颖，却最是顽皮，甚至有些不服管教。

兴许是家人想让她收收爱玩的性子，5岁，还不到上学的年纪，张厚粲就被送去北京师大二附小，和二姐一起读书，是班上最小的学生。

可结果呢？她成了让老师“头疼”的学生。

“那时我太能闹了，不怎么读书功课却照样好，是老师头疼的‘名学生’。那些书太简单，不值得一念，可我的精力该用在哪儿呢？”

别人写作文能用3000字尽情描述，她却偏“不爱用那些个形容词”，写到500字就停手，正好达到最低要求。年纪小，精力旺，有时还会干扰课堂秩序。

另一方面，她虽然不会唱歌，却会认五线谱，靠乐理知识挣分数；最拿手的体育就更不用说了，滑冰、游泳 “如走路般熟练”，还在几百人团体操表演中担任过领操员。

也许是为了释放过剩的精力，她还会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做。5年级学英语，6年级学日语，还跟着补习的法国老师学法语。这个爱好和习惯甚至延续到了后来，在大学因心理学而学德语，工作后自学俄语。

“那些好的老师也不讨厌我，还给我不错的分数，基本上承认我算是好学生之一吧。”但是，也有不一样的情况。

有位数学老师要求她写作业，张厚粲回答，自己已经会了。她不明白，为什么已经学会了的知识，还要在作业本上写？

因为不喜欢写数学作业，张厚粲就不写；而数学老师也很不客气地屡次给她记零分。

这些老师看待学生的眼光千人一面，教学方式又刻板不懂变通，也从没想着去了解学生的想法，这让张厚粲很是苦闷。

虽然，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因材施教”这个概念，但已经对改变这样的教育有了信念。而能“探查别人内心”的心理学，就成了她眼中的不二选择。

14岁初中毕业时，身边的同学有的想学化学，有的想学物理，还有的想学医学，想报考心理学的张厚粲显得格格不入。

待到高中毕业时，同样的场景再一次上演。大部分同学都想报考化学和物理，唯独张厚粲还是坚定地选择心理学。她的决定让老师们感到惊奇又遗憾，因为他们都曾觉得她应该去上数学系。

“因为自己的‘异类’，我深深体会到人各不同，对‘因材施教、知人善任’心向往之。可怎么就没人知道我要什么，没人因我这材来施教啊？好，我自个儿摸索！所以，我认定心理学了。”

到了1945年暑假，因上海遭日军轰炸，张厚粲不得已从震旦学院插班考入辅仁大学心理学系。当时班上就只有七八个学生，后来同学又接连转学或出国，等到毕业时，班里只剩三个学生了。

而张厚粲则是三个中最优秀的，因而留校任教，后来又在心理学界奉献了一生。真应了她当年的志向，要一辈子认定心理学。

一心求真务实，

遇到困境也没有踌躇

人遇到困境，难免踌躇。但张厚粲不是，她处理事情只看这件事能不能对心理学事业发展有益，是不是对学生的成长有帮助。

6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刚恢复不久，师资不算充足，作为唯一一个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老师，她主动承担了好几个年级的多门专业课。白天甚至忙得都没时间坐下来，和学生讨论问题，为他们解答疑问。

但是，张厚粲家的大门永远为学生们敞开，学生们待到晚上下课，就跑去张厚粲家中找她。师生总是一聊就聊到12点，学生们也总是翻墙回宿舍睡觉。惹得张厚粲的女儿后来都抱怨：“他们可以不可以早点走？我还得睡觉呢。”

其实，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张厚粲的原则是一致的，只为求真和务实。

张厚粲教授和学生

80年代初，50多岁的她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美国心理学界都在传，心理学就要迈入一个新阶段了——认知心理学逐渐成为当时最前沿、最热门的研究领域。

张厚粲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前沿动向。回国以后，她立刻开设了认知心理学课程。她第一个把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引入中国，让国内的研究者也即时地搭上了通往国际上最前沿、最热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快车。

而《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中文版的多次修订，更能明显地看出她较真的劲儿。

1979年，她就开始主持修订《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二本的中文版。虽然是引进国外的量表，但在设计给中国孩子的问题时，她一点也不含糊：

选取1833名儿童初测，再根据数据逐题分析，单单修改题目这个工作，就花了两年时间。之后，又再次在全国实测，继续完善。最终测试人数达到2237人，整个修订工作历时六年。

只有这样精心设计的题目，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实现她当初那个“因材施教”的理想。对于那些粗制滥造的测试题，她也毫不客气：“他们只顾赚钱，心理测量的名声好得起来吗?”

1986年，《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二版中文修订版终于发布，此后在国内一直被使用了30多年。后来，她又以同样的态度，参与修订了《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四版、第五版的中文版。

“求真务实”，不仅是张厚粲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学生的要求。她绝不允许学生偷懒或投机取巧，因而有了个“全校最难对付的导师”的称号。

一些刚入门的学生不了解她，总会想着在研究上走走捷径。拿着只有个大概的研究框架去请教，幻想着老师能指点迷津，直接给自己指一条“康庄大道”，省得自己在研究的时候走弯路。

但这些根本瞒不过张厚粲。每到这时，她要么抛出一个接一个问题，问到他们说不出话来，要么只是扫一眼，就不再说话。

首都体育学院副院长谢军也曾在张厚粲门下读博士。有一次，她约好和张厚粲讨论自己的阶段研究内容，没想到刚走到办公室就听到里面传来大声批评的声音：不够用功，研究思路跑偏。惊得谢军赶紧调换掉不那么成熟的汇报内容。

后来，只要是张厚粲带的学生，都养成了讨论的习惯。学习或研究中有疑惑时，大家会先组织小范围的研讨，只有在谈论过后还解决不了的疑问，才会去请教张厚粲。毕竟，在她这里，没有糊弄一说。

也正如她自己说的：“我这人只讲道理，别的什么都不讲。”

从经验走向科学，

她用心理学为教育带来质变

张厚粲在心理学耕耘几十年，有不少研究都和教育有关。尤其是她对高考的研究，不仅改变了高考的面貌，命题、考试方式等开始从依靠经验，走向依据科学，这些都离不开心理学带来的科学认识。

还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心理测量在人才选拔方面的科学性，也改变了很多人对考试、测评的认识。

高考恢复以后，张厚粲认为这是国家重视人才、尊重知识的信号。她就想看看高考的试题出得怎么样，能不能选出人才来。

她对高考的研究，让人很难不想到张之洞，当年也上书痛陈科举的危害，使已经迂腐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现在看来，这像是祖孙两人冥冥中的缘分。

不过，研究的开始是艰难的。当时，张厚粲带着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本科生着手研究。可是国家教委对此却并不重视，不愿意提供数据，还觉得是张厚粲带着学生在瞎胡闹。几次厚着脸皮上门，他们也只拿到了部分数据。这样进行的研究，终究是不完整的。

相关论文

转机出现在1981年。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来中国考察，张厚粲和学生的提问引起了ETS的兴趣，ETS专门上门拜访。一开始系主任不知对方的来意，还以为是张厚粲把娄子捅到国际上去了。

和ETS的交流中，张厚粲和学生们也介绍了自己对高考的研究，虽然数据不完整，但还是让ETS赞赏有加。这也改变了国家教委的态度，开始意识到考试研究的重要性，为了支持张厚粲的研究，他们这次提供了几年来的全部高考数据。

张厚粲教授访美

当时的研究条件不可谓不艰苦，研究团队就靠几个计算器和纸笔，统计全国高考的海量数据。但对张厚粲来说，更苦涩的还是之后的分析结果——当时的高考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众多科目中，只有数学高考成绩可以比较好地预测学生在大学的成绩，政治、语文等科目的高考成绩则鲜有预测功能。这就说明，这些试题在检验出学生水平方面，效果并不好，不能很好地筛选不同水平的学生。

为什么会这样？

张厚粲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命题组还在沿用经验式的命题方法。她在论文中写道：“再好的售货员不用尺或秤，而仅凭经验卖布卖糖是会出错的。同样，再有经验的教师仅凭经验来编制测验也并不可靠，很难保证试题质量。”

比如大家普遍认为，论述题可以很好地考查学生的组织材料能力和创造能力，于是，“有些文科卷子，只四大道论述题平分天下”。

张厚粲教授与国际心联执委会委员合影

可却忽略了评卷人的主观因素影响。导致1983年高考，同一份语文卷在不同省份的评分差距高达33分，在省内的评分差距也有23分之多。其中差距最大的就是作文，满分45分，评分差距可以达到27分。如此巨大的差距，还怎么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

因此，张厚粲建议要多采用高质量的客观选择题，既能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又能减少评卷人的主观影响。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分数的公平问题。

当时的高考，看的是各科卷面分相加后的总分。乍一看很公平，但张厚粲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比如1984年高考，最有质量的数学卷难度很大，各省的及格率最低的只有0.73%，学生的卷面分数自然低。这就导致对总分影响较大的科目，不是数学，而是前面说的评分差距很大的科目。这样一来，考试的公平性就打了折扣。

针对这个问题，张厚粲又提出了用标准分代替原始分的建议，也就是通过一套公式把原始的卷面分进行换算。这样的处理方法，如今不仅能在高考中看到，中学的学业水平测试，以及其他考试都能看到。可见张厚粲建议的影响之深远。

张厚粲还在论文中，结合几位小学生学习四则运算的案例，说明精心编制的测验可以把复杂的技能分解为一些基本思维、操作过程和基本能力要素，不仅可以指出学生的错误数量，还能指出错误的性质和根源。

到2017年，也就是高考恢复40年后，张厚粲提出的很多建议已经实现，足见她的高瞻远瞩：

现如今，不仅心理学的研究者关心考试，很多教育专业出身的研究者也越来越注重考试在人才选拔和教育方面的作用。

考试的重要作用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也不断得到验证，比如脑科学的研究就发现，除了评估、打分、排名，考试也是验证学习成效的工具，是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经常被运用的知识会学得更好，犯错以后即时纠正也能提高学习效果，这些都是考试可以发挥的作用。

可以说，到了这一步，考试不仅仅是因材施教的依据，也是因材施教的手段之一。张厚粲童年时的那个愿望，真正在她的研究生涯中一点点变成现实。

张厚粲教授的一生，说著作等身一点都不为过，这里介绍的也不过是她研究的冰山一角。

对教育工作者，或者父母来说，完全了解她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能是很困难的，但这完全不影响她治学态度带给人的启示——不看虚名，不讲噱头，只讲科学的道理。

而外滩君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则是她在纪录片中说的。那时，她对心理学的了解早就比少女时代要深刻许多。她说“我觉得人各不同，我把心理学学好，使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他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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