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首个立法支持“尊严死”:我们与4000位粉丝聊了聊「我所向往的死亡」
这不禁使我联想起之前的一系列社会新闻:“金马奖影帝陈松勇因病去世,生前要求不插管不急救”;“杭州87岁老人肝癌晚期,但坚持拒绝化疗,打麻将、吃牛肉粉,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球王贝利去世前一个月转入临终关怀病房,在家人的陪伴下度过最后一个圣诞直至逝世”......能够保留走向死亡时的“尊严感”似乎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与心愿。
比起死亡的必然性,我更害怕经历一个“疼痛不堪”的死亡过程。这一点我在癌症晚期病人身上见过。一是肿瘤生长本身会疼,另一个是来自治疗的副作用。两者叠加到了末期,即使打杜冷丁、吗啡也并不能有效缓解,所以才有病人因为疼得厉害求着家属和医生说自己不想再治了。我相信这种无法驱逐、持续剧烈的疼痛是绝望的,是能够把人“杀死的”。 而如果只能这样死去,何来尊严呢?换做是我,绝不在医院呆着,想做什么就去做,最后找个阳光明媚的天气,自己选择死亡。能保留这样一种权利,更关乎尊严。 ——夜子,医学生,男,23岁
对于死亡,我最担心的是给人添麻烦,比如拖累父母、另一半或者孩子,给整个家庭带去沉重的负担。所以我想象中的死亡最好是那种突发性的像心梗、意外这种,哪怕会给家人带去一时的打击,也比长期的消耗强。否则我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是由别人的痛苦托起的,每个人都陪我一起煎熬,这样的“生”我觉得不值得。 ——老刘,创业者,男,30岁
妈妈在生我的时候大出血,靠输血得救。后来我爸就养成了每半年献血一次的习惯,算是一种对献血者的报恩。这也让我对自己的生命一直持有一种很微妙的态度,好像我的命从来不只是我自己的。前段时间我进行了遗体捐赠登记,是和爸妈认真聊过并得到他们支持的。 死亡是一件来得很随机的事情,所以我不是很在乎“死的过程”。只要想到死后我的身体还能够帮助到其他人,哪怕是做大体老师(“遗体捐献者”的一种尊称),也是很有尊严的。 ——塔塔,女,28岁
尊严死vs安乐死vs舒缓疗护:
尊严死:
安乐死:
尊严死vs安乐死:
第一次听到安乐死我是非常支持的,觉得有这样一个选择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包括我妈妈确诊肺癌晚期后,说不想以治疗为目的做任何手术和检查,我也尊重她的选择。 直到她开始频繁地说自己很疼很痛苦,我们决定尝试以“止疼”为目的的安宁疗法时,我慢慢发现当她的疼痛被真实有效地缓解,疾病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也变得“可以承受”了。尽管妈妈最后还是走了,但她的离开让我意识到,我们应该帮助病人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想着提前结束生命。 ——刘荣,女,45岁
舒缓疗护:
KY的主创中,有一位曾经从事过儿童临终关怀的工作,六年前的访谈中,她也对自己的职业经历进行了详实的分享(后台回复“关怀服务”,查看更多与临终关怀有关的故事)。
某种程度上,舒缓疗护与安乐死的整合,推动了尊严死的实现。
今天,我们为何讨论
“有尊严的死亡”?
活着的时候,我们总想问: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对死亡尊严的如此追求,恰恰也是对死亡焦虑的深深对抗。
我们有权利和条件去做自己死亡的“设计师”吗?
帮助我们破除死亡恐惧、缓解死亡焦虑
在回答问卷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恰恰就是对“没有尊严的死亡”的害怕。一想到以后老了可能要卧病在床不能生活自理,24小时需要人照看,我就觉得喘不上气,不敢继续往下想。 所以我觉得从现在起,就有必要为自己老年的生活提前做规划跟准备。我定了一些小目标,比如好好锻炼身体,做好每年一度的体检,找个合适的机会预先立好遗嘱。目标定好后,我心里就感觉平和、踏实许多。因为当我知道死亡也可以是一段能够被“准备”、被“选择和改善”的体验时,死亡就不再那么可怕了。 ——nn,女,29岁
帮助我们更有能力应对现实中的生离死别
舅舅确诊肠癌晚期,只剩3到6个月时间。家里怕外婆接受不了,一直瞒着不让说。但在和舅舅的交流中我发现,他其实有很多话想和外婆说,相比住进医院他也更希望能在熟悉的家里和亲人的陪伴下离开。后来我跟表姐主动与家里长辈商量,劝说他们尊重舅舅的意愿把他接回家,并把真相告诉外婆。 最后舅舅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走的时候没有受太多苦,外婆也比我们想象中都坚强,能有机会在儿子生命最后几天陪他讲讲话好好告别,避免了一生的遗憾。我也很庆幸自己当初做了那个勇敢的选择,帮助舅舅有尊严地离去。 ——打不倒的小王,女,25岁
帮助我们更有质量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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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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