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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应变之道——写在“后疫情时代”

中华文明的应变之道——写在“后疫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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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6700字 | 阅读需14分钟

前文链接:“变”是世界常态——写在“后疫情时代”

对于文明而言,湮灭有其湮灭的理由,存续有其存续的理由。中华文明历经人类历史上的无数变迁,存续至今并仍生机勃勃,原因在于其能够很好地应对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正是变化。中华文明深谙变化之道。阴阳、五行理论,正是以变化阐释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生命的变化,以及社会发展兴衰的变化,天地、自然、人事,无所不包,皆在变化之中。

如《易经》,其核心就在“易”:所谓变易、简易、不易。易即变化,变易是承认一切都在变化;简易是抓住了变化的规律,它很简单;不易是变化背后还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要守住的大道准则。可知,世间万物从无固定永恒,变化是其真理。《易经》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经典,研究的核心就是万物的变化。当其他文明还在努力面对变化时,中华文明已经在研究变化的规律,并由此预测变化,乃至主动创造、引导变化。中华文明的这一思维特征,决定了我们不会恐惧变化,不会排斥变化,只会视之为寻常,并用智慧去驾驭变化。

又如中国传统医学。以《黄帝内经》为例,这又是一部“变化”的经典,关于生命的变化经典,背后充满了哲学思维和生命智慧。人与天时、人与地理、人与自身(性与命),种种错综复杂的变化,交织成为一个整体的生命。这个生命体不单单指人自己的生命体,而是将他所处的环境、他的生命过程与他结合,共同视作一个大的生命体。这样的视角和视野,是令人惊叹的。很多人觉得中医不科学、不标准化,其实,生命体的本质也是一种变化,它不可能标准化。因为时间在变,地点在变,人心在变,细胞在变,一切都在变,千人千样,同一人不同的时候也会千变万化。所以,不是传统医学不科学,而是人的思维方式不科学,还没有真正认知到变化的真相。

中华文明应对变化的智慧


中华文明强调变,一直也在研究变,这是一种智慧。比如,阴阳学中的此消彼长、循环往复,五行学说中的相生相克,都体现了事物彼此之间时刻不停的关系变化。而传统医学也总是注重时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对象的变化,甚至心理的变化,这种对变化的敏锐把握,其实是中华文明中的精髓。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面对变化时,从不盲目对抗,而是顺势而为。先顺应变化,再达成有为。这个过程一般经过五个步骤:

首先,全然接受变化。也就是说,当变化来临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接受既成事实。当我们全然接受这种变化的时候,就不会再有那种无措感和恐惧感。

其次,深入地了解变化。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行动的指导和依据。保持理性,保持冷静和客观,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去了解变化,对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至少不会人云亦云,不会盲目从众。

第三,慢慢改变自身来适应这种变化。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智慧,也是老子等诸多智者所提倡的智慧,即像水一样,能够顺应地势、地形,顺应容器,顺应温度,顺应不同的使用目的,改变自身的形态,而依然是水。

第四,在变化中寻找机会和着力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变化中既有挑战和考验,当然也蕴藏了新的契机。变化也许结束了某些旧事物,但一定也同时开启了新事物。所以,顺应变化并不是躺平,更不是摆烂,听天由命。而是在顺应中寻找变化带来的新的生长点。

第五,掌握主动权,扭转或创造局势,超越变化。这其实是一种很深邃的智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中华文明给我们的智慧锦囊,无论是面对个体生命中的变化,还是整个世界大局势的变化,道理是相通的,应对的变法和原则也是相通的。

中华文明的应变之道,一面是变,还有一面是不变。有变有守,才是完整的应变之道。变的是跟世界的关系;不变的是它的精神和本体。这种不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道。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不变的,其实是一种本体性的东西,它也就是《易经》中的“不易”,也是《道德经》中的“道”,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规律背后的力量。这是不变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中重大的支点,有了这个支点,中华文明就永远不会倒下,永远和一种本体性的强大力量相连结。

《荀子》说:“千举万变,其道一也。”应对世界局势剧变的道,蕴藏在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中,它可以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成为不受国别、种族限制的共同准则和向往。关于这一点,我曾写过一首偈子,将中华文明的本体性的精髓,提炼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

世界大同,文化共荣。天人合一,和谐共存。
道行天下,敬天爱人。生命同体,和平共赢。

这三十二个字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中不变的本体精神,以及和世界文明接轨之后的一种价值导向。

我们说顺应世界变局、把握世界变局,既不是随大流,随顺人类的欲望和执迷,眼睁睁看着世界局势朝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也不是拒绝变化,让世界一成不变,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是让世界、让人类整体敢于面对变化,敢于对变化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世界变局,包括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单方面决定的,即便看上去如此,也是因为背后有人类集体的推动力量,而这种力量往往是盲目的,是容易被利用的。世界上没有明确价值观、或者有导向错误和悲剧的价值观的人,比比皆是。世界变局就是在众人——不管他是醒着的还是睡着的,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变化负有责任——的共力下发生的。

我们研究变化,其实也是在唤醒自己,唤醒自己的责任。面对疫情时,我们负有对自己的身体、生命的责任,也负有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能够勇于负起责任的人,不仅能渡过“后疫情时代”的难关,不会给他人和社会产出负能量,还能够利益他人和社会,同时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中华文明复兴之“势”

为什么中华文明不排斥、不惧怕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变化中同时也蕴藏了机遇。如果一切都固定不变,那我们永远无法变得更新、更好、更强大。所以,中华文明的应对变化之道中,除了有善于处理变与不变的智慧,还有借助变化,实现自我发展的智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复兴之“势”,它是一个整体,由道、德、法、术、势五个层面构成。

道:大道本体。与天地自然和谐,与人心向善向美一致,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诉求。道是中华文明本体的东西。它是一种至高的存在,也是中华文明的根,中华文明的一切都从道体上生发出来。道并不涉及有神论与无神论,也许有人会将它类比为西方文化中的上帝,因为其造物主的功能;又有人认为道很像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但其实道不等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一种真理性的存在,我们不必以我们的理解局限、界定道。

有人采访杨振宁时问,“你信不信上帝?”杨振宁说,“你问的是人格化的上帝,还是造物主?如果是造物主的话,我信”。因为那么精密的宇宙世界,是绝不可能偶然生成的。比如,我们把一堆蛋白质、一堆微量元素、一堆细胞放在一起,让它们偶然地生出一个眼睛,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生命中那种精密性、微妙性的东西,你让它偶然生出来,是不可能的。那么,偶然的背后肯定有一种程序性的东西。中华民族将这个程序称为道。一切都是从道体中生发出来,这也类似于佛教里说的“一空万有”“无中生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观点。

德:合乎大道的行为,产生对外感召力、对内凝聚力的行为。道体生发于外,就叫德,就是说,大道跟世界的关系中,呈现出的一种现象,这就是德。对外感召力、对内凝聚力都源于这个德。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一个人体悟大道之后,他用自己的行为来呈现道的智慧、道的力量,这就是德;对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而言,它的行为也在彰显自己所信奉的文化、所承载的道。面对世界变局,中华文明发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声音,做出同舟共济的行为,这就是德。

法:行为的准则和规则,就是能够让中华文明和传统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方法体系。中华民族有法,但后来我们发现,西方有更为精密化的行为准则,这也属于法的范畴。法就是一种规则,就是一种秩序,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身建立和谐的某种规则,都称之为法。

术:具体实施的策略、方法和手段。能够与世界对话,能够打破壁垒和隔阂,消除容易引起误解的沟通方式,运用正确的文化输出方式。比如中国传统医学,在人类面临着共同的生命健康挑战时,中医其实就有了发挥术的机会。虽然中医哲学和理论是道的层面,但能够迅速让世界接受并认可,首先是通过术,术有成效,就是说服力。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内涵,在对外传播文化时,却也容易让人难以得其要领,觉得不好接近,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文化运用术,在术的层面先打开局面,渐渐地再深入道的层面。

势:文化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和文化形象,世界接受度和认可度。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实话说,目前还无法与它的历史久远程度相匹配,也与中国想要在世界上担当的责任和角色不匹配。我们也有很多文化人物、文化经典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为人所知,如老子和《道德经》、孔子和《论语》,都很有世界知名度,甚至影响了西方的某些思想家和心理学家及其学术研究。但对于更基层的广泛的民众来说,中华文明依然显得很陌生,有着巨大的文化隔阂。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就是中华文明的势,还没有形成规模。没有势,就没有话语权;没有势,就会显出一种无力感。

“后疫情时代”,我们对于这种无力感,已经很熟悉了。在变化多端的疫情形势和病毒面前,我们发现医学的势是无力的。我们看到不少在海外国家和地区,抗击疫情的政策并非基于疫情或病毒本身,而是受控于资本或是政治等因素,医学反而成为了附庸。因为医学本身没有势,没有建立起自身专业性的自信力,对于生命本身,没有整体上的把握;对于外界整体局势的变化,也没有相应的了解和把握。所以,才会出现医学界的专家变脸太快,又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这种现象国内外都有,普遍存在。由小观大,从一个领域能观察到整个文化和文明;由一个地区能观察到整个人类世界。人类在共同的危机面前,暴露出的其实是人类整体的短板,是我们对生命的认知欠缺,对人类优秀文明的厚度和力量所知甚少。

作为“生命体”的中华文明

生命体的基本特征就是活性,这种活性使其能够生存、繁衍、发展、变化,并且能够应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当这些功能都很强大时,生命体就会强大。我们很容易认可动物、植物、菌类、甚至细菌和病毒是生命体,但我们很少想到,一个生态环境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星球是个生命体,一种文明,甚至一个宇宙也是一个生命体。如果我们大胆地这样设想,就会豁然开朗,原来换了一个看待它们的视角,一切都将不同以往,甚至很多原本无解的问题,也会洞开一个希望的缝隙,让光亮照进来。

生命体是不断变化的,中华文明早已给了我们这样的信息提示。但凡学习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和思想理论的人,都会注意到,不管是何种文化派别、何种领域,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关注变化、研究变化。我们依然以与疫情直接相关的医学为例。中国传统医学研究的是生命,而不仅仅是肉体。我们现代人习惯于说肉体的某部分出了问题,这是西方医学的思维习惯;而传统医学则说阴阳五行不调,或是虚实、寒热不平衡,或是情志不顺,等等,看到的是生命整体,并且是内外关联、有机协同的整体,而不是僵化的局部和纯粹的微观世界。这种根本上的不同,才是中西方思维在医学上的分歧所在。

这些年,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总是有人拿西方的科学这个词来评判中医,这其实是不公平的。我们要知道,科学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证伪的过程,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是后面的科学总在推翻前面的结论的历史。科学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且可以肯定,现在的很多东西也将会被后面的推翻。更何况,科学并不等于科技,现在用来套中医的标准,大多是科技层面的东西,还算不上科学。科学注重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用实践结果来验证理论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反而有过硬的实践效果。

我经常看到中医和西医之间争论,西医倾向于标准化,中医则倾向于非标准化,即辨证施治。当你面对一个生命的个体,生命在变化,时间在变化,空间在变化,标准如果不变化,在西医看来是可以的;但是在中医看来是不对的。标准化虽有其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但标准化不足以应对变化,更无法满足个体生命多样性的需求。我们不能以现在科学的标签去评价中医。中西和西医,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对话,但是不可能融合,因为两种思维不一样。其实,相比融合,中西医之间更多的是两者相互启发,从而产生一种彼此借鉴和促进的效用。

个体生命与文明的关系,也有这样的特性。人是文明的创造者、传承者,是文化的载体,有人才有文明,我们关注人、关注生命,正体现了对文明发展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勉强地作比喻,人在文明中,犹如小鱼在大海中,研究小鱼难道能隔开大海吗?拯救小鱼能不管大海吗?当海中充满了放射物、化学污染物,我们即便把小鱼的每个细胞都研究透,又有多少拯救意义?我们给小鱼换个器官,又有多少拯救意义?

现代人越来越追求生命的各个维度的拓展,所以有人研究如何使人长寿,有人研究如何使人方便无虞地更换器官甚至使用机械器官,有人研究如何提取人的意识达成另一种永生,各种各样的大胆设想,表达着人类生命体对健康的渴望、对永生的渴望。这些我们都能理解,并且很多人都报以热望,希望科技能够实现人类所有的梦想甚至妄想。但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们真的了解生命吗?我们对人类这个生命体的了解,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一个疫情就把世界折腾得七零八落、满目萧条,就让人类陷入了集体无助与恐慌,我们还有什么自信对生命体做这样那样的改造?难道我们不担心自己会误入歧途吗?

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体,面对病毒时,也有自己的应变之道。首先,从人体本身来讲,能够应对外界各种变化的,只有人体自身的正气。中医讲“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即人体本有的抗病能力,西医称之为免疫能力。所有的生命体,只要还存活在世界上的,没有任何一个是在保护罩里生存的,都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应激和自我进化的过程。人体也是一样,不断地遭遇病毒,不断地适应病毒,产生抵御能力。这是作为生命体的本有能力,要想活下去,必须如此。因此,中华传统医学在治疗疾病或抗击病毒时,有一种独到的思维,即激活、增强人体自身的生命组织能力,靠自己去战胜疾病或病毒。即使用药,即使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都是一种辅助和引导,并不是生命体的依赖。中华传统医学,是真正地了解人类生命体的医学。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现象,疫情中的很多重症、死亡,并不直接源于疫情,而是源于其他人文因素,如恐惧、抑郁、绝望等等。对疾病、疫情的错误认知和恐慌,比疾病和疫情本身更加具有毁灭性。这时候,我就想到人的痛苦。因为我接触过很多的医学专家、医学界的朋友。在面临疾病威胁的时候,或者患病之后,他们巨大的痛苦不是来自于疾病,而是来自于对疾病的恐惧。换句话说,不是疾病导致了他们的痛苦,而是那种抑郁的、绝望的东西,甚至一种错误的认知,导致了对死亡巨大的恐惧。这种负面的心理状态,导致了错误的应对措施,最终造成了对生命的伤害和摧毁。这是很令人痛心的。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不在科技那里,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的生命本身,回到文明中。

文明也是一个生命体,只有自身正气足、活性高,有正确的认知力,有高度应变智慧,才有强大的生命力,能经受得住外界的各种挑战,能顺利进行内部的自我调节。这样的文明才能活下来,才能造福人类整体。由此,我们可以充分相信,中华文明正是这样一个强大的生命体,它有高度的自我检查能力和内部协调能力,面对各种变化的挑战时,能够积极做出适当的反应,并且不拒绝外部“用药”,不拒绝良性的激活和启发力量,将一切变化为我所用。

对生命有真正了解和认知的医学,才能够保护生命体的健康;对人类世界、对人类整体有真正认知的文明,才能让人类整个生命体健康地存活下去。当我们看到全世界都面临着越发严峻的生存态势时,就应该明白,没有任何一条“小鱼”能置身事外,这是人类整体的“疫情”、整体的生存考验,改变我们的“大海”才能真正拯救我们。改变“大海”,就是净化我们的文明环境,抛弃让人类产生贪欲和争斗的文明糟粕,用合乎大道的文明,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来重启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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