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应变之道——写在“后疫情时代”

2023-01-11 10:01

全文共6700字 | 阅读需14分钟

对于文明而言，湮灭有其湮灭的理由，存续有其存续的理由。中华文明历经人类历史上的无数变迁，存续至今并仍生机勃勃，原因在于其能够很好地应对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正是变化。中华文明深谙变化之道。阴阳、五行理论，正是以变化阐释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生命的变化，以及社会发展兴衰的变化，天地、自然、人事，无所不包，皆在变化之中。

如《易经》，其核心就在“易”：所谓变易、简易、不易。易即变化，变易是承认一切都在变化；简易是抓住了变化的规律，它很简单；不易是变化背后还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要守住的大道准则。可知，世间万物从无固定永恒，变化是其真理。《易经》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经典，研究的核心就是万物的变化。当其他文明还在努力面对变化时，中华文明已经在研究变化的规律，并由此预测变化，乃至主动创造、引导变化。中华文明的这一思维特征，决定了我们不会恐惧变化，不会排斥变化，只会视之为寻常，并用智慧去驾驭变化。

又如中国传统医学。以《黄帝内经》为例，这又是一部“变化”的经典，关于生命的变化经典，背后充满了哲学思维和生命智慧。人与天时、人与地理、人与自身（性与命），种种错综复杂的变化，交织成为一个整体的生命。这个生命体不单单指人自己的生命体，而是将他所处的环境、他的生命过程与他结合，共同视作一个大的生命体。这样的视角和视野，是令人惊叹的。很多人觉得中医不科学、不标准化，其实，生命体的本质也是一种变化，它不可能标准化。因为时间在变，地点在变，人心在变，细胞在变，一切都在变，千人千样，同一人不同的时候也会千变万化。所以，不是传统医学不科学，而是人的思维方式不科学，还没有真正认知到变化的真相。

中华文明应对变化的智慧

中华文明强调变，一直也在研究变，这是一种智慧。比如，阴阳学中的此消彼长、循环往复，五行学说中的相生相克，都体现了事物彼此之间时刻不停的关系变化。而传统医学也总是注重时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对象的变化，甚至心理的变化，这种对变化的敏锐把握，其实是中华文明中的精髓。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面对变化时，从不盲目对抗，而是顺势而为。先顺应变化，再达成有为。这个过程一般经过五个步骤：

首先，全然接受变化。也就是说，当变化来临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接受既成事实。当我们全然接受这种变化的时候，就不会再有那种无措感和恐惧感。

其次，深入地了解变化。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行动的指导和依据。保持理性，保持冷静和客观，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去了解变化，对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至少不会人云亦云，不会盲目从众。

第三，慢慢改变自身来适应这种变化。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智慧，也是老子等诸多智者所提倡的智慧，即像水一样，能够顺应地势、地形，顺应容器，顺应温度，顺应不同的使用目的，改变自身的形态，而依然是水。

第四，在变化中寻找机会和着力点。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变化中既有挑战和考验，当然也蕴藏了新的契机。变化也许结束了某些旧事物，但一定也同时开启了新事物。所以，顺应变化并不是躺平，更不是摆烂，听天由命。而是在顺应中寻找变化带来的新的生长点。

第五，掌握主动权，扭转或创造局势，超越变化。这其实是一种很深邃的智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中华文明给我们的智慧锦囊，无论是面对个体生命中的变化，还是整个世界大局势的变化，道理是相通的，应对的变法和原则也是相通的。

中华文明的应变之道，一面是变，还有一面是不变。有变有守，才是完整的应变之道。变的是跟世界的关系；不变的是它的精神和本体。这种不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道。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不变的，其实是一种本体性的东西，它也就是《易经》中的“不易”，也是《道德经》中的“道”，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规律背后的力量。这是不变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中重大的支点，有了这个支点，中华文明就永远不会倒下，永远和一种本体性的强大力量相连结。

《荀子》说：“千举万变，其道一也。”应对世界局势剧变的道，蕴藏在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中，它可以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成为不受国别、种族限制的共同准则和向往。关于这一点，我曾写过一首偈子，将中华文明的本体性的精髓，提炼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

世界大同，文化共荣。天人合一，和谐共存。

道行天下，敬天爱人。生命同体，和平共赢。

这三十二个字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中不变的本体精神，以及和世界文明接轨之后的一种价值导向。

我们说顺应世界变局、把握世界变局，既不是随大流，随顺人类的欲望和执迷，眼睁睁看着世界局势朝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也不是拒绝变化，让世界一成不变，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是让世界、让人类整体敢于面对变化，敢于对变化负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世界变局，包括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单方面决定的，即便看上去如此，也是因为背后有人类集体的推动力量，而这种力量往往是盲目的，是容易被利用的。世界上没有明确价值观、或者有导向错误和悲剧的价值观的人，比比皆是。世界变局就是在众人——不管他是醒着的还是睡着的，不管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变化负有责任——的共力下发生的。

我们研究变化，其实也是在唤醒自己，唤醒自己的责任。面对疫情时，我们负有对自己的身体、生命的责任，也负有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能够勇于负起责任的人，不仅能渡过“后疫情时代”的难关，不会给他人和社会产出负能量，还能够利益他人和社会，同时也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中华文明复兴之“势”

为什么中华文明不排斥、不惧怕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变化中同时也蕴藏了机遇。如果一切都固定不变，那我们永远无法变得更新、更好、更强大。所以，中华文明的应对变化之道中，除了有善于处理变与不变的智慧，还有借助变化，实现自我发展的智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复兴之“势”，它是一个整体，由道、德、法、术、势五个层面构成。

道：大道本体。与天地自然和谐，与人心向善向美一致，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诉求。道是中华文明本体的东西。它是一种至高的存在，也是中华文明的根，中华文明的一切都从道体上生发出来。道并不涉及有神论与无神论，也许有人会将它类比为西方文化中的上帝，因为其造物主的功能；又有人认为道很像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但其实道不等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一种真理性的存在，我们不必以我们的理解局限、界定道。

有人采访杨振宁时问，“你信不信上帝？”杨振宁说，“你问的是人格化的上帝，还是造物主？如果是造物主的话，我信”。因为那么精密的宇宙世界，是绝不可能偶然生成的。比如，我们把一堆蛋白质、一堆微量元素、一堆细胞放在一起，让它们偶然地生出一个眼睛，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生命中那种精密性、微妙性的东西，你让它偶然生出来，是不可能的。那么，偶然的背后肯定有一种程序性的东西。中华民族将这个程序称为道。一切都是从道体中生发出来，这也类似于佛教里说的“一空万有”“无中生有”，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观点。

德：合乎大道的行为，产生对外感召力、对内凝聚力的行为。道体生发于外，就叫德，就是说，大道跟世界的关系中，呈现出的一种现象，这就是德。对外感召力、对内凝聚力都源于这个德。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一个人体悟大道之后，他用自己的行为来呈现道的智慧、道的力量，这就是德；对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而言，它的行为也在彰显自己所信奉的文化、所承载的道。面对世界变局，中华文明发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声音，做出同舟共济的行为，这就是德。

法：行为的准则和规则，就是能够让中华文明和传统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方法体系。中华民族有法，但后来我们发现，西方有更为精密化的行为准则，这也属于法的范畴。法就是一种规则，就是一种秩序，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身建立和谐的某种规则，都称之为法。

术：具体实施的策略、方法和手段。能够与世界对话，能够打破壁垒和隔阂，消除容易引起误解的沟通方式，运用正确的文化输出方式。比如中国传统医学，在人类面临着共同的生命健康挑战时，中医其实就有了发挥术的机会。虽然中医哲学和理论是道的层面，但能够迅速让世界接受并认可，首先是通过术，术有成效，就是说服力。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内涵，在对外传播文化时，却也容易让人难以得其要领，觉得不好接近，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文化运用术，在术的层面先打开局面，渐渐地再深入道的层面。

势：文化影响力，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和文化形象，世界接受度和认可度。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实话说，目前还无法与它的历史久远程度相匹配，也与中国想要在世界上担当的责任和角色不匹配。我们也有很多文化人物、文化经典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为人所知，如老子和《道德经》、孔子和《论语》，都很有世界知名度，甚至影响了西方的某些思想家和心理学家及其学术研究。但对于更基层的广泛的民众来说，中华文明依然显得很陌生，有着巨大的文化隔阂。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就是中华文明的势，还没有形成规模。没有势，就没有话语权；没有势，就会显出一种无力感。

“后疫情时代”，我们对于这种无力感，已经很熟悉了。在变化多端的疫情形势和病毒面前，我们发现医学的势是无力的。我们看到不少在海外国家和地区，抗击疫情的政策并非基于疫情或病毒本身，而是受控于资本或是政治等因素，医学反而成为了附庸。因为医学本身没有势，没有建立起自身专业性的自信力，对于生命本身，没有整体上的把握；对于外界整体局势的变化，也没有相应的了解和把握。所以，才会出现医学界的专家变脸太快，又难以自圆其说的现象。这种现象国内外都有，普遍存在。由小观大，从一个领域能观察到整个文化和文明；由一个地区能观察到整个人类世界。人类在共同的危机面前，暴露出的其实是人类整体的短板，是我们对生命的认知欠缺，对人类优秀文明的厚度和力量所知甚少。

作为“生命体”的中华文明

生命体的基本特征就是活性，这种活性使其能够生存、繁衍、发展、变化，并且能够应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当这些功能都很强大时，生命体就会强大。我们很容易认可动物、植物、菌类、甚至细菌和病毒是生命体，但我们很少想到，一个生态环境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星球是个生命体，一种文明，甚至一个宇宙也是一个生命体。如果我们大胆地这样设想，就会豁然开朗，原来换了一个看待它们的视角，一切都将不同以往，甚至很多原本无解的问题，也会洞开一个希望的缝隙，让光亮照进来。

生命体是不断变化的，中华文明早已给了我们这样的信息提示。但凡学习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和思想理论的人，都会注意到，不管是何种文化派别、何种领域，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关注变化、研究变化。我们依然以与疫情直接相关的医学为例。中国传统医学研究的是生命，而不仅仅是肉体。我们现代人习惯于说肉体的某部分出了问题，这是西方医学的思维习惯；而传统医学则说阴阳五行不调，或是虚实、寒热不平衡，或是情志不顺，等等，看到的是生命整体，并且是内外关联、有机协同的整体，而不是僵化的局部和纯粹的微观世界。这种根本上的不同，才是中西方思维在医学上的分歧所在。

这些年，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总是有人拿西方的科学这个词来评判中医，这其实是不公平的。我们要知道，科学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证伪的过程，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是后面的科学总在推翻前面的结论的历史。科学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且可以肯定，现在的很多东西也将会被后面的推翻。更何况，科学并不等于科技，现在用来套中医的标准，大多是科技层面的东西，还算不上科学。科学注重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用实践结果来验证理论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反而有过硬的实践效果。

我经常看到中医和西医之间争论，西医倾向于标准化，中医则倾向于非标准化，即辨证施治。当你面对一个生命的个体，生命在变化，时间在变化，空间在变化，标准如果不变化，在西医看来是可以的；但是在中医看来是不对的。标准化虽有其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但标准化不足以应对变化，更无法满足个体生命多样性的需求。我们不能以现在科学的标签去评价中医。中西和西医，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对话，但是不可能融合，因为两种思维不一样。其实，相比融合，中西医之间更多的是两者相互启发，从而产生一种彼此借鉴和促进的效用。

个体生命与文明的关系，也有这样的特性。人是文明的创造者、传承者，是文化的载体，有人才有文明，我们关注人、关注生命，正体现了对文明发展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勉强地作比喻，人在文明中，犹如小鱼在大海中，研究小鱼难道能隔开大海吗？拯救小鱼能不管大海吗？当海中充满了放射物、化学污染物，我们即便把小鱼的每个细胞都研究透，又有多少拯救意义？我们给小鱼换个器官，又有多少拯救意义？

现代人越来越追求生命的各个维度的拓展，所以有人研究如何使人长寿，有人研究如何使人方便无虞地更换器官甚至使用机械器官，有人研究如何提取人的意识达成另一种永生，各种各样的大胆设想，表达着人类生命体对健康的渴望、对永生的渴望。这些我们都能理解，并且很多人都报以热望，希望科技能够实现人类所有的梦想甚至妄想。但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们真的了解生命吗？我们对人类这个生命体的了解，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一个疫情就把世界折腾得七零八落、满目萧条，就让人类陷入了集体无助与恐慌，我们还有什么自信对生命体做这样那样的改造？难道我们不担心自己会误入歧途吗？

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体，面对病毒时，也有自己的应变之道。首先，从人体本身来讲，能够应对外界各种变化的，只有人体自身的正气。中医讲“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即人体本有的抗病能力，西医称之为免疫能力。所有的生命体，只要还存活在世界上的，没有任何一个是在保护罩里生存的，都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应激和自我进化的过程。人体也是一样，不断地遭遇病毒，不断地适应病毒，产生抵御能力。这是作为生命体的本有能力，要想活下去，必须如此。因此，中华传统医学在治疗疾病或抗击病毒时，有一种独到的思维，即激活、增强人体自身的生命组织能力，靠自己去战胜疾病或病毒。即使用药，即使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都是一种辅助和引导，并不是生命体的依赖。中华传统医学，是真正地了解人类生命体的医学。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现象，疫情中的很多重症、死亡，并不直接源于疫情，而是源于其他人文因素，如恐惧、抑郁、绝望等等。对疾病、疫情的错误认知和恐慌，比疾病和疫情本身更加具有毁灭性。这时候，我就想到人的痛苦。因为我接触过很多的医学专家、医学界的朋友。在面临疾病威胁的时候，或者患病之后，他们巨大的痛苦不是来自于疾病，而是来自于对疾病的恐惧。换句话说，不是疾病导致了他们的痛苦，而是那种抑郁的、绝望的东西，甚至一种错误的认知，导致了对死亡巨大的恐惧。这种负面的心理状态，导致了错误的应对措施，最终造成了对生命的伤害和摧毁。这是很令人痛心的。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不在科技那里，我们还是要回到人的生命本身，回到文明中。

文明也是一个生命体，只有自身正气足、活性高，有正确的认知力，有高度应变智慧，才有强大的生命力，能经受得住外界的各种挑战，能顺利进行内部的自我调节。这样的文明才能活下来，才能造福人类整体。由此，我们可以充分相信，中华文明正是这样一个强大的生命体，它有高度的自我检查能力和内部协调能力，面对各种变化的挑战时，能够积极做出适当的反应，并且不拒绝外部“用药”，不拒绝良性的激活和启发力量，将一切变化为我所用。

对生命有真正了解和认知的医学，才能够保护生命体的健康；对人类世界、对人类整体有真正认知的文明，才能让人类整个生命体健康地存活下去。当我们看到全世界都面临着越发严峻的生存态势时，就应该明白，没有任何一条“小鱼”能置身事外，这是人类整体的“疫情”、整体的生存考验，改变我们的“大海”才能真正拯救我们。改变“大海”，就是净化我们的文明环境，抛弃让人类产生贪欲和争斗的文明糟粕，用合乎大道的文明，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来重启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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