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冯玉军：构建知识体系，坚持理论创新

一是如何认识“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深刻意义

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的重要讲话，不仅是面向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也是面向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提出的殷切期待。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自主知识体系怎么建？怎么评价？它有哪些内容、哪些特点，具体包括什么样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及其实践应用？都不简单，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励精图治、众志成城，创造了政治持续稳定、经济迅速增长的“发展奇迹”。这个“中国奇迹”的取得，内在蕴含着政治目标、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全新设定与探索，它不是西方文明的扩展延伸，也不是对“西方”世界体系与发展道路的阐释与证成，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实践和人类文明的崭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深刻内涵，进而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二是传承弘扬人民大学前辈大师的精神风范

回顾中国人民大学85年波澜壮阔的办校历史，早在延安时期就汇聚了吴玉章、成仿吾、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红色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又培养了一大批信仰坚定、至诚报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优秀教师。总书记指出：“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他对人大的专家学者群体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历来是人才荟萃、名家云集的地方。老教授、老专家们为党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中青年教师向老教授老专家学习，立志成为大先生，在教书育人和科研创新上不断创造新业绩。”

在革命与建设年代，以吴玉章为代表的红色教育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提高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担当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播种者、育苗人，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传承红色基因的时代旗手，从而在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都有奠基性、创造性的贡献。在改革与发展年代，涌现出诸如宋涛、吴大琨、吴宝康、佟柔、胡华、邬沧萍、肖前、李秀林、黄达、陈共、孙国华、戴逸、方汉奇、罗国杰、许崇德、陈先达、李文海、周新成、曾宪义、郑杭生等学术大家，他们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都领风气之先，深耕学术、卓然大成，他们在国家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就是卫兴华、高铭暄两位“人民教育家”。他们坚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牢固信念，上承红色教育家的精神和传统，下启面向未来的中青年教师，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用研究成果造福中国人民，用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立德树人实践和潜心问道的学术追求为新一代学者树立了典范榜样。新时代新征程，广大教师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传承人民（红色）教育家精神，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这一中国人民大学的育人规格和基本底色，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

三是积极构建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法学界塑造了一种将自由选举、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司法中立、媒体自由监督等看成是法治标配的“普世主义”法治观，按照西方民主法治的样式照抄照搬，是“落后国家”融入世界的政治前提。这种观点并不是真理，且带有很大欺骗性。事实上，从起源和实践看，世界各国的法治发展并没有统一标准和模式，当今英美德法诸国法治受各自历史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显著差异。举个例子，基于20世纪以来“美国霸权”的持续影响，好多发展中国家唯“美式法治”的马首是瞻，不仅移植“三权鼎立”制度，菲律宾和不少拉丁美洲甚至照抄照搬美国宪法，但这种纸面上的东西并不能保证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安定繁荣，反而政治动荡、战乱频仍、困难重重。

由此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各国要结合本国实际，自主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与治理模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正确的法治道路书上抄不来，别人送不来，只能靠自己走出来。”对于法治中国建设而言，更要坚持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特征和优势，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从古今中外吸收有益法治成果、注重对法治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注重从实践中试错学习及渐进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法治全过程等进行系统阐释。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深入把握其内在学理、道理、哲理。

四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重大课题攻关

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面临许多新挑战、新问题，需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突破。其一，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与德法兼备的法治人才培养。这里面既涉及到教材体系、教学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系统建构，也涉及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细化、深化问题。法治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只是开多少门课，上多少时间那么简单，必须下大功夫研究学理、道理、哲理，研究法例、事例、案例，真正做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其二，中华法治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古语有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说明自夏开始我国就有比较系统的法律治理观念，从秦律到大清律例，形成了世界法治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中华法系”。新时代如何实现中华法系和法治文明传统的创造性发展就成为重大课题之一。法典化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从民法典开始，刑法典、知识产权法典、生态环境法典、行政程序法典应该说已经呼之欲出了，法典化或者再法典化会成为中国法治下一步的趋势。

法学界围绕着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出了一系列项目，诸如：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法治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基本规律研究，法治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研究，法典化时代的法典思维与法典编纂研究，法治与共同富裕研究，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新型人权体系的构建传播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理构建研究，涉外法治研究，数字法治研究等。挑战和课题非常多，我们的任务，就是既抬头看路、又埋头拉车，躬下身子认真研究，做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为国家的长远事业发展而努力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

文稿来源：人大国发院

微信编辑：马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