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邻居：打破封控的社区人世间
导读
“因为给邻居们发物品，我第一次有机会走遍23号楼的每一层，做得很少，但小小兵也可以有一点贡献。”
“关键时刻，志愿者们接龙为我找药，孕妈妈亲自到药店寻药，还有人深夜在网上购药，是好邻居，让我这样的独居老人有了安全感。”
“在23村，每天晚上收垃圾要靠抢的，稍微晚一点，就会像我一样带着空垃圾桶跑了十层楼一无所获。”
“今天是我60周岁的生日，收到了邻居的祝福、生日蛋糕和鲜花，这个生日，我终生难忘。”
……
这是上海浦东仁恒河滨城小区23号楼的线上邻里社区，这块“村板报”被居民用来记录和表达。疫情让原本不相识的邻居们，回归成同村村民，这也是这块板报以“村”命名的原因。
像这样的联结，出现在上海疫情中不少社区。
在70%原住民都是老人的老小区，年轻的房客成了小区内公认的“闲人马大姐”；
在超万人的大型国际社区，原本与社区疏离的外籍居民，也成为了志愿者中的一员；
还有更多的小区，在疫情下形成了居民共同治理行动，展示了某种和谐的可能。
吕智权是23号楼“村板报”的创建者。他今年47岁，操一口“广普”，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来上海做金融投资前，他曾在国外生活了15年，2013年搬入仁恒河滨城小区。
尽管已经在这里生活了9年，除了周末时陪孩子去篮球场打球，他很少在公共区域逗留。小区有一个会所俱乐部，吕智权很少去，他的爱好是阅读、射箭、滑雪，这些都在小区外。他近两年正在修心理学硕士，参与公共活动的方式，主要是每周末负责心灵康复的互助小组。
疫情前，在小区内他只认识两户邻居，与其他人几乎没有交集。小区有业委会，他也不参与投票，与物业间的关系仅限于维修和偶尔的会所服务上。
他与小区的弱关联，也是大部分业主的状态。居住空间是高密度的，但人与人之间，是疏离的。
地处上海浦东腹地的仁恒河滨城，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国际性。它所在的联洋社区，是上海第二代国际社区的代表，也是上海面积最大的涉外聚居区。
据上海媒体报道，2020年联洋社区5万人口中，有外籍人口5000人，来自78个不同国家与地区。在吕智权居住的23号楼，只有四五户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其他都是新上海人，也有来自马来西亚、韩国等国的外籍居民。
国际性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居民与社区之间的疏离感。吕智权也觉得，疫情前社区各方面管理井井有条，作为业主，他没有感到有需要自己参与的事项。
疫情打破了日常状态。
3月29日，浦东封控第二天，也是第一次全员核酸检测出结果时，传闻在距离仁恒河滨城四五公里的某小区已筛出大量阳性，而仁恒物业公司的一名保安核酸结果也显示异常，一时，恐慌在小区内蔓延。
3月30日吕智权下楼做第二次全员核酸时，发现部分居民未按楼栋进行混检，也未做到间隔1米或2米的要求，拥挤和混乱状态，像是在超市购物。
这一次核酸混检后，传出小区72栋楼中20多栋楼异常，物业人员也出现大量感染，居委此后因密接，全体社工被集中隔离。
吕智权决定向邻居们发出一份邀请函，提议成立住户疫情防控委员会。他的倡议很快得到响应，来自近60栋楼的200多人进入了他建立的微信群。在群内，人们发起防疫倡议书，分享疫情近况，自发参与各楼栋核酸秩序维护，科普病毒学及相关消杀知识。吕智权作为发起人，还为志愿者们捐出了400多套防护服。
业主自救的行为也得到了居委会的鼓励。4月7日，居委会在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封名为“【自治+互补】积极防疫方能自救@全体仁恒河滨城居民”的致居民信，以小区一栋楼住户提炼的精准防疫指南为例，倡导居民参与自治。
居委、业主、物业之间形成了共同防疫体系，从仁恒河滨城物业管理的小区公众号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区每日新增的阳性楼栋及人数、“团长”们团购物资情况、物业人员在岗人数及每日工作内容。
4月7日后，吕智权回到本楼栋，在两位党员业主的组织下提供志愿服务。早晨，他们花一小时组织核酸，中午派发物资，晚上到每一层楼电梯口收垃圾和做消杀。
楼栋志愿者清扫楼道（受访者供图）
几位志愿者的行为，慢慢地产生了涟漪，楼栋内的志愿者家庭越来越多，还形成了排班制。到5月初，46户家庭中已有16户参与进来，其中不乏外籍居民。住户们也开启了彼此“投喂”模式，常常有住户为整栋楼每一户订购和赠送生活必需品，也有邻居送上亲手做的甜点。
曾经擦肩而过的陌生邻居，变得彼此熟识、关心和扶持。
吕智权回忆，有一次太太胸口痛、呼吸困难，他在群里告诉大家，他们要去医院，以及回来的大概时间，提醒大家避免那个时间用电梯（去医院毕竟有风险，坐完电梯后会做消杀）。其他邻居看到消息后，很快就有10多条慰问信息，有邻居说家里有救心丸，另外一个邻居说有测氧仪，还有位邻居说有制氧机……
“大家不仅没有因为我们去过医院排斥、防备我们，还很热心地帮助我们。”吕智权说。
5月初，这位电子工程专业硕士，花了两天时间在网络上注册和设计了一个线上社区的小程序，有居民提议命名为“壹23村”。
住户为邻居们送的食物（23号楼居民供图）
与仁恒河滨城这样的新兴国际社区相比，上海还有大量老小区，也经受着疫情考验。
3月中旬，妻子被派驻隔离酒店办公，俞杰带着孩子来到了父母居住的小区。这里是一处曾经供集体企业职工居住的老式公房，它有着老公房常见的红色屋顶和米黄色墙面，部分墙体已然剥落，每栋楼6层高，阳台上伸出层层叠叠的“龙门架”晾满了衣物。
这里位于虹口区南部某街道，房子虽然建于1987年，不过住民社群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形成了。俞杰的爷爷奶奶是这里的第一批居民，那时住的是石库门，到了80年代弄堂拆迁，全家搬进就地新建的公房内。近40年过去，当初壮年时入住公房的父母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俞杰在成婚后搬出了小区，平日周末回来一两次看望父母。
居民们在老公房楼下排队做核酸（受访者供图）
俞杰一家的居住史，是大多数小区住户们的缩影。据俞杰观察，如今留在小区内的原住民70%都是老人，许多房屋因老人离世或者住进养老院，出租给了年轻房客。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俞杰不会明显感觉到，慢慢老去的小区在组织体系上有什么特别之处。
4月1日，按照“划江而治”政策，浦西正式封控，俞杰所在小区需要在1日和3日进行全员核酸。到了4月3日，政策又突变，要求停止核酸。这个变动，俞杰是当天走到楼下大门处，看到居委贴在门上的告示时才知晓的。
小区与居委间的信息沟通，一直以来都是以这种贴告示的形式为主。3月时，小区就曾被封控过一次，有房客早晨出门上班看到围线，才得知已被封控。
贴在居民楼下的核酸筛查告知书（受访者供图）
在其他新一些的小区，居委会可以将相关信息发送给楼组长、业委会或者小区物业，再由他们，向居民传达。
俞杰所在小区也有楼组长，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后就没变动过，这些楼组长如今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了，部分早已搬离小区，甚至有人已离世，目前留在小区内的大约只剩两三位。
以往楼组长的存在感，主要体现在收取物业费(小区物业是区政府控股公司，平时主要负责垃圾房的垃圾清运)，近年来连物业费（居委称为“扫街费”）也转由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收取了。
基层组织的老化，在封控之下，带来的其他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比如，新闻称足不出户期间，会有人来收取生活垃圾，可小区内外实际并没有这样的人手到位。居民们在下楼核酸时把垃圾放到楼栋门前，最后垃圾成山，无人清理。同时，封控后无法购买生活物资，也让俞杰感到焦虑。
俞杰在与居委沟通中发现，只有一位工作人员负责他所在小区300多户家庭，而组织核酸、招募志愿者分发抗原、为老人配药这些事，就让这位工作人员每日加班至凌晨一两点，没有精力再去承担其他事项。
俞杰感到，有必要动员小区内部力量进行自我管理。正在此时，他留意到了一张小纸条，贴在居委告示旁，纸条内容是邀请居民们共建小区微信群。
房客小姑娘
贴纸条的姑娘叫于澈，28岁，自2019年底租进这个小区。作为一名咨询公司的员工，于澈工作繁忙，常常加班至深夜，在昏暗的路灯下回到已进入睡梦中的小区。她知道左侧邻居有一条萨摩耶，不过从没见过它的主人，右侧邻居似乎是一群群租的大小伙子，对门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妇，她与其中的老爷爷碰过面。
于澈从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对社区事务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热情。她曾想过在小区公共区域内制造与居民们的偶遇机会，不过很快发现这行不通，小区内没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唯一一张长椅是在临街的美甲店面外，但那里似乎是流浪汉的休憩场所。小区内的老人们有时会站在一起聊天，于澈插不上嘴，来自北方的她听不懂上海话。
此前她就萌生过建小区微信群的想法，经过线上“滚雪球”，群成员人数止步在5名。
3月末浦西要求居民做抗原自测，于澈被居委会招募为志愿者，负责分发抗原试剂。在为一户户讲解抗原使用方法时，于澈听到居民们的抱怨，让她产生重建小区微信群的想法。
于澈手写了十几张纸条贴到每栋楼下，邀请大家共建小区互助群（受访者供图）
4月3日，她将自己的微信号和手机号写在小纸条上，贴到10几个楼栋门下。此后几天，各个楼栋居民陆续进入了她建立的小区微信群。群友们急切地寻求生活物资，有租客求换泡面，有孕妇以鸡蛋求换米和牛奶，也有烟民高价求烟，“以物易物”是群里的日常。
随着群内人员的增多，团购物资也成为了可能。于澈主动组织了几次团购，一位在附近从事服装批发生意的河北大姐，通过老乡关系找到了稳定的蔬菜团购渠道，还有一位美团骑手翻墙出门（此后长期驻外负责小区物资）帮忙寻找其他物资渠道。针对不会团购的老人，除了于澈会帮忙购买外，团长们也会多团一些物资，放在小区门口，方便老人用现金购买。
因小区大门封锁，团购物资只能从围栏上递过来（受访者供图）
建立居民微信群这件事，看上去很简单，现实中也遭遇波折。建群后的第二天，于澈就接到了居委会电话，她被居民举报了，因为未穿防护服在楼下“乱窜”贴告示。居委还建议她将微信群解散，让居民自己解决买菜问题。这次沟通不欢而散。
微信群仍然存在着，甚至成了相邻小区居民的团购渠道，团长通过隔空抛扔的方式为他们“送货”。
慢慢地，居委会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起初的不信任转变为主动推荐居民加入，还开始通过这个群收集居民的配药需求。
到了4月中旬，小区内不断出现阳性感染者，有人怀疑是团购导致的传染（事后证明是进入医院就医发生的感染），提议“管管团购”。而管理团购，不仅需要设定团购物品清单，更重要的是得组织出一支志愿者队伍为大家消杀、送货。
于澈发起了一场线上讨论会，参与者是小区内愿意提供志愿服务的20多位居民，包括原住民和房客，俞杰也是其中之一。这场持续了近两小时的会议，最终没有达成事先预想的“管理团购”目标。大家的共识是，无法禁止居民团购或者要求只团购必需品。因为与会者认为自身不是行政机构，也未获得居委会或者全体居民的授权，因此只能倡议、建议，会后于澈做了一份《团购指南》发到小区群内。
不过这次讨论会也有成果。与会者们商定出小区的信息沟通机制：居委会——社区志愿者——楼栋管理员——楼栋群——居民，同时选出了小区每个楼栋的管理员，这些中青年“楼长”可以负责自己楼栋的信息传递，以及配合居委会的工作。
于澈也成了“楼长”。现在，她与左邻右舍全都熟识了：萨摩耶的主人送了她一个水冰月；群租的理发师会告诉她因为没有收入而翻墙出去做跑腿小哥；对门的老人得知她不开火后提出可以帮她做饭；其他楼栋的老人在楼下遇到她时也能喊出她的名字了。
因无收入，居民翻墙出去当跑腿小哥（受访者供图）
于澈说，居委工作人员曾向她提到疫情后需要重选楼组长，她很愿意参选。不过租户是否有资格成为正式楼组长的候选人呢？如果租户搬走了怎么办？这是于澈的疑问。
临时委员会
吕智权、于澈们的志愿者行动，在另一个小区成为了一项临时制度。
“隔离服含帽子，价格15.4元，数量1100件，总计金额16940元，采购负责人X先生。”
这是浦东某小区公共资金支出账目表中的一项，在这张向全小区公示的表里，列出了每一次防疫物资采购的明细及相关负责人。所有的资金进出，还落实到具体的资金操作人和审核人。从这张表可以清晰地看到，3次采购后小区众筹的6万多元防疫资金使用完毕。
浦东某小区公共资金账目公示（受访者供图）
居民杜仲介绍，6万元资金是4月10日向小区居民们募集的，只用了短短半天时间就达到了募集目标。资金的募集额也经过了测算，比如在消杀用品上，需要为每个楼单独配备喷洒工具、药物，按照14天一个周期为每个楼配备物资。
《公共资金公示》，是该小区临时防疫制度中的一项。此外，还有支持每日更新的小区疫情动态图的《疫情信息透明制度》，团购公告背后的《团购公约制度》，物资分发、楼道消杀背后的《楼道管理制度》。在该小区4月14日创办的一份抗疫读物上，这些制度以小区临时防疫委员会框架图的形式展示了出来。
“成立临时委员会是在疫情下迫不得已的选择。疫情下小区内600多户1700多位居民需要服务，但小区当前没有业委会，物业公司仅5位工作人员留守。”临时防疫委员会发起人之一庄先生说。
小区所属居委会仅6位工作人员，这6个人需要服务7个大中型小区，服务人口超万人，无法顾及全各小区内物资保障、消杀、核酸秩序维护等工作。
疫情初期，居委会招募了志愿者参与小区防疫，随着小区封控楼栋增多，部分志愿者精力不济，能出面的人越来越少。同时，起初设定的志愿者任务仅是维持核酸秩序、分发抗原，真正封控后，需要服务的小区事务远超出原本的范围，于是庄先生等人决定发起成立临时委员会。
委员会下设执行组、物资保障组、医疗指导组、传播反馈组、社区先锋组、楼道管理组等。以传播反馈组的工作为例，他们负责每日向居委会了解小区疫情动态，根据相关信息更新小区疫情图，每日在小区业主群内发布。
疫情图以小区各楼栋地图为基础，以图标形式显示各楼栋当前是否出现阳性确诊及抗原异常、累计已转运人数、阳性待转运人数、抗原阳性人数、抗原转阴人数。同时做到不公布感染者所在楼层及其他具体信息。
浦东某小区每日疫情播报图（受访者供图）
“疫情信息的透明化，一是可以明显提升居民的自我防范意识，在已控的情况下又可以减轻居民的心理压力。同时对于疾控来不及复核和封控的抗原阳性楼，小区居民可以相互监督。”对于疫情信息透明化的好处，该小区一位居民表示。
临时委员会共10多人，包括了上一届业委会中的几位成员，也吸收了新的力量。29岁的杜仲是新生力量之一，他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的医生，因疫情原因无法跨江上班，选择留在小区内提供志愿服务。他是委员会医疗指导组成员，为小区制定了核酸线路图、楼道消杀策略，他同时还是委员会楼道管理组中的楼长，为楼里近30位邻居分发团购物资、组织楼栋消杀、分发抗原及组织核酸。除了杜仲外，楼内的其他年轻人也形成了“冲锋力量”，负责为志愿力量不足的楼栋搬运物资。
不过庄先生也表示，临时委员会面临着制度上的困境，不具有权威性和管理权，只能是服务性质。在成立的第一天，该委员会就开宗明义：委员会工作仅限于在疫情期间服务社区，疫情结束时自动解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于澈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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