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行为免疫系统，适应了时代吗？

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各种传染性的病原体（如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对于生物的生存与繁衍一直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抵御这样的威胁，有机体演化出了一套生理免疫系统。然而, 如果生理免疫系统只在病原体进入身体后才能起反应的话，这便需要有机体支付巨大的应对成本。那是否可能在病菌进入身体之前，有机体就有效地采取了回避策略呢？

为解决这样的适应性问题，许多动物发展出了复杂的行为防御机制。例如，雌性啮齿类动物会根据气味线索，来检测和定位健康的雄性，并厌恶和回避有感染风险的雄性；此外，许多动物都发展出了对蚊蝇这类可能带有病原体的昆虫的防御和回避行为。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除了具有生理免疫反应之外，也演化出了一套促使个体在病原体进入身体前对病原体进行回避的心理与行为系统，即行为免疫系统。

与生理免疫系统类似，行为免疫系统也包括探测和反应两种机制：前者利用感觉系统（如嗅觉、视觉）来检测可能存在的疾病威胁线索，后者则在发现相关疾病线索后被触发。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在识别到疾病线索（如恶臭物质等）时激发厌恶的情绪，还包括对这一疾病线索进行认知加工，并触发回避反应，以最小化感染风险。

- Julia Cseh -

在行为免疫系统探测和应对疾病威胁的过程中，厌恶（disgust）情绪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即行为免疫系统主要利用厌恶情绪来对抗外界环境中可能存在的疾病威胁。在形成个体厌恶敏感性差异的过程中，除了遗传变异的因素外，生长环境的差异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病原体密集环境中长大的个体，更可能伴随着对病菌的长期担忧，也更容易产生厌恶感。例如，生活在传染病高发地区的个体厌恶敏感性更高，更不信任外群体成员；厌恶敏感性较高的个体会更不愿意购买和使用他人用过的二手物品。

研究显示，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也会在短时间内因环境线索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意味着，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也能即时地发生情境性的改变，从而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当个体处于具有疾病威胁线索的环境中时（接受疾病威胁启动后），个体对目标刺激间差异的感知敏感性会提高，对潜在约会对象的兴趣会降低。

Nussinson, Ravit, Sari Mentser, and Nurit Rosenberg. "Sensitivity to deviance and to dissimilarity: basic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 activation of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16.4 (2018): 1474704918813433.

Sawada, Natsumi, Emilie Auger, and John E. Lydon. "Activation of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Putting the brakes on affili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2 (2018): 224-237.

本篇论文则对疾病如何启动个体就医态度进行了研究中，研究者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为疾病启动组，被试被要求观看一段与激活个体病原体厌恶情绪的刺激物相关的简短视频，内容为肮脏的下水道里，充斥着各种腐烂的食物、动物尸体、垃圾以及蛆虫的片段。另一组为疾病控制组，他们则观看一段与激活个体恐惧情绪的刺激物相关的简短视频，内容截取自电影《大白鲨》，为潜水员在水下被大白鲨攻击的片段视频。两组被试都需要填写就医态度问卷。结果显示，疾病启动条件组的就医态度得分显著低于疾病控制条件组。这说明在接受疾病启动后，被试的就医态度变得更加消极。

这一结果提示，虽然行为免疫系统和现代医学都旨在帮助个体解决疾病感染的适应性问题，但其方式并不兼容，甚至现代医学的一些治疗方式和就医环境（如拥挤的、与其他病患缺乏社交距离的就医环境，导致个体可能接触到他人排泄物和体液的诊疗室等），都有可能被从远古时期演化而来的行为免疫系统识别为疾病威胁线索，从而激发个体的厌恶情绪，而使其对就医持消极态度。这一定程度上为现代疾病预防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例如在个体前往医院就医之前，或许可以通过清洁行为来缓和其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状态，从而使其产生更加积极的就医态度和更少的延迟就医倾向。

- Roma Gavrilă -

行为免疫系统的检测和反应机制，虽然能够避免个体受到疾病感染，但也会为个体带来社会生活中的额外代价。这是因为行为免疫系统在探测疾病线索方面并不是完全精确的，具有烟雾探测（smoke detector）的特点，即行为免疫系统检测疾病线索的机制就像烟雾探测器一样，具有过度敏感和过度概括的特点：由于仅通过直接感官识别疾病线索和实际病原体之间并不完全对应，且不能识别真正病原体的代价，要远高于将非威胁性线索误判为危险的损失，因此行为免疫系统更倾向于将健康的个体识别为病原体携带者。

例如，人们对肥胖者、残疾人、老人以及外群体成员等所持有的歧视性态度，与个体对疾病威胁的回避反应有关。然而，这些群体却并不是真正的病原体携带者。这意味着，无论疾病威胁真实存在与否，个体都更倾向于启动自身的行为免疫系统，并触发保护行为，从而降低感染的风险。

在高几率感染疾病、医术不甚发达的远古时期，行为免疫系统激活所带来的行为改变，无疑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有效手段。然而，现代人类社会相比于远古的人类社会，在医疗方法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依赖与疾病感染有关的启发性线索，就能直接观测到病原体了。

一些研究者也提出，由于现代人类社会与人类远古演化环境具有巨大的差异，很多用以适应人类远古演化环境的心理机制，在现代社会可能都是不适应的*。相较于远古时代，当代环境下由疾病构成的真实风险明显降低，即便发生感染也存在着一定的治疗方法。但个体容易受到疾病感染的主观感觉，仍然很容易被激发，从而可能会促使个体产生次优的行为策略。例如，过去旨在通过减少人际接触以避免疾病感染的社交策略，在现代社会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健康问题：那些与社会缺乏互动的人会经历更多的压力， 而这种压力会造成心血管系统的损害。

Ackerman, Joshua M., Joshua M. Tybur, and Aaron D. Blackwell. "What role does pathogen-avoidance psychology play in pandemic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5.3 (2021): 177-186.

Li, Norman P., Mark van Vugt, and Stephen M. Colarelli. "The evolutionary mismatch hypothesis: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 (2018): 38-44.

- Roma Gavrilă -

这提示，在现代复杂的医疗环境下，行为免疫系统可能是演化失配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对现代人类用以对抗疾病感染的疾病控制行为，例如就医行为，产生消极影响。这是因为，在现代医学环境下，服药、注射甚至手术等治疗手段，虽然会使个体自身的疾病状况得到缓解，但同时也意味着外源性的异物会进入人体内部，并且在就医过程中个体也可能会接触到他人的排泄物和体液（如粪便、尿液、血液等）以及其他病原体载体（如受污染的空气、物品等），从而导致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使个体在就医过程中更加谨慎小心，进而对就医行为产生消极影响，使个体更不容易选择就医。

换言之，由于现代社会的疾病防治方式与远古时期相比已截然不同，而现代一些医疗手段以及就医环境中潜在的风险线索，可能会被从远古演化而来的行为免疫系统，识别为疾病感染线索。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会影响个体的就医行为倾向，使个体产生对就医的负性态度，更倾向于不就医或延迟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