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2022年其实是特别不平静的一年，也可能是在我们近几十年里面特别特殊的一年。彭老师分享的主题和创伤相关，这个创伤是什么样的呢？

彭凯平：对于所经历的创伤，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有自身的体会，也有很多感同身受、刻骨铭心的来自同胞的痛苦。

我个人的创伤是比较轻微的，虽然我在三年间至少有9个星期基本上是在隔离的状态，换句话说我人生的两个多月基本上就是隔离的。这个是由我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因为我作为社科学院的院长、清华大学的教授经常抛头露面，不经意地就成了时空伴随者。

我自己一直没有得新冠，但是就在最后的时刻，刚刚解封的11号，北京市12月7号解封，我12月11号就得了，也是不巧。得了之后我积极地经历了过来，我觉得我个人的创伤相比很多同胞来讲，可能算是轻微的。我把它叫做“风轻阳”，阳过了，但是比较轻。

但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有很多创伤，特别是我们看不见的心理创伤。

李伟：这种心理创伤是有迹可循的吗？

彭凯平：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心理学研究调查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在疫情期间做了4个比较大的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个观点。

我们的第一个调查是在2020年的四五月份。

2020年的2月5日，那时病毒刚刚爆发，接受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说，大部分的心理问题应该会发生在三个月之后。

因为当时大家的主要的精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比较恐惧。人在恐惧的时候其实是有行动的力量的，所以因害怕、恐惧而产生的行动力量不会带来比较强烈的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是当恐惧的对象没有了，但是又担心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焦虑产生的抑郁、压力、应激反应，才是问题。

所以在疫情爆发之后的三个月，也就是2022年的四五月份，我们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做了心理调查，发现心理问题开始成为第三大的死亡原因，也就是“超我死亡”。

李伟：这三大死亡原因分别都是什么？

彭凯平：第一大死亡原因是心血管疾病，第二大死亡原因是糖尿病，第三大死亡原因是抑郁症。这是让我们非常震惊的现象。

中国抑郁症的比例在全世界其实不算高的，有很多国家比我们抑郁症比例要高。我们其实天生是“乐”的文化，李泽厚先生就说过，中国人是“乐感”，不是“耻感”和“羞感”。我们是寻乐的、快乐的，是烟火气特别重的民族文化，所以一般来讲抑郁症不是那么高。但是这次疫情，产生的影响确实很大。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调查：得抑郁症的人数在升高。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调查，新华社和我们进行了合作，我们每年都会做一次大规模调查。

李伟：疫情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心理上的负面影响，有没有影响尤为严重的群体？

彭凯平：在2021年的11月份，我们在中国调查了30多万名学生，包括中小学生和部分大学生，发现疫情对我们的年轻人的影响确实是挺大的，以前我们没有关注的家庭矛盾现在凸显。例如不能够到学校去，每天上网课，和父母亲经常待在一起……孩子学习的自主精神也严重下降，因为在学校有老师的言传身教，有同学气场的感染，但在家里没有这种学堂气氛。

所以说，网课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妥协，并不是值得骄傲的教学革命。就是没办法，我们只能这么做。这对孩子们的伤害就是：得不到同学的鼓励支持，没有正常的社交活动，也不能到户外去探索自然。

很多问题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就是心理问题出现低龄化趋势。以前我们一般谈心理问题，都是在说中年人、老年人，但是现在发现，年轻孩子的心理问题开始凸显。在我的调查里，最小的要自杀的孩子才9岁。这是很可惜的。

李伟：除了孩子，大人的情绪有没有也发生什么负面变化？

彭凯平：2022年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在五个超大型的城市，调查青年人和中年人。我们发现，抑郁、消极的情绪比较突出，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恐慌、抑郁、焦虑等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

2022年12月份，在疫情政策调整前后，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发现比较突出的负面情绪包括恐慌、焦虑、抑郁，也包括怪罪。大家突然在想，事情要怪罪给谁，现在开始找算账的人了。还有歉意，自己明明是家里的台柱子，但不小心确诊了，影响了一家人，内心生出歉意。

大家都能感受到，新冠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但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觉得心理的创伤，特别是负面情绪，焦虑症、抑郁症、恐惧症，内疚还有责备这样反社会的心态增加了不少。这就是我所说的“心理创伤”。

李伟：您刚讲到的这种心理创伤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应对，疗愈？

彭凯平：绝对有。在1984年的时候，有三个美国堪萨斯大学的教授，一个叫格林伯格（Greenberg），一个叫匹茨辛斯基（Pyszczynski），另外一个叫所罗门（Solomon）。他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恐惧管理理论。

我们人类都有潜意识的恐惧，这种恐惧每个人都有，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生物。动物都不知道自己会死，但人是知道的。风险、挫折、病毒、打击、伤害……所有这一切激活的都是人类潜意识的死亡焦虑。这样的死亡焦虑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状态。

李伟：如何去化解这种死亡焦虑？

彭凯平：这三位教授提出了“恐惧管理理论”，来管理我们对死亡的焦虑。

第一种方法叫做“近端防御机制”。

人天生地具有一些本能，让我们逃离这种让人恐惧的事情，“眼不见心不烦”。火葬场，不去；负面消息，不看；病毒，不想它。这是一种逃避的方法。

有些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压抑恐惧，比如说借酒消愁，借工作压抑，或者是借其他的事情把负面情绪压下去。

还有一种是“迁移”，把心里的不高兴发泄到别人身上。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意见撕裂这么大？为什么很多“喷子”喜欢去喷人？其实是他的恐惧、焦虑在作祟。他说自己很勇敢，要打你、骂你，其实是在害怕，但他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所以我经常讲，网络上的“喷子”其实都是很可怜的人，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受到了恐惧死亡焦虑的伤害，还振振有词。

上面这三种就是人的“近端防御机制”。

这三位教授提出，我们也可以有比较好的“远端防御机制”。

第一种是世界观，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文化世界观，叫做“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这一生为国家做贡献，为人民谋福利，立下不朽的功绩，这样的人功成名就，做到了“三不朽”，就也不害怕死亡了。只要相信自己的信仰，人是有超越死亡恐惧的精神力量的。

第二种是亲密关系，和自己的家人、爱人、孩子在一起，“抱团取暖”。这也是千万年来人类进化历史选择出来的特别重要的战胜创伤的方法。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多多体会亲情、爱情、友情。

还有就是强大的自我。一个人自信、自强，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这都是我们所说的“积极自我”。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意义感。有一个学者叫弗兰克尔，是很有名的心理学家。他提出：人在什么时候容易找到意义？不是在特别开心的时候，因为开心的时候我们不太想事儿，专注于享受当时的快乐。反而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会开始寻找意义。他发现，痛苦是“意义”产生的源泉之一。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寻找生命的意义》。他发现，在这个过程中间，“英雄主义”的感受特别容易产生意义感。就像罗曼·罗兰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一个人如果能从创伤中找到伟大的意义感，也是一种特别好的疗愈创伤的方法。

李伟：彭老师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来指导大家疗愈创伤？

彭凯平：我的一位老师，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ristopher Peterson）提出，活出四个特别重要的积极心理体验，就会比较容易疗愈我们的心理创伤。

第一个就是“爱”的力量。

人应该体验爱。很多人一听到“爱”，很容易想到男女之间的爱。心理学发现，人的“爱”是可以有很多种的：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生活，爱家人，爱孩子，爱祖国，爱民族，爱文化……所有这些“爱”都是人的积极感受。

我们已经找到了“爱”的脑区，也找到了“爱”的激素，英文叫做oxytocin，被错误地翻译为“催产素”。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oxytocin男人也有，男人不生孩子，肯定不能被催产。这是一种“爱”的激素。

李伟：“爱”的激素起作用时，一般都会有什么表现？

彭凯平：当我们拥抱亲人的时候，全身发热，嗓子发紧，有时还会有眼泪流出来。这就是“爱”的激素的作用。回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抱抱孩子、抱抱老婆，会感到特别温暖。这就是“爱”，不是虚的，也不是空的。

别人在你特别困难的时候说了一句很通情达理的话，你在冰河中挣扎的时候有人伸出援手，你一下子就会觉得格外温暖。这就是“爱”的激素的作用。

要培养这种“爱”的体验，体验越多越容易疗愈我们的创伤。多陪陪孩子、老婆、家人，多欣赏“爱”的力量，少讲仇恨和斗争。

我们发现，人的竞争优势不在于斗得有多狠、多强，因为野生动物斗起来都比我们要更厉害。老虎、狮子、豹子，每一个野生动物都可以单打独斗，把我们灭掉。但是为什么千万年下来，是人脱颖而出？因为“爱”的力量，动物没有而我们有，动物有的少而我们有的多。一定要把人“爱”的力量用出来，保证我们在黑暗之中找到光明，在冰河之中找到温暖。

李伟：“爱”的力量很重要，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疗愈创伤呢？

彭凯平：克里斯托弗·彼得森还提出，要找到“快乐”的力量。

我们以前总以为“快乐”是傻乐，现在发现：错了！人的不开心是很直接的，这叫做“负面信息加工优势”，对于不好的事情我们会立刻产生不好的反馈，而让自己开心起来不太容易，需要修炼，需要技巧、智慧，还需要遗传基因的帮助。

大家要知道，让自己开心不容易，让自己不开心特容易。很多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些“快乐”的方法。快乐的时候，大脑也会分泌出各种积极的化学物质，包括多巴胺、催产素、内啡肽、血清素……快乐、愉悦具有非常了不起的疗愈作用。

第三个特别重要的疗愈创伤的感受，是“有用的感觉”。

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大的痛苦，就是别人认为自己没用。我们发现很多9岁、10岁跳楼的女孩子，轻生的原因就是爸爸妈妈说了一句特别伤人心的话：“你这个废物，还不如死了好。”当这句话说出来，孩子基本上就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李伟：是的，遗憾往往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

彭凯平：我经常讲，我们中国的父母亲一定要知道用爱和孩子沟通。狠、毒、恶之中，其实是没有“善”的，不要再说“打是爱”了。打就是打，爱就是爱，积极就是积极，消极就是消极，我们不能搞这种逻辑混乱的说法。

爱孩子就要真的爱，那种所谓的“严格要求”其实是一种自我情绪的宣泄，对孩子是有伤害的。一定要把这种封建的思想、错误的斗争哲学去掉，我们要活出文明人的现代精神。

“我能、我有、我是”的体验特别重要：我能干什么？我有什么样的优势、特长？我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现在发现这种“自我效能感”，是非常重要的疗愈创伤的方法。

最后就是“意义感”。我们以前说意义，特别喜欢把它想象成一种抽象的、哲学的、政治的、神学的概念，特别宏大。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复杂，它就是我们大脑前额叶的灵性、悟性、感性和德性。

比如说一个人走到水边，想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就是一种禅意。这种意义感每个人都有，可惜很多人不太重视去挖掘。

李伟：我们应该如何去培养这种意义感？

彭凯平：一定要用中华民族的智慧，叫做“慧眼禅心”。任何事情不能匆匆地一闪而过，一定要用心去欣赏、观察、思考。就像王阳明先生一样，认真去看花：看花的时候，花和我的心同时颤了起来；我不看花的时候，花和我的心一时寂寞起来。这就是“心学”的智慧：用心去欣赏生活中那些微小但是有意义的事情。这种意义，就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萨特说得好，存在先于本质。没有什么先天的意义，每种意义都是我们存在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发现的，是活出来的。人生的意义要靠你自己的灵性、悟性、感性、德性去发现。当你找到了这个意义感的时候，所有的创伤都会慢慢痊愈。

李伟：刚刚我们聊了创伤的疗愈，您在前面提到，创伤也是可以让人获得成长的，这种成长是什么样的？

彭凯平：“创伤后成长”是一个新的概念，以前心理学的概念叫做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大家都听说过，叫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指的是创伤后各种心理上的问题。

但是有一位心理学教授，理查德·特德斯奇（Richard Tedeschi），他发现大多数人在创伤之后其实都能够自我痊愈。当然，也有人痊愈不了，需要专业的心理帮助。让他特别意外的是，有少数人在经历创伤后，还能抓住每一次创伤，把它作为自己人生的历练，成长起来。这就是我们说的“创伤后成长”。

用一句经济学家的话，“不要浪费每一场危机”。有了危机、挫折、打击，千万别把它浪费掉，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变得更好。就像哲学家尼采说的一样，任何不能杀死我的，都只会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遭遇了那么多的痛苦和伤害，千万不要把这个机会白白浪费掉。三年的疫情让我们感受了很多，体会了很多，创造了很多，也痛苦了很多。怎么办？一定要从中总结经验、发现智慧，让它变成我们未来成长的精神力量。

这就是“创伤后成长”，我把它叫做PTGD（Post-traumatic growth  development），对应PTSD改了一个字母。

在2022年二三月份的调查中，我们也发现：相对于2020年的高抑郁率，我们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心理状态。我们变得更加坚强了，可以重启新的生活。

李伟：这种“变得更加坚强”的表现具体是什么？

彭凯平：我们发现了两种积极变化：一是大家的心理韧性在不断提升，另外就是对家庭的关怀更加突出。

我们本来就重视家庭，但是以前很多人可能忙于追求事业、工作，没有那么多时间。现在大家更多地待在家里，能够体会到家庭的重要性和家庭生活的复杂性。所以心理学渐渐开始热了起来，特别是家庭关系如何调整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关注。以前许多人觉得自己出钱养家糊口就行，现在发现，光是养家糊口还不够，还要让家成为心灵安宁的家园。

同时我们也发现，大家对健康越来越关注。我们对环境卫生开始重视起来，例如戴口罩、洗手、保持卫生。从这个角度上讲，新冠疫情也为我们的健康教育起了作用，是好的变化。以前我也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想法，现在发现：不干不净，会要人命。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特别重要的社会机制：不能封锁不同的意见。只有不同的意见，才能激发社会上不同的智慧。我们要更多地理解别人的情绪，很多人发飙其实是一种情绪体验，并不是真正的思考出来的态度。要更多地提倡善意，理解社会各层人士的价值——每个层级的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和追求的价值理念。我觉得经过疫情，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会更多地体现出来。

彭凯平：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认为这种心理韧性的提升需要从三个方面去做：

1.学会一些情绪调节的方法。每当挫折来的时候，我们肯定感受到不舒服，要学会一些情绪调节的方法。

比如说，学会呼吸，像练气功一样，学会正念，像禅修一样，学会沟通、交流、表达，学会一些运动的方法，也要学会抚摸自己的身体。所有这些都叫做正面情绪调节。

2.培养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培养显然不像情绪调节那么快，需要我们慢慢修炼。

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挑战自我，让自己做一些不开心的、感觉不顺、做得不好的事情。坚持去做，就可以提高我们的意志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也可以叫抗压力或耐力。这就是我们面对压力时能够持之以恒、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

3.培养意义感。

我们要培养“爱”的力量、自我效能感，做自己爱做、做得好、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做能够给自己、家人、社会带来美好体验的事情。

很多朋友能够扛过来并且走到现在，很不容易。我要特别祝贺今天晚上来听直播的人，你活出了积极的心态。三年的疫情没有把你击垮，紧张的形势没有逼得你在家里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而是打开设备听我们聊，这就是积极心理的体现。

李伟：我们马上迎来2023年，我想问一问彭老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建议，能够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如何让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好一些？或者让每个人能够更有生活的意义感？

彭凯平：我的建议其实挺简单的。要想拥有美好幸福的生活，可以做5件事情。

这来自于中国传统佛学的五思法，是说有5件事情我们天生就会做，可惜我们舍不得把它做出来。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第一个就是多笑一笑。我们现在这三年活得不开心的一个体现就是：讲笑话都不好意思了。现在甚至有时候讲“积极心理学”，都会有人说不合时宜。我最近做演讲，大家的担心就是：是不是我们在痛苦的时候，就不能开心地欢笑？我觉得这就是创伤的体现。 

其实人类的笑是警报解除之后最自然的反应。我们发现，人类的笑脸和恐惧的表情是差不多的。你可以想想，恐惧是眼睛睁大，嘴张开，笑的时候也是一样。

在创伤之后，我们要多给大家一些快乐的积极的体验：讲一些笑话、制造一点幽默。但还不能欢庆，毕竟有那么多的人受伤、受害，我们还是要有同理心。

李伟：“制造幽默”的同时，保持同理心。

彭凯平：对。幽默很重要，是一种智慧，它不是让你马上发笑，而是让你思考过之后才觉得好笑。林语堂先生把humour翻译成“幽幽地想、默默地笑”，特别到位。幽默需要一些智慧、自嘲，以及自我安慰。

我也希望大家多笑，多一些幽默，不然我们老是责备自己、老是伤心、痛苦。

其实在很多文化中，葬礼是幽默的，大家都在讲这个人做过的有趣的事情，这本身就能够帮助我们化解痛苦，疗愈创伤。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笑一笑，实在不行对着镜子傻笑或者含一支笔笑。对着镜子傻笑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屡试不爽。现在大家就可以试试。这叫“迪香式微笑”，是法国人迪香在1862年发现的。

李伟：追求幸福，除了保持快乐，我们还要做什么？

彭凯平：第二就是要动，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人在伤心痛苦难受的时候，其实积累了大量压力激素，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够化解。

我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培养一些运动的习惯，走走路，看看风景，爬爬山，旅旅游，总之多去动，不要老在家里宅着。

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扛过了奥密克戎的影响，很多同胞已经阳过了。我们要走出去，去体会世界。我们可以戴口罩，人多的地方注意卫生，这些简单的健康防范要做，但是不能再在家里宅着了。

三年了，人不应该永远待在家里，你得走出来。一定要动起来。

第三就是要多去交流沟通表达，多和亲人说话、多和孩子说话、多和自己的同事们说话。

我们现在大多借助网络的方式交流，使用手机微信。但面对面的沟通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可替代的。一定要谈情，一定要说爱，一定要去交往，希望大家多多去表达、去沟通、去交流。

李伟：我看过一项调查，指出社交对人的寿命有很积极的影响。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多去跟朋友聊聊天，对我们的寿命其实是有直接影响的。

彭凯平：是的。追求幸福还有一个方法：要去领会、发现、体验各种意义，这就是我说的“禅机”。

生活处处有禅意。很多事情不要让它一闪而过，即使特别微小，我们也不妨用心再看一下。中国人叫“观”——“又”和“见”，除了要肉眼看，用心再看一遍。欣赏、关怀、领悟、感受，是特别重要的。

最后一条就是我提倡的：澎湃的福流。

一位叫做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的心理学教授发现：成功人士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做到极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们能够沉浸其中，物我两忘，酣畅淋漓，如痴如醉。

在生活中我们要多去体验一些能够沉浸其中、物我两忘的事情。在做的时候，你会不知此时是何时，不知此身在何处，特别投入，沉浸其中。这样的体验十分重要。

李伟：什么事能让人产生“福流”的体验？

彭凯平：任何事情都可以，只要它有一点难度，不是特别简单，但是你能够战胜它，能够做好，这个时候就会特别开心。

打球、运动、爬山、读书、做工作、做计划，任何烧脑、要用劲儿的事情，但同时只要奋斗一下就能够完成的，多做一做。

凡是特别容易做到的事情，就很容易产生无聊的感觉。一直做简单的劳动，就像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会让人很烦，觉得没有意义。

同时，那种特别难的事情，怎么都做不好，给人带来的挫折和伤害也很大。所以我们提倡做那种比自己现有的技能稍微难一点、但是努力一下能够达成，做成之后感觉特别开心的事情。这种体验我把它叫做“澎湃的福流”，多做一些让福流澎湃的事情。

所以简单总结一下，要多笑，要多动，要多说，要去多感悟，要多一些福流的体验，这是我对大家2023年的大家的祝福，也希望自己能做到。

李伟：彭老师刚才说的这几点，其实都是我们在日常中能做到的事情。每天想一些开心的事情，想办法去制造快乐，也分享快乐，在一群人中做一个快乐的制造者。我们也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可能就连散步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彭老师还提到内观，包括“福流”，可能大家刚听到会觉得有点玄。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会有感受：某个阶段、某一个事情、某个瞬间可能都会带来触动的感受。我们记住这个瞬间，顺着瞬间再往前去探寻。其实是大家都能获得的体验。

彭凯平：对，其实门槛一点都不高。

我特别想说明“福流”这个概念，它原来被翻译成了“心流”。听起来特别玄，其实不玄的。

你读一本书读到手不释卷，那就是福流。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我和一位好朋友聊天聊了4、5个小时还不愿意结束，这就是福流澎湃。打球打到天黑不回家，打麻将打到半夜不下战场，都是福流体验。

我们以前觉得它特别玄，是因为契克森米哈赖教授它说是成功人士才有的体验。现在我们发现普通人也可以有澎湃的福流体验，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抓住这种体验，把它作为自己心里的力量，沉淀下来。

李伟：我们后台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提问，有些问题比较集中，是关于负面情绪的：

无法摆脱的虚无感，内心很焦虑，不知道该干什么；

对未来没有明确的目标；

我觉得疫情这几年，确实加剧了负面情绪的滋生。另一方面，我们处于快节奏的、人与人之间存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或者可以说，我们处于一个相互比较的社会体系，哪怕刷一下朋友圈，看到别人比自己活得好、活得精彩，我们就会很焦虑。

我想有很多条件在助推负面情绪的滋生。上面也提到了一些负面情绪，想问一下彭老师，我们该怎么面对这样的情绪？哪些情绪算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哪些可能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走出来的呢？

彭凯平：对，现在人们各种形式的焦虑越来越多。

焦虑，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的。恐惧，是由于确定的事情产生的。恐惧来得快也去得快，但是焦虑往往抽丝剥茧好长时间还离不开。

现在社会的焦虑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刚才谈到的社会攀比。本来自己觉得年薪30万已经非常好了，结果你发现你的同龄人年薪80万，这个打击就很大了。

以前我们比较的是周围和我们相似的人，是左邻右舍。现在我们比较的往往是社会最成功的那些人，这个差别就太大了。人家的“小目标”是一个亿，你一辈子都没有想过这个小目标，这一比心里就会不舒服。

我觉得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毛病：我们总跟那些特别成功的人比，而这些比较往往是不真实的。因为有些成功是被包装出来的，是资本运作出来的。这种比较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我们不得不受它的影响。

心理学家道格拉斯教授发现，仅仅是看一些杂志上的封面模特，就可以降低男性对自己女朋友的爱。生活中再漂亮的女孩，也比不上那些封面上包装出来的美女。同样的，女生也是一样，看到那些成功人士28岁就赚了5个亿，再看自己38岁的男朋友还一事无成，这个打击也很大。

我们现在生活很多的焦虑其实是社会比较的结果。

李伟：我们要如何尽量避免这种比较呢？

彭凯平：为什么我们提倡成长性思维？就是别跟别人比较，要多跟自己过去比，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自己不断在进步。有的人说这叫没有雄心壮志。但其实，这样的人才会不断进步。因为他能够知道自己从哪来、到哪去，如何活出自己的心态。这一种避免焦虑感的方法。

我觉得爱的力量，感情的力量挺重要。很多人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其实是因为缺乏感情，孤独、封闭、焦虑，觉得生活没劲。所以一定要多去建立人际关系。

即使没有亲密关系，只是萍水相逢的朋友、街上的路人，你对他微笑，他对你微笑，这种善意的传递和表达也是有意义的。

李伟：现在不少人对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其实不太重视。

彭凯平：有个社会学家叫做马克·格兰诺维特，他在70年代就发现：一个人找到工作、赚钱发财、找到商机，其实很多时候靠的就是一些萍水相逢的弱联系，而非强联系。 

弱联系很重要。别人为什么帮你呢？因为你是个好人，你善良。所以我经常讲：与人为善，不是一种道德规范，而是一种深层的智慧，甚至可以叫做竞争策略。

如果你真的是个好人的话，帮你的人会更多一些。如果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算计一切的人，可能会得一时的利，但不能得长久的功。别人也不傻，你坑了他一次，他就不会让你再坑了——除非那个人是个笨蛋。

所以说，善良其实一种竞争优势。如果要建立美好的关系，感情十分重要。

能够让自己开心也非常重要。人的一生很短，我们不能活得太委屈、太别扭，一定要活得自己觉得自己开心。很多人一辈子其实平平淡淡的，但活得快快乐乐，也会觉得人生有意义。

最后，要有一些社会价值观念。如果身边的人认可自己，我们的意义感会更强。普通的战士为什么能够守卫边疆、牺牲自己？因为这个国家、整个社会都觉得他做的事情有意义，这种被认可的社会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李伟：我简单再梳理一下。首先，对于所谓的“焦虑”，我们可以不要再跟别人对比了，多看一看自己，专注于自己有没有更开心一点、更进步一点、有没有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这是一种从焦虑中走出来的视角。

如果“意义”本身不太好把握的话，简单一点：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好事？假如你在没有意义感的时候做些好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善事，只要能够给别人帮助、展现自己的善良，就能够获得别人的认可。

对团体、对同事、对自己的家庭，再放大到所处的行业、社会，只要我们释放出自己的善意，对别人有所帮助，就会获得“意义感”。大家不妨把这些事情放得具体一点，就可以去做起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了。

希望大家能够卸下自己的心理包袱，用更积极的态度进入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