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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颂文,大反转

张颂文,大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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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年大戏《狂飙》,剧情与演技一路狂飙,力挽岁末影视低迷之狂澜,开播一周,豆瓣飙升至8.8。


注意看,这个男人曾经是摆地摊的小鱼贩,如今却成为黑社会大佬、只手遮天的企业家……

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狂飙》的解说开头第一句也许会这么说。

《狂飙》豆瓣评分高达8.9分

“爽文句式”与悲剧现实主义内核的结合,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看罢,让人很震撼,甚至为之癫狂。

但只有“爽”,恐怕浪费了这部“双主角”主演——张译和张颂文选角色的毒辣眼光,以及塑造人物的精准到位。

六年前,《人民的名义》的祁同伟,底层出身,铆足劲终于来到龙门前,发现门外有门,规则外还有规则。他越往上走,寒意愈浓,绝望越甚,一颗向阳向善的心绷不住了,“啪”一下断掉,逐渐滑向深渊,成为一个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所谓“坏人”。

如果说,祁同伟是体制内的一次变异,这次《狂飙》里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就是一次体制外的变异。

不过,高启强比祁同伟更鲜活,更丰富,更可爱,也更可悲。

一个人被微小的恶念一点点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种自我背叛、自我重铸的过程,更是一种无声悲惨的人性酷刑,像温水煮青蛙,像缓缓没入黑暗漩涡的巨轮。
剧情双线并行,老好人变成大恶人、正义使者渐渐绝望失声,明与暗,善与恶,对峙又交织,现实魑魅,真相胆寒。

《狂飙》不是一般的扫黑警匪剧,它所抵达的灵魂腔隙,比表面看上去要深得多。

与恶魔做交易


全剧是以倒叙形式切入讲述的。三个主要时间点,2021年、2006年与2000年,似乎隐隐对应着某种结局、过程与开端。

张译饰演的安欣于“结局”年份出场,身为宣传部干事,大小是个官,却潦倒落魄得骇异——模样不过三四十岁,却满头白发,身形佝偻,满面沧桑与疲惫,眼神与口语一起,时而闪烁,时而坚定。

这样一个角色一露面,甚至不需要开口,厚重的故事感就满溢出来,重重迷雾如山倒:这个人到底经历了多少摧残,会变成这般模样?

这是2021年,扫黑行动进入常态化,指导组开始进入京海市彻查。手握举报材料的指导组惊奇地发现,在这个盘踞足足十二个犯罪团伙、存在时间最长达十年的“模范城市”里,整整十年期间,竟未有一起群众举报。

这可能吗?

唯一的解释有二:有举报,但无用。或是有举报,却被压了下来。

打掉一块盘根错节的嚣张犯罪团伙,却没有牵扯到任何一个公职人员,这,又可能吗?

一切谜团,都得重新回到二十年前。

彼时的京海,既是一座文明法治的模范城市,也是盘踞着二十多个犯罪团伙的黑恶势力大本营。

而彼时的安欣,还是个年轻气盛的刑侦干警,有干劲儿和凛然正气,内心充溢着惩恶扬善的热情与决心。

安欣这号角色其实是有“靠山”的——公安局两位领导,一位是自己父亲的好友、另一位日后成为自己的岳父,但他靠自己成长为一名人民警察,处处避嫌,二十年不收礼分毫,大年三十主动加班,浑身充满干劲。

他不惜生命为队友扑灭手榴弹,为了破获命案只身涉险,主动请缨做监狱卧底,忍受百般恶劣的环境,深入敌人内部,屡次险些丧命也毫无怨言。

这么看,安欣是一个近乎理想化的完美“正派”形象,年轻有为,一身正气,像《沉默的真相》里的江洋。只不过,结局也与江洋很相似。

相较之下,另一个“好人”高启强,现实感要强得多:菜市场鱼贩,13岁时父母双亡,从小“当爹又当妈”抚养弟妹,一名底层老实人。

为了养家糊口,高启强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却因没钱没背景,处处被黑社会欺负,最后与向地痞流氓“还手”,却被安欣抓获。

一个是不拘于形式,仅凭内心朴素正义行事办案的干警,一个是被逼到绝路的老实人,审讯室里的一碗除夕饺子,让这两个骨子里的“好人”识于微时。对弱者的同情,对正义者的尊敬,共同反抗黑暗与邪恶的心,将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连结起来。

不过,两人的关系在这时是有明显强弱之分的:一个小警察,一个小鱼贩,一个审问,一个被审问,一个有稳定体面的工作,一个艰难挣扎求生。安欣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并且,两人的原始价值观虽然都是遵纪守法、从善避恶,但他们之间仍然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区别:一个无“畏”,一个太“畏”。

这里的“畏”不是敬畏的畏,而是一种求生的本能。

安欣是有余力去追求理想、帮助他人的那部分人,因无所畏惧而大胆,有放手追求正义的心理精神基础。

实际上,在现实里,那些坚定某一确定原则与信念的人,也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有勇气去坚定,而是因为有能力去坚定。在更大的“诱惑”,更诱人的捷径面前,他们不必屈服也可以拥有较体面的生活。

而高启强,一个努力活着、教育程度低下的人,这个社会上很多东西都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不仅是一个黑社会,甚至连一只猫都可能跟他抢食粮。

跟这样的人谈信念、理想,是另一种残酷。

因此,当二十年后,原本的“强好人”潦倒落魄,被现实蹉跎百般。而曾经的“弱好人”摇身一变成为黑社会老大,“变成了恶龙”——如此结局,难以单纯地用好人变坏、好人无好报来解读。

靠山与保护伞


在一个丛林世界活下去,必须要有“靠山”。

这是高启强在安欣身上学到的第一堂课,即便安欣本人并无意如此。

高启强开始有转变苗头前期,安欣坐在菜市场里,给高启强写下一份书单。他认为,一个老实人想要在这个社会上活得更有力量,多读点书总是有益无害。

高启强却将这种善意,转变为一种“势力”,他特意提高声量,引起市场人群的注意,让他们都看到,自己这个“鱼贩子”,都有和公安局副局长的儿子经常称兄道弟的一天——这个场景,向其他底层人构成了一个潜语:我高启强有的是靠山。

最初,靠山是一种武器,让高启强和鱼摊免于黑社会的骚扰和威胁。

在这一阶段,安欣得知后也出于对高启强种种遭遇的同情,而默许了这一行为。

但逐渐地,尝到“靠山”甜头后的高启强开始得寸进尺,与黑社会同谋,掩盖命案,威胁勒索,逐步深入到黑社会体系内部,并成为其中一份子。

虽然起初每一步都是为了生存、弟妹、家庭,一次次选择积少成多,渐渐危如累卵,难以自拔。

讽刺的是,起初只是一个饱受欺凌的小人物为了生存不得已寻找靠山,慢慢到建立靠山,最后自己竟成了靠山,从与恶魔做交易到自己变成“恶魔”,操纵掌控他人命运。

与高启强“步步高升”形成对应的,是安欣这边的步步下坡,阻碍重重。

案子还没开始查就被举报与黑势力勾结,仿佛前方始终有一把看不见的黑伞,有一张无形的大手,阻碍着他实现力所能及的正义与公义。越有所志,打压愈烈。

但不可忽视的是,高启强本身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不论是思维的缜密程度、随机应变的心理素质,都在平均水平以上。或许的确有安欣给他那本《孙子兵法》之益,但一个常年混迹底层的劳动者想要将那些“兵法”熟练运用到现实里,自身骨子里的胆识和智慧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的人,只要给他机会,成事并不难。

关键就在于,看给的是什么机会。

在一个向善流通顺畅的环境,高启强可以获得更好教育与社会支持,他也许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企业家。

但在一个被腐蚀和损害的环境,当他发现自己的才智完全可以用到其他更隐秘、却有更多便捷的地方。这个时候,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机会与运气,而是对抗人性里趋利避害的本能。

对抗人性,多数悲剧,极少数奇迹。多数人都惯性随大流,群体向善,他们就向善,群体向恶,他们就变恶。林冲走投无路上梁山,是江湖的、小说的逻辑,而现实中,更多人就是高启强和祁同伟。

回到开头的问题,善与恶,真的仅在一念之间吗?

相较于“念头”,或许“选择”这个词更合适。

《狂飙》借演员吴刚之口道出了问题的核心,也是全剧的题眼:“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高启强的转向,就是由这一次次“另一个方向”的选择铺就的。为了生存、家人和爱的人,他一次次选择了对自己更“好”的那条路,而这里的“好”,不是道德信念、精神人格之类的虚的东西,而是一碗饱饭,一个看得到的明天,一个团圆年。

一个夹缝中生存了几十年的老好人,趋利避害或许早已成为他们的下意识,也许他们自己都未曾察觉自己正深陷黑暗,但生存哲学里的本能驱使他们将自保放在第一位。

高启强的人物形象比祁同伟更丰富,更有血有肉。他并未单纯将自己的转变归因为外界不公,而是集中注意力到自己内心的变化。

人心有七情六欲,有贪嗔痴恨。初期的高启强,对自己的生活其实没什么贪念,唯所图的不过是弟妹能过得好一些。剧中好几幕展现他面对家庭柔软的一面,但越是柔软,就越令人心酸不已。

后期的高启强察觉到自己内心的黑洞在以不可抑之势扩张,他有过纠结,想过自首。但这样一个人物走到这里,观众已经可以站在他的角度去挣扎,去痛苦,去反思。

这是人物的立体和魅力,是张颂文的成功,是现实真正的悲剧内核。


环境与笼子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里,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因战争流落到荒岛,起初大家都能团结一心,求存呼救,渐渐地却迫于艰苦环境彼此分裂,甚至互相残杀。

德国二战题材剧集《我们的父辈》里,崇尚和平的反战主义少年Friedhelm进入战场后,在残酷的极端环境下,在生存的迫切紧逼下,一步步变得冷漠、决绝,成为一个毫不吝惜子弹的德国老兵。为了生存而自我扭曲,犯下罪孽,最终带着救赎的决心死去。

《我们的父辈》剧照

正如战场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胜利,一个甘居暗处的人,即便被环境同化,横行霸道,吃香喝辣,一个人骨子里原本属于善和正义的那部分,一定会以另外的方式折磨他,直到生命终结。

类似的“好人变坏”故事太多了,可这些人物却大多令人憎恨不起来,反而更多是同情、恻隐,甚至有时候还会暗地里为其拍手叫好。

丛林法则并没有对错,只有强弱。只要一个人体会过弱者的感觉,或曾走近过弱者的世界,他就会明白,那些悲剧和无奈,那些可叹和可惜,都不是偶然而已。

从个体层面,高启强是黑社会生态的一个个体缩影,是一次被环境同化的“正”到“邪”。

而真正对整个社会造成致命性、结构性威胁的,是那些潜藏于正义表面、来自系统里看不见的却能搅动风云的暗流。

比如一身正气的公安局长孟德海,种种迹象表明,孟局其实是黑道伙头徐江背后的保护伞,是一个滥用权力而非追求权力的黑“官”。

“保护伞”和“靠山”看似同义,但其实有着微妙区别。后者侧重被动与静态,利用的是整个社会权力体系里隐形的强弱阶级与官本位潜规则;而前者,则是主动提供庇佑,利用的是权力本身,颇有只手遮天之意。

事情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一人作恶,尚可归为漏网之鱼或身份地位之差,大不了“惹不起躲得起”。但一把保护伞,意味着形成了一种包庇恶的局面。

这种局面直接带来的,是恶人向更恶堕落,会越来越容易,而好人向正义求索的路则会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难。

一个正常的社会,唯一的“保护伞”应当且永远应当是法律,正如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就是“法治”。

约束,是规范权力的关键。中学课本里就有一句话:权力应该被关进笼子里。这里的“笼子”,就是法律。

但这同样是学理的、理想的逻辑。现实里,即便是所谓的“好人”,也可能持安欣叔父安长林那样的观念:“权力无好坏,更大的权力,才能做更多的事。”

这句话是印在人物海报上方的,也许表达一种暗示,随着剧情的步步披露显影出来:在一个癌变的环境里,亦正亦邪,亦黑亦白,也许反而会成为社会最大的地雷。

讽刺的是,安欣养父在最初出场时,还曾对安欣一派正义言辞地教诲:“一个人谎话说太多,自己可能都分不出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

理论和现实的距离,理念和行为的距离,人性里的光辉与黑暗之间的距离,可能遥不可及,也可能近在咫尺,超出我们的想象。

因此,法律条文也好,道德规训也罢,避免历史性悲剧的唯一办法,是让它们落地,编织成铁笼子,让恶念不能兑现为利益。

电视剧告诉我们,很多人一直在为此努力,每一分努力都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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