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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县长的手腕 | 人间 · 虎溪山下04

一个年轻县长的手腕 | 人间 · 虎溪山下04

文化



“监狱里不能有一个无辜之人。不然,我等死不足惜。”


配图 | 李阿曳



虎溪山下 · 第四章



1912年4月,曾祖父抵达云南都督府。因之前蔡锷在广西有了前车之鉴1,为不给人落下话柄,对蔡锷不利,曾祖父来到云南并未担任要职,而是采用化名以私人秘书的名义跟在蔡锷身边,帮着处理政务,主要负责财税方面的统筹与实施,整顿厘税,参与开设富滇银行以及各大分行,为此,曾祖父还去县厘金局任职局长。

云南在蔡锷的治理下,社会安定,财税增加,一切井井有条,这一年蔡锷30岁。1913年,袁世凯以大总统的身份电令蔡锷回京养病。蔡锷为拥护“国权”,甘愿交出权力赴京。

蔡锷此时对袁世凯抱有极大的幻想,认为其有能力结束中国的动乱,还百姓一个安定民主的社会,自知赴京后有可能被袁世凯架空权力,仍愿意支持袁氏统领国家。曾祖父则对袁世凯有看法——在武汉时,与革命军交战的正是袁世凯率领的北伐军。曾祖父认为袁世凯虽有能力,有声望,但人品实在难以恭维。遂建议蔡锷暂缓离滇,但蔡锷一直强调,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地方理应支持中央,不能拥兵自重,国家需要政局稳定。

在蔡锷启程去北京前,1913年8月,曾祖父已赴任四川任知事(县长)兼财政局长,由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保荐2。曾祖父先一步离开云南,起因是蔡氏本家几个青年,因上一辈曾资助过蔡锷,听闻曾祖父已在蔡锷麾下,便擅自来到云南都督府,让曾祖父帮其引荐给蔡锷,个个想要当官,其自身却不学无术,还有目不识丁者。

曾祖父,自认为丢人,只给了他们一笔钱,说万不可丢祖宗脸面,让他们即时返乡。此举激怒了那几个人,他们认为曾祖父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享受荣华富贵,连自家兄弟都不照顾,还羞辱他们,因而记恨在心。后来曾祖父命丧蔡家老宅,主要是这几人为了泄愤而打击报复所致。

曾祖父赴四川上任,途经各个县,见到很多光着膀子的男人,瘦骨嶙峋,头巾破烂,一些女人光脚连草鞋都没穿,而他任职的县更穷,知事公署(县衙)连蔡家宅子都不如,不少民众面有菜色,双眼无神。

上任当天,当地几个财主送来5000元,并安排两桌宴席。曾祖父对来人及桌上的钱极其厌恶,但他在蔡锷身边早学会了引而不发,便回复赴宴可以,但钱财万不能收。上轿之前,曾祖父对着旁人嚷嚷道,“民国了,如此大张旗鼓吃喝怕是不妥。”几个财主在一旁毕恭毕敬,“无妨,县太爷也是要吃饭的。”

同时被宴请的还有警察所的张所长。张所长曾为前清典史,成都人,在当地颇有民望,很受当地百姓尊重,其与士绅大户也交情不浅,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警察所本该由知事兼任,张所长只是普通警佐,曾祖父考虑到自己是外乡人,张所长常年在此任职,负责缉捕、监狱之事,组建了地方保安队,便继续由他任所长。

在宴席上,几个乡绅、财主向曾祖父敬酒,吹捧道,“历朝历代,大清也好,民国也罢,总之县太爷就是我们这里不变的天,无论哪一代商贾都得仰仗县太爷。”曾祖父望向张所长,说自己初来乍到,有事还得倚仗张所长,“鄙人说是知事,不知政,亦不知事。不过县太爷,是我家老太爷那一代的叫法,终究过时了。”张所长的回答也颇兴味,“勤政恤民,便知政知事。若论说法,还是县太爷威风。”其他人附和。

酒过三巡,有人试探性地询问曾祖父,“我们这里的罂粟开得好,不比云土差(应是云南烟土),烟土通,政令通。县太爷大可放心,您是东家,我们不过是掌柜的,算盘打到底,还得东家承认是不?”曾祖父这才明白,这些人是想跟自己讨论烟土收入的分成。

自道光年间,云南、四川便大兴鸦片种植之风。1858年,根据《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清政府规定鸦片以“洋药”的名义合法进口,税率为每一百斤30两,一时全国各地广泛种植罂粟,尤其是西南地区。当地官员为增加财政收入,不但巧立名目,征收上百种税收,还强迫当地百姓种植罂粟,后来甚至对那些不种植罂粟或种得少的百姓,予以处罚,征收“懒税”。鉴于鸦片的巨大危害,1906年,光绪皇帝发布谕令,严禁鸦片,然而清廷那时已无力治国,很多地方官员为了牟取巨大利益,罔顾禁烟令,暗地里操控种植、贩卖鸦片的生意。

按照县里那些士绅、财主的说法,曾祖父每年可分得烟土利润至少上万银圆,作为县知事,其月奉为300银圆——当时,1块银圆能买三十四斤大米,买名好一点的丫鬟也就几百银圆,当地普通百姓一年的收入不超过50银圆,还有的人家为了几块银圆卖儿卖女。如此,曾祖父若在知事的位置上干上几年,比在蔡家做生意要强得多。

席上,曾祖父既没答应,也没否认。他清楚孟子所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不过他也没把财主们放在眼里,主要是想了解张所长等一干根深蒂固的下属。此人作为前清典史,非革命派,能继续当差,要么够圆滑,要么是有背景。


可一段时间相处下来,曾祖父摸不透张所长其人,他对曾祖父客气有加,又不似溜须拍马之小人。曾祖父有意培植自己的势力,张所长主动告知众人底细,对于曾祖父的调遣,他绝不推脱,缉捕罪犯也是不遗余力。

可另一方面,张所长也与做鸦片生意的那帮人来往过密,在当地还有两所大宅子,据说这些年得了不少钱财,生活奢华。

不过曾祖父自己也接受各种宴请,出门坐轿,架势十足,看模样也不像什么好官。他后来几番以此事告诫儿女,“识人不能只看表面,勿轻易认定其是好人抑或坏人。一味信其为好人,难免置自己于险地;一开始便恶其人,则无端给自己树敌。”

张所长也一直在试探曾祖父,只是曾祖父不知他是想拉自己下水,还是别有目的。他有次向曾祖父建议,百姓家中没有多少余钱交税,若采取高压政策也能收,无非是往后多收几年(民国有些县提前收了100多年的税,收到了21世纪),不交就抓人,杀一两个以儆效尤也未尝不可,大户则要拉拢。

曾祖父顺着张所长回道,“那敢情好,烦劳警察所长亲自带人,不必贪心,税收收至民国二十年即可,杀一两个草民无妨,抓一批刁民严刑拷打关一年半载甚好。”

张所长不淡定了,“如此办理?”曾祖父说,“那是自然,马上去办吧。办妥了,我为你请功。”张所长改口道,“知事初来乍到,事关民生,还得商议万全之策。”

曾祖父亲自给张所长端茶,两人无话,张所长喝了几口茶,起身告别。过了一会儿,一个姑娘拿着请帖来到知事公署,说今日是她生辰,父亲令她邀请知事赴家宴。

曾祖父打开请帖,说一定到,不能扫寿星的兴。姑娘是张所长的女儿,叫张三妹,那年16岁,个子高挑,未裹脚,是当地顶好看的女子,很多年后成了我的小婆婆。她小女儿即我的姑奶奶曾说道,“妈妈五尺高,是个美女,精通琴棋书画,还能骑马打枪,她自个讲来说媒的人踏破了门槛,但她心高气傲,就没看上的,谁想等了爹爹十几年。”

当时,曾祖父并未多在意这位姑娘。只是试探性地问张所长,他想兴修水利,架桥铺路,普及学堂教育,恢复集贸市场,说四川土地肥沃,让百姓回到农事上来,方是长久之计。张所长没接话,只说酒是张夫人亲自酿的,菜是三妹儿下厨做的,佣人都打发下去做活了。又说夫人生三妹儿不容易,疼了几天几夜。得知母女平安,他和老友将家中的酒喝了个精光。三妹儿上面还有兄长,在成都,只有这个女儿从小带在身边。

曾祖父无心听张所长拉家常,礼节性地说了几句为母不易,寿星乖巧能干的场面话。张所长便劝道,“三十出头的知事,大有可为,不必操之过急,我们等等看。”

曾祖父没想到,那是唯一一次和岳父岳母及妻子同桌吃饭,“悔不曾给岳父行礼。”


曾祖父到任不到半年,县里出现两起命案,他一人挑起调查、取证、断案的担子3

曾祖父一向不赞同个人集权,他主动将警察所交给张所长,进而又进行设置了独立的司法专科、检验科,培养帮审员等相关人才。其他县知事乃至袁世凯皆对集权求之不得,曾祖父却甚为忧虑,他忧心权力不被监督,百姓有如虎口求生,将司法公正系于知事身上,相当于拿一县百姓的命运来赌某个知事的品行能力。

眼下人才未兴,倒先出了命案,曾祖父只得亲自审理。

一日,一个叫王老二的男人跑来知事公署告状,说他只是去走了几天亲戚,回来就发现妻子失踪了。就在曾祖父派人着手调查时,有一户周姓财主家的下人主动前来报案,说有一个女人在周家后院柴房里上吊身亡了,正是王老二妻子。

曾祖父和张所长立即带人赶往现场,当时女人的尸体还挂在横梁上,王老二见到妻子的惨状立即失声痛哭,说要与周家同归于尽。曾祖父提醒王老二先将女人尸体取下,由张所长先行勘验。见女人披头散发,脖子上有勒痕,眼睛有血斑,舌尖外露,外衣完好无损,张所长当场认定尸体符合自缢特征,排除他杀。接下来就是要详查女人自缢的原因,曾祖父进行了二次验尸,闻了闻女人的发丝,没有提出异议。

围观群众指指点点,断定周姓财主想逼奸女人,而女人不堪其辱才自缢身亡。在审问过程中,周姓财主承认,自己应对王老二妻子的死负责,愿意进行赔偿。周姓财主交待,自己曾与王老二妻子有过一段情缘,本想娶她进门,因双方八字犯冲,周家长辈拒不同意,他便与女人断了往来,女人心灰意懒这才嫁给了王老二。

女人自缢前一晚的确曾找过他,却是来借钱的,说她儿子病了,高烧不退,王老二平日靠做棒棒(挑工)为生,家中贫困,拿不出钱来医治,只得去亲戚家借钱,之后一天未归。女人无奈只得前来求助周姓财主。俩人碰面难免动情,说话间,他拉了女人的手,却被其夫人撞见。夫人上去扇了女人两耳光,谁料女人竟会想不开。

经张所长调查,周姓财主所言属实,女人在嫁人之前,确实与其有过纠葛,还曾托人买过堕胎药。也有人证明当晚女人抱怨过自己男人靠不住,只能自己求人帮忙。周姓财主的夫人也承认自己的确打了女人,之后就拉着丈夫回了屋,并看紧了他。

曾祖父认为案情明了,判周姓财主赔偿王老二20块大洋,民众一片哗然,当场骂什么狗屁知事,一条人命就值20块。王老二又哭又闹,说妻子死得好惨。周姓财主主动表示,自己可以赔偿1000块大洋,女人的丧葬事宜也由他一并承担。曾祖父问王老二,“1000块大洋够吗?”王老二止住了哭声,“要得,马上结清。”

怎料曾祖父竟撇开周姓财主讨价还价起来,“两耳光1000块也太贵了吧,最多50块。”

王老二这时又嚎了两句“婆娘命苦”之类的话,抬头发现曾祖父板着脸,不吭声了。曾祖父拍着桌子道,“你婆娘是苦,嫁了你这么个败类,把命都搭进去了,你还真下得去手。你嫌弃她,怀疑她,大可把她给休了,那样我至少没资格教训你。”

王老二看似一副不明就里的样子,说话却语无伦次,“她明明是自个吊死的,不对,是被逼死的,周家都肯赔钱了,怎么官老爷还要欺负老实人,我娃儿还病着……”

曾祖父宣布对王老二进行司法审判,申明自己作为县知事受司法监督,不会非法凌辱被审者,同时被审判者亦享有各项权利,念得周围群众哈欠连天,才开始审案。

曾祖父先是说出了自己的怀疑:周姓财主家的下人在县公署报完案后,突然“月疾”(疟疾)犯了,全身打摆子,曾祖父让人找了几片树皮煮了给他喝下,自己和张所长跟着王老二一块去周家。

周宅说大不大,也不算小,连张所长都只知道大厅,王老二却熟门熟路,领着他们绕到柴房,径直冲到了女人上吊的位置。曾祖父有点纳闷,不过熟悉周家柴房并不稀奇。进屋后,王老二见女人吊在房梁上,不是第一时间将她取下,只是大喊大叫着不会放过周家,曾祖父便起了疑心。毕竟自缢女人的样子并不好看,外面又一下围过来很多人,作为丈夫如何忍心让她一直吊着。

原本关于这两点,只是曾祖父的内心活动,可当他注意到绳结时,又不由地加重了怀疑,于是他有意提醒王老二将女人放下来。在王老二取下女人后,曾祖父说绳索是物证,也得弄下来。柴房里有不止一把柴刀,还有斧子,就在王老二身旁。可王老二却伸手将绳子的一端用力一拉,绳子就掉了下来。

张所长也发现了端倪,与曾祖父对视了一眼,开始若无其事地验尸,得出女人是自缢身亡的结论。当王老二提出要将尸体拉回去时,张所长却说还得抬回县公署。曾祖父假装关心王老二,问他是否借到了给孩子治病的钱,若没有,自己可以垫付,反正周家少不了要赔偿。得知没有借到,曾祖父又问是哪个亲戚,如此冷血无情。王老二语焉不详。

下午曾祖父审案时,查访王老二行程的人回来了。早些时候,张所长受曾祖父派遣,在王老二家的床底下找到了一根破烟杆。烟杆是用普通的竹竿做的,但烟锅和烟嘴都是纯铜的,说是很有年份。这烟杆曾是王老二的宝贝,无论去哪儿,即便是干苦力,烟杆也不离他身。有人几次要出钱买,都被王老二拒绝,说就算讨米,也要带着烟杆解闷。

曾祖父从小反感烟味,他知道王老二是个烟不离手的人,却不见了他的烟杆,眼看着烟瘾犯了,却强忍着,脸色难看,着实令人生疑。

验尸时,曾祖父刚一靠近就闻到了女人头发上的烟味,尽管女人与王老二生活在一块,身上沾了烟味再正常不过,可女人身上却没有一丝味道,且衣服过于干净,明显是新换上的。邻居说女人出了门就再没回来,干活的女人穿了一天的衣服,身上多少会沾了尘土,少不了汗臭味,但女人身上只有皂角味。

最后就是女人脖子上的勒痕,细细看,有些地方与烟杆能够吻合,所有证据都指向王老二。曾祖父还曾怀疑女人身上会有伤痕,但在案发现场,贸然脱死者衣服进行尸检,又将“受害人”王老二羁押,恐引发民愤,因而曾祖父采取缓兵之计,当成自缢案件处理,看似审问周姓财主,实则为稳住王老二,再确认相关证据。

听到这里,王老二终于坚持不住了,双腿发软,跪了下去,承认是他杀了女人。


那天,王老二并未去亲戚家借钱,而是去了一个相好的寡妇那里,寡妇比他大5岁,满脸麻子。王老二说之所以跟她来往,只因寡妇不嫌弃他,心思都在他身上,不像家里的女人自以为是。

寡妇听说王老二借钱是要给儿子治病,一气之下将他轰了出来,大骂怎么不让家里的狐狸精去跟外面的男人要钱。王老二无处可去,只得连夜回家。一路上,寡妇的话在脑中挥之不去,王老二越想越气,“说不定那个狐狸精真就不老实。”因此,他等到半夜才潜回家,躲在楼上草垛里,想要现场捉奸,可当晚家里未有任何情况。

王老二不死心,第二天一整天没下楼,等到天黑,他听到了女人跟邻居的抱怨,只见女人往周家走去,他悄悄跟了过去,想着豁出命也要趁机敲周姓财主一笔。

王老二见到周姓财主和妻子越说越动情,俩人还拉起手,当他正准备跳出来找茬时,周姓财主的夫人先发难了。王老二躲在暗处吸烟,暗自解气,却自觉还不够解气,因为没得到好处。他顿时觉得,“狗男女偷情,凭什么要我将命豁出去?”进而滋生邪念。

待周姓财主夫妇走后,他猛地出现在女人背后,用手捂住她的口鼻,往地上拖,见女人拼命挣扎,王老二连忙用烟杆死死勒住女人的脖子,直至断气。

王老二曾不止一次想过要将女人吊死在周家柴房里,他听过一些风言风语,说女人婚前就是在这间柴房里和周姓财主私会的。现在女人断了气,没人知道他回来了,女人还被周姓财主夫人扇了两耳光,简直天赐良机,任凭周姓财主家大业大,有靠山,人死在他柴房里,怎么都脱不了干系,一条人命的钱,够他享福了。

柴房里有现成的麻绳,只是女人的衣服在挣扎过程中,被烟锅烫坏了,还沾有不少泥土,旁人定能看得出女人生前与人打斗过,但周姓财主回房后,就再没出来过,也不好嫁祸。

待给女人换完衣服,王老二自认为天衣无缝,把旧衣服拿回家,连同女人其他的衣服烧掉便是。只可惜了他的烟杆,沾了人命晦气了,但他舍不得扔,想着等过段时间,案子结了,找人卖了,多少还能得点钱。怕带回家不吉利,他还用黄布包住了。

之后王老二去了寡妇家,没有敲门,而是睡在寡妇屋后,直到早上,寡妇发现他了,他才伸了伸懒腰,说自己舍不得,还说过些日子,他兴许能过上好日子了,不会亏待她。

曾祖父依照《暂行新刑律》以杀害尊亲属罪,判处王老二死刑,于监狱内执行绞刑。判决前,有公署内的人谈及此案,说这可能不是最好的判决方案,说张所长在前清可没少接触过凶杀案,验尸时自然知道王老二不过是自作聪明,可他没有吱声,这是看在王老二儿子才10岁的份上,孩子没了母亲,再失去父亲,怕是难以过活。

他们也建议曾祖父多少该学会装糊涂,反正女人已死,百姓本就不知真相,认为女人是被逼自缢,不会有破绽,关键周姓财主愿意赔偿,如此一来,可谓皆大欢喜。

极少发脾气的曾祖父却气得摔了印章,“律法何时为皆大欢喜而存在!底层人们够倒霉了,权贵本视人命如草芥,我们还要投其所好跟着自轻自贱?女人的尸首摆在那里,无法出声,活人岂能凭一张嘴胡说。作为县公署人员,作为知事,不尊重生命,不敬畏真相,而求皆大欢喜,有何颜面?此乃人命案,当是在娶亲做寿呢?”

见众人不说话,曾祖父语气缓和下来,“我非嗜杀之人,只是不想这个世界,无辜的弱者最后连声叹息都没有。弱者只有享有过公平正义,才敢于去反抗破坏公平正义的强者。一个名声不太好,其自身却没有错的女人,死了该为其求个公正。”

那天曾祖父的日记,就一行字:“断案,心安。刘丫,素贞可好?”


王老二杀人案结案后,县公署有人担心百姓误以为知事有意偏向大户,而为难穷人,便建议曾祖父穿粗布衣裳,半卷裤腿,戴斗笠,扮出一副体恤民情的样子,风尘仆仆地去下面走访几天,与百姓拉近感情,这样兴许以后还能得到他们的万民伞。

曾祖父我行我素,依旧衣着华贵,出门坐轿子,他说,“我在家尚且不穿粗布衣裳,更勿说卷裤腿,做出一副劳力的模样。后来我参加新军,操练以及行军打仗,苦不堪言,但该花的钱一文未省。如今让我装扮成农夫,如做戏般,甚是别扭。”

而张所长却与曾祖父越发亲近,私下喊他时,也不再称“知事”,而是喊“德秀”,推心置腹地说他做了多年准备,终于等到一个聪明能干、能托付的县太爷。对于王老二的案件,张所长也并不是想和稀泥,只是想看看军人出身的知事到底有无能耐。

只是曾祖父还未来得及与张所长详谈,又一桩命案报了上来。被杀的是当地的豪绅,杀人凶手当场被人控制住,有诸多目击证人在场,本来豪绅的家丁打算就地处决凶手,“到哪都会判死刑,杀人偿命,没必要麻烦县太爷费口舌。”警察所的人听到消息后,马上带人赶到了现场,才勉强控制住场面。

于曾祖父而言,这起案件远比王老二杀人案要棘手,“有一种真相,不在眼里。”杀人凶手被警佐抬来时,已是奄奄一息,手脚被生生打断,豪绅的家丁手持长枪,一路盯着,怕凶手逃了,又说给知事一个面子,走一个过场,他们要亲自结果凶手。

曾祖父甚为厌恶,指着那个带枪的家丁说道,“就几杆破枪,最好别耀武扬威。我的管辖地,可由不得任何人胡来。民国律法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以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谁胆敢行私刑,我必定严惩不贷。”

下令将凶手收押后,曾祖父亲自去监牢给凶手医治,陪同的掾属(佐治的官吏)劝道,“一个死刑犯而已,就没必要劳烦知事费力医治了,就算他的脖子断了都不会影响行绞刑。”

曾祖父反问道,“谁说他就一定会被判绞刑?”

掾属不解,“难道这个人与您沾亲带故?若真如此,我们必定全力保全他,不管豪绅多有势力,我们眼里只有知事。”

曾祖父说,“我目前在四川没有任何亲戚。我不先医好凶手,万一他死在监狱,这个责任谁来担?反正我不会担。再说了,人还有一口气,救活了便能说话。”

见掾属低头不语,一副不服气的模样,曾祖父语重心长道,“你肯定在想,那么多人看着他杀的人,难道还有周旋的余地吗?我们还要想想,他为什么要捅刀子?为图财害命,那就算我治好了他,律法定会严惩。若有其他原因,律法也要求我们查明真相。”说着他吩咐掾属要保护好凶手家人,“我不愿任何一方强势干涉司法审理。”

经过一番调查,事情果然没有那么简单。凶手才14岁,杀人前一直被人叫作何娃子,无前科,不是顽劣之人;他上面还有个姐姐,懂事勤劳;母亲贤惠能干,是个不错的裁缝;父亲头脑灵活,做点小生意,一家人日子过得不错。

有一天,豪绅看上了何娃子家的一块地,说想买,却将价钱压得很低。何娃子母亲态度坚决,说豪绅欺人太甚,就算价格再高也不卖地,这块地是她的嫁妆。之后,豪绅绝口不提买地的事,而是私下找到何娃子父亲,说做小摊贩太辛苦,不如跟着他做大生意。为表达“诚意”,豪绅便要与何娃子父亲称兄道弟,让人领着何娃子父亲在外吃喝玩乐。很快,何娃子父亲就染上了大烟瘾。到了这时,豪绅才突然变脸,说大烟比黄金贵,就算是亲兄弟也不能这么免费抽,并提点他,家里那块地能对付一阵。

何娃子父亲是惧内之人,起初还有所顾忌,毕竟之前一直瞒着妻子,说自己忙着在外做买卖。现在又上了豪绅的套,要卖地抽大烟,担心妻子会暴跳如雷。可烟瘾发作时,人却性情大变,一声不吭地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家里妻儿谁出来阻止,他就打谁。最后可变卖的只剩下房子和那块地,但是地契不在他手上。

为了逼迫妻子交出房契和地契,何娃子父亲扬言要将女儿给卖去做丫鬟。何娃子母亲将房契和地契的藏匿点告诉儿女后,半夜用一把剪子戳破了自己喉咙。何娃子姐弟俩将母亲埋在自家那块地里。没两天,何娃子就听说母亲的坟被人掘了,当姐弟俩赶到地里时,看到母亲的棺木裸露在外头,来不及查问是谁干的。豪绅却亲自带着一帮人出现了,说地已经被何娃子父亲卖了,双方今早已签字画押的,限他们姐弟俩一个时辰内将棺木移走,并挑衅道,“坟我帮你们掘了,分文不收。”

何娃子让姐姐去报官,自己却趁豪绅不注意将其扑倒,还未来得及动手,便被豪绅的家丁们摁住。豪绅抓起地上的棍子,往何娃子头上砸。何娃子顿时没了声音,豪绅为显示能耐,让家丁们放开他,说自己也算一方豪杰,岂能收拾不了一个“青屁股”。豪绅一手揪住何娃子的头发,说这就送何娃子去地府见他的死鬼母亲。就在此时,何娃子手上突然多了一把小刀,没等豪绅及家丁反应过来,刀子已插进了豪绅胸口,直没入柄。

临了,豪绅还嚷嚷了句:“你啷个了?”走了几步便直直地倒在地上,家丁们这才意识到人被杀了,一顿乱棍猛地往何娃子身上招呼。当警佐赶到时,何娃子的手脚已断,被五花大绑,撂躺在地上。

豪绅是县里的大户,烟土生意他是头一份,在道尹公署以及军队都有关系,其家丁配有数杆长枪,平时嚣张跋扈,无人敢惹,因而去何娃母亲坟地闹事,说他们家就一个老废物,没啥子能打的人,就算发生冲突,不过图一乐子,才没带枪。得知豪绅被杀,几位家丁立马回去拿枪,好在警佐们也带枪赶到了。

眼下群龙无首,豪绅的妻妾没有能主事的,家丁们也就敢在公署门前放几句狠话,还被曾祖父骂了回去。张所长得知曾祖父还在医治何娃子,也说这个案子若是处理不好,恐怕连县公署都有麻烦。还说曾祖父刚上任那次的宴会,这位豪绅都没露面,就是因为在他眼里曾祖父“太嫩”,还没到他出面的时候。张所长分析,若按照以前豪绅在地方上的势力来看,曾祖父只有把人交出去,任凭他们处置,再亲自参加豪绅的葬礼,最好还派一个掾属扶灵,才能稳当任职。

曾祖父却说,“这种瞎胡闹,落人笑柄的事,我不会做的。他以前的势力有多大我不管,说句不好听的,能大得过大清?眼下民国正在恢复秩序,既然有法可依,我自当依照《暂行新刑律》审案。那人若死后还能只手遮天,我也算见了世面。”

换作以前,话说到这个份上,张所长不会再言语。而他却继续对曾祖父说道,“德秀,你要做的事,我都会去办妥。说来这是个机会,断案、禁烟、剿匪,可一锅端。”


对于禁烟,曾祖父筹划已久。自上任伊始,便决心将贩卖烟土之人,及背后的势力连根拔起。

曾祖父曾痛心,当地家家户户都有烟枪,甚至连一些孩童都抽鸦片,之所以按兵不动,是想探明对方的根基到底有多深,然后等待时机,将其分化铲除。如今张所长明确表示支持自己,曾祖父大喜过望。

彼时,国家层面也力主禁烟。1912年3月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大总统令禁烟文》,斥责鸦片祸国殃民,甚于“敌国外患”,直言“小足以破业殒身,大足以亡国灭种”。之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亦多次重申禁烟令。但由于当时中央政令难以通行于地方,很多地方官员只顾私利,勾结军官,私养家丁,以至于只禁种植,却难禁贩卖以及吸食。

张所长一直痛心于沃野千里、青山绿水的天府之国,被糟蹋成了荒野之地,从前的人们勤劳善良,后来鸦片流入后,原本老实巴交的乡民像发了疯一样,他的父亲亦是如此。曾祖父原计划让蔡锷将军跟总统府打个招呼,请临近的军队长官相帮,再由县公署出面打击,任豪绅们势力再大也得认罪伏法。张所长却有不同的看法——

有蔡锷将军做后盾,按照律法禁烟,莫说区区一个县的豪绅,就算四川都督也不敢有异议,但这样一来事情就复杂了,会有争地盘的嫌疑。尽管禁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就怕有人借此大做文章。

曾祖父对张所长的话深表认同,“如此一来,实乃身为知事的我无能了。”

张所长则以父辈的姿态宽慰曾祖父,“德秀绝非无能之辈,是人中龙凤,能当大任。你大可按照自己的想法放手去做,依律断案。禁烟的事有我做先锋,咱爷俩定能成事。”

曾祖父马上宣布公开审理何娃子杀人一案,他大张旗鼓地跟在场的人解说《暂行刑律》,重点讲述第15条“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逾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尽管《暂行刑律》未规定正当防卫的必要条件,而曾祖父却大胆地将何娃子动刀,视为阻却违法事由。

曾祖父还提到《修正刑法草案》,其中将刑事责任年龄由12岁提高到14岁的条款,以及“心神丧失之人行为,不罚。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等相关内容,但由于《修正刑法草案》当时并未实行,所以主要是依照防卫过当的行为来断案。

豪绅以不法手段诱骗何娃子父亲吸食鸦片,导致其妻自杀身亡,而后利用鸦片控制何娃子父亲,趁其神志不清之时,逼迫其签字出售田地,如此仍不罢休,又掘何娃子母亲坟茔,殴打何娃子,“身为人子,遇此暴戾恣睢之事,有任何举动亦不为过。”如此,曾祖父公开判处何娃子有期徒刑一年。据传曾祖父此举还是为了保护何娃子,便于其在县公署养伤,也怕他出狱后遭豪绅家族报复。

关于曾祖父断案之事,曾作为刑庭法官的姑奶奶在我学了法律后,曾多次与我提及,讲紧急避险制度以及正当防卫概念。近两年还问我,关于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法院是否予以认可,直言这种案件确实不好处理,但也要敢于依法认定。


曾祖父的判决自然引起豪绅家族的强烈不满,但那天未有持枪的家丁前来闹事,他们自顾不暇——就在同一时间,张所长带着一部分警佐,保安团的人出城剿匪去了。说是剿匪,实则禁烟,所谓“土匪”,就是当地土豪们私养的兵勇。如此,既能保障烟土贩运,又可借机排除异己,还时不时还骚扰百姓行抢掠之事。

豪绅的同伙们正商量着如何反击知事,张所长这一出动,立时慌了神。又议,张所长出城剿匪,县公署可以说是兵力空虚,组织几个家丁带枪冲进去,轻而易举就能将知事杀了,但他们也难逃造反或通匪的罪名,任谁也保不了。

眼下,于各位当地土豪而言,关键问题已不再是给死了的“老大”出气。于是他们派人备重金向曾祖父求情,说豪绅死了就死了,谁也犯不上为他搭上身家性命,只要曾祖父召回张所长,土匪的事情由他们搞定,并保证在他任期内不再有任何匪患,且禁绝大烟。

曾祖父担心张所长安危,据查土匪的数量数倍于县公署的警佐,他们的枪械也是从军痞那里买来的,其中一些土匪本就当过兵,加上装备精良,其战斗力并不弱。曾祖父清楚土豪是缓兵之计,更知张所长剿匪是为保全自己,于是提出若张所长及其部属毫发无损,土匪缴械投降,土豪们交出全部烟土,他可以考虑从轻处理。

来人走后不久,噩耗传来,张所长为救一个受伤的警佐,身中4枪,当场身亡。由于土匪火力太猛,张所长尸体未能抢回,其余的人只得先带着伤员退了下来,第一次剿匪失利。曾祖父当即带上所有随从,下令与土匪决一死战。土豪们自知矛盾无法调和,只能鱼死网破,不再藏着掖着,派出家丁增援土匪,命土匪务必将曾祖父一行除尽。

曾祖父与土匪亦陷入激战,正打算冲上去杀身成仁时,张所长的女儿张三妹带着一大批拿猎枪、持刀棍的百姓前来支援。张所长这些年从土豪以及前任知县那里分的钱,都拿来救济百姓了。百姓们听说张所长被打死,对土匪恨之入骨。张三妹又说土匪窝里藏了金银财宝,她父亲本想剿灭土匪,再将钱财分给百姓,没想到被土匪给杀害了。百姓怒火冲天,便一窝蜂地跟了过来。

半个县城的人往前冲,就算是活靶子,土匪也打不过来,只得弃械投降。曾祖父同意张所长女儿提出的方案,让百姓自己“认领”被土匪抢走的东西,很快土匪的财物被一扫而空。剩下一大堆烟土,曾祖父下令任何人不得偷拿,就地用石灰焚毁。

被土匪供出的土豪,被曾祖父以贩卖烟土,伙同盗贼土匪作乱上报至省府,省里回复“依法惩办”,同时将道尹公署的有关人员处理了。至此,曾祖父禁烟成功。


张所长遗体被运回成都老家,曾祖父亲自带人护送。一路上,曾祖父自责不已,向张夫人请罪,“我不该操之过急,应该徐徐图之,分而治之,自个的命舍了就舍了,我单枪匹马死在哪里都行,万不该让张所长冲前头。”

张三妹却对曾祖父说,“父亲的死,与知事无关。他早料到会有这一天,我们无力阻止。父亲出城剿匪前,曾交待管家,让我们务必留心县公署情势——若有人心怀不轨,定要站出来,拼死保住德秀。”

曾祖父一时激动,“该是我躺在这里,被送回乡。我此刻亦疲累,如同张所长,浑身冰凉。”张三妹又哭,“父亲已殁,我受断肠之痛。但张家人讲理,不该你担的,我们怎会强加于人。等到了成都老家,你自会知道家父的良苦用心。”

抵达成都后,张氏众族人排队跪迎灵柩,唯独不见张三妹的两位兄长。起初曾祖父不便问,以为他们在外地任职,未能及时赶回。直至见灵堂里出现了张三妹一个兄长的牌位,才明白张所长之前说“三妹儿上面还有兄长,在成都”是何意。

张夫人告诉曾祖父,张三妹上面确实有过两个兄长。十几年前,张所长也是正直之人,虽然官职不大,却不肯屈从权贵,曾向知县提出要禁烟,第二天大儿子便死于一场打架斗殴。他们一直都知道幕后凶手是谁,却只能隐忍不吭声。之后小儿子被送回成都,由张所长父亲照料,不料老爷子也染上了烟瘾,小儿子亦不知所踪。

张所长让家人瞒住这个消息,是因自己年纪大了,只有一次出手机会,得瞧准了一击命中,因而他才一再试探曾祖父,要确认他是否为贪赃枉法之徒,“最怕表面装清流,私下却与坏人暗通款曲,若是的话,这种人更是贪得无厌,危险至极。”

起初张所长拿不准曾祖父,他虽未收土豪们给的“见面礼”,亦未拒绝,在推杯换盏间,便商定了,由他们将那5000大洋,加上所谓的“分红”一起,先是给县公署建了一批监狱,后又扩充警察所的规模,看架势像是一个施暴政的知事,连土豪们都洋洋自得,“历朝历代兴大狱,都是冲着小百姓去的,我们看戏就行。”

直至曾祖父审结第一个案子,张所长才放下戒心。他认为曾祖父必定出身于富贵家庭,所以吃穿用度有些讲究,因为他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自然懂得享受。他虽未“与民同乐”,却也未想过以权谋私,而是想方设法“让百姓活得轻松些”。

至于曾祖父修建监狱,是因当时有些县知事为图省事,一旦有人犯事,要么放了,要么一杀了之。如此,曾祖父认为,建监狱看似冲着百姓,实则为保护他们。犯人亦是百姓,要把他们当人来处理,依罪行服刑,而不是随地处理,“管理好监狱事务,亦是崇尚律法。如此,我们定当谨小慎微,杜绝冤狱,不断错一个案子,监狱里不能有一个无辜之人。不然,我等死不足惜。”

豪绅被杀的消息传入张家,张夫人握了十几年的佛珠掉到地上,颤抖道,“老大死那年正好14岁,他的仇终是被一个14岁的孩子给报了,老天可算开了眼。”张所长青筋凸起,“老大的仇不算报了,其他几人也有份,得将其连根拔起才罢休。”

此时,曾祖父亲自调查豪绅被杀一案,并认为何娃子属于正当防卫。张所长担心曾祖父一旦依律判决,势必遭到那帮人的反扑,无论如何,他都该出手了。

这十几年,张所长将土豪们分的钱都散发给了百姓,“从未想要他们念我的好,只愿有一天能告诉他们,若放胆将那几个人办了,能得更多的钱。再不济,若我死于报仇,再没人给他们发钱,激起他们的愤怒,也算是我给那几个人留的后手了。”

终于,张所长从丧子之痛中解脱了。

此后,曾祖父大显身手,贴出告示,引用《荀子·天问》,“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令百姓恢复耕种,凡种农作物者,减免部分税收;再引萧抡谓绝句,“人心如良苗,得养乃滋长”,力主兴建学堂,坦言学堂可简陋粗糙,但必定要有;又摘《三国演义》诸葛亮在成都之描写,“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决意整治安防,每日安排警佐巡逻,有时曾祖父亲自上街巡查,震慑盗匪。

最后一条是戒烟()瘾,将监狱暂时作为戒烟之地,曾祖父亲自开方子,让县公署的人去抓药,由吸食鸦片者的亲属煎药送过来,如此,三月之后仍复吸者,依照禁烟条例判刑。同时三令五申禁止种植罂粟,一经发现,枪毙种户,烟地没收充公。

不到半年,原本死气沉沉的一个县,恢复了生气。曾经蔡家方圆几十里的地,他从不去瞧上一眼。而那年,曾祖父三天两头光着脚往田间跑。那是岁丰年稔的一年,米价急剧下降,男人干劲十足,妇女脸上有了笑意,学堂里传出朗朗读书声。曾祖父也感叹,“我是真的敬佩我们的百姓,只需一份安稳,便能从任何苦难里站起来,给这片土地创造丰收。”


张夫人回成都后,再未来过县里,她买了一艘船,说嫁人之前,本就是船夫的女儿,半辈子过下来,地上终究是没有水上安宁,她拿起了船桨,来回渡河。几年后,张夫人改嫁,嫁给了一个船夫。

张三妹决意在成都住上一段日子,她要想清楚一些事,再决定回不回县里,县里两套大宅院的钥匙交给了曾祖父,嘱咐他得空去打理一下,“家里的酒都是你的”。

张所长救下的警佐,伤愈后找到曾祖父,说张所长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他对天发誓,要替张所长照顾张三妹一辈子,矢志不渝,恳请曾祖父帮他去张家说媒。为此,曾祖父还特意领着警佐去了一趟成都。张三妹当着曾祖父的面回绝警佐,“谁说父亲舍命救下你,还要搭上女儿,世间没有这个理。你护惜自己,便是报恩了。”

那天,张三妹没留他们吃饭,只是交待曾祖父,“家里的酒摆陈了,你要记得喝。”


引用:
1 广西咨议局弹劾,诬陷其身为干部学堂总办,任用私人,袒护同乡,大比例录取湖南籍学生,从而引发声势浩大的“驱蔡风潮”,惊动清廷派人前往广西查办。查证结果为,蔡锷未有半分贪墨之举,其虽重同乡情义,但所录取湘籍学生均成绩优异。蔡锷却心灰意懒,离开广西,赴云南任协统。
2  熊希龄,湖南凤凰人,前半生中进士,办报,维新改良,支持共和,是北洋政府第一位民选国务总理,后半生致力于慈善事业,创办香山慈幼院,曾收养救助孤儿数万。
3  民国建立后,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实行四级三审制的司法体系,从中央到地方设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然司法改革并未彻底,县一级司法权和行政权并未分开。袁世凯掌权后,集三权于一身,下令裁撤原有的地方和初级审判检察厅。初级新式法庭设立本就存在不足,又遭到裁撤,县级只能由知事兼理司法。1914年,北洋政府推行《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县知事一人享有缉捕、勘验、刑事执行、检察权、审判权等。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未完待续,明天见
蔡寞琰新作《虎溪山下》长篇连载 
2023 正月初三至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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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寞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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