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县长的手腕 | 人间 · 虎溪山下04

虎溪山下 · 第四章

1912年4月，曾祖父抵达云南都督府。因之前蔡锷在广西有了前车之鉴¹，为不给人落下话柄，对蔡锷不利，曾祖父来到云南并未担任要职，而是采用化名以私人秘书的名义跟在蔡锷身边，帮着处理政务，主要负责财税方面的统筹与实施，整顿厘税，参与开设富滇银行以及各大分行，为此，曾祖父还去县厘金局任职局长。

云南在蔡锷的治理下，社会安定，财税增加，一切井井有条，这一年蔡锷30岁。1913年，袁世凯以大总统的身份电令蔡锷回京养病。蔡锷为拥护“国权”，甘愿交出权力赴京。

蔡锷此时对袁世凯抱有极大的幻想，认为其有能力结束中国的动乱，还百姓一个安定民主的社会，自知赴京后有可能被袁世凯架空权力，仍愿意支持袁氏统领国家。曾祖父则对袁世凯有看法——在武汉时，与革命军交战的正是袁世凯率领的北伐军。曾祖父认为袁世凯虽有能力，有声望，但人品实在难以恭维。遂建议蔡锷暂缓离滇，但蔡锷一直强调，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地方理应支持中央，不能拥兵自重，国家需要政局稳定。

在蔡锷启程去北京前，1913年8月，曾祖父已赴任四川任知事（县长）兼财政局长，由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保荐²。曾祖父先一步离开云南，起因是蔡氏本家几个青年，因上一辈曾资助过蔡锷，听闻曾祖父已在蔡锷麾下，便擅自来到云南都督府，让曾祖父帮其引荐给蔡锷，个个想要当官，其自身却不学无术，还有目不识丁者。

曾祖父，自认为丢人，只给了他们一笔钱，说万不可丢祖宗脸面，让他们即时返乡。此举激怒了那几个人，他们认为曾祖父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享受荣华富贵，连自家兄弟都不照顾，还羞辱他们，因而记恨在心。后来曾祖父命丧蔡家老宅，主要是这几人为了泄愤而打击报复所致。

曾祖父赴四川上任，途经各个县，见到很多光着膀子的男人，瘦骨嶙峋，头巾破烂，一些女人光脚连草鞋都没穿，而他任职的县更穷，知事公署（县衙）连蔡家宅子都不如，不少民众面有菜色，双眼无神。

上任当天，当地几个财主送来5000元，并安排两桌宴席。曾祖父对来人及桌上的钱极其厌恶，但他在蔡锷身边早学会了引而不发，便回复赴宴可以，但钱财万不能收。上轿之前，曾祖父对着旁人嚷嚷道，“民国了，如此大张旗鼓吃喝怕是不妥。”几个财主在一旁毕恭毕敬，“无妨，县太爷也是要吃饭的。”

同时被宴请的还有警察所的张所长。张所长曾为前清典史，成都人，在当地颇有民望，很受当地百姓尊重，其与士绅大户也交情不浅，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警察所本该由知事兼任，张所长只是普通警佐，曾祖父考虑到自己是外乡人，张所长常年在此任职，负责缉捕、监狱之事，组建了地方保安队，便继续由他任所长。

在宴席上，几个乡绅、财主向曾祖父敬酒，吹捧道，“历朝历代，大清也好，民国也罢，总之县太爷就是我们这里不变的天，无论哪一代商贾都得仰仗县太爷。”曾祖父望向张所长，说自己初来乍到，有事还得倚仗张所长，“鄙人说是知事，不知政，亦不知事。不过县太爷，是我家老太爷那一代的叫法，终究过时了。”张所长的回答也颇兴味，“勤政恤民，便知政知事。若论说法，还是县太爷威风。”其他人附和。

酒过三巡，有人试探性地询问曾祖父，“我们这里的罂粟开得好，不比云土差（应是云南烟土），烟土通，政令通。县太爷大可放心，您是东家，我们不过是掌柜的，算盘打到底，还得东家承认是不？”曾祖父这才明白，这些人是想跟自己讨论烟土收入的分成。

自道光年间，云南、四川便大兴鸦片种植之风。1858年，根据《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清政府规定鸦片以“洋药”的名义合法进口，税率为每一百斤30两，一时全国各地广泛种植罂粟，尤其是西南地区。当地官员为增加财政收入，不但巧立名目，征收上百种税收，还强迫当地百姓种植罂粟，后来甚至对那些不种植罂粟或种得少的百姓，予以处罚，征收“懒税”。鉴于鸦片的巨大危害，1906年，光绪皇帝发布谕令，严禁鸦片，然而清廷那时已无力治国，很多地方官员为了牟取巨大利益，罔顾禁烟令，暗地里操控种植、贩卖鸦片的生意。

按照县里那些士绅、财主的说法，曾祖父每年可分得烟土利润至少上万银圆，作为县知事，其月奉为300银圆——当时，1块银圆能买三十四斤大米，买名好一点的丫鬟也就几百银圆，当地普通百姓一年的收入不超过50银圆，还有的人家为了几块银圆卖儿卖女。如此，曾祖父若在知事的位置上干上几年，比在蔡家做生意要强得多。

席上，曾祖父既没答应，也没否认。他清楚孟子所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不过他也没把财主们放在眼里，主要是想了解张所长等一干根深蒂固的下属。此人作为前清典史，非革命派，能继续当差，要么够圆滑，要么是有背景。

可一段时间相处下来，曾祖父摸不透张所长其人，他对曾祖父客气有加，又不似溜须拍马之小人。曾祖父有意培植自己的势力，张所长主动告知众人底细，对于曾祖父的调遣，他绝不推脱，缉捕罪犯也是不遗余力。

可另一方面，张所长也与做鸦片生意的那帮人来往过密，在当地还有两所大宅子，据说这些年得了不少钱财，生活奢华。

不过曾祖父自己也接受各种宴请，出门坐轿，架势十足，看模样也不像什么好官。他后来几番以此事告诫儿女，“识人不能只看表面，勿轻易认定其是好人抑或坏人。一味信其为好人，难免置自己于险地；一开始便恶其人，则无端给自己树敌。”

张所长也一直在试探曾祖父，只是曾祖父不知他是想拉自己下水，还是别有目的。他有次向曾祖父建议，百姓家中没有多少余钱交税，若采取高压政策也能收，无非是往后多收几年（民国有些县提前收了100多年的税，收到了21世纪），不交就抓人，杀一两个以儆效尤也未尝不可，大户则要拉拢。

曾祖父顺着张所长回道，“那敢情好，烦劳警察所长亲自带人，不必贪心，税收收至民国二十年即可，杀一两个草民无妨，抓一批刁民严刑拷打关一年半载甚好。”

张所长不淡定了，“如此办理？”曾祖父说，“那是自然，马上去办吧。办妥了，我为你请功。”张所长改口道，“知事初来乍到，事关民生，还得商议万全之策。”

曾祖父亲自给张所长端茶，两人无话，张所长喝了几口茶，起身告别。过了一会儿，一个姑娘拿着请帖来到知事公署，说今日是她生辰，父亲令她邀请知事赴家宴。

曾祖父打开请帖，说一定到，不能扫寿星的兴。姑娘是张所长的女儿，叫张三妹，那年16岁，个子高挑，未裹脚，是当地顶好看的女子，很多年后成了我的小婆婆。她小女儿即我的姑奶奶曾说道，“妈妈五尺高，是个美女，精通琴棋书画，还能骑马打枪，她自个讲来说媒的人踏破了门槛，但她心高气傲，就没看上的，谁想等了爹爹十几年。”

当时，曾祖父并未多在意这位姑娘。只是试探性地问张所长，他想兴修水利，架桥铺路，普及学堂教育，恢复集贸市场，说四川土地肥沃，让百姓回到农事上来，方是长久之计。张所长没接话，只说酒是张夫人亲自酿的，菜是三妹儿下厨做的，佣人都打发下去做活了。又说夫人生三妹儿不容易，疼了几天几夜。得知母女平安，他和老友将家中的酒喝了个精光。三妹儿上面还有兄长，在成都，只有这个女儿从小带在身边。

曾祖父无心听张所长拉家常，礼节性地说了几句为母不易，寿星乖巧能干的场面话。张所长便劝道，“三十出头的知事，大有可为，不必操之过急，我们等等看。”

曾祖父没想到，那是唯一一次和岳父岳母及妻子同桌吃饭，“悔不曾给岳父行礼。”

曾祖父到任不到半年，县里出现两起命案，他一人挑起调查、取证、断案的担子³。

曾祖父一向不赞同个人集权，他主动将警察所交给张所长，进而又进行设置了独立的司法专科、检验科，培养帮审员等相关人才。其他县知事乃至袁世凯皆对集权求之不得，曾祖父却甚为忧虑，他忧心权力不被监督，百姓有如虎口求生，将司法公正系于知事身上，相当于拿一县百姓的命运来赌某个知事的品行能力。

眼下人才未兴，倒先出了命案，曾祖父只得亲自审理。

一日，一个叫王老二的男人跑来知事公署告状，说他只是去走了几天亲戚，回来就发现妻子失踪了。就在曾祖父派人着手调查时，有一户周姓财主家的下人主动前来报案，说有一个女人在周家后院柴房里上吊身亡了，正是王老二妻子。

曾祖父和张所长立即带人赶往现场，当时女人的尸体还挂在横梁上，王老二见到妻子的惨状立即失声痛哭，说要与周家同归于尽。曾祖父提醒王老二先将女人尸体取下，由张所长先行勘验。见女人披头散发，脖子上有勒痕，眼睛有血斑，舌尖外露，外衣完好无损，张所长当场认定尸体符合自缢特征，排除他杀。接下来就是要详查女人自缢的原因，曾祖父进行了二次验尸，闻了闻女人的发丝，没有提出异议。

围观群众指指点点，断定周姓财主想逼奸女人，而女人不堪其辱才自缢身亡。在审问过程中，周姓财主承认，自己应对王老二妻子的死负责，愿意进行赔偿。周姓财主交待，自己曾与王老二妻子有过一段情缘，本想娶她进门，因双方八字犯冲，周家长辈拒不同意，他便与女人断了往来，女人心灰意懒这才嫁给了王老二。

女人自缢前一晚的确曾找过他，却是来借钱的，说她儿子病了，高烧不退，王老二平日靠做棒棒（挑工）为生，家中贫困，拿不出钱来医治，只得去亲戚家借钱，之后一天未归。女人无奈只得前来求助周姓财主。俩人碰面难免动情，说话间，他拉了女人的手，却被其夫人撞见。夫人上去扇了女人两耳光，谁料女人竟会想不开。

经张所长调查，周姓财主所言属实，女人在嫁人之前，确实与其有过纠葛，还曾托人买过堕胎药。也有人证明当晚女人抱怨过自己男人靠不住，只能自己求人帮忙。周姓财主的夫人也承认自己的确打了女人，之后就拉着丈夫回了屋，并看紧了他。

曾祖父认为案情明了，判周姓财主赔偿王老二20块大洋，民众一片哗然，当场骂什么狗屁知事，一条人命就值20块。王老二又哭又闹，说妻子死得好惨。周姓财主主动表示，自己可以赔偿1000块大洋，女人的丧葬事宜也由他一并承担。曾祖父问王老二，“1000块大洋够吗？”王老二止住了哭声，“要得，马上结清。”

怎料曾祖父竟撇开周姓财主讨价还价起来，“两耳光1000块也太贵了吧，最多50块。”

王老二这时又嚎了两句“婆娘命苦”之类的话，抬头发现曾祖父板着脸，不吭声了。曾祖父拍着桌子道，“你婆娘是苦，嫁了你这么个败类，把命都搭进去了，你还真下得去手。你嫌弃她，怀疑她，大可把她给休了，那样我至少没资格教训你。”

王老二看似一副不明就里的样子，说话却语无伦次，“她明明是自个吊死的，不对，是被逼死的，周家都肯赔钱了，怎么官老爷还要欺负老实人，我娃儿还病着……”

曾祖父宣布对王老二进行司法审判，申明自己作为县知事受司法监督，不会非法凌辱被审者，同时被审判者亦享有各项权利，念得周围群众哈欠连天，才开始审案。

曾祖父先是说出了自己的怀疑：周姓财主家的下人在县公署报完案后，突然“月疾”（疟疾）犯了，全身打摆子，曾祖父让人找了几片树皮煮了给他喝下，自己和张所长跟着王老二一块去周家。

周宅说大不大，也不算小，连张所长都只知道大厅，王老二却熟门熟路，领着他们绕到柴房，径直冲到了女人上吊的位置。曾祖父有点纳闷，不过熟悉周家柴房并不稀奇。进屋后，王老二见女人吊在房梁上，不是第一时间将她取下，只是大喊大叫着不会放过周家，曾祖父便起了疑心。毕竟自缢女人的样子并不好看，外面又一下围过来很多人，作为丈夫如何忍心让她一直吊着。

原本关于这两点，只是曾祖父的内心活动，可当他注意到绳结时，又不由地加重了怀疑，于是他有意提醒王老二将女人放下来。在王老二取下女人后，曾祖父说绳索是物证，也得弄下来。柴房里有不止一把柴刀，还有斧子，就在王老二身旁。可王老二却伸手将绳子的一端用力一拉，绳子就掉了下来。

张所长也发现了端倪，与曾祖父对视了一眼，开始若无其事地验尸，得出女人是自缢身亡的结论。当王老二提出要将尸体拉回去时，张所长却说还得抬回县公署。曾祖父假装关心王老二，问他是否借到了给孩子治病的钱，若没有，自己可以垫付，反正周家少不了要赔偿。得知没有借到，曾祖父又问是哪个亲戚，如此冷血无情。王老二语焉不详。

下午曾祖父审案时，查访王老二行程的人回来了。早些时候，张所长受曾祖父派遣，在王老二家的床底下找到了一根破烟杆。烟杆是用普通的竹竿做的，但烟锅和烟嘴都是纯铜的，说是很有年份。这烟杆曾是王老二的宝贝，无论去哪儿，即便是干苦力，烟杆也不离他身。有人几次要出钱买，都被王老二拒绝，说就算讨米，也要带着烟杆解闷。

曾祖父从小反感烟味，他知道王老二是个烟不离手的人，却不见了他的烟杆，眼看着烟瘾犯了，却强忍着，脸色难看，着实令人生疑。

验尸时，曾祖父刚一靠近就闻到了女人头发上的烟味，尽管女人与王老二生活在一块，身上沾了烟味再正常不过，可女人身上却没有一丝味道，且衣服过于干净，明显是新换上的。邻居说女人出了门就再没回来，干活的女人穿了一天的衣服，身上多少会沾了尘土，少不了汗臭味，但女人身上只有皂角味。

最后就是女人脖子上的勒痕，细细看，有些地方与烟杆能够吻合，所有证据都指向王老二。曾祖父还曾怀疑女人身上会有伤痕，但在案发现场，贸然脱死者衣服进行尸检，又将“受害人”王老二羁押，恐引发民愤，因而曾祖父采取缓兵之计，当成自缢案件处理，看似审问周姓财主，实则为稳住王老二，再确认相关证据。

听到这里，王老二终于坚持不住了，双腿发软，跪了下去，承认是他杀了女人。

那天，王老二并未去亲戚家借钱，而是去了一个相好的寡妇那里，寡妇比他大5岁，满脸麻子。王老二说之所以跟她来往，只因寡妇不嫌弃他，心思都在他身上，不像家里的女人自以为是。

寡妇听说王老二借钱是要给儿子治病，一气之下将他轰了出来，大骂怎么不让家里的狐狸精去跟外面的男人要钱。王老二无处可去，只得连夜回家。一路上，寡妇的话在脑中挥之不去，王老二越想越气，“说不定那个狐狸精真就不老实。”因此，他等到半夜才潜回家，躲在楼上草垛里，想要现场捉奸，可当晚家里未有任何情况。

王老二不死心，第二天一整天没下楼，等到天黑，他听到了女人跟邻居的抱怨，只见女人往周家走去，他悄悄跟了过去，想着豁出命也要趁机敲周姓财主一笔。

王老二见到周姓财主和妻子越说越动情，俩人还拉起手，当他正准备跳出来找茬时，周姓财主的夫人先发难了。王老二躲在暗处吸烟，暗自解气，却自觉还不够解气，因为没得到好处。他顿时觉得，“狗男女偷情，凭什么要我将命豁出去？”进而滋生邪念。

待周姓财主夫妇走后，他猛地出现在女人背后，用手捂住她的口鼻，往地上拖，见女人拼命挣扎，王老二连忙用烟杆死死勒住女人的脖子，直至断气。

王老二曾不止一次想过要将女人吊死在周家柴房里，他听过一些风言风语，说女人婚前就是在这间柴房里和周姓财主私会的。现在女人断了气，没人知道他回来了，女人还被周姓财主夫人扇了两耳光，简直天赐良机，任凭周姓财主家大业大，有靠山，人死在他柴房里，怎么都脱不了干系，一条人命的钱，够他享福了。

柴房里有现成的麻绳，只是女人的衣服在挣扎过程中，被烟锅烫坏了，还沾有不少泥土，旁人定能看得出女人生前与人打斗过，但周姓财主回房后，就再没出来过，也不好嫁祸。

待给女人换完衣服，王老二自认为天衣无缝，把旧衣服拿回家，连同女人其他的衣服烧掉便是。只可惜了他的烟杆，沾了人命晦气了，但他舍不得扔，想着等过段时间，案子结了，找人卖了，多少还能得点钱。怕带回家不吉利，他还用黄布包住了。

之后王老二去了寡妇家，没有敲门，而是睡在寡妇屋后，直到早上，寡妇发现他了，他才伸了伸懒腰，说自己舍不得，还说过些日子，他兴许能过上好日子了，不会亏待她。

曾祖父依照《暂行新刑律》以杀害尊亲属罪，判处王老二死刑，于监狱内执行绞刑。判决前，有公署内的人谈及此案，说这可能不是最好的判决方案，说张所长在前清可没少接触过凶杀案，验尸时自然知道王老二不过是自作聪明，可他没有吱声，这是看在王老二儿子才10岁的份上，孩子没了母亲，再失去父亲，怕是难以过活。

他们也建议曾祖父多少该学会装糊涂，反正女人已死，百姓本就不知真相，认为女人是被逼自缢，不会有破绽，关键周姓财主愿意赔偿，如此一来，可谓皆大欢喜。

极少发脾气的曾祖父却气得摔了印章，“律法何时为皆大欢喜而存在！底层人们够倒霉了，权贵本视人命如草芥，我们还要投其所好跟着自轻自贱？女人的尸首摆在那里，无法出声，活人岂能凭一张嘴胡说。作为县公署人员，作为知事，不尊重生命，不敬畏真相，而求皆大欢喜，有何颜面？此乃人命案，当是在娶亲做寿呢？”

见众人不说话，曾祖父语气缓和下来，“我非嗜杀之人，只是不想这个世界，无辜的弱者最后连声叹息都没有。弱者只有享有过公平正义，才敢于去反抗破坏公平正义的强者。一个名声不太好，其自身却没有错的女人，死了该为其求个公正。”

那天曾祖父的日记，就一行字：“断案，心安。刘丫，素贞可好？”

王老二杀人案结案后，县公署有人担心百姓误以为知事有意偏向大户，而为难穷人，便建议曾祖父穿粗布衣裳，半卷裤腿，戴斗笠，扮出一副体恤民情的样子，风尘仆仆地去下面走访几天，与百姓拉近感情，这样兴许以后还能得到他们的万民伞。

曾祖父我行我素，依旧衣着华贵，出门坐轿子，他说，“我在家尚且不穿粗布衣裳，更勿说卷裤腿，做出一副劳力的模样。后来我参加新军，操练以及行军打仗，苦不堪言，但该花的钱一文未省。如今让我装扮成农夫，如做戏般，甚是别扭。”

而张所长却与曾祖父越发亲近，私下喊他时，也不再称“知事”，而是喊“德秀”，推心置腹地说他做了多年准备，终于等到一个聪明能干、能托付的县太爷。对于王老二的案件，张所长也并不是想和稀泥，只是想看看军人出身的知事到底有无能耐。

只是曾祖父还未来得及与张所长详谈，又一桩命案报了上来。被杀的是当地的豪绅，杀人凶手当场被人控制住，有诸多目击证人在场，本来豪绅的家丁打算就地处决凶手，“到哪都会判死刑，杀人偿命，没必要麻烦县太爷费口舌。”警察所的人听到消息后，马上带人赶到了现场，才勉强控制住场面。

于曾祖父而言，这起案件远比王老二杀人案要棘手，“有一种真相，不在眼里。”杀人凶手被警佐抬来时，已是奄奄一息，手脚被生生打断，豪绅的家丁手持长枪，一路盯着，怕凶手逃了，又说给知事一个面子，走一个过场，他们要亲自结果凶手。

曾祖父甚为厌恶，指着那个带枪的家丁说道，“就几杆破枪，最好别耀武扬威。我的管辖地，可由不得任何人胡来。民国律法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以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谁胆敢行私刑，我必定严惩不贷。”

下令将凶手收押后，曾祖父亲自去监牢给凶手医治，陪同的掾属（佐治的官吏）劝道，“一个死刑犯而已，就没必要劳烦知事费力医治了，就算他的脖子断了都不会影响行绞刑。”

曾祖父反问道，“谁说他就一定会被判绞刑？”

掾属不解，“难道这个人与您沾亲带故？若真如此，我们必定全力保全他，不管豪绅多有势力，我们眼里只有知事。”

曾祖父说，“我目前在四川没有任何亲戚。我不先医好凶手，万一他死在监狱，这个责任谁来担？反正我不会担。再说了，人还有一口气，救活了便能说话。”

见掾属低头不语，一副不服气的模样，曾祖父语重心长道，“你肯定在想，那么多人看着他杀的人，难道还有周旋的余地吗？我们还要想想，他为什么要捅刀子？为图财害命，那就算我治好了他，律法定会严惩。若有其他原因，律法也要求我们查明真相。”说着他吩咐掾属要保护好凶手家人，“我不愿任何一方强势干涉司法审理。”

经过一番调查，事情果然没有那么简单。凶手才14岁，杀人前一直被人叫作何娃子，无前科，不是顽劣之人；他上面还有个姐姐，懂事勤劳；母亲贤惠能干，是个不错的裁缝；父亲头脑灵活，做点小生意，一家人日子过得不错。

有一天，豪绅看上了何娃子家的一块地，说想买，却将价钱压得很低。何娃子母亲态度坚决，说豪绅欺人太甚，就算价格再高也不卖地，这块地是她的嫁妆。之后，豪绅绝口不提买地的事，而是私下找到何娃子父亲，说做小摊贩太辛苦，不如跟着他做大生意。为表达“诚意”，豪绅便要与何娃子父亲称兄道弟，让人领着何娃子父亲在外吃喝玩乐。很快，何娃子父亲就染上了大烟瘾。到了这时，豪绅才突然变脸，说大烟比黄金贵，就算是亲兄弟也不能这么免费抽，并提点他，家里那块地能对付一阵。

何娃子父亲是惧内之人，起初还有所顾忌，毕竟之前一直瞒着妻子，说自己忙着在外做买卖。现在又上了豪绅的套，要卖地抽大烟，担心妻子会暴跳如雷。可烟瘾发作时，人却性情大变，一声不吭地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家里妻儿谁出来阻止，他就打谁。最后可变卖的只剩下房子和那块地，但是地契不在他手上。

为了逼迫妻子交出房契和地契，何娃子父亲扬言要将女儿给卖去做丫鬟。何娃子母亲将房契和地契的藏匿点告诉儿女后，半夜用一把剪子戳破了自己喉咙。何娃子姐弟俩将母亲埋在自家那块地里。没两天，何娃子就听说母亲的坟被人掘了，当姐弟俩赶到地里时，看到母亲的棺木裸露在外头，来不及查问是谁干的。豪绅却亲自带着一帮人出现了，说地已经被何娃子父亲卖了，双方今早已签字画押的，限他们姐弟俩一个时辰内将棺木移走，并挑衅道，“坟我帮你们掘了，分文不收。”

何娃子让姐姐去报官，自己却趁豪绅不注意将其扑倒，还未来得及动手，便被豪绅的家丁们摁住。豪绅抓起地上的棍子，往何娃子头上砸。何娃子顿时没了声音，豪绅为显示能耐，让家丁们放开他，说自己也算一方豪杰，岂能收拾不了一个“青屁股”。豪绅一手揪住何娃子的头发，说这就送何娃子去地府见他的死鬼母亲。就在此时，何娃子手上突然多了一把小刀，没等豪绅及家丁反应过来，刀子已插进了豪绅胸口，直没入柄。

临了，豪绅还嚷嚷了句：“你啷个了？”走了几步便直直地倒在地上，家丁们这才意识到人被杀了，一顿乱棍猛地往何娃子身上招呼。当警佐赶到时，何娃子的手脚已断，被五花大绑，撂躺在地上。

豪绅是县里的大户，烟土生意他是头一份，在道尹公署以及军队都有关系，其家丁配有数杆长枪，平时嚣张跋扈，无人敢惹，因而去何娃母亲坟地闹事，说他们家就一个老废物，没啥子能打的人，就算发生冲突，不过图一乐子，才没带枪。得知豪绅被杀，几位家丁立马回去拿枪，好在警佐们也带枪赶到了。

眼下群龙无首，豪绅的妻妾没有能主事的，家丁们也就敢在公署门前放几句狠话，还被曾祖父骂了回去。张所长得知曾祖父还在医治何娃子，也说这个案子若是处理不好，恐怕连县公署都有麻烦。还说曾祖父刚上任那次的宴会，这位豪绅都没露面，就是因为在他眼里曾祖父“太嫩”，还没到他出面的时候。张所长分析，若按照以前豪绅在地方上的势力来看，曾祖父只有把人交出去，任凭他们处置，再亲自参加豪绅的葬礼，最好还派一个掾属扶灵，才能稳当任职。

曾祖父却说，“这种瞎胡闹，落人笑柄的事，我不会做的。他以前的势力有多大我不管，说句不好听的，能大得过大清？眼下民国正在恢复秩序，既然有法可依，我自当依照《暂行新刑律》审案。那人若死后还能只手遮天，我也算见了世面。”

换作以前，话说到这个份上，张所长不会再言语。而他却继续对曾祖父说道，“德秀，你要做的事，我都会去办妥。说来这是个机会，断案、禁烟、剿匪，可一锅端。”

对于禁烟，曾祖父筹划已久。自上任伊始，便决心将贩卖烟土之人，及背后的势力连根拔起。

曾祖父曾痛心，当地家家户户都有烟枪，甚至连一些孩童都抽鸦片，之所以按兵不动，是想探明对方的根基到底有多深，然后等待时机，将其分化铲除。如今张所长明确表示支持自己，曾祖父大喜过望。

彼时，国家层面也力主禁烟。1912年3月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大总统令禁烟文》，斥责鸦片祸国殃民，甚于“敌国外患”，直言“小足以破业殒身，大足以亡国灭种”。之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亦多次重申禁烟令。但由于当时中央政令难以通行于地方，很多地方官员只顾私利，勾结军官，私养家丁，以至于只禁种植，却难禁贩卖以及吸食。

张所长一直痛心于沃野千里、青山绿水的天府之国，被糟蹋成了荒野之地，从前的人们勤劳善良，后来鸦片流入后，原本老实巴交的乡民像发了疯一样，他的父亲亦是如此。曾祖父原计划让蔡锷将军跟总统府打个招呼，请临近的军队长官相帮，再由县公署出面打击，任豪绅们势力再大也得认罪伏法。张所长却有不同的看法——

有蔡锷将军做后盾，按照律法禁烟，莫说区区一个县的豪绅，就算四川都督也不敢有异议，但这样一来事情就复杂了，会有争地盘的嫌疑。尽管禁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就怕有人借此大做文章。

曾祖父对张所长的话深表认同，“如此一来，实乃身为知事的我无能了。”

张所长则以父辈的姿态宽慰曾祖父，“德秀绝非无能之辈，是人中龙凤，能当大任。你大可按照自己的想法放手去做，依律断案。禁烟的事有我做先锋，咱爷俩定能成事。”

曾祖父马上宣布公开审理何娃子杀人一案，他大张旗鼓地跟在场的人解说《暂行刑律》，重点讲述第15条“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逾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尽管《暂行刑律》未规定正当防卫的必要条件，而曾祖父却大胆地将何娃子动刀，视为阻却违法事由。

曾祖父还提到《修正刑法草案》，其中将刑事责任年龄由12岁提高到14岁的条款，以及“心神丧失之人行为，不罚。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等相关内容，但由于《修正刑法草案》当时并未实行，所以主要是依照防卫过当的行为来断案。

豪绅以不法手段诱骗何娃子父亲吸食鸦片，导致其妻自杀身亡，而后利用鸦片控制何娃子父亲，趁其神志不清之时，逼迫其签字出售田地，如此仍不罢休，又掘何娃子母亲坟茔，殴打何娃子，“身为人子，遇此暴戾恣睢之事，有任何举动亦不为过。”如此，曾祖父公开判处何娃子有期徒刑一年。据传曾祖父此举还是为了保护何娃子，便于其在县公署养伤，也怕他出狱后遭豪绅家族报复。

关于曾祖父断案之事，曾作为刑庭法官的姑奶奶在我学了法律后，曾多次与我提及，讲紧急避险制度以及正当防卫概念。近两年还问我，关于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法院是否予以认可，直言这种案件确实不好处理，但也要敢于依法认定。

曾祖父的判决自然引起豪绅家族的强烈不满，但那天未有持枪的家丁前来闹事，他们自顾不暇——就在同一时间，张所长带着一部分警佐，保安团的人出城剿匪去了。说是剿匪，实则禁烟，所谓“土匪”，就是当地土豪们私养的兵勇。如此，既能保障烟土贩运，又可借机排除异己，还时不时还骚扰百姓行抢掠之事。

豪绅的同伙们正商量着如何反击知事，张所长这一出动，立时慌了神。又议，张所长出城剿匪，县公署可以说是兵力空虚，组织几个家丁带枪冲进去，轻而易举就能将知事杀了，但他们也难逃造反或通匪的罪名，任谁也保不了。

眼下，于各位当地土豪而言，关键问题已不再是给死了的“老大”出气。于是他们派人备重金向曾祖父求情，说豪绅死了就死了，谁也犯不上为他搭上身家性命，只要曾祖父召回张所长，土匪的事情由他们搞定，并保证在他任期内不再有任何匪患，且禁绝大烟。

曾祖父担心张所长安危，据查土匪的数量数倍于县公署的警佐，他们的枪械也是从军痞那里买来的，其中一些土匪本就当过兵，加上装备精良，其战斗力并不弱。曾祖父清楚土豪是缓兵之计，更知张所长剿匪是为保全自己，于是提出若张所长及其部属毫发无损，土匪缴械投降，土豪们交出全部烟土，他可以考虑从轻处理。

来人走后不久，噩耗传来，张所长为救一个受伤的警佐，身中4枪，当场身亡。由于土匪火力太猛，张所长尸体未能抢回，其余的人只得先带着伤员退了下来，第一次剿匪失利。曾祖父当即带上所有随从，下令与土匪决一死战。土豪们自知矛盾无法调和，只能鱼死网破，不再藏着掖着，派出家丁增援土匪，命土匪务必将曾祖父一行除尽。

曾祖父与土匪亦陷入激战，正打算冲上去杀身成仁时，张所长的女儿张三妹带着一大批拿猎枪、持刀棍的百姓前来支援。张所长这些年从土豪以及前任知县那里分的钱，都拿来救济百姓了。百姓们听说张所长被打死，对土匪恨之入骨。张三妹又说土匪窝里藏了金银财宝，她父亲本想剿灭土匪，再将钱财分给百姓，没想到被土匪给杀害了。百姓怒火冲天，便一窝蜂地跟了过来。

半个县城的人往前冲，就算是活靶子，土匪也打不过来，只得弃械投降。曾祖父同意张所长女儿提出的方案，让百姓自己“认领”被土匪抢走的东西，很快土匪的财物被一扫而空。剩下一大堆烟土，曾祖父下令任何人不得偷拿，就地用石灰焚毁。

被土匪供出的土豪，被曾祖父以贩卖烟土，伙同盗贼土匪作乱上报至省府，省里回复“依法惩办”，同时将道尹公署的有关人员处理了。至此，曾祖父禁烟成功。

张所长遗体被运回成都老家，曾祖父亲自带人护送。一路上，曾祖父自责不已，向张夫人请罪，“我不该操之过急，应该徐徐图之，分而治之，自个的命舍了就舍了，我单枪匹马死在哪里都行，万不该让张所长冲前头。”

张三妹却对曾祖父说，“父亲的死，与知事无关。他早料到会有这一天，我们无力阻止。父亲出城剿匪前，曾交待管家，让我们务必留心县公署情势——若有人心怀不轨，定要站出来，拼死保住德秀。”

曾祖父一时激动，“该是我躺在这里，被送回乡。我此刻亦疲累，如同张所长，浑身冰凉。”张三妹又哭，“父亲已殁，我受断肠之痛。但张家人讲理，不该你担的，我们怎会强加于人。等到了成都老家，你自会知道家父的良苦用心。”

抵达成都后，张氏众族人排队跪迎灵柩，唯独不见张三妹的两位兄长。起初曾祖父不便问，以为他们在外地任职，未能及时赶回。直至见灵堂里出现了张三妹一个兄长的牌位，才明白张所长之前说“三妹儿上面还有兄长，在成都”是何意。

张夫人告诉曾祖父，张三妹上面确实有过两个兄长。十几年前，张所长也是正直之人，虽然官职不大，却不肯屈从权贵，曾向知县提出要禁烟，第二天大儿子便死于一场打架斗殴。他们一直都知道幕后凶手是谁，却只能隐忍不吭声。之后小儿子被送回成都，由张所长父亲照料，不料老爷子也染上了烟瘾，小儿子亦不知所踪。

张所长让家人瞒住这个消息，是因自己年纪大了，只有一次出手机会，得瞧准了一击命中，因而他才一再试探曾祖父，要确认他是否为贪赃枉法之徒，“最怕表面装清流，私下却与坏人暗通款曲，若是的话，这种人更是贪得无厌，危险至极。”

起初张所长拿不准曾祖父，他虽未收土豪们给的“见面礼”，亦未拒绝，在推杯换盏间，便商定了，由他们将那5000大洋，加上所谓的“分红”一起，先是给县公署建了一批监狱，后又扩充警察所的规模，看架势像是一个施暴政的知事，连土豪们都洋洋自得，“历朝历代兴大狱，都是冲着小百姓去的，我们看戏就行。”

直至曾祖父审结第一个案子，张所长才放下戒心。他认为曾祖父必定出身于富贵家庭，所以吃穿用度有些讲究，因为他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自然懂得享受。他虽未“与民同乐”，却也未想过以权谋私，而是想方设法“让百姓活得轻松些”。

至于曾祖父修建监狱，是因当时有些县知事为图省事，一旦有人犯事，要么放了，要么一杀了之。如此，曾祖父认为，建监狱看似冲着百姓，实则为保护他们。犯人亦是百姓，要把他们当人来处理，依罪行服刑，而不是随地处理，“管理好监狱事务，亦是崇尚律法。如此，我们定当谨小慎微，杜绝冤狱，不断错一个案子，监狱里不能有一个无辜之人。不然，我等死不足惜。”

豪绅被杀的消息传入张家，张夫人握了十几年的佛珠掉到地上，颤抖道，“老大死那年正好14岁，他的仇终是被一个14岁的孩子给报了，老天可算开了眼。”张所长青筋凸起，“老大的仇不算报了，其他几人也有份，得将其连根拔起才罢休。”

此时，曾祖父亲自调查豪绅被杀一案，并认为何娃子属于正当防卫。张所长担心曾祖父一旦依律判决，势必遭到那帮人的反扑，无论如何，他都该出手了。

这十几年，张所长将土豪们分的钱都散发给了百姓，“从未想要他们念我的好，只愿有一天能告诉他们，若放胆将那几个人办了，能得更多的钱。再不济，若我死于报仇，再没人给他们发钱，激起他们的愤怒，也算是我给那几个人留的后手了。”

终于，张所长从丧子之痛中解脱了。

此后，曾祖父大显身手，贴出告示，引用《荀子·天问》，“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令百姓恢复耕种，凡种农作物者，减免部分税收；再引萧抡谓绝句，“人心如良苗，得养乃滋长”，力主兴建学堂，坦言学堂可简陋粗糙，但必定要有；又摘《三国演义》诸葛亮在成都之描写，“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决意整治安防，每日安排警佐巡逻，有时曾祖父亲自上街巡查，震慑盗匪。

最后一条是戒烟（毒）瘾，将监狱暂时作为戒烟之地，曾祖父亲自开方子，让县公署的人去抓药，由吸食鸦片者的亲属煎药送过来，如此，三月之后仍复吸者，依照禁烟条例判刑。同时三令五申禁止种植罂粟，一经发现，枪毙种户，烟地没收充公。

不到半年，原本死气沉沉的一个县，恢复了生气。曾经蔡家方圆几十里的地，他从不去瞧上一眼。而那年，曾祖父三天两头光着脚往田间跑。那是岁丰年稔的一年，米价急剧下降，男人干劲十足，妇女脸上有了笑意，学堂里传出朗朗读书声。曾祖父也感叹，“我是真的敬佩我们的百姓，只需一份安稳，便能从任何苦难里站起来，给这片土地创造丰收。”

张夫人回成都后，再未来过县里，她买了一艘船，说嫁人之前，本就是船夫的女儿，半辈子过下来，地上终究是没有水上安宁，她拿起了船桨，来回渡河。几年后，张夫人改嫁，嫁给了一个船夫。

张三妹决意在成都住上一段日子，她要想清楚一些事，再决定回不回县里，县里两套大宅院的钥匙交给了曾祖父，嘱咐他得空去打理一下，“家里的酒都是你的”。

张所长救下的警佐，伤愈后找到曾祖父，说张所长救命之恩，无以为报，他对天发誓，要替张所长照顾张三妹一辈子，矢志不渝，恳请曾祖父帮他去张家说媒。为此，曾祖父还特意领着警佐去了一趟成都。张三妹当着曾祖父的面回绝警佐，“谁说父亲舍命救下你，还要搭上女儿，世间没有这个理。你护惜自己，便是报恩了。”

那天，张三妹没留他们吃饭，只是交待曾祖父，“家里的酒摆陈了，你要记得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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