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复工了！不管你信不信，上海还是人才与资本最偏爱的城市

从上海这次重启的节奏来看，它似乎首先被当作是一座工厂：“复工复产”不仅在“复市”之前，更是重中之重。这当然有其道理，不仅因为制造业方便封闭式管理，也因为很多地方已经等不及了：不少高精尖产品集中于上海，因而上海的停摆远不止上海的事，而是波及到全国乃至世界的各个末梢。像一些微创手术的精密医疗器械，上海的几家企业是仅有的制造商，远在云南的医院也焦急地等待上海供货。

有时，这还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效应，一个关键产品的断货，可能导致大得多的损失。有人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广州一栋写字楼，高压柜进低压配电房有条200米长的母线电缆，只有上海能生产，一旦坏了，整栋楼就无法开业，每天损失高达60万。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复工复产”，并不仅仅是“让上海的工人有活干”，倒不如说是需要重启那些重点企业，补上全国经济活动中的关键节点，使整个体系得以维持运作。也就是说，这体现的其实是各地经济活动对上海工业产品的依赖程度。

上海并不只是一家大工厂，它所扮演的角色，乃是连通全国乃至世界的超级市场网络中的枢纽节点。就像血液循环一样，心脏的梗阻，势必对所有神经末梢都产生潜在的影响。根据清华大学等联合发表的论文《封控的经济成本有多大》，全面封锁会使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工商业成本分别增加67%和144%。今年4月，上海的货物运输量比去年同期骤降72.3%，在这种情况下，从长三角到中西部各地依靠上海供货的工厂、商店、机构，都陷入了困顿。至少周边城市的奢侈品专柜，也都断货了，因为上海没法发货，今年的618大促，大概率难比往年。

虽然说先期重点企业是“点式复工”，进而“以点带链，以链带面”，但现实是：企业也不是孤立的，如果零部件供应商尚未复工，上下游供应链跟不上，那它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难也就难在这里：那是一个体系，没有物流、供应链，市场无法有效运转。只有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大型企业才能自成一体，不那么依赖外部的市场配置——有些厂子不仅开办学校、医院，甚至还有自己的铁路线。

越是现代的企业，对外部市场生态的依赖就越强。这两年来，郑州的疫情管控虽然也非常严格，但因为富士康太重要，即便在封控最严格的时候也没停工过，然而，富士康仍准备在海外布局，因为当那个生态被破坏了，单点开绿灯的意义不大。前些年即便中国用工成本升高、国际形势紧张，但很多外资企业仍然不愿迁走，并不是越南、墨西哥等国开不出更好的土地、劳动力等条件，而是中国的供应链和市场生态体系完善，你没办法把那些也都搬过去。

毫无疑问，这次长达两个月的封控，对在沪企业的市场信心打击不小。一项调查表明，高达85%的外籍人才将在解封后离开或计划离开。为了规避风险，很多企业也正考虑迁出上海乃至长三角，因为这一次整个长三角都受上海波及而陷入瘫痪。虽然在“全国一盘棋”之下，别处的风险也不见得更小，但至少对企业的市场战略来说，把所有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太大，多点布局已被言之凿凿看作是大势所趋。

一时之间，“疏散上海职能”的论调腾于众口，非常不幸的是，不论这在短期内对企业而言是否明智，但对城市发展而言肯定不是。如与世界级城市群相比，上海的经济首位度（GDP占本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且呈现下降趋势。从理论上说，核心城市越是能聚拢更多资源、人才、资本，才越能够以强大的经济辐射力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如果这轮疫情解封后，在沪企业开始向周边疏散，那就意味着国际上的竞争对手顺应市场规律走向聚集的时候，上海却是背道而驰。

更关键的是，这次“复工复市”还隐隐透露出一种工业时代的逻辑：生产优先于消费，哪怕城市经济早已更依赖第三产业了。虽然上海近三十年来经历了缓慢的“去工业化”，但去年第二产业占比仍高达26.5%，而东京、伦敦、巴黎等大都市的第二产业占比通常仅为10%出头。相比起制造业，第三产业更有赖于健全的法治环境、市场生态和频繁高效的人际互动。

可以想见，在解封之后，上海必定会出台各类政策，竭尽全力保经济、稳增长，但关键在于从哪里着手、吸引来什么样的企业、催生什么样的新增长点。试图分散布局的，往往正是原先对上海高度信赖并大量投入的优质企业，而短期的政策所能吸引到的，却不一定能扎下根来。

上海之所以不可替代，不是这家或那家厂子，而是那个完整的生态。要知道，把一万个工厂拼在一起，并不等于一座城市。历史一再证明，使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东西，正是交流机会的集中。城市生态并不是一个个自给自足社区的静态总和，而有赖于频繁的互动、流通所催生的化学反应。

如果把城市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那所有企业乃至我们每个人，就是以此为生的物种。生物学家E.O.威尔逊曾新造出“亲生命性”一词，他强调，所有生态系统里栖居的不同种类物种都彼此依存，人类常常低估了其组织性和复杂性，即便是一个简单的生态系统的产生也需要很长时间，但一旦遭到破坏，却几乎不可能完全恢复。从这一意义上说，上海重启真正重要的不是快速见效的刺激措施，而是耐心但坚定地恢复那个开放、多元、包容的市场生态。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涉及到我们对现代化的根本理解：现代城市活动的重心已经从自给自足的单元，转向了道路所象征的流动性。

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在《文明的生态史观》中曾说，千百年来，印度各地区经济自立的能力较高，几乎每个村镇都能自给自足，其经济生活不借助其它地区也仍可得以维持，尚未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相比起来，日本早已连成全国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一部分受害，就可能造成波及全国的致命后果。这就像村庄里一家的蜡烛熄灭了，不影响另一家的光亮，但如今哪里的电厂出一个小小的故障，结果就可能是整座城市都陷入黑暗。

对孤立、闭塞的农村社区来说，封控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它们本来就不依赖外界。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远东舰队的第一件事就是封锁中国各主要出海口，“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茅海建《天朝的崩溃》）英国的封锁不仅对清朝毫发无损、无所触动，甚至为了“严防其入、重防其出”，清廷在开战前就曾自封港口，当时在澳门的西方人对此简直无法理解。

相比起来，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现代国家，深知对外交通线就是自己的生命线。1900年，农业劳动力仅占英国人口比重的8%，到第一次大战前夕，这个国家食物热量的58%都靠进口，吉卜林曾在一首长诗中描述英国人餐盘里的食物来自海外各地，在诗的最后一行，汽船说道：“要是谁阻挡我们，你可就要饿断肠！”这不是夸张，当时的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就曾说道：“假如明天有可能……仅凭着大笔一挥，就将大英帝国缩减到联合王国的范围，那么至少我们一半的人口将会挨饿。”

从这一意义上说，封控本身出自一种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逻辑，也是对现代化的误解——以为现代化就是大规模的本地工业生产，未能充分意识到流动性的重要，在经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紧密交织的共同市场。尤其是对上海这样内联外通的中心城市，确保全天候的流动可以说比什么都重要，需要有大量的人员维持着它24小时不间断的血液循环。

“复工复产”只是这座城市恢复生机的第一步，但如果不能建立一套常态化的机制，那么类似的封控再来一次，将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早在两年前疫情之初，我就提出过要做到“在流动中管理”：无论是通过“精准防控”将疫情扑灭在进入社区传播之前，还是通过大量检测实现精准定位并隔离收治，又或是民众一有症状就严格居家隔离，疫情防控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快速以尽可能小的代价，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

简言之，在封闭中静态管理直接简单，在流动中动态管理则间接复杂，因此需要更灵活的治理技术、覆盖面广且整体水平较高的一系列基础条件，以及一种对城市复杂生态的理解与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治理路径的依赖、社会心态乃至紧急事态爆发之后千变万化的状况都会影响到应对模式的选择。在流动中管理不仅意味着尽可能不封闭，还包括根据情势的变化随时灵活调整，但基本原则应是保障并促进这种开放、流动的多元生态，这才能使一个社会机体在遭受感染后变得更为强健。

如何管理一个复杂生态，对当下的城市治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并不仅仅需要技术上的升级，还尤其需要思想上的转变。网上日前流传一个说法：“经济，不是地上的卡车，而是天上的飞机——你踩一脚刹车，它不是停下来，是掉下来，你想重新起飞，不是踩一脚油门，而是需要跑道和很长的爬升。”这个说法正确与否且不论，它至少表明：我们怎么做才对，往往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事物本身。

一直有人说，上海是以“海纳百川”的精神来迎接所有企业和人才，这也确实有数字为证：截止2021年底，上海拥有83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6家外资的研发中心，集齐了全部的世界500强企业，在沪外国人数量高达21.5万，占全国23.7%，引进外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第一。若论上海本地人的创业动力和冒险精神，远不及江浙两省，“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前40强都没有一家是上海的，排名最高的复星集团（第46位），老板郭广昌也是浙江东阳人。

换句话说，上海如果不是一个枢纽节点，仅靠本地经济，那很可能就什么都不是了。但真正的问题是：别的地方也欢迎人才和资本流入，为什么上海才最受偏爱？这就不得不提到上海的城市精神：一个城市良好的市场生态、营商环境和高效运转，依靠的是全市人民的高度自治、协作、建立规则并遵守规则，正是上海人注重讲规则的契约精神和“斤斤计较”，更能把许多事情做好，才维系了并丰富了那个有活力的生态系统。

健全的城市生态，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组织，而是一个有机体。上海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城市，细分领域极多，日常极其便利流畅；但这种一环扣一环的市场机制，一旦有一环被梗阻，整个链条就断了。这种自发生长起来的社会组织形态往往需要不下数十年的积淀，也是一个城市真正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所在，好的城市管理，应当是导向一种更具复杂性的有机形态，也就是一个符合人类体验原则的“丰富环境”（enrich environment），也只有这样，从中才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出经济活力。

要让上海的活力重现，光有决心是不够的，还得给人以信心——没有信心，企业不敢落地、投资、扩大生产，市民也不敢消费，到头来就很可能出现双双下挫的萧条景象。市场信心不是凭空而来的，这就有必要克制过度干预的冲动，实事求是地承认和纠正之前的一些过激措施，尊重市场规律，给予各方坚实的承诺。

要知道，经济活动是娇贵之物，需要确保风险可预期的完善制度、在流动中管理的灵活治理能力，以及一种尊重市场自发秩序的意识，哪里具备这样的营商环境，经济活力就会向哪里转移。上海当初能从一个小县城跃升为中国最大的都市，靠的就是这种制度化的营商环境，这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