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濒临终结的土地财政、即将上路的新税种
当我在2018年写下文章《终于,房子开始吃人了》时,虽然对未来房地产行业的形势做了主观的、严峻的预测,但是如果你在当时,提前告诉我,2022年底会发生什么,打死我也不会相信。
显然,从2020到2022年的3年间发生的大事,严重超出了对我国地产行业最悲观者的预测范围了。
房地产开发商的集体爆雷和躺平,引发了连锁反应,包括:
沿海发达城市的体制内岗位待遇大幅下降、
最终投向是地产行业的理财产品的大面积违约、
老少边穷省份的城投债严重违约后银行被迫接受展期...
地产开发商出于对未来售房面积和收入的悲观预期,导致它们不敢拿地了,毕竟出了钱、盖了房,最终也卖不出去。
这间接引起了各地方财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急剧缩减。
我查阅了下数据:2022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6854亿元。
而在2021年,这个数字是8.7万亿。
也就是说:2022年来自于卖地的收入,一年时间就下降了23.3%。
一年绝对值下降超2万亿,历史最大下降,但是基数数值依然很大,和2018年相当。
如果这就引起了连锁反应,假如后面继续下降,又会发生什么呢?
我真的不敢想象。
从2022年10月份以来,政策端终于意识到了矫枉必须过正,于是钟摆从一个极端,又摆向了另一个极端:万箭齐发、齐下场救市。
遗憾的是,卖房市场、土拍市场,在连续且密集的刺激措施之下仍未出现升温的迹象。
各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收入有多依赖土地呢?
在顶峰的2020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当于全国一般预算收入的46%。
接近一半。
1998年来土地出让金与全国一般预算收入对比
卖地收入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各地的财政状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制内工作者的生存和福利状况。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进入2023年,土地财政濒临终结,寻找可替代的可持续性税源,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一件事。
1
必然结束的一次性红利
土地财政的基础是土地批租制度,实际执行时是招、拍、挂的流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我们在谈土地财政时,当然需要看到它曾经的积极意义。
在过去城镇化率很低的时代,这个一次性制度确实适用于广袤乡村遍布的中国,快速进入城镇化。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扩张速度非常快,每年都有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带来巨大的新增的土地需求,又叠加地价和房价的上涨,这给了各个地方快速增长的财源。
从加入世贸组织的2001年开始,20多年来时间,我们看到各地崭新的机场、高铁站、地铁、城市道路,可说都是拜土地财政所赐。
但是,土地财政是一次性红利。
因为城市化的进程就只有这一次,而且城市化似乎已经显著放缓,全国对于新增土地的潜在需求正在快速下降。
2022年的城镇化数据就证明了城镇化显著放缓的事实:城镇常住人口比上年末增加646万人。
而在2021年时,城镇常住人口比2020年末增加1205万人。
2022年的全国城镇新增人口大约只有2021年的一半。
城镇化主升浪结束后,必然需要从一次性红利的增量土地税源,转向存量房产的可持续的税源。
这个税源就是:房地产税。
它的本质都是取代土地财政。
美国城镇化进度(65%后出现放缓)
2
房地产税与最后一搏
土地财政的终结,必然伴随新税源的补充。
毕竟,谁也不敢漠视各地庞大的公务机构、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失去财源。
过去十多年来,人们对于房地产税的讨论就没有停下来过。但区别在于,过去人们讨论的是“征不征”,现在讨论的是“什么时候征”或“哪些城市会征”。
只要你对经济、房价有点起码的了解,对它已经渐渐地有了预期。
从城市化的进程看,房地产税无法避免。
我国现在的城镇化率在2022年已达到65.22%,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多样化程度高,农业的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最终的城市化率可能会在70%左右(而不大可能达到日韩的90%或美国的80%),因此后续的空间已非常有限。
城市化放缓带来的新现象是,各个城市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大量的新增土地需求,土地出让的规模会不如过去那么多。
到最终城市化成熟时,城市的规模基本就不需要再扩张了,甚至由于人口一年比一年少,城市已开发的一些地区会出现大量空置。到那时谁能取代土地收入?
只能是房地产税。
有没有可能再给土地财政续命一次,就像2014年开启的棚改货币化、涨价去库存运动一样,再换来几年的土地市场繁荣呢?
可能性还是有的。
往回看,如果没有在2014-2015年期间密集的针对房地产的刺激措施,土地收入很可能在2014年已经见顶,2015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32547亿元,相比2014年下降幅度也超过20%。
现在我们从针对房企的“三条红线”放松,到针对房贷的LPR贷款利率不断下降,又到各地降低首付、放开限购的诸多措施,其实在当年就试验过一遍了,不新鲜。
如果这次能和2015年一样成功把楼市拉起来,那么房产税就还能推迟几年;
如果拉不起来,房地产税近在眼前。
可问题在于,居民的负债杠杆率,已经在70%以上了,从宏观上而言,真的再也扛不动鼎了。
在经历2022年土地收入断崖之后,各地方的钱包已经再难承受一次和2022年这样缺钱的年头了。
土地财政是否能在2023年维持下去,就看现在全国的房地产刺激措施能否起效。
其实不需要像2015年那样各线城市在短期内纷纷暴涨,只需要恢复购房者和房企的信心,让年轻人敢于买房,让开发商敢于拿地,那么土地财政就续命成功了。
但从现在城市化的速度和居民的债务状况看,为了续命而最后一搏成功的概率越来越小了。
只要房价不能显著涨,市场参与者就没有理由入市买房。
就算不考虑大疫三年中,除了核酸检测和疫苗行业外的其他行业,都面临存量收缩、裁员降薪,给年轻人造成的心理阴影,哪怕只考虑租售比,如果房价不涨,租房比买房划算太多。
在租售比这样夸张的情况下,自住和投资的需求本质是一样的。
自住客是担心房价上涨导致未来更买不起,所以买房;
投资客是因为觉得房价要涨,所以期待获得财富增长。
这两类需求就成为一类了,都是上涨预期所驱动的类似押注的行为。
3
未来的挑战
土地财政的终结很有可能在3年内就要成真,标志性事件就是针对所有存量房的房地产税陆续上马。
换句话说,土地财政的终结不代表一劳永逸,它的终结也会带来不少新问题,而我们大多数人似乎都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好应有的准备。
这些未来的巨大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1)居民脆弱的现金流
现阶段,中国城市居民比较普遍的一个财务状况是:高资产、高负债、低收入。
房价的高涨带来了普遍性的高资产和高负债,而工作收入的增长并没有跟上资产价格的幅度,因此现金流(工作收入)和自身资产极度不匹配。
在京沪深穗等热点城市,年入十多万元,但住着上千万房产的土著家庭多如牛毛。
一些债务负担比较大的年轻人,月供就已经压力山大了,如果再增加一项定期开支,将威胁到家庭财务安全。
(2)获得感
如果你到某些热点城市做一个街头采访,问在当地工作生活十年以上的市民一个问题:过去十年是你工作的收入多,还是你名下房产的增值多?
答案会非常明确:
大多数人过去十年的工作收入没有房产增值来的多,以至于房产占大多数家庭的总资产比例超过70%,如果算上房贷这种杠杆,超过100%也大有人在。
实际上,不少短视的中产对于房价的上涨,其实是沾沾自喜甚至极为兴奋的,虽然知道自住房不能卖也很难卖出,但这是一批人成就感和获得感的最大来源。
中国人有一个心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就是在消费和投资过程中有很强的“一劳永逸”态度。
简单说就是,可以一次性花一大笔钱,但却不习惯订阅式持续付费(哪怕这个费用很低)。比如一个人可以花接近1万的高价格去买最新款的iPhone 14,但未必舍得买满足自己需要的iCloud或Apple Music。
这也是过去国人爱买房囤房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几乎没有持有成本,你买了哪怕是空在那也可以保值增值。
房地产税的出现将改变这一状况,大量没有装修的空置毛坯房很可能伴随持有成本的出现,而被抛售。
(3)公平高效的实施
房地产税的另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是“共同富裕”,所以公平至关重要。
不少人早年以几千元一平米的单价在热点城市囤积了大量房产,占有了核心地段的土地资源、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资产增值,但却不需要任何持有成本,市场比较好的时候1年涨出来的财富,比996模式加班的一线科研工作者10年存下的钱还多。
这当然是不合理的。
还有不少人优越感爆棚。一说到房价高,他们爱说:这就是某某城市,高房价就是一个过滤器。
那现在房地产税快来了,假设1%税率,1000万的房子一年可就是10万,看看你的收入结余在这个城市够不够格?也来过滤一下?真要过滤,我觉得这种过滤才是公平合理的。
对于房地产税,人们会想到一些可能的减免方式,比如人均面积减免,或套数减免,比如首套免税。
但如果你稍微仔细想想,不管怎么定免征范围,都会带来成倍于免税范围的漏洞。
比如按照人均面积计算,市中心1平米房子的价值相当于郊区的3倍甚至更多,市中心业主和郊区业主按照同样的人均面积免征是否公平?
如果按免征市值来,那么全国是否按照统一标准呢?比如北京500万的房子居住体验可能和长沙100万的房子类似,那么是不是就应该北京按500万免征市值,长沙按100万免征市值呢?这样是否公平呢?北京市民天生就应该比长沙市民多4倍的免税资产吗?
房地产税对国家、对地方来说,是实现可持续税源的手段,对无数居民来说则是劫富济贫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方式。
这样一件追求公平的事情,是无法用不公平的方式去实现好的结果的,因此房地产税在实施过程中要需要克服各种漏洞,尽可能地提升公平性。
(4)法理基础
对于业主来说,房子的土地使用权是有年限的,不超过70年。
业主购买新房子时,已经一次性缴纳了土地出让金。
如果房地产税上马,那么有偿的土地使用权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相当于二次收费。
4
总结
土地出让收入的下降是对人性的巨大考验。
老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仅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各个地方的预算来说也是这样。
2000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595亿元;
2005年时这个数字增长到了5884亿;
2010年增长到了2.75万亿;2020年增长到了8.4万亿。
这就是过去二十年各个城市面貌翻天覆地变化的支撑。
从500多亿到8万多亿,这个过程一开始是很爽,后来是习以为常,然后从8万亿下降到6万多亿,哪怕这个数字还是比一开始高得多,各地方主政人员和体制内职工,都会感觉到非常艰难。
另外,在未来房地产税没有成熟,而土地收入又不能继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社会给各个地方决策者的容错率是非常小的。
回望过去,世纪初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土地收入5年增10倍的情况下,各个省市地方在发展和决策上的容错率很大。
假设某城市在2003年兴建一个很大的机场航站楼,建设时或许也有人担心未来是否浪费和空置,但在高速发展阶段,基础设施需求和地方收入迅猛增长,只要小几年就能把这个航站楼填满,轻轻松松实现超预期的效益。
相同问题,放在2023年,容错率就小得多。
结合人口趋势与房地产现状,我们几乎可以确定,2021年8.7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将会是中国土地收入的历史顶点。
在此之前,每一个城市,由于与土地高度绑定了发展和经营,所以都像是一家家高负债、高周转、高增长的企业,类似膨胀期的广州恒大。
站在2023年的起点上,无论是作为地方主政者、地产开发商,还是居民个体,我们需要考虑提前减少负债,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并对可能到来的风险做好充足准备。
否则的话,可能会有更多我们不敢想象的事情发生。
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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