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里的中国城市化狂飙之痛

最近大热的电视剧《狂飙》的导演徐纪周在接受采访时说，“京海这座虚拟二线城市二十年的巨大变化，才是隐藏在这部戏背后的最大主角”。

电视剧本身的情节已经在网络上掀起了无数讨论热潮，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对电视剧中折射出来的20年中国城市化狂飙之路很感兴趣，今天和大家单独聊一聊。

21 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有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一是中国的城市化。

这是多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给出的判断。

在中国，过去20年的轨迹，成为对这一预言的真切印证。2022年，中国城市化率为64.7%，而在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49.68%，而2000年则为36.09%。

也就是说，在20年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实现了3亿人口的城市化迁移。

这不仅仅是3亿人口的迁移问题，还有3亿人口的城市用水、用气、供暖、公园、交通、公共服务、城市环境等几乎所有基础设施等等问题，这一点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中国仍然完成了，堪称一场奇迹。

但是，这种迅速的城市化，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让一些本来没有病的城市，患上了城市病。

那么，这些城市病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1  城市生活，看上去很美

很多农村人进入城市，会震惊于城市的宽马路、大院子、大商场，但是真正住下来，他们就会发现这种生活，看上去很美，但并不舒适。

首先就是路网密度太低，带来很多交通问题。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规划，道路以宽为荣，开阔平直的路面几乎成为城市繁华的标志，大小城市在道路建设中不断拓宽马路。

这样从视觉上看，宽马路的确比较气派，但这种“宽马路”必然会带来“疏路网”。像在纽约，由于居民区都是街区化的，1平方公里往往有120个路口甚至还要多。而在中国，一平方公里可能只有十几个路口。

从交通规划学角度来说，实行“宽马路、疏路网”模式，城市交通微循环就会缺失。

城市的道路被很多大规模的院子截断，缺少支路联通城市各部分区域，宽马路没人时空空荡荡，一旦人口集聚，立马拥堵：路网不够密，主干道修的再宽其实也没用。

而且，宽马路道路交叉口尺度较大，需要更多的红绿灯来引导交通流向，不可避免的增加等待时间。

大尺度交叉口，读秒过路口的车辆通行时间变长，另一个方向通行量会大幅度下降，造成交通资源浪费，高峰时间段容易发生拥堵。

所以在早高峰上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干道承受了城市全部交通出行压力，堵车堵得痛不欲生，而本应该承担循环功能的支路应用功能却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宽马路还存在过街地道和过街天桥数量不足的问题，这就导致主干道间距大、宽度大，行人需要步行绕行的距离过大，行走更远距离才可以达到目的地，这也滋生了“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反而会造成安全隐患。

还有，在“宽马路、疏路网”模式下，城市内部的支路功能发挥不充分，数量有限，公共交通到达能力较弱。公共交通难以进入一些规模较大的小区，即便线路再多也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居民需要走更长的路才能到达公交站点。

其次注重宏大，不注重微观。

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城市在规划时，往往沉迷于醒目的标志性建筑和宏大广场的仪式空间。

看看我的标志性建筑！请外国设计师设计的，高度/规模/装潢本省第一！

看看我的大广场！可以容纳万人在里面活动！

这种思路有道理么？有，这种标志性建筑和宏大广场可以彰显地域文化特色与文化内涵，尽显城市的新时代气息，也是是展现城市风貌和实力的窗口。

但是，这种宏大规划只适合坐飞机看，真要在里面生活，就会发现处处不便。

因为宏大规划的另一面，就是缺少微观规划，把一些城市功能性场所集中后，反而会造成麻烦。

比如集中建设商业区，的确，集中商业区可以更显“繁华”，但带来的是消费成本的增加，事实上对很多低收入阶层来说，经常光顾的还是附近的小店，一些真正具有“烟火气”的小巷子里面的商业毛细血管。

但是这些烟火气正在逐步凋零，随着“市容市貌”的规范，很多人发现，买早点的小店铺没了，买菜的菜市场大棚没了，平时晚上可以喝酒撸串的大排档没了，想满足需求，必须开车走很远才能实现。

所以已经有专家提出，不能只关注宏观设计，还要关注微观，以人为核心，满足高质量、多样化的市民需求，并在追求城市容貌整洁的同时，重视保持和重塑城市活力。

第三是深宅大院众多。

由于中国特殊国情，很多城市内都会集中大量学校、科研院所和事业单位，不出意外，这些单位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食堂甚至超市一应俱全，对街边商业需求接近于无，所以这类单位基本上都是被高高的院墙围着。

同时，各种大型小区也是围墙高耸，有的小区甚至能达到几万平方米，占据了巨大的土地面积。再加上一些城市还有很多文物古迹，文保单位之类的，也都是围墙大户。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把医院、学校、政府机构、封闭小区院画出以后，会发现这些不透明的院子基本上就成了分散在城市里的一个个封闭城堡，直接把城市分得支离破碎。

这些封闭起来的院子，道路无法从中穿过，这就造成了很多城市拥有宽阔的主干道，但却缺乏分流交通的“毛细血管”，直接割裂了整个城市的路网，形成了“丁字路”、“断头路”，行车只有绕来绕去才能达到目的地。

第四是街区经济凋敝。

有时候，路不仅仅提供交通功能，还提供临街的商业职能。

北大的周其仁教授就曾在演讲中提到过：一个城市如果每平方公里有100到120个街口，这样的城市是宜居的，因为它非常便利，马路虽然窄窄的，但是路网非常密，商业、服务设施可以到处分布。

而在中国，因为城市被院墙割裂，结果就是街区经济的衰退。

原因很简单，很多单位大院内部往往有自己的食堂、小超市、理发店，甚至健身房、幼儿园、饭店，这些内部的设施就会极大压缩周边的商业发展，周边可能连个小面馆也开不下去。

而封闭小区则是另一种情况，长长的围墙会导致只有小区门口附近的几家小店能生存，而远一些的，往往连顾客都没有，对很多开车的住户来说，这些远离小区门的商铺存在没有停车位、停车后走出来又太远的尴尬。

所以很多城市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景象，小区周边冷冷清清，而大的商业区和步行街才能稍微看出一点繁荣的样子，一个外地人来北京，如果想逛一逛烟火气的步行街，恐怕除了已经过度商业化的南锣鼓巷和王府井之外，基本没地方可去了。

这一点，东京做的就比较好，有很多毛细血管路，路边的城市服务丰富。居民从楼上下来，可能门口就是车水马龙，有公交车和出租车经过，周边商铺也很多，充满了市井气息。

据说同样一平方公里，东京的商业、文化、体育设施是北京的上百倍，这种繁荣的街区经济，可以有效增进城市的亲切感，跟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外人不能入内的小区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除此之外，道路的绿化带+辅路+隔离带+围墙+自行车道的隔离功能也让街区经济雪上加霜。

有时候就算有的临街商铺有点客流，但很快就会发现一个尴尬的现象，生意只能做一边的，对面有啥招牌我都看不清楚，何谈过去消费？

就算能看清楚，想过去，要么只能绕好远从人行横道过去，要么就只能违反交通规则，横穿马路绿化带、隔离带、自行车道了，年轻人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何况腿脚不便的老人呢？

根据统计，临街商铺的最大开支成本是房租，掏了房租却只能做半边马路的生意，势必会影响商业的发展。

以上这些问题集中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城市病。

比如按照中国的土地政策，地块拍卖，而同时又限制了容积率（一些城市容积率限制在了2.0-2.5），每个大院、小区、商务区又明确了必须有多少距离的楼间距、多大比例的绿化和道路面积，导致别看中国很多小区虽然楼层高，但其实容积率并不高。

比如洛杉矶大部分新建公寓区是容积率5.0左右，纽约很多街区是容积率10.0，这就导致美国同样面积的城市人口容纳量远超过中国。

再比如日本东京，同样是个高密度、高容积率的城市，俯瞰整个城市，各类建筑几乎到了见缝插针的布局，这种低层建筑高密度规划的模式，反而能够达到更大的城市容纳量。

中国这种低容纳量的设计，决定了城市如果想发展，那就必须向外摊大饼，可是摊大饼是有上限的，一般来说，单程极限通勤上限是三个小时。

当城市扩大到超过3小时通勤时间，就触碰到了城市发展的天花板，城市就发展不动了。所以在规划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上限”，一旦城市开发规模接近这个上限，那么城市就只能转向存量规划。

所以北京在2016年就明确了人口上限为2300万，但实际上人口远远不止，最近几年只能一个劲地搞疏解。而日本东京，虽然人口密度达到了北京的5倍，但因为其高密度的规划，其规划天花板一直还没有触碰到。

同时，中国这种低密度的规划设计同样加速了一线城市房价奇高等一系列的问题，原因也很简单，城市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多，大家都想去城市生活，而在一定区域内的房子就那么多，供不应求自然会推高房价。

所以现在国家一直提出大城市人口要向周边的卫星城疏散，同时要建设中小城市、城乡协调性发展，这其实也是因为中国现有规划模式下，面对城市发展天花板低的一种无奈之举。

2 什么会造成这种尴尬局面？

虽然很多人认为，土地财政+城市化给城市带来的是全面的升级和翻新，对市民是利大于弊的，但当前存在的一些尴尬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那么，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是传统文化与外部影响。

从秦朝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建设举世瞩目的大工程来彰显国力，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秦阿房宫、汉未央宫、建章宫、长乐宫等等，都是规模巨大、气势雄伟的建筑物群。

为了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表现以皇权为核心的等级观念，这些古代宫殿建筑往往采取严格的中轴对称的布局方式：中轴线上的建筑高大华丽，轴线两侧的建筑相对低小，这样就有一览众山小的俯视感。

建国之后，中国城市的规划受苏联影响很大，而苏联的规划建筑风格恰恰又与中国崇尚权威的传统文化完全适配。

比如斯大林风格的建筑，有着十分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它们往往体量庞大棱角分明，高耸入云气势宏伟，在布局上左右对称，具有十分强烈的秩序感和压迫感。

所以1949年12月，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负责北京的新规划的时候，就否决了梁思成关于“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的方案，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

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针对如何改建长安街大街，成为辉煌气派的中国中心，即如当年莫斯科的城市结构，将所有工业、商业、行政大楼汇聚在一个节点，以这种形式来礼赞、显示首都的光芒。

巴兰尼克夫规划图

但是，这个布局缺乏思考整个北京市的居民生活、文化、交通，以及这个方案的衍生结果，种下了今后北京发展只能一环套一环地摊大饼式规划。

我们看看如今的平壤，仍然是那种城市中心式的宏大广场和恢弘建筑群风格，甚至一些中国县市围绕政府机关的恢弘建筑和中心广场，其实都是这种权威思想的具体体现。

第二是封闭小区制度确实符合一定时期的中国国情。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都对里面的“坊”印象深刻。

其实在唐代，长安执行的就是这种相对独立的“坊”制度，可以理解为当前小区制度的前身，坊制和小区制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牺牲城市的连通性为代价，换取对城市的控制力与稳定性。

这种坊，在遭遇瘟疫、火灾、叛乱等危机时，具有先天性优势，只要关闭坊门，就可将原本不可遏制的灾害区隔开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所以，中国有着封闭式小区的历史基因，建国后采取小区制也不奇怪。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先面临的是随着中央政府军政机关涌入北京的大量人口，一共大约1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庭，差不多有60万，这60万人居住需要的面积，高于原来的皇城官僚机构所需的十倍不止。

如果像古代那样分散居住，这些人每天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时间、能源方面的消耗？

所以，只能学习苏联的小区制度。

苏联为什么要搞小区？因为苏联民居建设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聚合体”。

简单地说，“社会聚合体”理论相信，城市建设的最优解，是把一个人所有的衣食住行需求和劳动力的发挥，都放到一个“聚合体”中去。

这样的好处，就是节约资源。根据苏联城建专家亚普列夫琴科的理论，他依据当时的居民平均生活需求水平重新计算了一个人生活所需的空间配比并提出：

分配居住空间的最优解，是将传统的几个街区封闭起来，并在其中配给专供其居民使用的公共设施。

这样一来，有利于供暖和社会资源的配置，也能最低成本的满足居民的居住需求，是一种很节约资源的方式，有利于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所以对中国来说，搞小区制也是个无奈的选择，主要是资源不足，把人集中起来有利于节省成本，再加上早年中国交通不发达，在城市中的单位只好在单位旁边就近为职工安排住所。

这样一来，北京城就形成了“单位大院”和“封闭小区”星罗棋布的局面。有统计显示，到1975年，城市劳动力的78.2%都工作和生活在封闭大院或小区里。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兴起，带来了和住房、福利等一系列制度变革，但这种封闭小区并没有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而消失，反而变得更加盛行。

原因也很简单，从开发商角度来讲，“谁开发，谁配套”，小区周边连带建设的花园绿地和休憩空间需要维护和管理，那当然在封闭的情况下更方便管理。

从居民角度来说，我是交了物业费的，封闭小区增加了小区的排他性。居民们也倾向用围墙的方式确定这块他们缴纳物业费的地盘，只供他们自己来用。

搞到最后，就连独栋别墅都被中国人小区化了，四周围墙一围，门口站一保安，倍儿安全！里面的绿化、泳池、健身广场、内部道路全都是自己的！别人别想进来占便宜！

不得不说，虽然小区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疫情中，这种以小区为最小防疫单位的机制起到了巨大作用。

毕竟在封闭小区内，只需要封闭出口，制定查验措施，就能迅速进入封控和管控状态，遏制病毒的传播。

现在知道西方国家为啥打死也抄不了中国的作业了吧？除了制度原因，现在现行西方的街区制下，下楼就是交通干道，要想完成静默，要么挨家挨户上去堵门，要么直接把路给封了，这在西方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三是现有规划方式省钱。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买房子相当于直接购买宅基地，购买之后的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

公共服务基本等同于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多是沿路修建，道路越长，基础设施投入越多。公共服务的成本可以视作“道路长度的函数”。

但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路越长，对财政支出的压力就越重。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同样面积的区域，如果搞宽马路、疏路网，那么道路清洁环卫需要100个人；但是如果搞窄马路，密路网，道路长度就会成几何倍增加，道路清洁环卫可能要500个人都不够了。

多出来这400个人的工资、福利、社保、医疗成本，谁来承担？

在西方国家，政府一般收取物业税来承担这部分成本，而在中国，是土地公有制，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要靠财政拨款，没有物业税，也就没有那么多钱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

所以明明知道街区制的优点，但梦想只能让位于现实，城市规划只能以“省钱”为目的。

这种“省钱的规划”简单来说，就是把土地划给大单位，让大单位自行负责内部的公共服务（垃圾清运、建立保卫科维持治安等），所以才会出现“宽马路、大院子”，这都是中国没钱而想出的一个变通的办法。

改革开放之后，依旧没钱的地方政府直接复制了这种模式，只不过原来的机关单位换成了开发商等第三方。

做法就是继续搞大规划，规划一个区域大片大片的卖，建造封闭式小区，然后封闭式小区内的住户们通过缴纳物业费，雇佣物业公司提供公共服务（治安、环卫、绿化等）。

但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城市缺乏毛细血管，到处都是肠梗阻。

所以，中国城市化走到今天这样，其实多方面因素叠加，在漫长的时间中形成的，也许不完美，但的确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

3  中国城市化的未来

2016年，国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就有一条“新建住宅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

这说明，中国迈出了向街区制进军的重要一步。

当时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就提出，推广街区制是对中外城市规划经验的借鉴，它符合城市发展方向。

事实上，美国的街区制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西方规划专家就发现，原本适应工业城市的大尺度街区的建设和过度强调功能分区，使城市丧失了多样性和活力。

后来，简·雅各布斯提出“街道眼”概念，倡导高密度、小街坊和开放空间的混合使用，从而形成新的活力源，促进城市多样性的形成。

20 世纪70 年代初到80 年代末，由于私人轿车的普及及社区商业的郊区化等原因，造成美国城市蔓延加剧。

为了解决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严重、交通堵塞、大城市边缘的农业用地减少、通勤时间和距离拉大、能源消耗增加等诸多问题，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根据简·雅各布斯的理论，开始了“新城市主义”的城市设计运动，提倡发展街区制，在设计上强调建设开放式住宅。

这种设计的好处就是以社区为中心实现住宅、商店、办公楼、娱乐、教育、绿地等设施的功能混合，学校、幼儿园、政府管理机构、图书馆、绿地、商业中心等公共设施均在居民步行范围内，提供教育、行政服务、休闲娱乐等多种类型的公共服务，最终目标是建设适宜步行的城市密度，促使每个街区独立成长为有机的城市细胞。

同时，搞街区制还能赚钱，起到繁荣经济的作用。

喜欢美剧的应该都记得《蒂凡尼的早餐》里那个穿行于纽约繁华街头的霍莉（奥黛丽·赫本饰），而与她映衬的繁华街区，就是美国纽约第五大道。

很多人说，一个城市街道的繁华程度，能反应这个国家的繁荣程度，第五大道就是个证明，这里的商业配套十分齐全，别看只有一条街道，但却是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而在中国，也有一条类似的街道，那就是香港的铜锣湾，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商场、有世界著名的百货公司，这里云集了世界上各种奢侈品牌，有着购物天堂之称，去过香港的人，一定都要去铜锣湾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铜锣湾在白天的时候是购物天堂，而到了晚上之后，就化身为夜市，夜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食店，到了深夜，都非常的热闹，有时候商家一个月的收入就能达到上百万。

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毛细经济繁荣程度被视为一个城市经济便利度和活跃度的晴雨表。

数据显示，中国60%的消费发生在步行2公里的范围之内，在城市化中，街区经济对经济指标的拉动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吃喝买”，而是逐渐成为集购、食、宿、文、娱、健、养等多行业的新型商业模式，对当前刚从疫情中走出的中国，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创造就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所以，街区制从规划和功能上来说，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城市病的问题，也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新的引擎。

但是，设想很美好，而街区制想在中国推开，却面临很多难题。

首先就是安全性问题。

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强，也让城市居民形成一种不安全感，更倾向于居住在封闭小区。

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曾做过对比，小区封闭管理后，“治安状况、公共秩序都有了明显改观。自行车丢失案件下降达91.5%；刑事案件下降85%；穿插小区人员明显减少，商贩基本看不见；过去嘈杂、混乱的叫卖声消失了，代之是宁静祥和优美的生活居住环境”。

如果贸然拆掉小区围墙，拆墙容易，却会极大增加居民的不安全感，犯罪问题、人车混行交通安全问题、隐私问题，会成为人们担心的焦点。

简单举一个例子你就会明白，小区开放后，毛细血管是打通了，城市交通顺畅了，对整个城市是有益的，但你担不担心你家孩子在楼下玩，会被路过的车撞了？

其次资金问题。

拆掉小区围墙后，外面的人都可以进小区享受小区的绿地、健身场所、步道，那物业自然不会为这种非业主的服务买单，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立即接管这些公共服务。

但公共服务是典型的规模经济，封闭街区越大，提供同样水平物业服务摊到每一户居民头上就越“经济”，或者说可以用较少的物业费维持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

所以我们发现，在中国，越是大小区，公共服务越好，越是小小区，那基本谈不上什么服务可言。

可是中国也有很多小小区存在，那么街区越小，政府需要承担的公共服务（垃圾清运、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维持治安等）就越多，结果必然是财政开支倍增（虽然中国已经普及了天网，但民众需要的不是案件发生后的监控，而是一个电话就能招来的警力）。

在缺少财产税的前提下，公共服务的增加势必会产生巨大的财政缺口。

第三是于法无据，推行难度大。

街区制好不好？好，但推行总要有依据吧？不能一句“为了公共利益”“为了城市整体利益”就强行推下去。

虽然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意见》，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推广街区制是于法无据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根据《物权法》，小区内公共服务设施属于业主共有，包括停车位等等，小区开放后，外面的车都可以来停车，是不是侵犯了业主的物权？别说停车位了，就连绿化，都不想让小区外面的人享受！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中国，挨在一起的共有产权房和商品房小区，经常会因为围墙而爆发冲突。

要想不侵犯物权，就必须把当初卖给社区的部分土地征回来，现在地价远远高于出让时的地价，政府根本无力赔偿。加之小区公共部分都以公摊的方式记入每个业主的产权，征收的阻力可想而知。

看来，街区制要想推广下去，就得想办法解决法律上的冲突，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中国城市化之痛，就会发现，规划的锅只占十分之一，城市发展的内涵早就超出了规划的范畴。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遗留、土地财政和公共服务收费模式，才是决定中国城市规划形态的最终根源。

如果想改变现有规划模式，大到法律制度、税收制度、社区自治制度、土地出让制度、财产继承制度，小到消防规范、住宅公摊等都对城市运行的规则都要进行一连串的改变，远远不是把小区围墙拆了那么简单。

这也是街区制提了已经7年，但到现在也没什么实质性进展的真正原因，也许，只有等待条件成熟，有了好的基础和相关的配套措施，才有施行的可能性。

当然，虽然在现有城市推行街区制阻力重重，但在新城市或者新规划区域，倒是完全可以尝试街区制，毕竟一张白纸好作画，从0开始，有时候阻力反而最小。

这方面，雄安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规划中，雄安没有单一城市中心，不会摊大饼一样无序扩展，还要在新区新建住宅推广街区制。

这意味着雄安没有封闭式大院小区，居民的生活都在小街区之内，步行5分钟送孩子到幼儿园、10分钟送到小学、15分钟到中学。

未来在新区，日常生活基本需求在15分钟步行范围内都能解决，便利店、卫生服务站、小型健身场所、幼儿园等步行5分钟就能达到。

居民在日常工作、生活之外没有额外沉重负担，不会将大量时间虚耗在路上。这样一来，就能构建社区、邻里、街坊三级生活圈，提高幸福感。

相信雄安的规划成功之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建设新区的时候，也会慢慢开始尝试街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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