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演员失去庇护之后

2011年，28岁的宋洋被徐浩峰选中，连续在他的三部电影中担任主角，积累起了最初的名气。因为这三部电影，也因为他有棱角的、沉默的外表，宋洋一直被打上「文艺」的标签。而从徐浩峰的「武侠世界」出师后，他一直在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在《暴裂无声》里饰演了一个失语的农民，《误杀2》中饰演一个医生，去年年底，他又尝试了舞台剧《倾城之恋》，饰演浪荡子范柳原。

宋洋是一个不喜欢social的人，不太愿意到各种酒局，在很热闹的环境下，他愿意安静地待着。即使拍戏的时候把自己喝到断片儿，他的潜意识也会让他看起来和正常的时候没有差别。

采访宋洋并不容易，他会在几分钟后补充或更正之前的说法，因为那「容易引起歧义」。他承认在拍摄的过程中，会有些「吃不好睡不好」，但很快，他又绕回来，强调「越来越好」。

在谈起和徐浩峰合作的那几年，他会讲起角色之外的东西，陷入回忆。在他眼里，那段时期每天处在一种「纯粹的创作氛围」里，「很开心」，剧组的每个人都有「梦想」。徐浩峰搭建的武侠江湖让他足够相信，很「沉浸」、很「稳」。他偶尔会借助角色发泄自己的内心，在《箭士柳白猿》杀青的一瞬间，所有人都在欢呼，而他「绷不住」大哭，因为「那段过程太享受了」。他以为自己会一直在这个稳定而深沉的武侠世界当中，获得庇佑。

当徐浩峰告诉他「可以出师了」，宋洋经历了一个寻求「自立」的过程。他说，这个过程是顺利的，每一个角色都获得了成功，他一直觉得自己「幸运」，没有被市场定型。他很少承认中间的波折，但言语中还是会有一些缝隙，他说，「其实那些焦虑感，难过，悲伤，是不容易被记住的，随着时间都会忘记的。」

不仅是对宋洋，「如何自我建立」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个过程中有撕扯，也有成长，它是漫长的道路，但宋洋说，他起码已经有了方向。

以下是宋洋的自述：

图｜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徐浩峰导演对我来说就像灯塔一样。

在遇到他之前我27岁，差不多刚刚开始在一些影视剧里面演主角。其实我们毕业后很艰难，那个时候主流是大叔，就是《亮剑》的李幼斌老师、孙红雷老师这样的，少数的偶像派，也是凤毛麟角。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没什么机会，一毕业也没什么规划，有戏拍就不错了。我们前行的道路似乎是没有方向的，就拿脚往前踩，这步能走就走一步，再慢慢踩，这是个墙，那就绕开。

这个时候徐浩峰导演的出现就像光柱，一下把灯打得很远。他首先发掘了我内心武侠的情结，或者说硬汉情结。在这之前一直得不到机会，之前都是让我演富家公子，我说我想演土匪头子，他们不让，说我形象不合适，说我多「文」啊。

但是徐浩峰看出了我在动作上的驾驭，我自己都没发现。然后他拉着我一直往前走，走了一条别人走不了的路。那个时候突然明朗了，就像点拨开了一样，突然看到很多可能性。

我刚见他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典型的电影学院客座教授的形象，说话温文尔雅，一句话里有无数的营养，话说得很慢，金句非常多。他的语气总是很坚定。

跟他合作的几年里，我演戏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可能以前演一个人物，更加注重人物的心路历程的变化、喜怒哀乐。比如拍《倭寇的踪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物在全片当中没有一个完整的弧线，也没有喜怒哀乐，我就去问导演要一场哭戏，不然人物从头到尾太平了，演出来的人物很单向性。浩峰导演非常温文尔雅地绕开了这个话题。

后来，我的理解也变化了。你可以从头到尾都在一个调性里面，但是这个调性里你有无数变化，这个才是更高级更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并不是说要把人物的生平搞得多么复杂，而是心理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到演《师父》的时候，我就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了。浩峰导演每次说戏，不跟我讲耿良辰，而是跟我讲天津，讲天津那个时候在世界中是什么样的，天津的社会阶层是什么样的，其中脚行、武行是什么样的阶层，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和军队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一下我就知道这个人物了。我知道他的出身和处境，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去体会他的境遇了。

那些年跟着徐浩峰导演一步一步地历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表演的方式，到现在我也会更加注意一个人物的落地性、生活化和逻辑性，导演要通过这个人物想表达些什么，我演这个人物有没有机会给观众表达点什么。

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创作氛围。我记得拍《箭士柳白猿》的时候，我坐在水果店里头，听到一个拍剧照的老师跟旁边一个跟机员说，我回头写个本子，你再跟我说一下那个打光什么的，我回头也想自己拍个小东西。

大家全在聊这种东西。你觉得大家都有梦想。或者说哪怕一开始来的不是同样的人，但是在工作的环境中，大家或多或少会被代入。很明显的对比是，旁边有一个组，从头到尾，都是哇哇哇哇嚷嚷着说词儿，我们都觉得，怎么这样的？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真的很纯粹。因为那段过程太享受了，每天在现场就是衣服换完，往场景里一坐，也没有人来理我，没有人从我身边快速走过或大声说话，就完全融入了角色里。现在就比较少遇到那样的情形了。杀青那天，导演说杀青了，大家在欢呼，我就绷不住，哭了。

宋洋在《箭士柳白猿》里饰演主角

断片

其实我是一个自我保护欲很强的人。

拍摄《箭士柳白猿》时，有一场戏是在酒馆里，我醉酒被人打倒。那场戏我印象非常深，剧本已经给予了那场戏一个痛苦的基调，并且有哭戏。我问导演，这一场我能不能释放一点？导演说可以，因为你刚赦免了两个该死的人，你站在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的。我说我想达到一种失控的状态，能不能醉酒呢，真来？导演说好啊。

我在酒店里先拿白酒和啤酒兑着喝了一下，觉得上头了，但到了现场，一月份的北京太冷了，血液循环一慢，又觉得清醒。快拍到我了，我让制片又拿了一斤牛二，喝了下去。其实再等一会儿就好了，但我着急，又要了四瓶啤酒，再掺一下。

开拍，我就记得拍我揉画，一揉，眼泪「哗」流出来了，再一睁眼就是第二天早上，特别恐怖——我断片儿了，直接断掉了。

再到现场我特别惶恐，我问，演了吗？他们说，演了，怎么样？特别好。摄影说，你就趴在桌上一直哭，一直哭，哭到我们也不敢停，导演也不喊停，一直转到没胶片了。他还说，导演在我背后抽了四根烟，然后我爬起来，特别正常地跟大家聊天什么，就回去了。他们没有觉得我断片儿。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想追求的失控的效果是失败了，也知道了我潜意识里好像是个自我包裹很严的人，对自己保护欲很强，所以断片之后，看起来还是一样的。但凡他们看出我有一丝的醉意，哪怕我闹了，或者是哈哈大笑，但是他们看我很正常，我的交流也是有逻辑的。原来我是一个有条条框框、很有规矩、不失控的人。

后来浩峰导演也提到过那场戏，那是去金马的时候，在新闻厅，我还记得下着小雨，我跟他在街上走，他突然说，那场戏他剪掉了很多，那场戏我哭得撕心裂肺的，看得他都流泪了。但是，他说，那一场是宋洋的哭，不是柳白猿的哭。他说我哭得太脆弱了，柳白猿也是脆弱的，但不会脆弱成那样。

我当时哭，就是觉得柳白猿太可怜了。他是一个悲情浪漫主义的人，我喜欢这样的人物。可能也是文艺创作者的矫情，一种自怜，沉浸在那种自怜里，他让我得到了释放。

那几年，在徐浩峰导演的武侠世界里，我挺享受的，就感觉好沉着啊这个世界，好稳。他给的世界我都很相信，很实。

尹夕远 摄

出师

《师父》路演的时候，有一天，徐浩峰导演突然找到我说，宋洋，你得像小耿一样出师了。当时我还挺茫然。怎么了，这不是越合作越好吗？

我也没多问，那是少有的他主动来找我解释。他可能看出来我心里有疑虑，就跟我说，一个电影导演找到了自己的风格是非常重要的，找到自己的类型一定要保持住，不能变，但是一个演员一直在一种类型里是非常危险的。给我举了某个大导演跟他的御用男演员的例子，还是黑白片时代，他们叱咤全球，后来导演去世了，男演员一度陨落，找不到方向，因为他一生都在这种类型里面。

当时我很接受这个说法，我觉得道理非常的明确，并且有史实考证，这是对的。

但是危机感也出现了。我能有那样的好运吗？我能不能像他所期望的那样马上进入别的领域当中？市场会不会已经把我定义成了武侠演员和打戏演员呢？

我没有再去找徐浩峰导演，向他请教我的疑问。我觉得这些问题是被动的、随着时间去解决的问题，就算去说，得到的也是安慰的话，那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觉得我跟徐浩峰导演就像他武侠里的师徒关系。他说小耿出师了，既然能出师，就是没有什么问题能再让我再回去找师父问他怎么办了。我们可以在一起嘘寒问暖，把酒言欢，但是我不能再拿自己的困惑给他带来困惑了。

《师父》之后到现在七八年，我有个心态的变化，刚开始挺失落的，但也没有真正的迷失。我觉得这就是浩峰导演给我的，他给我引的路特别正，也是他告诉我真的要往外扩了。

扩展的过程就是通过撕扯让自己变得更宽，就像练肌肉一样，会酸痛。我经常会在拍戏的时候睡不好觉。我很看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中相信这个人物最终是成立的。

跟浩峰导演合作的时候，我是很有安全感的。但后面，我需要自己去寻找。对我来说，获得安全感的方式还是要从人物的内里出发，去经历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不能空想，那样的表演对我来说会很不安。我是一个体验派演员，我相信一些更真实的东西。

比如《误杀2》有一场和肖央老师的对手戏，我们用了很多种方式，后来肖央老师发挥了一句词。他说，你看小虫他多可爱，他才八岁，他多可爱。那一下我感觉我们俩都绷不住了。那不是剧本上的词，但是那是真的东西，真的感受，所以它出现的时候，破防是瞬间的事。

现在我看到好的剧本、好的台词，如果是我的台词，我不敢多看，不敢背。因为如果我看台词都已经有点泪目了，再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就完蛋了，演的时候在心里就没有所谓的「撩拨」了，只能用技巧去演你的感受。你要保留那个能「撩拨」到你的感受。

《误杀2》上映后，最让我喜欢的评论是，有观众说以前不认识我，一直以为达马医生真是个医生，原来是个演员啊。这意味着我能做出一个又一个让大家相信的人物。是因为我的尝试最终都成功了，才推着我一次一次去做不擅长的东西，虽然挺煎熬的。如果跳出安全区失败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阴影，那以后肯定就不敢再碰了。我其实很害怕失败，但是因为有一次成功的东西摆在那儿，我就不会去想失败了。

《误杀2》宋洋扮演的达马医生

安全感

这些年，我也有好多地方想要去宣泄，想去表达我的欲与求。越来越好的是，越来越多这样的类型化甚至边缘化的人物让我得到了释放，我在现实中情绪就会稳定很多。

比如《暴裂无声》中的张保民。其实拍摄之前我一直在想，要是做不成可怎么办，会不会不伦不类？后来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再去往那方面想了，那是一个深渊，会把你往反方向拉。

现在回头看，张保民是我演过最满意的角色。他让我心中产生了一次感叹，觉得非常欣慰，在浩峰导演说了我要让自己多方向、多类型去打开的时候，来了一个我认为很难做到的角色。虐了自己，也拼了，我居然能做成，而且还做得挺不错的。

那时候为了找到人物的感觉，我做了很多准备。看纪录片，想方设法去接触农民群体，跟着剧组去看景，到了张保民家的那个山村，剧组给我放下，他们去下个景，我就一个人待在那里，体验生活，让自己在开拍之前能够跟人物真正的贴近，理解人物的处境。

跟人物贴近的方式是什么呢？光靠妆化那些外在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就是得去贴近他的生活，去理解他是怎么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然后再去贴近人物的境遇，他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把这些在自己心里过一遍，就好像自己经历过一样。这样我会觉得有安全感，这个人物是立体的。

整个拍摄过程我都没去看一眼回放，我很怕看到自己，不相信自己了，那就完蛋了。在First电影展上，我第一次看到《暴裂无声》中的自己。那时候的感受是突然就自信了，知道再有跨度这么大的角色，我是可以驾驭的。

后来《暴裂无声》拿了奖，一开始还是很激动，又忐忑不会给错了吧。我以为拿奖的那天晚上肯定不睡了，大家要喝酒，要狂欢，但是真的拿完之后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找了个街边的铺子，大家在里面待了一会，我和忻钰坤导演俩人就出来了。

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我们俩都很沉默，没怎么说话。当时就是里面很高兴，而最应该高兴的两个人在外头没吭声，互相看了一眼。心里有个声音告诉自己，OK，别美，要努力了，接下来大家看你们的眼光可不一样了。好像有一个更重的东西落在了我们肩上。下一步不说超越吧，但是要对自己更加严格了，你才对得起这个奖啊。

被动

前一阵浩峰导演给我发了一个《箭士柳白猿》的纪录片，将近两个小时，我看了后还挺感慨的。于老（于承惠，在《箭士柳白猿》中饰演高手匡一民）已经不在了，我想，应该跟于老多学点东西。但那时候我们都不会想得那么远，就觉得那一刻非常开心，徐导还开玩笑说，宋洋、于老，我们要再合作20年，于老身体那么健壮，我们觉得没有问题，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

其实时间过得可快了。那个纪录片里，你能看到于老每天都坐在监视器前，给我和导演讲拳理，讲各种花拳。其实方向变了，拳的角度变了，而人在那里。

我前几年去重庆拍戏，碰到了一个很早以前艺校的同学，我们还像在艺校的时候一样，彻夜长谈，喝一晚上酒。他说，都是哈哈哈地笑，但是你现在笑得不一样了，我说不都是一样，我很开心啊。他说你这样的开心跟那时候不一样。

他们老说我现在变得稳了，越来越稳了，说我跟浩峰导演合作完之后变化非常大，其实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觉得我跟柳白猿有一个很像的地方：我们都是在被动地接受命运。我一路都是误打误撞，从一开始学声乐，到上电影学院，再到遇到了浩峰导演。我是那种会把自己完全交给导演的人。如果我觉得他好，他给的东西我会全盘接受。

你问我在浩峰导演之后，跟其他导演合作会不会有心理落差。要是有那种心理的话，我就白跟徐导这些年了。这都是特别正常的，世事无常，什么东西能一直有常态啊，都是无常的。

现在我更不会去想太多，不会去想这样做以后会不会不好转型，这就属于杂念了。演员本身是被动的，要等一个好角色，等一个好剧本，等一个好项目，也有被否决的时候，谈得特别好了，都到最后一步了，由于某些原因，最终没谈成。

我觉得演员可以主动的就是拒绝，我可以拒绝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只是为了赚钱或者什么戏有流量就去拍。在这种状况下，要保持平和和坚定，看起来是圆润的、温润的，但在心里有自己的角度、规矩和立场。

《箭士柳白猿》上映的时候，我和徐导在知乎上写了一篇文章，徐导写的那篇，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箭士柳白猿》是想给世界一个肯定，即便你经历很大的痛苦，但还是要有方向，即使在时代里茫然没有了方向，也要有一个定位，付出多大代价也不动摇。」

这句话在我心里也特别准确。其实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认了，我早就有那个方向和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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