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徐纪周，解码《狂飙》

2月1日，扫黑剧《狂飙》收官。

作为首部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的影视作品，《狂飙》自开播以来拿下收视、口碑双丰收的好成绩。

不同于以往扫黑剧，该剧选取2000年、2006年、2021年三个时间节点，在正叙、倒叙交叉的庞大叙事中，讲述以安欣为代表的正义力量，与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跨越二十年的激烈较量。

“扫黑除恶常态化，反映了我们国家、我们党刮骨疗毒、自我革新的决心。”1月31日，《狂飙》导演、编剧徐纪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他说，“《狂飙》其实是描摹这20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狂飙突进的时代。京海这座虚拟二线城市20年的巨大变化，才是隐藏在这部戏背后的最大主角。”

徐纪周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2000年起从事电视剧创作，曾创作《中国刑警》《打黑风暴》《狙击》《永不磨灭的番号》等众多经典作品。

新京报：前几天你接受采访说，“《狂飙》是可以刻在我骨灰盒上的一部戏，它完成了我多年以来的夙愿。”为何这部戏在你创作生涯中分量这么重？

徐纪周：我一直有个“野心”，就是讲一个时间维度比较长的警匪故事。它不是一个表面单纯的警匪故事，而是希望能从中勾勒时代，把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20年我所经历的时代之变、我对人性的感悟都揉进去，这是我最熟悉、感触最深的领域。

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接近尾声时，我收到邀约，就很快答应了。这是首部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为什么叫《狂飙》？其实是描摹这20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狂飙突进的时代。

这部戏有安欣、高启强这两大主角，背后涵盖了从官员到基层百姓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鲜活社会，这是一条线。但京海这座虚拟二线城市20年的巨大变化，才是隐藏在这部戏背后的最大主角。

京海是过去20年中国内陆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把我们认知的社会生态、权力架构、基层政治生态等等，都尽量放进去了，大家觉得比较新鲜。我和编剧朱俊懿都是北方人，原来的故事中京海更像一个二三线的北方城市。但在取景过程中，为了能展现三个时代的特点，同时在视觉上与以往作品区分开，我们一路走到了广东。作品中穿插了广东的风土人情、民风民俗，给戏增加一些亮点。现在出圈的肠粉、饺子、猪脚面等，都是广东地域特色，观众也抓住了这些点。

新京报：这部戏的内容呈现时间跨度20年。为何会选择这样的时间跨度？

徐纪周：20年的时间跨度，如果完全拉长的话戏就容易碎。我就把一部戏当三部戏来拍，选择了2000年、2006年、2021年作为时间节点，这三个阶段有代表性，让我有一个非常充分的篇幅去展示人物成长和人性的复杂。

第一阶段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奥成功，这一时期我国治安环境较为复杂。我当时拍公安纪事片，看案例触目惊心，但主要是好勇斗狠的暴力犯罪。这个单元的代表是徐江，比较张扬，好勇斗狠，像港片中的古惑仔。全世界也这样，经济高速发展必然伴随着社会治安问题，遇到问题草莽对草莽，用粗暴手段解决。

第二阶段是2006年一系列土地调控政策出台，这一时期频发案件的特点之一是钻土地调控政策的空子，从中寻找缝隙、攫取巨大利益。那时的极端犯罪大多与拆迁有关。这个单元设置莽村拆迁事件，是很多城市城镇化的缩影，从村委会到拆迁公司再到基层执法队伍，各方利益犬牙交错。通过莽村拆迁告诉大家为什么黑恶势力能形成，为什么扫除黑恶势力那么难。

第三阶段就是2021年扫黑除恶常态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开始。

这三个时间节点，既有宣传上的考量，也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环境治安工作的特殊性。

新京报：你认为这部戏最大的社会意义是什么？政法部门是如何支持的？

徐纪周：作为一部讲述扫黑除恶和刀刃向内的政法题材剧，我们展示社会灰色负面的东西可能比其他戏比重会大一些，因为要让大家明白黑恶势力从哪里来，为什么要终结它。这可能是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超越了它的商业价值。

中央政法委给了我们很多卷宗，也带我们做了很多采访。前期已经有扫黑除恶的戏播出，为了避免重复，最终定调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来创作。这部戏剧本打磨比较长，2021年9月26号开机，2022年1月18号杀青，其实剧本一直写到2022年1月5号，边拍边写，边写边改，就是要讲清楚为什么仅靠一轮扫黑除恶，是扫不干净黑恶势力的，为什么扫黑除恶要常态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黑恶势力都是钻着社会制度的空隙往上长。前边砍掉一波，下一波“小草”只要有空间就会死灰复燃坐大成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何杜绝？只能是扫黑除恶常态化。

最开始对高启强的设定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开始就把他打掉了。既然讲扫黑除恶常态化，就对他在第三阶段的犯罪设置更为隐蔽。我们了解到的黑恶势力犯罪手段，在他身上都有体现。比如，他通过建幼儿园、养老院，拉拢腐蚀基层公务员和退休干部；帮助旧厂街的邻居解决孩子上学、老人生病住院等问题，口碑很好，但作恶手段都扔给了唐小虎、唐小龙，出了事就与他们切割，给自己洗白。

这样观众就认为很合理。强盛集团黑恶势力这么强大，为什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没有打掉，要到扫黑除恶常态化后打掉？这就牵出背后的“保护伞”。扫黑除恶，“保护伞”不是说打掉就能打掉的。片头有个镜头，一把伞下面的树盘根错节，犬牙交错，连根拔起很不容易，必须深挖才能挖出整个体系。所以说，扫黑除恶常态化，反映了我们国家、我们党刮骨疗毒、自我革新的决心。

新京报：这两年扫黑除恶题材频出，这部戏是如何拍出新意的？

徐纪周：一方面是中央政法委的大力支持，很多案例对我们开放；另一方面，从中央政法委的相关领导到我们创作者，都在追求精品，要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这是创作自觉。从我个人来说，我一直想讲述一个以两个人物命运为主线、时间跨度20年的警匪故事，把我20年的沉淀写出来，这不会受题材和外界影响。

新京报：共情是这部剧的一大特点。你怎么看戏剧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种尺度是如何平衡把握的？

徐纪周：我们严格遵循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原则，核心就是人物具有社会性，让大家共情。警匪故事本身戏剧性、传奇性、奇观性就强，如果我拍摄时一味强调形式感、风格化，大家会觉得我看的是奇观剧，看个热闹，他不觉得这事跟他有关系。

《狂飙》能有这么大社会反响，还是因为大家相信这些事情、这些人物是能在他身边发生的。从类型来说，拍摄扫黑除恶题材跟其他的譬如缉毒题材不一样，因为黑恶跟民生贴得最近，对民生的伤害也最大。如果百姓投诉无门，直接影响的就是公权力部门的形象。

既然要拍离老百姓最近的黑恶势力，那所有的人物塑造、从文本到拍摄一定要共情。张译、张颂文这些演员，有生活阅历也有这种自觉，他们做到了。

有一次我听他俩聊天，张颂文说老徐的剧本是挺好的，大开大合地写，波峰波谷一浪一浪，但中间必须得有血有肉才能让人觉得这事儿不假，我们在戏里要做的就是把戏剧冲突特别大的部分，把血肉填充上。他们俩做得很好，很多戏来回拍好几遍。

新京报：你最喜欢剧中什么戏份？

徐纪周：安欣和高启强在剧中所有的吃饭戏，我认为最精彩。从两人第一次见面吃饺子，到最后安欣给高启强送断头饭。

现实中，黑老大拿枪指脑袋、把人摁在地上的极端情况很少见。中国人情社会正常的生活状态就是有事情了坐下来谈，在饭桌上解决问题。吃饭永远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永远有其他目的。目的不一样，吃法不一样，表一层浅一层的意思也不一样。这部戏，安欣和高启强的警匪对抗没有简单粗暴的枪顶脑袋，都是一场场饭吃出来的，但每顿饭吃得都惊心动魄。这是中国人情社会的交往交流方式，但大家看的都是吃饭之外的玄机。

新京报：安欣和高启强，一警一匪，你怎么看他们的选择？

徐纪周：有影评说，“安欣是法治社会的代表，高启强是传统的利用人情社会的代表，他们两个的冲撞也是法治社会和人情社会的冲撞。”我认为写得很好。

安欣即“安心”，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高启强是机会主义者，他会抓到他能接触到的所有资源、人脉，无限放大化，不断给自己找机会。在人情社会，他这样的人如鱼得水。但随着城市化进程，把人情社会的这一套放到城市是行不通的，城市必须按秩序、体系、法治和公平的原则才能有机运转起来。

他们是经典古希腊戏剧精神的写照，两人的人生充满宿命感，充满巨大的戏剧性逆转。两人命运互相映衬，屠龙少年最后没有成为恶龙，恶龙本来就是这样。命运这东西到了一定岁数自我体悟，就是不可知性和偶然性，这是古希腊戏剧精神的核心。

到最后，安欣还是安欣，高启强还是高启强，根源还是他们的性格使然。安欣相比较高启强，他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有其他不同选择，但他为何还是坚守初心？我觉得还是他骨血基因里的善良、正义感，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

新京报：安欣现实中有原型吗？

徐纪周：没有原原本本的原型，但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很多的，安欣集中了优秀干警的所有品质，比如忠诚、担当、善良等。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相较于安欣，有些过得更不如意。

我们接触到广东一政法干部，34岁满头白发，跟安欣一样“轴”。扫黑跟缉毒一样，很残酷，对方会利用你所有软肋制约你。所以我们设计安欣是孤儿、未婚，没有家庭，我们屏蔽掉他所有的软肋。如果不这样，以高启强团伙的势力一定会把你这些软肋全打掉，攻破你所有的防线。

我们了解到一个真实案例，这位政法干警从不收礼，很本分工作，但妈妈得疾病要进ICU做手术，医院告诉你没床位了，排队吧！这帮人知道了，打个电话，院长直接过来说赶紧进ICU病房，下周马上安排手术。不做手术妈妈就没了，正常人怎么抉择？作为一个法律捍卫者怎么抉择？我们如何做这道选择题？一旦建立关系，交往越来越深，关键时刻，他们说这事你拉我一把，作为政法干警，你帮不帮？这是很残酷的社会现实，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安欣是赤裸裸的安欣，是纯粹的、孤独的安欣，是有一种殉道精神的安欣，我们砍掉了他的所有软肋，不这样做安欣撑不了20年！他的徒弟陆寒，按安欣的方式去演练，被黑恶势力灭口了。必须有安欣这样的人物才能让这个戏立得住。

但我把我们了解到的黑恶势力拉拢腐蚀政法干部的所有手段，放在了安欣身边人身上，包括曹闯、李响、张彪、孟德海，让大家引以为戒。

很多观众问，为什么很多人物“黑化”了？说实话，我们了解到的地方实际情况，比剧中呈现的残酷得多，“内鬼”盘根错节。了解越多，越明白扫黑除恶这项工作漫长而残酷，斗争非常艰难。有人说安欣太惨了，太理想化了，但真实情况比这复杂得多。

新京报：怎么看高启强这个角色？

徐纪周：很多观众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很强的功利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也代表了很多人的欲望，大家带着慕强心态去看。高启强深谙人情社会、中国基层生态的所有法门和人性的所有弱点，有高启强的映衬，才能知道安欣坚守初心多么不容易。

新京报：剧中不同职位的人，说话各有特色。对于官场语言，有特别考虑吗？

徐纪周：话永远不能直着说，点到为止。比如赵立冬的秘书跟高启强说，现在有好多人给领导找麻烦，你要是能解决领导的麻烦，领导也能解决你的麻烦。高启强把这话点破了，秘书就说“我什么都没说，我开玩笑逗你呢！”感觉什么都说了，又什么都没说，你自个猜去。他们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剧中我们尽量往浅白了说，但我希望每个阶层不同人物各自特点，每个生态都能展现出来。这批老戏骨现实生活中接触得多、观察得也多，塑造官员形象很自然。

新京报：20年前你拍了《打黑风暴》，时隔20年拍同题材《狂飙》。有哪些不同？

徐纪周：从个人心境来说，现在回望，我就像剧中开篇的白发安欣望着游泳池，回忆20年前他还是一个青涩的刑警在捞尸；高启强回到旧厂街菜市场，看到邻居买鱼回家给儿子做饭，一个穿着打扮跟他一样的小鱼贩在高声叫卖，他走过去看看自己当年的那把躺椅。

往大了说，“打黑”、“扫黑”一字之差区别很大。当时的打黑基本上就是打击街上地痞流氓，像《征服》中嚣张跋扈的刘华强。刘华强如果没有被打掉，今天可能就是高启强。高启强与权力越近、越往上走越隐蔽。这可能就是20年的变化吧。

新京报：《狂飙》热播，《孙子兵法》脱销。你如何看这一现象？

徐纪周：我最开始安排让高启强读《穷爸爸，富爸爸》。我印象特别深的是2000年，我们宿舍好多人在看《穷爸爸，富爸爸》，就讲怎么发财的，是当时的畅销书，张译也建议这本书。后来道具没找着，我说那高启强就主要看《孙子兵法》吧。现在这本书脱销了也挺好的，这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经典。

新京报：《狂飙》收官，你觉得达到预期效果了吗？

徐纪周：远超预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去拍这样的题材，我希望除了给大家留下一个精彩故事外，还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观察，好作品一定是对当下的时代社会生活有所描摹。我也想给其他创作者一点启发，把故事讲得更深更广，让未来的人看到中国这一特殊阶段的时代特色、社会土壤和人生百态。

新京报：下一部剧会拍什么？

徐纪周：还是拉开时间维度，讲一部关于谍战题材的时代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