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狂飙》

说说最近大火的电视剧《狂飙》。

先说说电视剧本身。如果从国际影视剧视角看，《狂飙》算不上经典剧集，不过在遍地烂剧的国内市场，它无疑是一部优秀电视剧。悬念的设置很成功，让人总忍不住追下去，看看接下来到底怎么回事儿。“小人物翻身”的设计也很取巧，我们都爱看受欺负的小人物如何翻身的故事，周星驰电影中经常见到这种情节。从一个受尽欺负的无名之辈，到一个称霸一方的黑老大，我们喜欢这样的剧情，可能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无名之辈，都是小人物，no body，都幻想摆脱小人物的人生，所以看这样的故事会感觉“爽”。

当然，《狂飙》也有很多问题，不过瑕不掩瑜，一些我认为的缺点掩盖不了这部剧是国内优秀电视剧的事实。最大的问题还是国内电视剧的老毛病：侮辱观众智商，很多情节经不起推敲，也距离现实太远。影视剧，本身就是艺术作品，肯定不是新闻纪实节目，一些美剧距离现实也很远，距离现实太远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情节的合理性。如果《狂飙》的背景是香港等英美法系国家，就合理的多。所有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极其严格，证明嫌疑人犯罪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来说是很重的责任。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明犯罪相当于一种数学逻辑，可能有一点合理怀疑都无法定罪，所以证据相当重要。因为这种严密证明的高要求，很多犯罪分子总是逍遥法外，这种情节在香港影视剧中最常见。甄子丹出演的好多电影都是这样的，由于缺乏证据，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还极其嚣张，最后人民警察甄子丹不得不动用私刑去伸张正义。

可是在我们这儿，无罪率只有0.1‰-0.3‰，现实中，证明犯罪跟影视剧中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我们这跟英美法系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逍遥法外的犯罪分子可能也有，但是非常非常少，少到都有点不正常了。当然，我们也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一点英美国家也是比不了的，我们不用担心出门不小心就被抢崩了。所以我们这现实中不可能有高启强这样的人，随便杀人。印象中扫黑除恶三年，也就湖南校园埋尸案可能算是比较大的人命案件，还是很多年前了。动不动就杀人的黑恶势力只存在于影视剧中。

剧中有两个细节就是典型的侮辱观众（主要是法律职业观众）智商。一个是司机郭振已经被公安机关找到，是徐江杀人的证人，这时候办案机关竟然还在那墨迹搜集其他证据，还说抓捕徐江得等着检察院批捕呢。难道“刑拘”这种强制措施是只有现实中才有的吗？影视剧中没有刑拘吗？另一个是安欣调查案件时经常需要去高启强家里，或者其他人家里，感觉低三下四的。现实中公安机关什么时候讯问还是询问的，会低三下四的去人家里呢？一个传唤谁敢不从？传唤就相当于屠龙宝刀啊，传唤一出，莫敢不从。电视剧好像把办案机关描述的很弱势，现实中可完全不是这样。还有安欣这样的人物，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对师父对同事都公事公办，还给同事录音，现实中这种人在单位一天都混不下去，就是沙雕精神病啊。

这些细节可能不是法律职业者看不出来，不影响观剧体验。可有一个细节我真是无法忍受，是我小时候看电视剧就存在的疑问：为什么警察叔叔去抓人要一排警车这么大阵仗，还必须鸣笛呢？是为了告诉坏人：我们来了，你赶紧跑吗？为什么这么多年这样严重侮辱观众智商的情节还存在呢？导演们啊，其实你们不出现警车，不鸣笛，我们也知道警察叔叔是去抓人的，8岁以上孩子都会知道的。

以上这些毛病，不是为了挑毛病而挑毛病。自从步入中年后，杠精的毛病改了不少。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影视剧虽然是艺术作品，离现实可以很远，不过在我们这，有一些电视剧还是应该严谨点。看看《人民的名义》背后的出品方和《狂飙》背后的指导者，有这些单位做后盾，法律情节上太离谱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还有更离谱的《你好检察官》，看了辣眼睛，辣出眼泪了。再一看背后的相关单位，我都震惊了，这就不只是辣眼睛了，这简直就是故意伤害，伤害你的大脑。

还有个问题，能容忍这类电视剧距离现实太远，为什么不能容忍其他一些影视剧距离现实太远呢？《隐入尘烟》据说也距离现实太远，全网下架。而那么多抗日神剧，那么多离现实十万八千里的影视剧允许存在。这个标准就不用说了，都懂。

再说说电视剧里反映的问题:腐败问题。《狂飙》是展现政法系统整风运动成果的剧集。政法系统整风运动是紧接着扫黑除恶运动开展的“刀刃向内”的运动，主要是针对政法系统腐败问题，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张维迎老师在《博弈与社会》中引入一个数学公式解释腐败问题，非常有意思。W代表官员工资，q代表官员权力大小，B（q）代表权力租金（显然B大小与q大小相关，有正相关的函数关系），就是官员在该位置上能收的最大贿赂，也可理解为不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时得到B（q）,不腐败就得不到，所以不腐败时候，这个B就相当于不腐败的成本）。权力越大，权力租金就越大，即q越大，B（q）越大。p代表腐败被发现的概率，F表示腐败被发现后的惩罚，这个惩罚如果是国家规定的客观惩罚，比如判刑或者罚款，那么对腐败的官员来说，每个人感受的惩罚可能不一样，这里引入系数a（官员脸皮薄厚系数），如果a=0，说明官员脸皮非常厚，怎么处罚都不在乎，如果a特别大，说明官员脸皮非常薄，一点处罚都受不了，aF就是官员实际感受到的惩罚。官员被处罚后可能开除，重新找工作会得到回报U。官员腐败的预期收入为（1-p）［W+B（q）］+p（U-aF）。官员不腐败的条件是正常收入W大于等于腐败的预期收入，即W≥（1-p）［W+B（q）］+p（U-aF），分解得到不等式为W≥B（q）+U-aF。这就是保证不腐败的最低工资标准，称为“廉政工资”。根据这个不等式，可以看出很多信息。现在腐败比改革开放之前严重，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惩罚F不如以前严重，以前动不动就枪毙，现在几十万的根本不值一提。还有U的变化，以前贪官被查可能只能当农民种地了，不会获得太多U，现在可选择的路就相对来说比较广。以前贪官被发现的概率相对较高，现在的社会分工极其复杂，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腐败的形式手段也日新月异，发现的难度也提高了。这些都使不等式右边的部分增加，而W的增加幅度不如右侧，所以腐败比较严重。如何治理腐败呢？也从不等式入手分析：1.提高W，即高薪养廉；2.加强监管，提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p；3.消减官员的权利q，从而消减权力租金B（q）；4.加大处罚力度F；5加强道德教育，提高脸皮系数a，使惩罚的心里成本上升（让官员感觉腐败对不起党、国家、人民）。

上述数学模型解释，只是最简单的解释，是张维迎老师引入了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该经济学理论是“效率工资”理论。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缺陷就是“理性人”假设，现实中人不都是理性的，比如廉政工资超过腐败预期收入，是不是一定就能保证廉洁？显然不是这样的。不过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理论依然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看看上述这些方法，哪些是治标哪些是治本的。显然，如果权力一直很大，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W会无限增大。而加强监督会有一定成效，现在的监督还不太令人满意。新闻监督就不说了，小时候农村家家户户还愿意看《焦点访谈》，现在没人看了。各电视台也不可能监督本级官员，自己无法监督自己。内部监管也有问题，纪律监察单位可以监督其他官员，那谁监督监察单位呢？有人说上级监察单位，那谁监督上级上级监察单位？无论是单位之间的监督，还是个人官员之间的监督，我们没有形成闭环。那么加大处罚力度呢？历史上对付腐败最心狠手辣的就是朱重八，动不动就挖眼割耳的，即便这样，他也没解决腐败问题。加强道德建设呢？直接就略过吧，过。真正最有效的办法，可能就是消减权力了，当然，还要加上法治这个笼子，这才是解决“赵立冬们”的杀手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