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30岁的英国天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离世。她的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小说《呼啸山庄》，这部唯一的小说却成为了旷世奇作。1955年，中国著名翻译家杨苡（yǐ）将其译成中文。“那晚风雨飘摇，大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觉得自己正住在约克郡旷野的那所古宅子里，不自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灵感从天而降！”于是，杨苡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后来国内出版的这部小说皆以“呼啸山庄”为通用译名，杨苡的译本至今仍被许多读者视作不朽的经典。2023年1月27日晚，103岁的杨苡也走完了她风雨交加的一生。她见证了中国的百年历史风云，用她口述自传的一句话形容：
2021年5月8日，纪录片《九零后》在昆明举行了首映礼。之所以将这部讲述西南联大故事的纪录片称为“九零后”，是因为导演徐蓓所采访的对象——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等16位专家学者的平均年龄都在96岁以上，他们是一群曾于战火纷飞中矢志报国的进步青年。
徐蓓在采访杨苡时，她正抱着一个小小的音乐播放器，聚精会神地听着这首发行于1939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翠堤春晓》中的插曲。徐蓓当即决定临时加拍一场：杨苡静静坐着，背景音乐反复播放着这首歌。后来“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也成为了《九零后》的英文名。就在这样温馨怀旧的曼妙轻歌中，杨苡回忆了她在西南联大的往事。“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故事想说。”她的祖辈有四位曾在晚清时考上了翰林。父亲杨毓璋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同龄人羡慕她优越的成长环境，可是杨苡却觉得自己“命不好”。之所以有这样命途多舛的感受，是因为父亲在她刚出生2个月后就去世了。加之杨氏家族虽是名门望族，但脱胎于封建社会的余荫，避免不了带着旧王朝的陈规陋习。她清楚地记得，父亲去世后，母亲作为家里的二姨太，曾被姑妈要求殉节。“我干嘛死？我有三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母亲没有食言，她将儿子杨宪益送去了英国留学，大女儿杨敏如就读于名校燕京大学。后来，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英译了百余种名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敏如师从顾随，成为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35年，杨苡16岁。“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杨苡就读的天津中西女校的学生纷纷上街游行。但念及杨苡是贵族小姐，更出于对她的保护，家人不同意她去参与。那时，她最爱的哥哥和姐姐都不在身边，闷闷不乐的杨苡只能独坐家中，闲来无事时，她翻看了巴金的《家》。那时的巴金，因为“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深受青年学生的追捧。在读完巴金堪称人生启蒙的作品后，杨苡觉得自己就是“觉慧”，小说里的高家和她生活的杨家如出一辙。当巴金读到杨苡从天津寄来的信时，顿时热泪盈眶：“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从晚清走来的巴金，不仅经历了时代的变迁，更被家庭的牢笼所囚困。他没有想到，一个正在求学的女学生会和他有着同样的际遇和感受。但他在信中劝这个迷惘的小姑娘，你要懂得向前看，多读书，相信未来。未来总是美丽的。此后，两人开始了书信往来。巴金也成为了杨苡在文学上和人生中的引路人。1937年，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不久，“七七事件”爆发，天津沦陷。民族危亡之际，偌大的华北，“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在战争的阴云下，清华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了临时大学，后来迁至昆明，这就是创造了中国教育史奇迹的“西南联大”。当时还没来得及入学南开的杨苡，便匆忙开始了她在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她和流亡学生从天津、上海、香港、越南一路辗转至昆明。西迁途中，在轮船和闷罐车上，她们一路高唱着歌曲《松花江上》。到了昆明后，有相对安宁的读书时光，但也经常遭遇敌人的飞机在天上盘旋的情形：轰炸声、爆破声、大火焚烧声、墙倒屋塌声、大人孩子的哭喊声，交织成战争的场景。“热水瓶倒在地下，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战争年代的西南联大，诞生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很多巨擘，群星闪耀，日月争辉。穿梭在大师中间，杨苡贪婪地汲取着一切知识和精神上的养分。沈从文先生当时和杨苡住在一个院子里，她很欣赏这位富家千金放弃优渥生活，决然出走的勇气。晚上，如果杨苡家早一点关灯，第二天清晨，沈从文就会提醒她：此外，沈从文还劝杨苡改系：“你还是进外文系的好，你已学了10年英文，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在她的回忆里，赵瑞蕻是一个丰富而生动的形象：“这是一个如此热爱生活的人；一个从小迷上了《爱的教育》并想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被朋友戏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不谙人情世故的幻想家；一个进了课堂便滔滔不绝，愿为年轻人倾泻他所有知识的好老师；又是一个不问书价多少，进了书店便被堆满了书的书架牢牢地吸住的书痴！”生下大女儿后，她应在重庆避难的母亲要求，到重庆中央大学借读。1942年6月，巴金写信鼓励杨苡：“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一次，在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她读到一本叫Wuthering Heights的书，这才惊讶地发现，这本书正是她少女时代看过的《魂归离恨天》的原著。爱妒交缠的故事再次打动了她，当时，赵瑞蕻正在翻译司汤达的《红与黑》，受他影响，她也动了翻译的念头。1943年底，巴金在给杨苡的信中也提及了翻译一事：“你有空，我还是劝你好好翻译一本书，海明威的也好，别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1946年，杨苡一家迁到南京，她进入了国立编译馆，在哥哥杨宪益的翻译委员会工作。1950年代初，巴金看了杨苡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俄罗斯性格》后曾说：“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从那时起，杨苡“下决心让我的译文或译诗必须要为读者着想，要经得起行家对照原文推敲。”1953年，赵瑞蕻到德国做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一处破败的房子里，窗外荒草萋萋。她再一次想起巴金先生的叮嘱，于是开始翻译《咆哮山庄》。“咆哮”的表达来源于梁实秋的译本。杨苡看到后直言“滑稽”，毕竟没有人会把自己住的房子称作“咆哮”。哥哥一向是她最崇拜的人，有了他的激励，更让杨苡踌躇满志。在一个风狂雨骤的夜晚，杨苡听到雨点拍窗声，于是将Wuthering Heights译为《呼啸山庄》，无论从音译，还是意译的角度，都堪称完美。有了惊艳的书名后，杨苡激动地告诉了巴金。巴金回信说：“你要译W.H.，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两年后，《呼啸山庄》出版，艾米莉·勃朗特的这部传世佳作从此走进国人的视野。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流传至今，独步译坛，被誉为“不可撼动的经典译本”，受到无数读者的喜爱。然而，这本书直到1980年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在十年浩劫期间，屡次被审查，多年“靠边站”的杨苡，一度以为《呼啸山庄》就此人际湮灭，再无人造访。她还记得哥哥杨宪益翻译的书，曾被七零八落地丢在院子里。对方不但将墨汁泼在了他干净的白衬衫上，还要杨宪益亲手烧毁自己秉烛熬夜译完的书籍。而她的泣血之作，因为“宣扬‘爱情至上’”也没能幸免——被抹黑成为一本“禁书”。可杨苡还是在惨遭批斗的情况下，保住了仅存的她与巴金先生的20余封通信。为此，她被红卫兵当众甩了一记重重的耳光。当时，那记耳光几乎要把她打倒在地，但她还是在踉跄中缓缓站定了……1987年，她将1939年至1985年自己和巴金的通信进行了编注和整理，后来就有了《雪泥集》的问世。那时的巴金已83岁，他看到了杨苡的《雪泥集》，不禁感叹：“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杨苡一直记得1997年11月22日，最后一次见巴金先生时的情景：“那天我去华东医院看望他，临别的时候，巴金握着我的手十分吃力地说了两个字‘多写’，他的手很温暖。”2005年，巴金先生去世。带着恩师的叮咛，年事已高的她每天深夜才休息：“因为舍不得，要看书。”8年后，已94岁的杨苡用感恩的文字，写了她和巴金的故事，以一本《青春者忆》献给巴金先生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她始终牢记着巴金让她多写的规训，更深受他“说真话”精神的影响。一辈子于大风大浪中穿行，她却始终保持着一代知识分子卓然而立的风骨。“破四旧”时期，丈夫将杨苡早年收藏的200多本旧书捆扎好，骑着自行车，送到了她所在学校的中文系。她很心疼，但特殊年代下，或许对这些书籍而言，能够躺在校园里，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Character is fate！性格使然！”也正是因为这样，退休后的杨苡仍然以一颗天真未泯的心过着自己的晚年生活。她于古稀之年，翻译完成了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1998年，杨苡与他人合译完成《我赤裸裸地来——罗丹的故事》：“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文字游戏，它使你夜不能眠，但最后你尝到它的甜味。”对笔下的每一个字，杨苡都一丝不苟，这位对生活，对他人要求不多的老人，将最大的“苛责”用在了创作上，用她的话讲，就是文章写出来要“摆一摆”，放上几天，再反复修改好几遍，直到满意为止。在她看来，“当我能将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变成纸上的文字时，这可能意味着我没有白白浪费掉生命。”但年岁愈深，便愈会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知交零落，亲人渐故。于时间无涯的荒径之上，她成了一个踽踽独行者。1999年2月15日，相濡以沫了一生的丈夫赵瑞蕻去世。杨苡说：“如果人死后还有灵魂，这个八十四岁的老人已经得到了最后的快乐和满足，因为他毕竟走完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苦难的历程：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战争与和平，表扬和批判……，有欢乐也有痛苦，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都是一言难尽的。”一次骨折住院后，手术一结束，她就在病榻上摊开稿纸，“开刀打进身体的那只钢钉价值8000元，就相当于一颗钻石戒”，出院时，她已完成了《命中无钻石》。杨苡88岁时，有好友提议为她过寿，她予以坚拒，她始终都不爱过生日:“没意思的事，有人非要做寿，很在乎，我就不做，这也叫一种玩法。”生前，她一直住在装修老旧的房子里，在玩偶的陪伴下，在书籍和文字中，她没有对衰老的感伤，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始终活得饶有兴致。杨苡每天大量阅读，客厅俨然是一个微型图书馆，大大小小的书柜无一空余。她喜欢看书看报，也喜欢看电影。有时候杨苡会与在北京的女儿预约，在相同的时间看同一部电影。在女儿眼里，“妈妈眼睛里饱含着孩童般好奇、天真、志趣，和独立自强带来的自信。”只要有新奇想法乍现，她就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书籍、照片、布娃娃，她的口头禅是“好玩哎”。有客人来访时，她仍然会像小女生那样描眉毛，涂口红，眼神清澈，美意不倦。面对慕名前来的年轻人，面对他们的困惑与迷茫，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会引用《基督山伯爵》中的话：“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在她家的墙上，挂着上世纪90年代初，她让好友俞律挥毫留下的两行鲁迅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百年时光，呼啸而过，她达观依然，一如1940年她留在昆明西南联大莲花池畔的诗句：“我爱日月，晨之晴朗，夜之朦胧，更爱看一条雨后出现的彩虹！”但有时，她会在凌晨醒来，是因为梦到了年少之事，于是披衣坐起，听听老歌。“比如我很喜欢听那首I went to your wedding。”她将哥哥杨宪益的照片，摆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为了纪念他，2015年，96岁的杨苡携小女儿赵蘅主编了《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卷帙浩繁，被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画卷中的独特一页”。百岁时，杨苡荣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我想我这一生如同浸透了浓郁的果汁，确是不虚此生，果实累累。”《浮生六记》里讲：“情深不寿，寿则多辱”。 她却曾说，活着就是胜利。● 参考资料
[1] 译林出版社 |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2] 纪录片 | 九零后
[3] 南方都市报 | 杨苡：生正逢时，苦难的历程有爱相随
[4] 华西都市报 | 沈从文是她指路人 巴金鼓励她翻译 百岁翻译家杨苡的传奇人生
[5] 文学报 | 在百岁杨苡人生口述中，比传奇更重要的是度过漫长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