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2022年度智本社文章精粹
各位社友新春快乐！过去一年，清和社长创作了46篇硬核文章，汇总为《智本社2022年度文章精粹》，供各位社友新春悦读！点击标题可看全文；建议收藏和分享给好友。
俄乌冲突
这是一场改变历史的战争。在当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清醒地快速地做出正确的战略预判。社会大众只要守住底线，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不会太糟糕。
如果将战争因素而非货币因素导致的能源及物价上涨视为通胀进而紧缩货币，这是缘木求鱼、胡乱下药，可能导致经济深度衰退；如果确认滞胀现象，又在紧缩与宽松之间摇摆，经济将长期陷入泥潭。
这场战争是战争技术迭代的一次检阅——虽有限但可见微知著。很可能，如今正处于战争技术代际升级的前夜。除了核武器，二战时代的“钢铁洪流”大杀器将彻底被信息、智能、空间等新技术所秒杀。
如此，政治激情点燃，军备竞赛开启，拥核动机增加，日德印巴冲击五常，两大阵营对抗加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陡增，国际秩序摇摇欲坠。
在商业社会中，战争的相对成本和感知成本下降，表面上是因为市场的出现——军队专业分工和国家战争债券，实际上恰恰相反，是因为公共用品不够市场化，缺乏分配效率所致。
战略应该遵循逻辑，而逻辑则恰恰相反，那就是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彻底市场化，打破人口流通限制，实现要素全球流通，税收价格、汇率价格充分自由化。
如今，全球粮食产量基本满足需求，各国粮食的平均自给率超过八成，这是全球化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如果逆全球化持续，全球粮食危机可能爆发。
美元升值和能源及粮食价格上涨，对美国之外的国家股债汇楼市形成大脉冲，同时对美股也构成巨大威胁。那些能源和粮食自给率低、且长期仍继续实施宽松政策的国家，不得不大规模抛售本币，以追逐上涨的美元、能源和粮食。
大国政治
法国传统政党的衰落、极右翼的崛起，其实是法国经济及利益结构在失衡全球化中扭曲，而政党无力改革、不知如何应对的结果。
其实，法国的挑战、欧洲的挑战，并不是内部价值观的分裂，也不是对俄乌战争的分歧，而是民族主权的国家堡垒。极右翼捍卫的独立主权的法国和建制派构建的欧洲共和国，二者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权力的堡垒。
全球化失衡秩序与反秩序之间注定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斗争。金融危机冲垮了全球化经济秩序，新冠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俄乌战争触发了国际地缘政治危机。国际产业分工重整，政治三角格局生变，国家缓冲地带消失，军备竞赛开启，国家谋求抱团。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这种以安全为目的的国家行为存在明显的“安全悖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组织，就像一个陀螺，其自身缺乏稳定性。真正的安全来自于高速、自由运转的全球化市场，就像高速旋转的陀螺尚存稳定。陀螺一旦减速，尤其是以安全为目的的减速，反致其愈加不稳定。
全球经济
最值得警惕的是，“双核”带来的冲击呈现相互增强效应，国内资本主动追逐美元的同时又被迫追逐国际原油和粮食，不得不更大规模地抛弃本币，进而冲击汇率、债务、证券、房地产及一切金融市场。
货币幻觉破灭是必然的。当企业主发现原材料和工资也上涨时，家庭发现物价上涨时，货币幻觉就破灭了。但现实中，货币幻觉并不容易破灭。尤其是，货币持续超发时，市场会出现追涨情绪。
“安全与发展”逐渐替代了过去的“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政治主体的共识和新的主旋律。
全球主要国家的政治力量正在推动全球贸易版图重组，经济与贸易政策以“安全的发展”为前提，技术、金融与贸易风险敏锐度大大提高，战略性重视供应链风险。
如果市场认知是相反的，预期变差，投资和消费信心下降，自然就会抛售英镑、国债和股票，甚至可能引发债务危机、英镑危机。最后，这个政策组合也就相当于失败了。这就是凯恩斯的选美理论，索罗斯的反身性原理。
开始与结束
本质上看，传染病防控最大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病毒的外部性；二是防控政策的不可分割性。
每个人基于自己的感知以及有限的信息去认识新冠病毒，每个人根据预期边际效用最大化去理解防疫政策。我们不是在“无知之幕”的理想状态下决策，相反，是按照现实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
明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将经历一轮漫长的修复期。通常，市场修复先于宏观修复，宏观修复先于社会修复。
开放才能应对贸易达峰、国际秩序崩坏的问题，改革与开放促进技术进步才能真正应对增速、人口、杠杆与投资达峰带来的挑战。
今年欧美爆发大通胀，就疫情因素来说，新冠救市政策在需求端的刺激要比新冠大流行在供应端的冲击更加明显。
虽然中国经济的表面症状与美国不同——美国需求过热引发经济通胀、中国需求不足引发经济通缩，但深层次的“伤痕”是类似的，即低增长和高债务。
大疫三年，尤其是2022年，新冠疫情给宏观经济、企业与家庭带来严重的“疤痕效应”。
新冠疫情促使中国加速走向老龄化、低生育社会，大大降低了结婚率和生育率。如果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放到普通家庭，可以提升普通家庭的收入、提振内需，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功能型财政转向保障型财政，减少基建投资，加大民生投入，可以实现真正的“加力提效”。
历史级别的大通胀、全球三大央行激进加息、俄乌战争、世界能源危机、俄油气脱钩、新冠疫情，任何一个风险因子都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全球政治焦虑以及基于安全的一切行动，中国进一步开拓改革开放事业、发展自由市场构成压力。
经济成色
中国正处于“瓦格纳加速期”，政府的迫切任务是建立福利社会。增加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公共福利，可以切实增加普通家庭的收入。
市场竞争促进收入增长的逻辑是有效供给，也就是有效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
与其它同样受到疫情冲击的行业相比，流动性枯竭才是房地产市场低迷的直接原因。而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宏观经济下行刺破了最强泡沫。
稳经济，从过去稳地产，到现在稳基建，下一步要稳就业、稳消费、稳家庭收入——更为根本。
增速对比差异巨大，即过去十年间我国乡村流出人口中，跨省、远距离的流动增速放缓了，而省内流动的规模增长巨大。
城市的灵魂不在城，而在市。无市之城是城堡、城邦，以市立城，是现代文明之城。
大城市的发达源于大市场的繁荣，人才和信息的聚集以及种种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现代商业的发达，是在合作、交流和交换的基础下发展起来的。农民工为何进城？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为何进城？
房地产
一季度，两种财政政策基本上决定了两种房地产政策。中央财政以及获得专项债补充的省级财政，对土地财政下滑的抗压性要强，能够与中央银行及监管层面的限制性政策进行配合。但是，高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区市和县则积极拯救楼市，希望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拉动经济增长。这就是“两种财政之下的两种政策”。
存款和房子是家庭生存之根基。对中国家庭来说，房子不仅是栖身之地，还可能是两个家庭、两代人所有的积蓄、孩子的学位房以及家人所有的期盼。
市场越发达，监管越重要；监管越有效，市场越发达。过去十多年，房地产与调控如影随形，价格上涨调控，价格下跌也调控。如今，我们需要思考调控的目的是什么、效果又如何。
房地产该怎么走，房价该涨还是跌，不应该成为一个某种目标。对待市场、对待房地产，应该遵循价值无涉的原则。在房地产走向复苏或再度恶化之前，应该先让它回归正常的市场。
一个正常的市场，是公平与发展的前提。房地产，应避免在KTV和ICU之间来回折腾。
财政与货币政策
所以，债务不是解决债务的办法，终归要回到发展上来；财政、债务、房地产的问题需要一次触动灵魂的改革。这场改革的深度、面积和难度不亚于分税制改革。
财政、货币与信贷三大约束软化，容易击溃财政纪律，导致财政和货币失控。
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是财政扩张（伴随着货币扩张和债务扩张）—公共投资—提振市场信心—乘数效应—经济复苏—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缩—偿还政府债务。假如这个逻辑是有效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关键是乘数效应。
通常，大城市的财政支出乘数效应更强。假如财政增加了3万亿投资，结果经济增速反而下滑、失业率上升，那么这项财政投资没有引发乘数效益。
秩序崩溃会产生巨大的摩擦成本，新秩序的建立又需要大量的费用。这些费用都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落在石油价格、食品价格上。
对普通家庭来说，滞胀局面的最大痛苦是物价上涨、工资不涨、失业风险和还债成本上升。大通胀时代，好歹工资也跟着上涨。若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还将加一项负担，那就是税收增加。如此，通胀、失业、债务和税收增加，对普通家庭来说，如四把镰刀。
产业经济
数据确权的逻辑是法律赋予个人保护自己数据的权力，赋予个人使用和处置自己数据的权力。全球化时代给各国政府创造了一个难题：如何在保护主权与全球化协作中保持平衡。这需要开放的心态和务实的才能。
在星辰大海中，庞大的消费市场是无数繁星，培育人的才能的多样性，刺激技术星火燎原。发达的金融市场是星空里的银河，给高风险、长周期的技术项目提供一轮又一轮的融资。
在国际上，多元文化更加宽容、更易协作，而统一性导致狭隘、极端与冲突。一个优秀的民族需摆脱急功近利与浮躁浮夸，抛弃上帝思维和父爱主义，设法保持宽容与试错的心态融入世界。
国家冲突与政治力量正在推动两大体系的形成，即去俄油气的国际能源与金融体系，弱东亚的国际商品供应体系。
繁荣发达的消费，本质上是对人的卓越投资。实现国家强大、家庭富有的主体一定是强大的企业和个体。
大紧缩
美联储紧缩像拉毛线，直接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容易推高市场利率；但是，美联储宽松就像推毛线，联邦基金利率很低，但商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而谨慎放贷。凯恩斯认为这是市场失灵，叫流动性陷阱。其实，这叫市场显灵。
如今，美国高通胀及美联储激进加息，相互作用引发了经济衰退担忧。其中的逻辑是，通胀居高不下，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预期增加，市场利率持续高涨，抑制市场投资和消费，经济增速下降；同时，股票和债券价格大跌，加剧政府及企业债务风险，经济衰退叠加金融风险。
从历史值看，这依然是历史级别的大通胀，美联储不敢松懈；与前值相比，通胀似乎有所缓和；与预期相比，这个数据超出了市场预期。“预期差是波动之源”，这增加了美联储大幅加息的倾向和市场的担忧。
“跟着美联储做交易”依然是金融交易的主要逻辑。这两个月，“雄鹰”盘旋于高空，对投资者来说，属于艰难的“熬鹰”时期。
投资者最重要的是掌握货币政策-经济数据-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当数据显示衰退、低于预期，美联储放缓加息的预期增强，资产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大；当数据显示强劲、高于预期，尤其是核心通胀反弹、就业稳定，资产价格下跌的可能性大；当数据显示通胀反弹、超出预期，同时又显示经济衰退，资产价格大跌的可能性大。
在下半场，美联储高度关注两点：一是政策滞后性给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二是货币政策作用于通胀和宏观经济的直接“证据”。鲍威尔希望找到可靠的线索，美联储的政策是否抑制通胀、如何抑制通胀，同时是否引发经济衰退和金融风险。
新冠疫情大流行后，“大疫洪水”将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以来的“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转变为“高利率、高通胀、高债务、低增长”。这是全球宏观经济的“新冠疤痕”。明年上半年，美联储大概率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5%之上，美元流动性将进入紧张时刻，各国美元债偿债压力非常大，新兴国家的债市风险大增。另外，高利率将加速美国经济衰退，全球将深入贸易寒冬。
2023年美国经济衰退是大概率事件，是市场的共识；分歧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目前，市场分歧不小。这取决于用什么指标来判断。
从债务角度来看，宽信用容易推高企业和家庭负债率，宽货币容易推高政府负债率和透支本币。2008年后，联邦政府杠杠率上升，企业和家庭杠杠率下降。大疫三年，联邦政府扛下了债务，为普通家庭提供了3.1万亿超额储蓄，避免普通家庭在高失业中债务恶化，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遭受的冲击有限。这是支持美国经济软着陆的信心所在。
国家
李光耀为新加坡的未来画下了蓝图：“处在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要成为第一世界的绿洲。”
新加坡幸运的是，李光耀没有强悍的杀器，他只能拥抱世界图存。根据斯密定律，市场规模决定技术分工。新加坡市场狭小，只能融入国际市场，加入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精进技术。如此，公众、政治强人与这个国家的利益处在一个方向上。
苏联时期继承下来的依赖重工业的“瘸腿”结构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使新兴的俄罗斯陷入了“资源陷阱”和“垄断陷阱”。
普京的经济改革态度是：“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但是，谁来判断这个尺度？
许多人都认为，越南起步于低端制造，没有原生技术和精密类制造能力，甚至连一些原材料、元器件都需从外进口。
其实，这种判断对错与否，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这个国家依然保持着一种渴望。这种渴望，让越南政府锐意改革，扩大开放，铸成大势。
经济危机爆发，国家濒临破产，社会动荡蔓延，人道主义灾难迫在眉睫，这颗“印度洋上的明珠”沦为“印度洋上的泪滴”。
如斯里兰卡般政府容易滥发货币洗劫民众财富，实施进口禁令，与民争夺外汇，同时财政纪律松弛，债务失控，将国家带入主权信用破产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深渊。
经济学理
就单个事件来说，央行或许拯救了经济，也或许制造了新危机。就过去100多年的经济历史来看，几乎每一场金融危机都跟央行的货币政策有关系。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大银行大财政主义是几乎唯一的大型计划统制经济。这一制度设计，符合大众的直觉、精英的自负和众生的投机主义，以公共信用之大树拯救苍生于水火，然而大树倒猕猴惨。
合意因素不会反噬经济，比如技术进步创造更多的就业，即便带来局部的暂时的技术性失业也是合意的。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反过来，不合意因素，如不合理的全球化制度和货币制度安排，及其带来的贫富差距，对经济增长不利。
央行被动赚取并上缴的利润，非真正利润，而是税收。理解央行利润最准确的关键词是“铸币税”。
《皮尔条例》催生了中央集权式的统制货币、内部冲突的中央银行和坡脚的商业银行。可以说，当今世界的金融危机（债务、通胀与资产泡沫）均可追溯到它之上。
央行给予了商业银行父爱般的兜底，弱化了风控能力和利率硬约束，助长了商业银行扩张的野心。
其实，央行终归还是身份冲突的央行，商业银行还是那个跛脚的银行，法币始终还是统制货币。更糟心的是，只要一场危机，央行便携凯恩斯主义重回权力中心，进而制造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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