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是将宏大的构想与具体可实行的法度政策紧密结合，把经学诠释、哲学思辨、历代治理经验和当下的问题矛盾四个不同维度的视角相融合，力图在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中探索可能的道路。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饱受争议的变法，支持者赞其富国强兵、平抑兼并，批评者责其与民争利、聚敛剥削。实际上，以上两种认识存在两个共同性问题：一是认为在经济关系中，“国”、“民”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要么是国富民贫，要么是国弱民强；二是认为变法主要是解决经济与军事问题，相对忽视了变法的政治和思想内涵及其历史意义。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超越上述局限，从更加宏观的视角认识和评价王安石变法？
在秦汉至明清的历次变法特别是重大的经济变法中，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辩论，经常围绕“义利之辨”和“王霸之辨”两点展开。所谓“义利之辨”，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谓“王霸之辨”，即“王道=仁政=轻徭薄赋”，“霸道=苛政=聚敛盘剥”。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也基本从上述两点发端。如司马光认为，天下的财富总数是恒定的，财富向国家聚集，必然意味着百姓遭到盘剥。面对诘难，王安石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着力消解所谓“义利之辨”、“王霸之辨”造成的“道德”与“利益”、“国”与“民”的对立和分裂，将二者统合起来。他明确提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他引《周易》“理财正辞”等儒家经典为理财“正名”：国家理财不是与民争利，更不是士大夫口中难以启齿、有辱斯文的行为，而应是执政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意识。理财不仅是为了国家，更是为了百姓。他认为，运营国家财政的关键，是执政者有没有自觉的理财意识和合理的理财规划，能否做到节省冗费，减少低效开支，激活各类生产要素，实现经济的正向循环，最终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王安石变法的确使宋神宗时期国家财政体量迅速扩大。变法的每一项政策背后，都可以看到国家投入的大额本金，如常平本钱、市易本钱、发运司本钱、茶本钱、买马钱、盐钞本钱、交子本钱等，最多时一次性投入可达千万贯以上。常平、免役等营运（含储备）资金规模均高达3000万贯，而相关机构经手的物资更是不计其数。再加上政府不断追加资金投入，各类专项财政举措本身也能创造营收。在这种持续滚动下，国家掌握的可支配资金日益充盈，成为当时一个令人瞩目的经济现象。如此一来，是否造成了“国富”而“民穷”的结果？史料记录的宋代经济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据漆侠、斯波义信等学者研究，宋神宗元丰时期，无论是土地开垦面积、水利工程、人口指标，还是国家财政的盈余状况都达到高峰，与此同时，民间高利贷利率则降至低谷。从历史经验来看，国家对百姓的过度盘剥，极容易引发各种民变乃至农民起义，但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统计，神宗朝民间变乱的发生次数和规模，也降到宋代历史上的低点。如果新法带来的是“国富民穷”，就无法解释这些数据和现象。
那么，王安石通过怎样的办法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设想呢？总体上看，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建立有效的运营机制，使政府由被动的“汲取者”转变为自觉的“运营者”，从而盘活国家经济，实现“富国”和“利民”的协调统一。首先，在财政政策上，王安石变法体现出一种方向性的转变。传统中国在国家财政上倡导谨行俭用、细水长流。但在王安石看来，大国理财不能只依赖于“俭省”，而要“开阖敛散”。这一思想来源于《周礼·地官·泉府》。所谓“开阖敛散”，即政府调控各种物资循环流通，如同以闸门开阖来控制水的张弛收放。它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强调物资的快速流动；其二，“水闸”即“利权”的掌控者是国家；其三，大宗物资流通的背后需要依靠货币来驱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布散流通中的作用；其四，在循环往复中，不断累积红利，形成流通与储蓄的交互增益。其次，升级货币体制。中国古代以自然经济为主，粮食、布帛是核心农产品。即便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宋代，赋税征收、赈济劳役仍呈现出很明显的实物特征。然而在“开阖敛散”体系中，货币成为关键性要素。在宋神宗时期，政府铸造发行了各种形式且数量庞大的货币，包括铜钱、铁钱、盐钞、茶钞等。如果没有如此丰富且具规模化的货币流通机制，变法所推行的国家财政统筹、物资流转与专项支付都很难实现。货币与财政政策互为表里，形成“组合拳”。比如青苗法向农民出借青苗钱，名义上规定农民可以用实物和货币两种形式借还，但在制定政策时，却通过不同的利息结算方式，推动货币借贷。在免役法中，政府从“差人服役”到“募人做工”，结果是将全国的基层劳役货币化，实现国家对个体劳动力的购买与结算。而在市易法中，货币运作方式更为多样化：借贷同货、科买零售、贸迁均输、平准钱钞、军事采购、市舶贸易等，都依赖于货币。最后，推行大规模的资源重组与调度。从裁减各种冗费，到集中规划剩余物资，再到投放新一轮支出，王安石尝试打造一个系统的财政运作链条。比如整合低效的常平、户绝、广惠仓资源，推出小农借贷，收取青苗利息；重新承包、租赁利益丰厚的坊场河渡，用于支付各级胥吏的俸禄；通过收取免役钱，解放农村劳动力，所获收入交由国家统筹支付各类劳役；在全国范围内排查整顿无用或低效使用的荒地、监牧地、隐占地，重新规划后用于租佃、募役、营田。总之，王安石通过制定新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一方面搭建一个规模庞大且高效运行的经济体制，盘活经济，刺激生产；另一方面丰富了中国古代财政经营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
作为思想家、政治家，王安石所设想的变法不是简单的经济和军事政策的改良，而是针对整个国家治理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整体回应。北宋结束了晚唐五代的“武患”，文治立国成为基本方略。然而，过度倚重文治又带来了新的“文弊”：在对内治理方面，因循保守、矛盾丛生，缺乏政治上的主体性和决断力；对外则面临西、北两个方向的战争压力，拥有庞大军队，却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战斗力。“百年无事”的表象背后，潜藏着重重危机。从大历史角度看，王安石变法所针对的根本问题，是中国古代政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矛盾，即“王道”、“善政”这些高远宏大的政治理想，在现实中找不到落地执行的具体方式，这使得儒家经典中的“先王之道”变成了漫无边际的空谈；但在具体政策执行端，又缺乏相应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作为支持，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即使有改革的诉求，也很容易出现两极分化：或者是“明黜陟、抑兼并、厚农桑、重武备”这样看起来务实但缺少明确方略的建议；或者就是“恢复三代”、“井田封建”和“制礼作乐”这样过于理想主义的提议。因此，王安石变法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是将宏大的构想与具体可实行的法度政策紧密结合，把经学诠释、哲学思辨、历代治理经验和当下的问题矛盾四个不同维度的视角相融合，力图在历史与现实的迷雾中探索可能的道路。首先，国家要建构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体系，“调一天下，兼制夷狄”，抗衡北方强大的民族政权。其次，要强化基层社会组织，梳理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平抑兼并、保护生产，让整个国家经济实现“开阖敛散”的正向循环。再次，在人才与吏治方面，要突破窠臼，在强化基层吏治的同时，选拔出真正有学识和能力的实干型官员，实现“吏士合一”。最后，要树立高远的政治理想，以“先王之道”为楷模，不断激浊扬清、有所作为，而不是满足于眼前的安稳，因循苟且。可以说，王安石推行了一场从思想、理论、决策到立法、施行、修正，从政治、经济、军事到人才、政教、风俗的系统性变革。对于这样一场变法，评价其成败与否固然重要，但作为千年之后的研究者，我们更需要去考察新法运行的章法谱系，把握其政治理念和政策逻辑，通过观察变法中高度复杂、利弊纠缠且又动态演进的过程要素，思考“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宏大命题所蕴含的丰富层次。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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