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与全球化相向而行的广东模式，需要长肌肉的发展

▲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石登江 / 图）

农历新春开工第一天，广东省委召开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会上指出，高质量发展绝非风平浪静下的马到成功，也不可能是鲜花掌声中的乐享其成，而注定是一条需要迈过重重险滩、陡坡、难关的艰辛道路。

在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征程中，广东作用举足轻重。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广东能否再先行一步，助力全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为解答上述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参加上述会议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解读个中奥义。郑永年指出，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与全球化相向而行，如今更需要“长肌肉”的高质量发展。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表现被评价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它与当时的全球化有什么样的联系？

郑永年：广东模式的实质是以制造业和城市化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比较接近早期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运行模式。上世纪，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流动，最先转移到日本，接着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最终在1980年代后转移到中国内地等经济体。资本和技术，这些来自西方的生产要素，与中国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出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劳动力红利”。当时，为吸引外资，内地税收很低，对民营企业的税收也很低。沿海地区将劳动力红利、土地成本优势和税收优势发挥到极致，中国内地得以快速加入世界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为什么资本和技术流到中国内地而不是其他国家和地区？这里必须强调中国内地的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现代化跟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是同一个方向的，这就形成了合力。各种要素结合起来促成中国内地的经济奇迹。

南方周末：在不断演变的全球化局势下，“广东模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全球疫情大流行消退后，广东面对的国际局势会有什么变化？

郑永年：挑战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挑战主要是内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增加了，环保意识也提高了，税收也不能那么优惠了。早期可以给外资很大的优惠，后来要求“国民待遇”。这时开始有外资企业，也包括国内的一些民营企业开始到越南或其他国家投资。这是正常的经济规律，是市场要素启动的资本流动。

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加上了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从“卡脖子”到“系统脱钩”，对珠三角影响最大。

珠三角地区主要还是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日本制造、德国制造和美国制造，大部分都是生产整产品的，少量零配件是其他国家生产的。而九十年代后，珠三角出口的产品很多零件，甚至附加值更高的工业装备都是其他国家生产的，各类零部件运到珠三角组装成最终成品再出口。我们当时说珠三角是制造业基地其实是有些夸大的，准确来说是世界组装基地。

日本早期学西方，韩国学日本，都经过了几十年的技术辐射、扩散和应用，最终转化成原创的过程。没有一个国家一开始就说要原创，从加工贸易到原创的过程必须要完成。现在就是重要的时间节点，所以提倡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珠三角今天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卡脖子”问题，还有“系统脱钩”。没有先进技术，珠三角的产业就要遭遇影响。芯片产业已经很严峻了，我们使用的很多制造业工具是西方的，比如荷兰的光刻机。

我一直这样理解，世界科技体系是一座大山。这座大山包括中国的四大发明、阿拉伯世界的医药和数学，西方国家也有贡献。各国文明共同组成这座山。但近代以来，西方主导了这座山，二战以前是欧洲在主导，二战后是美国。

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加入世界市场，爬到了这座山的半山腰。最初，别人允许我们上山。现在的情况是“卡脖子”，不允许我们往上跑。

那中国自己盖一座山可不可以？答案是否定的。

世界科技体系太复杂了，几个国家都不可能生产另外一个科技体系。一个世界两种技术体系是不成立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今天面临着那么大的压力。

我举个例子。国内工业设计的工具都是西方国家的，并且这些工具一直在更新。如果你设计工业图纸不用这些工具，我们就可能要回到手工画图纸时代。

但“系统脱钩”是不成立的。中国已是这座山的一分子了，变成底盘了，不可能被一下子踢出去。资本、劳动力和土地成本高的企业往外走，是体现经济规律的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自己退出来了，以后就回不去了。有人把我们从这座山赶出来，我们要告诉他们，这座山不是你的，中国人也有贡献。

现在中国人只能在这座山里面待着，为这座山作出更大的贡献。技术需要开放，不开放技术不进步。技术开发需要很多的投入，所以也需要市场回报；中国那么大的市场，所以要有信心。

南方周末：对广东而言，高质量发展有无独特的内涵？

郑永年：目前确实有二十多个召开“新春第一会”的省市都提到“高质量发展”。更加重要的是要回答什么叫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从哪里来的问题。

比如投资，那就要思考投资到哪里去，是不是有效投资。以前的投资是大规模的“硬基建”，比如公路、桥梁、高铁；也有新基建，比如5G基站。“硬基建”在东南沿海的空间已经很少了；如果去内陆投资，没有足够多的经济活动也没有意义。5G可能有一些空间，但是也不多。所以需要更加强调投资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房地产也是一块。因为房地产的产业链很长，如果瘫痪就有系统性风险。房地产以前出现了很多问题。高质量发展就应该解决这样的旧问题，同时也要把“高质量”这个词放在脑袋里。到处扩张的房地产，中国已经做过了，高质量发展的房地产就要推动城市升级。

我曾经写过文章提议政府应当设立住房基金。资金来自国企和银行，把房产收购了做公租房，或者建停车场，建幼儿园，建养老院。这既是城市升级所需，也是城市的责任。

以前的城市化进程太快了，很多城中村成为了遗留问题。现在也说城中村改造，但怎么改造呢？城中村有比较优势，不能用行政手段。公租房的价格和城中村的租房价格持平了甚至更低，人们就会从城中村出来了。这是一个经济手段，也是市场规律。

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是公共住房，以前一些城市的目标是20%的公租房，但是中国内地没有一个城市达到了这样的目标。香港公租房都有50%了，新加坡达到了80%。

但是，这个制度设计要非常小心，必须有公租房，也必须有商品房，不能回到计划经济。新加坡80%是公租，20%是私人房。中国内地现在的公租房20%都不到。我们建议深圳要修500万套公租房，其实不多，如果有了的话，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新加坡的经验非常成熟，可以参考。

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租房都是“软基建”，是城市升级，也是高质量发展。欧洲发达国家也好，日本、“亚洲四小龙”也好，都依靠“软基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高收入经济体。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条件，社会保障也是制度。

南方周末：“软基建”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高质量发展从哪里来的问题。

郑永年：还有营商环境的问题。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统一的规则、制度、标准和管理，就是营商环境的国家化。如果不能一步到位的话，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区域大市场先做起来。

规则、标准有很多层面的东西。

首先就是企业层面需要有统一的中国规则和中国标准。比如，新能源车是中国有竞争力的领域，全国一半以上的新能源车企在珠三角，其中又有一半的“掌门人”是华工毕业的，都在同一个校友会里，却没有统一的规则。美国新能源车有规则，中国很稀缺。

西方的规则怎么形成的？企业之间互相开放。中国车企的总量加起来很大，却因为互相不开放，没有合力。我们大而不强，很难形成规则。

现实的情况是，（有些）国企不向民企开放。比如国有汽车公司的车灯都要自己做，而民营企业可能做得更好。美国的一家企业，可能有几千家、上万家供应商。美国的波音公司，每一个零部件都是不同的厂家生产的，每一个零部件之间都有竞争。我这个零件改进，你这个也要跟上来，所以他们的技术在一直提升。而中国企业家竞争的更多是市场份额。

我呼吁，（更多）国企应当向民企开放，民企也应当向国企开放，民企之间要互相开放。如果不开放，我们的规则做不起来，我们将永远是欧盟标准、美国标准和日本标准。

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美国的企业也是不想互相开放的，但是美国通过反垄断等举措，让他们必须互相开放，以开放代替分解企业。中国要做一点这样的事情。

广东省还要建立起来珠三角九城的统一标准。中国无法形成共同市场最大的阻力，不仅仅来自土豆类型的企业，还来自于土豆类型的政府。土豆一块一块的，黏不到一起。

我最近还提出中国如何解决中等技术陷阱的问题。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在全球处在中等水平。以制造业为例，美国是第一梯队，欧洲、日本是第二梯队，中国是第三梯队。当然中国比其他很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好。但是现在遭遇“卡脖子”，让你系统脱钩，不让你上了。那你怎么样才能跨越这个中等技术陷阱？

广东省可以看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相当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我们广东相当于第十大经济体。参考加利福尼亚经验，就必须让粤港澳融合发展。

南方周末：粤港澳如何融合？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

郑永年：一是科技进步，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研究机构；二是转化能力，必须拥有一大批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和机构；三是需要支持科技进步的金融系统。

粤港澳大湾区如果要融合发展，就需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在第一个条件上，粤港澳大湾区有不少好大学，尤其是香港有不少基础科研能力强的大学，但是要整合起来；第二个条件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转换能力是最强的，如果没有这么强的能力，广东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成为世界工厂。

第三个条件，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为了金融稳定服务，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欧美风投都是8到15年，甚至更长，国内缺乏这样的金融体系。但是广东省可以引用香港发达的金融体系。以前包括大疆等企业的风投都是外国资本，通过香港进来的。

中国要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建设双金融中心。第一个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金融中心，为实体经济服务，为金融稳定服务；第二个是以粤港澳大湾区的主体城市——深圳、香港、广州为中心，基于劳动分工之上，为科研成果转化构建开放性的金融中心。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已经不行了，高质量就是要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我总结了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法宝”：改革、开放、创新。不是别人不向你开放，你就自己关起门来；不要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要开放，要利用西方的资本逻辑。现在系统脱钩、“卡脖子”都不是资本、不是市场力量。一定要利用西方的资本逻辑，不要陷入西方的政治逻辑。

南方周末：有人提出，国内部分地方出现一些企业转移，人口增长出现放缓甚至减少的现象。你如何看？

郑永年：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一定要将两种产业转移的流动分开来看。一个是市场受成本影响自然的转移行为，这其实是没关系的；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制造的再工业化，要把某个产业从中国市场切出去，这个其实作用并不大。我们不要夸大外国的政府力量，西方资本有自己的逻辑。

另一个是人口红利的问题。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对经济的影响，短期内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人口还是不少。但是从长远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好，可以像四川出台新规，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让年轻人拥有更多生育自由。但这些措施效果非常弱，日韩等儒家文化国家什么都用过了，但生育率还是没有提上来。

我担忧的城市化是为了GDP的城市化。生活在农村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没有GDP。到了城市，我帮你洗衣服，你帮我做饭，大家都产生了GDP。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东省的“百千万工程”是改变人口现状的好工程，我一直主张不要把所有的优质资源放到一线二线城市来。

我们以前叫“三农”问题，因为城市化、工业化是目标，大家都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后乡村消失了。我们要改变思想，“三农”已经不是问题了。“三农”不是问题，而是需要现代化。要建立一个双向流动的县城，广东省已经提出了“宜居宜业宜游”，还要加上一个“宜育”，生育的“育”。

农民想要进城，城市人为了享受好的空气下乡，这些都是人性使然。所以我一直说粤北山区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有一些“软基建”很重要。老人不想出来，也需要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粤北山区是“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可以在那边多设一些国家级省级公园，发展农业和旅游业。

南方周末：另一个方面是年轻人留在城市的问题。

郑永年：城市里的年轻人对城市有认同感吗？我在深圳有住房了，我就爱深圳了，现在只是打工仔，是流动人口。

美国是世界人才平台。二战以前依靠欧洲科学家，后来应用科学、应用技术发展起来都是靠国际人才。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外国人占40%。我们称深圳为“中国硅谷”，我觉得还远，硅谷外国人占比60%，他们大都是正式的“码农”。在深圳，走在路上一两小时看不到外国人。

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已不缺资本了。技术、创新和人才都有关系。我们不仅要留住人才，还要让他们对城市有归属感，还要吸引外面的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一开放，外国的技术、资本就进来了。（现在）外部环境在恶化，那我们就要自己努力，要认清楚现实，这一步不得不走的，我们的途径依旧是改革、开放、创新。

以前是穷则思变，我们现在吃胖了走不动了。以前是人家开放一马平川的路，现在还有人给我们设置障碍，我们更爬不过去。我就打比方，吃胖了长肥肉，那就是数量型发展；你还得壮，都是肌肉，就是高质量发展。要尽量发展一下肌肉，这个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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