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招待所到Airbnb：在中国出行住宿的四十年

撰文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甘肃省酒泉市东风航天城。第二招待所

80年代初，人们需要公家介绍信才能入住招待所，要是没有介绍信，不仅无法住宿，甚至可能被当成“盲流”拘留遣返。招待所的规矩很多，开饭、打水、锁门等都有时间限制，有的进出门也要出示证明。有人曾回忆80年代进京的过程：在北京站出站台口，有块“北京市旅店介绍处”的招牌，出差的人都在此排队，手拿介绍信给工作人员检验。具体住哪家招待所也无法自主选择，工作人员检验后会递出一张单子，上面写着招待所名字。只有拿着介绍信和这张单子，你才能到指定的地方住宿。

对公家介绍信的硬性要求，也意味着普通进城农民很难有机会住进招待所。作家高晓声在1980年发表小说《陈奂生上城》，讲述了农民陈奂生住县城招待所的故事。进城做买卖的陈奂生，因为身体不适昏倒在车站，县委书记路过发现了他，将他安排在县招待所休息。那是陈奂生45年人生里第一次住招待所，苏醒后他环顾四周，“原来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顶（天花板）白得耀眼，四周的墙，用青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红闪光，照出人影子来……再看床上，垫的是花床单，盖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崭新的绸面，呱呱叫三层新。”在高级招待所里，陈奂生坐立不安，“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

招待所之夜花费了陈奂生五元，这对普通农民来说实在价格不菲，但他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掏了钱，一边心想：“他昨晚上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实实在在是二元五一顶，为什么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呢？连沈万山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因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但等他丧气地回村后，却因为坐过县长的车，还住过5元一晚的招待所，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友好多了，村里的人也都高看他一眼，“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

电影《陈奂生上城》里，脱了鞋怕弄脏招待所的陈奂生。（图片来源：豆瓣）

到了90年代，越来越多的宾馆建了起来，对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来说，招待所相形之下成了次一等的住宿选择。金宇澄的小说《繁花》中讲述了沪生、阿宝、俞小姐等一行人从上海到苏州游玩一事。去到苏州发现，当地朋友安排的住宿简陋，“基本像招待所”，俞小姐受不了，吵着要回上海，最后才妥协搬去了当地最好的苏州大饭店。

“基本像招待所”的环境是什么样呢？剩下没搬走的四人夜里想散散步，却发现大门上了锁，在大厅喊服务员，“招呼许久，总台边门掀开一条缝，里面是女声，讲一口苏白，吵点啥家，成更半夜。陶陶说，我要出去。服务员说，吵得弗得了。陶陶说，开门呀，我要出去。女人说，此地有规定嘅，除非天火烧，半夜三更，禁止进出。”看到服务员不肯放行，一行人继续嚷嚷许久，最后，“门缝里慢悠悠轧出一段苏州说书，带三分侯莉君《英台哭灵》长腔说，要开门，可以嘅，出去之嘛，弗许再回转来哉，阿好。”等都同意了，服务员才“静了一静，一串钥匙响，一个蓬头女人，拖了鞋爿出来，开了门。”

最后，几人在外逛到深夜，终觉累了想回房休息，却发现招待所大门早已层层上锁，进去比出来还难。他们只好在外坐了一整夜，熬到天亮才得以进门。

当年的旅舍不仅有门禁，还会清查所谓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贾樟柯的电影《站台》里便出现了这样一幕：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夏天，在外演出的张军和钟萍在小旅馆开了一个房间，被突袭的警察抓住，逼问之下，张军承认和钟萍只是男女朋友，没有领结婚证。他们差点被当流氓罪处理，最后在其他同事调解之下，警察才终于让步，但一行人的演出活动也随之终止，只好收拾行李回汾阳。

直到2000年，《华声报》还刊载过一则社会新闻：一对华裔美国夫妇到北京探亲，因为没有结婚证，被宾馆禁止同住一个房间。记者采访了当时在国际饭店工作的胡伟，据他回忆，夫妻不准同房的规矩产生于80年代，那时上级单位经常叮嘱饭店经理：“不要出事，尤其不要出丑事。”“丑事”即指“不正当男女关系”。胡伟说，那时饭店每天都会派专人，把入住客人的登记表（内有年龄、身份、几人什么关系住一房等）送到公安局审查。警察也会隔三差五地到饭店搞突袭。“有一天晚上，他（胡伟）曾把一个香港客从温柔乡里大声喝起。不仅让对方缴了罚款，而且‘还让他在公安局里痛哭流涕地表示要痛改前非’。”

在那时，各大宾馆都会悬挂入住须知，其中一条便是：男女同房，必须出示结婚证。《华声报》此文的记者评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这绝对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男女同房而居，自然得是夫妻，自然就要看看结婚证。拿不出来才脸红呢。”这位记者也描述了2000年初期人们慢慢转变的观念：“中国不少饭店经营者今天的真实看法是：男女之事，不管夫妻也罢，情侣也罢，露水鸳鸯也罢，都是个人隐私。而对饭店来说，第一位的是客源。”

电影《站台》中的小招待所（图片来源：豆瓣）

改革开放前，能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往往是国家层面往来的的官员与专家。外宾来华后，衣食住行主要安排在为数不多的迎宾馆（国宾馆），比如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然而，随着1961年后中苏关系破裂以及“文革”到来，前来中国的外宾人数一度减少。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曾在《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中提到，当年专门接待外国人居住的友谊宾馆有3000多张床位，但在“文革”期间经常只住了三十几个人。

尽管入境自由行的旅客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少见，但有一批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背包客在层层审批后曾经入境旅行。“观察者网”曾挖掘到当年“背包客栈”论坛上一位名为Waising Lau的香港游客的游记，记录了他在1973-1983年间5次游历中国内地的故事。他回忆，那时中国内地之外的旅客住宿要先到当地派出所报户口，派出所在旅客的介绍书上盖章。“那年代里，港客在中国内地每个地方，回乡介绍书副页上要在派出所或住宿宾馆代为盖印，日期不能够中断或欠缺，在火车上过夜也要保留车票，留待过海关需要时验证。曾有朋友在深圳过关时欠一日没盖印，要他实时返回原地派出所盖印，迟了几天才回到香港。”在1976年的广东肇庆之行中，Lau住宿在普通中国人住的旅店：“租金每日费用极廉宜，房间设有单/双人床/上下格床等选择，面积狭窄设备简陋，床褥帔铺颇算清洁，天花吊了盏25瓦特灯泡，令房间光线不足。每张床都设有蚊帐，公众卫生间就设在房外。 ”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1号北京友谊宾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1978年的广州之旅中，Lau住宿的招待所条件明显比两年前好了很多，与之相应的是时代氛围的慢慢松动：“1978年在广州某招待所住宿，房间设置旧款式铁造碌架床，木质窗框有木栅栏，一张旧式木材书台，放了二瓶当时最佳回香港手信‘金奖白兰地’。在左面是来探访的广州朋友，看她穿着当时最时髦少女衣裳，不再是深色上衣，戴有手表面带笑容，大家谈天说地整夜呢！政治革命话题已厌恶，只想知道外面世界怎么样。”

改革开放后，外国人进入中国“自由行”慢慢成为可能。1986年，美国作家保罗·索鲁从伦敦出发，搭乘火车来到中国。他的游记《在中国大地上》曾提到当年住宿的一段经历，那时外国人来华需要住指定酒店，价格与中国人差异很大：“由于事先已有所安排，并且只有指定的酒店才能接待外国人，我住进了燕翔饭店，房费是每晚160元。小彭去了他说的中国旅馆，那地方没有正式名称，但有门牌号码，一晚上只要三块钱。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无论是餐馆或商店，还是博物馆门票和展览入场券，或者公交车、出租车、飞机和火车，他们奉行的都是双重标准，对于中国人和老外是分开定价的。”然而，中国人和“老外”的区别似乎并非按国籍区分，索鲁写：“海外华人则属于另外一类，一个自出生起就生活在波士顿的华裔美国人，就算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被当作是外国人。商务人员和官方访客又是另一类，可以享受某些特权。”

意大利摄影师老安（Andrea Cavazzuti）的中国之行似乎比保罗·索鲁享受了更大的自由度。老安在1981年到中国留学学习汉语，他曾经以研究杜甫草堂的名义，用复旦开的介绍信坐火车到成都，再偷偷溜去了昆明、南宁和海口。“到了三亚海边唯一的高级招待所，不让住，让我们回去，其实没法回去，所以在外头磨蹭到天黑。”后来，他找到了朋友住的海边平房，让他藏一夜，“半夜三更，一个警察握着手电筒进来了，得意洋洋地说我们跑不了，不能住那。我们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哪也去不了，我们是既成事实了。后来警察叫醒前台，前台叫醒客房部，给我们收拾了一间漂亮的平房。”

有些时候，老安住进中国普通的招待所，并没有惊动警察。他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提到，那时候人们的隐私意识很弱，招待所的房门都没办法上锁，到点了，服务员就会进来打扫卫生。“有一回老安继续装睡，被服务员紧紧地裹在被窝里面。他毫无所谓，不觉得被惊扰，除了爬出来稍费点劲，反而觉得是在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心里很温暖。”

到了2001年，美国作家何伟独自驾车从北京出发，沿着长城到甘肃与青海等地，他的《寻路中国》记录了这段旅行。那时外国人自驾游还很少，作为记者，按规定他需要提前报备，但他跳过了这一程序。为避免警察注意，何伟在出发前准备了一顶帐篷，在日落后使用帐篷，天一亮就动身出发。一天午夜，他突然感到帐篷被照亮，惊吓里一下坐起身，“我摸索着拉开帐篷的门帘，往外看了看，才意识到是一轮圆月升上了地平线。”“那一刻，我静静地坐着，等着我的恐惧平复下来，听到的，只有风声，以及自己碰碰的心跳声。”

如果需要在小镇上停留，何伟就会尽量选专门接待大货车的旅馆，因为那里没有向警察上报的登记表。太久不能洗澡，他就在街上找个理发店洗洗头解决问题。到了陕西榆林，何伟还是去了当地的宾馆住宿，刚开好房间，警察就找上了门。“我向他道了歉，并告诉他，今后我一定提前申请。‘我明天就走，你看行不？’我问他。他那似笑非笑的脸绷得更紧了。‘恐怕你现在就得离开，’他说。‘我能吃了午饭再走吗？’‘抱歉，’他回答道，‘马上离开。’”

1978年，中国的入境游客数量达到180多万，超过了前二十年的总和；到了第二年，这一数字激增到420万，而国内有接待资质的宾馆却远远不足。1979年广交会期间发生了住宿“爆棚”、来华商人们对旅舍条件不满的情况，政府逐渐重视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宾馆。80年代初期，一批国际饭店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建立了起来。

这些国际饭店雇佣了一批外国专家做设计与管理参考，条件优越。有报道曾提到，《纽约时报》记者夏伟（Orville Schell）在1983年是这样描述北京建国饭店的：“壁毯覆盖了每一面墙，客房内是成套的窗帘、床单，上面印着的植物图案让你联想到的不是中国，可能是遥远的格陵兰岛……特大号的床是美国进口的，彩色电视机、独立空调、拨号电话和有着金色链条的美式吊灯，推开移门走到阳台上，你能看到饭店花园中水池里喷泉的波光粼粼……似乎中国已被甩在了身后，你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夏伟注意到，在当时，能进入国际饭店的只有外籍人士和官员，大部分普通人都被隔绝在外。“私家车司机站在喷泉旁等待着小费，一旁站着的是普通百姓，他们透过落地窗向内凝望着明亮的大堂。”建国饭店的创始人陈宣远那时向夏伟坦言：“如果我让打开大门，数千人会涌进这里只为了喝一杯茶，然后就会四处闲坐，吹着免费的空调打发掉一整天的时间。这样没办法做出一个一流的国际饭店。”

广州白天鹅宾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一个打破特权规则的国际饭店是广州的白天鹅宾馆。1983年建成时，它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许多外宾来华都会入住此处。1986年，广州轰动一时的新闻是英国女王访华，入住白天鹅宾馆。时事评论员陈扬当时写到：“托女王之福，广州人第一次见到了崭新的劳斯莱斯，记忆中好像共有三辆。英女王到访当天，我也跑到人民北马路边拍照片了，底片至今还在。哇，好威风！车怎么漂亮自不用说，司机头戴大盖帽，手戴白手套，这些在国门刚刚打开之际看来是多么地新鲜多么地震撼！”

白天鹅建成后，投资人霍英东主张宾馆应与国际接轨，对全部市民开放，但几乎遭到了一致反对。酒店副总经理彭树挺说：“我们都想不通。‘四门大开’，阶级敌人就很容易搞破坏了，既担心客人安全又担心设备损坏。”最后白天鹅还是对所有顾客开放了，前面两周洗手间的卫生纸和小香皂耗费巨大，之后慢慢恢复了正常。此后广州市民即便只是穿着T恤拖鞋，也能进入国际宾馆喝茶，其他地方的宾馆也随之逐步向普通人开放。霍英东的那句“都说改革开放好，开放是什么？一看白天鹅便知”，流传一时。

90年代之后，旅行与流动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常态，人们逐渐不再需要介绍信入住招待所，跨省流动也不必层层申报，情侣更不用面对随时破门查房的警察。1998年，广东省旅游局将“青年旅舍”这一概念引入国内，到2017年，全国的青旅已经增加到三百多家，一方面降低了旅行成本，也让互不相识的人共同分享旅行体验。2008年，Airbnb在美国创立，其构想的住宿模式改变了全球酒店产业。从此，我们能短租自己的闲置房间，旅行住宿也不必再依赖宾馆与酒店，而是能自由选择兴趣相投的个人房东，入住有本地特色的房屋。几十年后，当我们回望霍英东当年所问的“开放是什么”，或许会意识到它有一个更复杂的答案。

参考资料:

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9-09-11/doc-iicezueu5152341.shtml第一财经 《旅游酒店业七十年：从外交事业变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778429 知乎 《【转载】改革开放前怎样出差住旅店 》 

https://www.guancha.cn/life/2014_08_25_225520.shtml?web 观察者网 《香港背包客镜头下的中国70年代（一）——广东》

https://www.nfpeople.com/article/11140 南方人物周刊 《老安，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四十年》

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08-04/114379.html 华声报 《夫妻在中国住饭店要出示结婚证？》

https://mp.weixin.qq.com/s/Fed4-LOUFbzkKJCFdy83jQ 好奇心日报 《30年前的国际饭店们，是如何在中国开启了一场建筑和社会的双重实验？》

https://news.ifeng.com/a/20150716/44181992_0.shtml 凤凰新闻 《影响中国历史的一家宾馆又开业了》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徐鲁青，编辑：黄月，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