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文：火柴天堂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3081 篇文章

6 岁的夏日。

小孩子都像猫，喜欢找一个盒子把自己装起来。

我钻进一个放棉被用的大木头箱子，把自己裹在软软的被子里，关上箱子，狭小的空间成为完全属于我的童话秘境。

我在里面演绎无穷的想象力，幻想自己是一个勇闯魔兽世界的英勇男孩。啪嗒一声，箱子的搭扣扣上了，我立刻从假想英雄沦为困兽。

神奇秘境因为没有了光而变成恐怖黑暗的监狱，我发疯地用脚踹用手推，眼前还是一片黑暗。

妈妈推门进来稍停几秒就再次出门，我没来得及反应。

不知不觉，箱子缝隙里透过来的光线也全都暗下来，天黑了，妈妈总也不来，我哭到呼吸困难。

昏睡中，眼皮突然感受到强烈的光，妈妈打开箱子把我抱了出来：“走，我们去看老奶奶。”

妈妈是小镇上有名的“冯医生”。

她喜欢回访病人，经常会带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病人家里，有时还要走夜路。

妈妈牵着我的手，沿着一条水渠慢慢走。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冰凉，清澈，甘甜，一种名叫花手绢的小鱼在水里游啊游的，五颜六色的尾巴摇摇摆摆，煞是好看。

水缓缓地流，我们慢慢地走。

走累了我们就停下来坐一会儿，以手做瓢舀水喝。

那天去的是一个老太太家里。她住在一个旧旧的阴暗小平房里，小院只用一个竹篱笆围着。门都不用敲，一推就开。

老太太躺在床上，很努力地想爬起来。

妈妈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说：“阿妈你怎么样？身体什么感觉？”

“没力气，浑身没力。”

“但是你脸色好多了。”

小屋里点着一盏很暗的煤油灯，我几乎看不清老太太的脸。

老太太咧开缺牙的嘴笑了：“真的吗？”

“对啊！你现在只是缺一种维生素。有了它就会很快好起来。”

老太太不笑了：“没有钱买药。”

妈妈拍拍她的手背说：“不用买！只要你每天晒半小时太阳，你身体里就有这种维生素了，你的病就好了！”

“真的？”

“真的！”

过一个星期，我跟我妈又去看她。

那是另一个黄昏，夕阳正在落下。

远远地看见老太太坐在门口的藤椅上，睡着了。

妈妈轻轻拍了拍她的手，叫“阿妈”。

老太太睁开眼睛开心地说：“哎，冯医生，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晒太阳这个方法太好了，晒完以后我真的不疼了。”

妈妈说：“你要坚持晒太阳啊，只要你每天晒，很快就会好了。”

回去的路上，我觉得妈妈不开心。

“妈妈，那个奶奶的病是不是好了？”

“她还有一个月。”

妈妈说她得的是绝症。

我说：“你不是说晒太阳能好吗？”

“没有多大帮助，只是让她觉得有一些希望。一个人最怕没有盼头，你只要给她希望，就好。”

那个慈祥的老奶奶总是给我吃特别好吃的樱桃，我很喜欢她。

我哭了很久，一路走一路掉眼泪。

不过是半个月，老太太还没撑到我妈说的一个月，就去世了。

我相信，她走的时候，心里安详而有希望。

还是 6 岁。

妈妈的小诊所里有个简陋的产房，是用一道布帘隔出的小空间，镇上很多孩子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我总是偷偷掀着帘子张望。

大人以为小孩子没有记忆，什么都不懂，并不赶我。

我目睹一个又一个产妇在血水中大汗淋漓地哭喊，看着妈妈和同事联手拔出婴儿，清理脐带，看着一个个脏兮兮皱巴巴的小婴儿从世界上最神秘最伟大的通道里溜出来，闭着眼睛发出尖细或洪亮的啼哭，像奇怪而柔弱的水生动物。

生孩子这件事，对于医生的孩子来说并不神秘和难以启齿。对于别人家的孩子，却是神秘无解的难题。

五六七八岁的小孩子，热点话题里包括交换每个人的来历。

“石头里蹦出来的”，“稻田里捡的”，“从厕所里捡的”，“天上掉下来的”，“我爸上山打柴时从狼嘴里给救下来的”，“一个外国人送给我爸妈的”……

石头里蹦出来的，多少还能自我陶醉一番类似于孙猴子或哪吒的感觉。

而厕所里捡来的，显然要比稻田里捡的孩子多一些委屈，最后几个答案显然更具有英雄主义浪漫色彩以及国际化的高端洋气。

我用无情的现实主义表达洋洋得意地说：“你们都是你们的妈妈从两条腿中间的地方生的！”

招来一顿暴打。

怀孕的女老师跟大家说：“老师过几天要休假。”

我大声说：“老师要生孩子啦！她会从肚子下面生一个孩子出来！”

女老师哭着跑了出去。事后叫家长跟我爸妈说我“流氓”。

女老师给我扣上一顶“无可救药坏学生”的帽子，整个小学期间我都没有好果子吃，因为女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妈妈说：“人和人的标准不一样，分寸不一样。有的事，你知道就好，不要觉得你很聪明，知道吗？”

我曾因为穿了一双好看的新鞋而被没有穿鞋的男同学群殴，他们把我推倒在地，脱掉我的鞋子扔出去很远，然后欢呼着跑开。

我满身泥土地捡起污水浸透的鞋子哭着回家，妈妈说，你挨打是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

有一次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靠着学校传达室的窗台撕信封上的邮票，他告诉我说这叫集邮。

回家问妈妈，哪里能找到不一样的邮票？

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一大堆上学期间收到的信。

那天下午我一刻不停地撕邮票，几百张文革期间的邮票，看得我目瞪口呆。

妈妈告诉我邮票上某些大人物的来历和最后的结局，若有所思地说：“你要学会保护你自己，话不要说过，事不要做绝。”

我问妈妈：“给我起名叫颂文，是歌颂那个年代吗？”

妈妈说：“是歌颂它的结束。”

那时，文革刚结束五六年。

妈妈的记忆还很清晰，也许是刻骨铭心的清晰。

妈妈讲的睡前故事跟王子公主无关，而与现实社会有关。

我懵懂地消化着那些故事，笨拙地感受着成人思维里的世界，慢慢的，让心里住进一个老人。

一个 15 岁的男孩割麦子的时候割断了拇指。

这个爱美的少年很沮丧，每次去妈妈的诊所换药都疼得哇哇叫。

拆开纱布的断指露着骨头，用药水一遍遍冲洗，我在旁边看得心里害怕。

少年叫疼：“冯医生，疼得受不了！一定要帮我治好手指啊，不然我长大了娶不到老婆！” 

“别怕，越疼越好，因为长肉的时候最疼，那说明你的手指正在长回来呢。” 

男孩突然就笑了：“真的吗？那就疼一点好了！我盼着它早点长回来呢！”

后来男孩常常很开心地向我妈妈汇报：“医生，昨天又很疼了，我的手指正在往外拱呢！” 

“是呀，它会长回来的！” 

半年后又见到这个男孩。

他的伤口早已愈合，但还是少半截拇指。他举着拇指给我妈看：“冯医生，没有长出来。”

“傻孩子，你要多动你其它四个手指，多用它们做事，你的大拇指才能长出来。你天天盯着它，它被你吓坏了，当然不长了。”

男孩又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问妈妈，真的能长回来吗？

妈妈说：

嗯。长大后我才知道，泰戈尔老人家说过，如果你因错过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

高一的一天，爸爸来宿舍找我。

说了一堆好好学习，多照顾自己之类的片汤话。然后颓然又艰难地说：“你妈确诊了，是癌症。”

爸爸是个军人，雷厉风行，话不多，总是很威严。

他从不低头服输，这么大的事，他一定是觉察到过征兆，独自扛了很久，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不记得具体的对话内容，只记得当时他眼角的泪。

这一天起，我少年的心陷入悲凉。

陪床的日子有一年多。那段漫长的日子里，妈妈日复一日地躺在病床上，无力而面色苍黄，沉重的呼吸一开始让人胆战心惊，后来变成司空见惯。

琐碎的事情一天一天格式化，医生护士都变得很熟。

仿佛一切都不会变化，好像妈妈整个后半生都会这样躺下去。

谁都知道那一天终将会来，却又都盼望不要到来。等待的时间很长，于是感觉那一天似乎真的不会来。

唯一每天让我们庆幸的是妈妈还在。

我对生活的期望简单地降低到极点，只要她不呻吟，我就觉得很幸福。

某个课堂上，我突然心神不宁，像是心里炸开一颗雷，想到了妈妈，以为是心灵感应的征兆，请了假奔出教室骑上自行车一路狂滚着去医院。

半路上下了一场雨，更以为这是天意，想到妈妈可能出事，不禁悲从中来。

偏偏车链子也意外地断了，我淋着雨，推着自行车，一路嚎啕着，每迈出一步，脚下都甩出一大坨烂泥，一步一滑，几次都差点跌倒，一路上内心充满绝望。

擦了眼泪进到病房，妈妈一如往常正在熟睡。

妈妈醒来后心疼地说：“以后上课时间不要来看我，累坏你。”

这样的虚惊又发生过几次。

再后来，生离死别的概念根本就不在我脑海里了。

我想做一个孝子，尽心陪护癌症晚期的妈妈，事实上乏味的陪伴让人抓狂，越来越深地加重我的孤独感和绝望。

妈妈已经到了要打杜冷丁止痛的程度，每当她虚弱地说：“文仔，我疼。”我就习惯性地说：“打针吧，一会儿就好了。” 

我止不住地想：这样无聊的日子真是烦透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妈妈做过医生，对自己的病情很了解，大家的安慰和避重就轻并不能真正让她高兴。

她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

我自告奋勇地假扮记者，找传说治好癌症病人的气功大师，以写专访的名义探取秘方，事实的结果是被大师治过的病人三个月以后就去世了。

而且，让病人感觉好转的不是草药和所谓的气功，而是积极的心理暗示带给病人的信心。

当我们每次学着大师的样子，在妈妈疼痛难忍时轻轻在她肚子上按摩也已经成为例行公事时，这种虚幻的希望也渐渐变得渺茫。

冬天的医院格外冷，奶奶拿了一个烧炭的小炉子，外婆、堂姐、我，围着一起烤火。

大年三十，晚上 7 点多，爸爸带了肉丸子和一锅白米饭过来，放在炉子上热。

肉丸子和米饭都糊了，我不想吃，心情像烧糊的肉丸子，焦成一团。

窗外远远的有过年的鞭炮声响起，我特别想出去烧一串鞭炮，但不敢说。

苦涩的烟火气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合在干冷的空气里，大家围坐炉边吃着，妈妈就在床上两眼无神地看着我们。

我默不作声，压抑得想要把胸口撕开。

病房的屋子里有两张小床，一张是妈妈的病床，另一张，我们几个人休息用。姐姐和外婆都半坐着，我的身体插在她们胳膊和腿之间的空隙里，蜷曲着，避让着，半梦半醒地睡。

日子又波澜不兴例行公事地过了好多天。

那天，凌晨 5 点，我突然醒了，发现大家都在围着妈妈。

我跳起来扑过去，眼睁睁看着妈妈瞳孔慢慢扩散。妈妈闭上眼睛，大家的哭声像开闸的洪水暴发出来。

医生也许是循着哭声过来的，非常平静地递上早就准备好的死亡通知单，让我们赶快处理事情。

我呆呆地站在妈妈床前，没有眼泪，没有力气，没有任何想法。

我认识一个病人，他住院是因为土枪走火打穿了自己的脚，陪妈妈期间我经常找他聊天。

那天，家人围在刚刚去世的妈妈床前，我忍受不了压抑悲痛的氛围，又走到他病房里坐下来。

“你妈妈怎么样？” 

“我妈妈刚刚死了。” 

“那你还不回去再看看她？来这干什么？”

当我再回到妈妈病房的时候，病房已经空了，一个人也没有，妈妈的床上也是空的。

我仿佛从未经历过之前的一切，我怀疑这个医院里发生过的一切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我几乎要庆幸这是一场终于醒来的噩梦。

还在发愣，一个打扫卫生的大婶说：“快去太平间啊！”

我这才回过神来。

爸爸说：“文仔快来，把你妈妈盖上。” 

憋了太久的眼泪，在这一刻掉了下来。

妈妈去世这件事完全不在我准备范围内。

我曾经设想过许多次的场景，以我未曾想过的方式在我不曾预料的时间突然到来。

妈妈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她的离去让我一下子没办法了。

妈妈追悼会上来了一大群人。远远近近的亲戚朋友，她的同事，一些被妈妈治过病的人。

耳朵里轰鸣着干燥刺耳的哭声，真真假假的赞美和缅怀，还有真心实意的叹息和安慰。

我呆呆地听着他们大同小异的安慰，内心里像个悲伤又孤独的旁观者。

爸爸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不是很擅长迎来送往的他显然对这种场面力不从心。

也许爸爸会想：她在就好了，我一个人应付不来。

妈妈去世，哭得最痛的是两个舅舅。

大舅舅对着妈妈遗像磕头，满头是血，谁都拉不住。

他说：

我记得，妈妈一年四季都在织毛衣，她手里永远有一件毛衣正在织。

那些毛衣不仅舅舅和舅舅的孩子们有份，叔叔伯伯和他们的孩子也有份。

以后，再也穿不到妈妈织的毛衣了。

第二天下午，我的同学，一个平时总是和我玩闹的小混蛋，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只是拍拍我肩膀，默默地陪着我走过一条幽深漫长的胡同。

夕阳把胡同埋在阴影里，我们也被埋在阴影里。

他把自己脸上的墨镜摘下来，架在我耳朵上，眼睛被镜片遮住的瞬间，我的眼泪奔涌而出。

他陪着我抽了好几支烟，始终一句话都没说。

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并不孤独。

我抱着他嚎啕大哭。

妈妈真的不在了。

我承认了。

妈妈离开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大人眼里的烂仔。

那以后长达十多年，我一听到别人提起妈妈就会止不住痛哭，我总觉得内心愧疚，没有在她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最好的陪伴，没有在该珍惜的岁月里给予足够的回报，没有在来得及的时光里让她得到安慰。

我读了无数本心理学书籍，把自己分析得底朝天。

终于有一天，规劝别人节哀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这么多年的愧疚做一个了结。

当年的我没有能力给予，没有能力付出我想要的分量，我只是顺其自然地过一个正常男孩想要挥霍的时光。

我应该给予妈妈的不是愧疚，而是感谢和怀念。

妈妈对我的期望，并非成为大人物，而是活得明白和开心。

当我明白了这一点，终于可以平静地真正接受妈妈的离开，在灵魂深处，终于释怀。

小时候妈妈给我讲过很多事情，当时并不都懂。

长大的岁月里，每当我有困惑，就在心里回放妈妈说过的一切。

越长大越觉得，所有的问题，在妈妈的声音和故事里都有答案。

她用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方式告诉我：

妈妈也不知道究竟哪句话会对我产生影响，她只是倾尽所能，用成年人的方式提前教我长大。

妈妈让我明白，人不能认命，如果你觉得到此为止，你这辈子只能有一种模式。而拼命寻找方法的人，人生的道路，有组合模式。

冥冥中似有指引，我走过泥泞，做了酒店经理，做了导游，读了电影学院，做了演员，又做了表演老师，换过太多频道，转过无数个弯。

我一次次在迷茫和艰难时对自己说：

再想想，一定还有办法。

去年到老家的禅寺里祭拜妈妈。

下午的佛堂，静得仿佛时间停止。

几千个格子里，住着几千个灵魂，牵系着几千个家庭的怀念和悲伤。

我看着妈妈的照片，默默在心里给她讲我这一年的事情，好像又回到当年她给我讲她所见所闻的场景。

我无法不思念，但我已不悲伤，我知道，只要我记得妈妈说的话，她就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