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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叹:从影像到剧场─伪造现场与创造现实

炭叹:从影像到剧场─伪造现场与创造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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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叹


跨媒介艺术家,现工作生活于武汉。硕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与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实验影像合作班,博士在读于比利时根特大学表演与媒介研究中心。创作跨越影像、剧场、音乐、装置、网络等媒介;表现主题聚焦于异化空间、社会介入与精神疗愈。作品曾入选柏林国际电影节、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坦佩雷国际电影节、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等。曾获首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国际短片展“最佳探索奖”等。





2022年12月糖舍驻地

主题分享





炭叹在糖舍的分享现场,2022年12月27日



由于天性使然,我对各类艺术媒介都非常感兴趣,因此热衷于跨媒介和跨学科的创作。目前的创作主要围绕表演影像,也持续有在探索音乐方面的内容。

我本科的专业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戏剧影视文学,曾在北京的影视公司工作过几年,但我很快发现:主流影视圈的价值观跟我的性格有很多相抵触的方面,后来便毅然决然放弃了这条道路,开始去寻找自己更感兴趣的创作途径。辞职后,我进入了中央美院与加州艺术学院合作的实验影像专业读研,从此便踏入了当代艺术这个领域。前几年,又由于对剧场和行为的兴趣,我去比利时根特大学的表演与媒介研究中心读博,这里有着戏剧和当代艺术的双重专业背景,于是给我提供了对跨媒介的表演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

这次我分享的主题是《从影像到剧场——伪造现场与创造现实》,基本可以作为我将近二十年艺术创作的线索。







影像-伪造现场 




我创作生涯的前十年主要在做影像。

我们知道影像是基于屏幕的一种创作媒介,当它展现在观众面前时,它跟现场是有隔阂的。这些年我都在追问和探讨:影像创作和现场有关系吗?它们之间是怎么发生关系的?



炭叹在2010年柏林国际电影节



01

电影眼睛

 


2003年,我开始进行纪录片实验电影的创作。那时,我刚刚学会用摄像机代替眼睛来观察世界。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著名导演维尔托夫曾提出过“电影眼睛”的重要理论,提出“我观察”加“我思考”的创作观念,主张电影摄影机是“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的“眼睛”,并反对叙事性电影。“电影眼睛”这个思路便是我刚开始创作时自然而然的选择,当时我倾向用摄影机去“客观”地观察世界,拍摄了一些类似“直接电影”的纪录性作品。

比如,2005-2006年,我参与了欧宁、曹斐发起的一个对北京的老旧街区改造进行记录的艺术计划——“大栅栏计划”。我和其他参与者一起,用走街串巷的方式,记录了大时代变迁下的空间变化和个体命运,也鼓励、并协助了一些在地居民去拍摄他们自己。其中,就有一个老居民,渐渐从“被观看”的对象转变为主动去“观看”的人,有意识地拿起摄像机(当时是DV),记录了自己在拆迁中的经历和感受。这位居民的“反客为主”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我开始思考摄影机作为“眼睛”时,是“谁的眼睛”?


“大栅栏计划”相关照片



2006-2008年,我又继续在前门区域“扫街”,作为摄影师之一,拍摄了由比利时导演Oliver Meys执导的《前门前》,记录了奥运会之前北京翻天覆地的变化。



《前门前》海报与剧照



02

混淆虚实

 


在拍摄了几年关于城市改造的内容后,我想换一下“眼睛”观察的对象,便去观察了一批当时站在风头浪尖的年轻人,他们被称为“打金人”,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谋生方式——靠给别人打游戏赚钱。在长达近一年的对他们的观察中,我拍摄了一部表现《魔兽世界》游戏里的“打金人”的纪录片《游戏时光》。在这部我独立完成的长片作品里,我开始刻意转换观看的方式:我不仅仅是以旁观的视角去观察这帮年轻人,也试图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实际上是游戏世界里。我在他们打游戏时同步录屏,通过游戏中他们丰富的经历和情感来反衬他们在现实中的枯燥和迷茫。最后,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共同构成了他们的完整时空。




这样的虚实结合,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的热词“元宇宙”。实际上,对长期生活在游戏社群的人们来说,他们早就扎根于元宇宙了。我们今天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元宇宙,其实就是纯粹用影像构成的一个平行世界,在这里,影像早已不是“眼睛”,而成为了现实本身。

早在八十年代初,鲍德里亚就提出了著名的“拟像理论”,成为了现今对虚拟现实的研究的哲学基础。他指出在我们的生活中,影像才是真实的存在,而实物却不再是真实的存在,尤其在现今的消费为主的“超真实”时代中,每一件物品最重要的的东西就是一件又一件的包装,而这些包装就是由我们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拟像”。人类正在迅速走向一个只有拟像的时代,以至于所有的意义都因只是符号而变得毫无意义。

“拟像是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在此意义上,原本也是一种拟像,幻觉与现实混淆,现实不存在了,没有现实坐标的确证,人类不知何所来、何所去。”

既然今天的人们在生活中看到的实体也可能是“拟像”,也是由影像组成的,那么艺术创作中的影像,哪怕是纪录片,也永远不可能反映“客观”的“现场”——因为绝对意义上的“现场”根本不存在。那么,我何必去追求“电影眼睛”的“客观性”呢?我渐渐发现,我体会到的“现场”有越来越多复杂多变的层次——不仅是物质世界的,还包括幻想、梦境、灵性等,只有用影像去“拟像”,去创造、甚至是伪造,才能还原我的内心现实。于是,我开始用影像制造新的编码:在记录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加入一些主观的表演,或用其他方式去伪造现场——尝试打破真实和虚幻的界限。

2011年,我拍摄了《谁的眼睛》。这是我尝试把社会现场和虚拟影像相结合的一个作品:我用四段公共空间监控摄像头拍到的真实暴力案件视频,和在类似的场景中拍摄的日常镜头混合,形成了四频的“伪监控录像”。在展览中,这四频的画面又形成一个封闭的监控空间,让观者有一种被虎视眈眈地包围之感,眼睁睁地看着视频中的司机在公交车上被乘客打,老人在小区里被人撞死,小超市老板被歹徒行凶,妇女在银行被抢劫犯杀死,而这些暴行的旁观者都选择了冷漠。通过伪造这些现场,我试图发出对人性的质问,同时也质疑影像的真实性。






这种对虚拟和现实的混淆一直延续在了我之后的创作中。2015年,我启动了一个延续至今的作品系列“未知仪式”,是我近年来对影像媒介的新的尝试——试图将剧情片、纪录片、行为艺术融合为“跨媒介实验电影”

在这里只介绍第一部——《未知仪式之一》,拍摄于我的家乡武汉。全片没有任何置景,只是让表演在现成的、却超现实的空间里发生。我邀请了其他6位来自中外的影像/肢体/行为/音乐方面的艺术家,在这些城市黑洞里,用十几天时间共同完成了一场场马拉松式的仪式表演

第一场“仪式”是一对中西混搭的的“婚礼”。西方新郎穿着中式古装,而中国新娘穿着西式婚纱。新娘在婚礼上突然消失,新郎在不断地寻找新娘的过程中陷入一个个迷宫般的空间,并邂逅了神秘的人、动物与神怪们。在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旅程中,故事被分成了三个篇章:人间,地狱,天堂。“人间”所在地是一片热闹奢华的“欧式风情街”购物街区,中心是修成教堂模样的婚纱影楼;“地狱”就在“人间”的正下方,华丽的商场地下有着巨大的垃圾场般的未完工停车场;“天堂”是一个在大湖边被废弃多年的公园,原本拙劣的“古埃及、古希腊神庙”等由于岁月与自然的洗礼变得有了神性。



在这些真实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场”,我们的肢体和行为表演是虚拟的艺术家行为,但是也成为了被记录的现实——或者说,是照见现实的镜像。比如,假扮的“新郎新娘”和真正的拍婚纱照的男女们一起,在假教堂里走向神坛,而神坛上并没有神,只有充斥着物欲的LED广告……这不就是我们所处的“景观社会”完美表现吗?假的教堂、假的神庙、假的繁华,混入假的婚礼和宗教仪式,最终集合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内部真实——没有“原作”的“拟像”





著名策展人、艺术家曹恺为我的这个作品写了一篇评论《从记录事件,到事件,再到事件现场》,我想是对我这十年的实验影像历程的一个恰当总结:

“她以影像为媒介的创作,起始于对影像本体的探究,近来却直接倒向了影像的所指。也就是说,她以最初第三方的事件记录者的身份,直接坐在了事件幕后的位置,蜕变为一个炮制事件的发起者。从记录事件,到事件,再到事件现场,以影像探究偶发事件到直接生造事件来反哺影像的构成,炭叹用一种寻像器的观测方式来呈现她自己精心设置的“局”——行进着,探究着,沉溺着,却乐此不疲。”





剧场-创造现实 




下一个十年自2013年起。

由于意识到影像的终极是“拟像”,我渐渐陷入一种脱离现实的虚无中,发现自己需要真实的行动、以及人和人的接触来确认自己的实体存在。通过像《未知仪式》这样的混合性创作,我越来越享受在“现场”中表演,于是开始转向剧场、行为等现场艺术领域,并致力于创作参与式、沉浸式、特定场景的作品。

为了补充自己这方面的理论欠缺,2015年,我赴比利时根特大学表演与媒介中心深造,师从于欧洲著名的表演研究学者Christel Stalpaert(比利时)、Katharina Pewny(德国)、戏剧导演Chokri Ben Chikha(比利时),了解到了最前沿的表演艺术体系“Performance Studies”(人类表演学),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作品创作中。



炭叹在比利时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表演(Lecture-Performance)




01

多层现实

 


1969年,纽约大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Performance Studies专业,把“表演”的概念从影视表演、戏剧舞台表演、行为艺术表演等拓展到了人类学、社会学的广阔领域,使其成为了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此学科的创始人谢克纳根据印度的经典舞蹈理论专著《舞论》(Natyasastra),推导出了表演与现实之间的“莫比乌斯环”:

“一个人假装,然后行动,然后模拟,然后回到现实生活。一种经验式的莫比乌斯环被表演了出来。这第二个层次的 “现实生活”不是现实吗?”

这就是说,无论是生活中为了某种现实目的所做的表演——如总统竞选、情侣调情等,还是艺术家在舞台上的表演,都可以被看作现实本身。这个理论让我醍醐灌顶,我意识到表演创作可以说是在“创造现实”。

于是,我开始用表演来创造新的现实。比如, 2015-2017年,由于不满于当代艺术圈的圈层固化,我策划了两届大型的线上+线下行为艺术 “Venize双年展”。在第一届,我和搭档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现场,进入别人的作品中表演、拍摄,然后用这些“作品”炮制获奖的假新闻,骗过了众多大咖和好友。

“2015 Venize双年展”-我和Eric Bribosia的表演


2017年,这个项目变得更大胆——我向社会众筹和征集作品,和几位合作的艺术家一起让上百个从全世界征集来的艺术作品 “偷渡”进了威尼斯双年展的展厅。5月13日, Venize双年展2017特别项目“TRANS-BORDERING-ART/越界艺术:每个人的5分钟个展”在意大利威尼斯和互联网上同步开幕。在双年展现场,我们以游击的形式展示了近百个来自全世界的艺术作品,有绘画、摄影、运动影像、行为艺术及其他观念性艺术。这样的一个大型“非法”双年展,难道不是表演创造出的现实吗?难道不是现实吗?



“2017 Venize双年展”-把征集来的7张作品偷偷贴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墙上




02

具身探索

 


另一方面,除了这种创造“多层现实”的行为艺术,我也乐于尝试身体性的表演。在我创造影像的时候,主要探讨的是影像和现场之间的关系。影像即使能成为元宇宙中的“现场”,也只是一种符号化的虚拟现实,而表演的“现场”则是可“触摸”的现实——因为大多数表演必须以身体为依托,能让我从虚无中回到具象的现实,回归自己的身体。

回归身体,在当代的表演理论中可解释为“具身性”(embodiment)。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认知主义”(cognitivism)一直是西方心理学的主流。如果把大脑比作计算机的硬件,那么认知就是运行在这个“硬件”上的“软件”或“程序”。由于程序从功能上是独立于硬件的,那么从理论上讲,认知独立于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离身的”(disembodied)的认知或心智(mind)。“离身的心智表现在人脑上,就是人的智能,表现在电脑上,就是人工智能。”目前火爆全世界的ChatGPT,就是这种离身认知的显现。

但是,近年来,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倡导者对认知主义提出了异议。具身认知的思想家主张思维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和发端于身体的,身体的构造、神经的结构、感官和运动系统的活动方式决定了我们怎样认识世界,决定了我们的思维风格,塑造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如果我们拥有蝙蝠的生理结构,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就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同我们身体的解剖学结构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认知是身体的认知,心智是身体的心智,离开了身体,认知和心智根本就不存在。引申来说,哪怕是AI的“思想”,其实也是建立在以人类身体为基础的思维结构上的。

举个我的具身性表演的例子。2018年3月8日,在比利时根特一年一度的女权主义游行上,作为唯一一个突然进入的亚洲人,在几千位用荷兰语高声呼叫的女性中间,我默默地实施了一个行为作品《一条粉色的河》

那一天寒风冽冽,在穿着羽绒服的人群中,我打开箱子,拿出生活用品和睡衣,倒头睡在广场上。然后用一条几十米长的粉色布条分开人流,在布条上来回走“时装秀”。最后把衣服一件件脱去,只剩夏天单薄的睡裙……我使用的道具和服装特意突出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元素,而布条上也写了一些对抗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宣言。

“I’m a woman. Made in China. But I’m not cheap…” 





这个行为的缘起是我受到德国著名艺术家Tanja Ostojić的邀请,参加国际艺术项目Mis(s)placed Women?——旨在探讨以移民、难民、流动全球的艺术家为代表的移动/错位生活状况,特别是女性和非二元性别人群遇到的问题。当时我客居他乡,在没有很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情况下,我的身体成为了最简单也最有力的表达工具。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人的刻板印象中不断“错位”,于是她即使听不懂他们的示威,仍然要去用身体表达“在场”,并在他们中间一件件脱下承载了文化和性别偏见的衣服。这个表演被选为Mis(s)placed Women?的重点作品,随项目一起,在美国、德国、英国、塞尔维亚等多个国家被展出,并参加了闭幕不久的第十七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



03

关注当下

 


不管是多层现实还是具身探索,在我的表演作品里都是不可分割的表达方式,这些路径最终要为主题服务。也许是因为我的艺术创作以纪录片起步,让我即使一只“眼睛”沉浸于精神世界,也始终无法闭上关注社会的另一只“眼睛”。最后,我想介绍这三年间,我围绕着最当下的现实——“疫中人类世”做的两个剧场作品,可以说是我这些年的表演研究的集中体现。 

2021年10月,第十四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上演了我导演/剧构的《一周年+265天》,所谓的一周年加265天,是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的第一天到演出的那天。表演在一个占据整个空间的装置中发生——观众站在用脚手架搭起的三米高台上,往下看四个被隔开的方形“房间”和其中的人物,就像俯瞰这将近两年来自己的生活。四个房间里分别有五位表演者:一对六七十岁的的武汉老人、一个做“线上陪聊”的东北男孩、一个整天埋头弹琴的神秘音乐人(同时承担本剧的现场配乐)、以及作为行为艺术家的我自己。每个表演者的“故事”都根据他们在隔离中的真实经历改编,但又穿插了超现实的、科幻的情节,甚至还有纯音乐段落,以及与观众互动的行为艺术。





艺术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旭光看后评论:


“一眼看去,就看到了这个剧的当代艺术气息,感到其“装置先行”的特色。其中的演员都处于不同的维度——有表演特别生活化的老年素人、带有戏剧表演风格的年轻演员、还有音乐人、行为艺术家,但是通过这个让观众俯视一切的大装置,不同层次的表演合理化了,好像从上帝视角看世界的多元。我想也许这其中的有些演员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炭叹的当代艺术作品里,这非常有意思。”





紧接着,我又将对当下现实的探讨推进了一步,发起了「Space Ark 2020」这个延续至今的系列作品——一个不断“生长”的、公共参与性的跨学科表演艺术项目。它以社会中的特定场景空间为舞台,以普通人的真实经历为素材,以幽默、科幻的视角来讨论新冠疫情下人类的总体境况。

此系列的“故事背景”是:一艘代号「Space Ark 2020」的宇宙飞船于2020年1月23日降落地球,坐标中国武汉,并迅速分身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至今没有离开。它带来的外太空细菌在一瞬间改变了地球上每个人和动物的生活。有一些人登上了飞船,成为了第一批、也许也是最后一批选择自己是否要离开地球的人。但是,飞船上的人们不再享有三维空间生物的线性时间,而陷入了无限的失序和漂浮;他们每人都进入了一个独立的宇宙,无法触碰其他同类。日复一日的随机性、数字化进程中,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点点地改变……

2022年1月的MIPAF澳门国际现场艺术节中,我以个人行为艺术的形式表演了它的第一站「Space Ark 2020_Day 730」——意为武汉封城以来的第730天。9月17日,在YAV艺术孵化项目支持下,在深圳完成了第二站——一个大型的特定场景、参与式剧场作品「Space Ark 2020_Day 968」。这一次,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剧场”或“行为”,而被扩展成了一个公共参与性的跨媒介表演“事件”。这不仅是至今为止我做过的最命运多舛的作品,也是体量最大、结构最复杂的。




至深圳的这场演出当日,这艘意象中的“飞船”已在地球上停留了968天。它的无数个分身可以“变身”成任何一种形体,在深圳南头古城,它是一栋6层的办公楼。表演在其中的3层走廊中上演,由现成的建筑结构区隔开了18个窗口/太空舱,观众在楼下仰望其中的表演。当办公楼繁忙的工作灯暂时熄灭,舞台灯光为窗口中的一个个普通人亮起。这些素人演员全部面向公众征集而来,包括大楼里上班的白领、街区的保安、卖水果的商贩、在深圳打拼的外教等,年龄跨度从3岁到70岁,而剧本全部由他们的真实经历改编。他们几乎在整场演出中都被隔绝于各自的窗口,表现着自己与家人在一次次隔离中的真实故事、情绪——有的令人啼笑皆非,有的让人感概万千……年轻人从窗口看着未来;老年人从窗口回顾往昔;外国人从窗口望向世界。





除了特定场域的视觉呈现,作品还打破了常规剧场的“线性时间”和“作者中心制”。表演段落被按红、黄、绿三种颜色编号,由幸运观众通过一个原创数字程序来选择——程序界面上哪个格子亮起某种颜色的灯光,这个窗口的演员就开始对应表演。观众也被随机抽取的红、黄、绿码分为三部分——“绿码观众”自动成为有资格“掌舵”的“飞船船长”。这样的设定意在荒诞地表达疫情三年中人们“不由自主”、“无法计划”的状况,将生活的无序视觉化、游戏化。

这艘“跨维方舟”还在航行中,你要登船吗?







糖舍驻留



1、这次糖舍驻留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人、物或者经历有哪些?

这次糖舍驻留让我最意外的是艺术家的多元性,我们这一批来的有视觉艺术、电影、戏剧方面的,还有几位跟我一样喜欢跨界的,甚至还有我没有接触过的野生动物摄影师。我在到达的第二天就跟着这位知名摄影师徐可意一起,体验了人生中第一次有专业向导的观鸟行程,看到了阳朔的二十几种鸟类,其中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对鸟类的生活习性以及族群关系的认知,我领悟了好多在人类世界里难以参透的道理——大自然永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跟其他艺术家的交流以及共同游山玩水也是不错的体验。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这一届驻地刚好在2022年底,也是三年疫情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全国刚刚“放开”,整日做核酸和查健康码的日子一夜之间就恍如隔世,而人们也在差不多的时间里开始发烧咳嗽……我们驻地的日子里,人们还在忙着跟病毒抗争,整个糖舍都显得较为冷清,也有艺术家因为病倒无法赴约,甚至有人在到达之后中招。要感谢杨总崔总和工作人员们,在观众人数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还敬业地组织了每天的艺术家分享会,让我们这一小撮人有了一种 “抱团取暖”的感觉。


2、关于驻地作品:在糖舍你计划的驻地作品是?其灵感来源以及你想借此表达什么?

糖舍厚重的历史空间、现代的建筑改造、和灵动的山水环境都给了我很多灵感。尤其是在房间里不经意“刷”了几遍塔尔科夫斯基的《乡愁》,让我很想做一个结合这部电影的意象与老糖厂历史、酒店建筑设计过程的特定场景剧场。其实脑中已经有了非常具体的场景和情节,由于知识产权,在这里就不剧透了。

愿糖舍继续把人文和艺术融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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