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映象》停演的消息，是杨丽萍在“从艺50年”的回忆视频里亲口宣布的。63岁的杨丽萍穿着老虎图案的红色民族服饰，标志性的长指甲反射出一点亮光。拍摄开始前，杨丽萍还有些俏皮地提醒摄影师，“我年纪大了，不要拍我的特写”。

要谈50年的从艺生涯，杨丽萍绕不开《云南映象》。公众形象从来沉静安稳的她眼眶开始泛红，声气哽咽，“整整两年啊，两年多吧，我们一直在坚守，不想放弃。这次的疫情真的是太残酷了，没有了舞台，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

《云南映象》是杨丽萍亲手选角、编导出来的一部作品，也可以说是她从一位艺术家个体发展出一个艺术团队的开始。2000年初，杨丽萍离开中央民族歌舞团，回到从小生长的云南故乡。走访了许多少数民族村落后，发现许多传统的歌舞几乎要失传了。她看到一张年代久远的铁皮大鼓，表面覆满灰尘，静默地闲置在路边，而村里只有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会打这个大鼓。杨丽萍觉得，“有些东西不能就这样没了”。

她开始筹措一台歌舞集，想把这些“原生态”的文化传承下来。她花了两年时间采风，从各个村寨找来五六十名演员。他们都来自田间地头，平日里忙于插秧、种地、放牛，从未受过专业训练，拥有的只是一副好嗓子，或是能自然起舞的身体。

编排成型之后的《云南映象》最终成为“云南的名片”。这台节目包罗了彝族、佤族、哈尼族、傣族、白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原生、古朴的乡土歌舞，讲述了人类的生死、生活、繁衍，展现水火、日月、男女、阴阳等自然元素。2004年，诞生不久的《云南映象》拿下中国专业舞蹈最高奖项“荷花奖”，开始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演出。在这次宣布停演前，《云南映象》已经演了近19年，共计7000多场。

突然的停演消息震惊了许多观众，但对于身处内部的演员来说，这像是一块悬在半山腰的大石头终于砸下来了。“你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会有这么一天，就是不知道那天什么时候来。”演员佰万从2009年开始参演《云南映象》，他有些无奈，“我演了13年，疫情就占两年半”。

杨丽萍庆祝《云南映象》十八周年发布微博截图

佰万用“见缝插针”来形容疫情下的演出状态。2020年疫情之初，云南的旅游和演艺行业全线停摆。为了生计，大多数演员另外找了兼职。佰万也不例外，他今年三十出头，经常穿整齐的西装、吹一个蓬松的发型，看着不太像一名原生态舞蹈演员，倒更像一个出入生意场的商人。过去两年里，他参演了几部电影，还开了一家民族餐厅，间或上台跳《云南映象》——在昆明没有发生疫情的情况下，《云南映象》暂停半年后曾恢复演出，只是频率变成了一周三场。

这种“闲散”的状态让佰万有些不适应。要知道，作为热门节目，此前《云南映象》每晚都会演出。演员们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上午自由活动、练习，每天下午2点开始集合排练，杨丽萍会复盘前一晚表演中出现的问题。晚上8点是登台时间，观众席常常满座，其中不乏大量外国游客。“一抬头，和观众的眼神正好对上，会激灵一下，有人一直在看着我呢。”90分钟的演出结束，掌声久久停不下来，佰万和同事们只能站在台上，反复鞠躬致意。

尽管演出频率低了，演员们还是暗暗庆幸，“有希望就好，慢慢地再变成每天都演嘛”。看起来，事情似乎有所好转，佰万记得，2021年，自己跟着团队先后在长沙、滨州、衡水等城市巡演，虽然有几个城市的演出被临时取消了，“总体的巡演目标还是完成了80%左右”。

杨丽萍在《云南映象》中饰演孔雀（何海儿 摄/视觉中国 供图）

但2022年的情况急转直下。国外的旅游团几乎见不到了，观众席需要隔座出售，这意味着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一半观众。巡演受到的影响更大，几场计划内的演出被接连取消，最紧急的一次，公司的大巴车搭载着上百名演职人员，浩浩荡荡地开往机场，半路上，工作人员忽然接到“目的地城市检出了阳性病例、大型演出立刻暂停”的消息。“我都有些神经质了，每天早上9点都准时蹲守通报，心里疯狂祈祷‘要演出的城市千万不要中招’。”彝族演员莫承林对本刊记者回忆。他今年45岁，从《云南映象》开始编创时就来了，已经待了近20年。

大石头最终在2022年4月初落地。当公司内部宣布了停演的消息时，人们并没有太多的惊讶，“折腾几年，都疲了”。莫承林看到一位演员坐到了杨丽萍身边，和她告别。杨丽萍说：“不要搞得像生离死别嘛，等疫情过了，我们还要演的。”但莫承林有些悲观，他轻轻叹了口气，声音惆怅而失落：“看着它从无到有，越做越大，现在曲终人散。最后一批老人散了，以后应该找不回来了，就算复演，也不是原来的《云南映象》了。”

莫承林经历过《云南映象》的第一次停演。那是2003年，《云南映象》刚刚首演时，就遭遇了“非典”疫情。观众不敢进剧场看演出，大幕拉开时，台下只有1名观众、3台摄像机。演出完，大家一起在昆明饭店吃饭，杨丽萍让团队全体放假几个月，边说边哽咽了。

说是放假，其实就是解散。当时团队里的很多演员都来自深山的村子，舞团解散后就回了老家。“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话也不通。有些人住的地方，离有电话的街子至少要翻三四座山，谁去通知你啊？”团队里的演员罗罗拔四向本刊记者回忆，有些人在这一次离队后就失去了联系。

不过，如今回想起那一次停演，莫承林觉得，当时的情况并不算太糟糕。“解散之前，杨老师要求团队里十几个重要的主演，一定要留下村委会的电话。”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生长在寨子里的年轻人多，费点工夫再挑一些人，也能把原汁原味的舞蹈跳好。”

什么是“原生态舞蹈”？同样出身云南少数民族的杨丽萍是这样理解的：“服装、耳环（都要还原），是不是傣族人、佤族人会用的？不是，就不能用，一点不能改动。但舞蹈不是机械地照搬到舞台上。这些舞蹈是他们在当地的环境里创造的，跟他们对生活、生命的态度有关系。”

《云南映象》成功之后，杨丽萍的公司又推出了多部作品。图为《十面埋伏》演出现场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歌舞就是从日常生活中长出来的，与土地、劳作、爱情紧密相关。莫承林的老家在云南西部的一个小县城里，人口只有不到20万，以彝族为主。小时候，他生活的村庄没有通公路，山高、坡陡、谷深，许多人住在大山上。村民结伴去地里干活，有时相隔远了，大吼一嗓子，既是为了驱赶野兽，也是一种相互助威。吼声、喊声在深谷里碰撞，调子也变得悠长，渐渐地就成了一首歌。莫承林声音浑厚、爱唱歌，从小跟着大人下地干活时，吼得最多。“很多音乐、舞蹈，我们现在叫它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一开始就是用来谈情说爱的。那时没有什么通信工具，在地里边干活边大声唱歌，或者围着篝火用力地跳舞，都是为了展现给异性看的，让她注意到，‘我比别人优秀，你应该选择我’。”

生长在村寨里的孩子，不需要特地去学习歌舞。杨丽萍有一个浪漫的说法：“我们云南，向日葵叶子都会跳舞，风一吹，那个形状。他们（演员）和我一样，都从自然里学跳舞。”《云南映象》里的“打歌”就是彝族一项传统活动，歌舞乐三者合一，逢年过节或是聚会、婚嫁时，人们生起一团篝火，围着火光踏跳。彝族演员何卫呈从小就见识过这种热闹的场面。他今年40多岁，是《云南映象》里的“老人”，按他的说法，打歌的律动是刻在肌肉里的。20年前，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大一些的孩子混在大人群里打歌，更小的孩子由母亲或奶奶驮在背上，跟着摇摆，“有时候彻夜打歌，小孩就在老人的背上睡着了，但还是能感受到那种律动，甚至身体也会不自觉地动着”。

选择那些真正“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人，是杨丽萍创造《云南映象》的出发点。“从北京来的舞蹈生也有，一下子能劈叉到180度，杨老师一个都不要。”莫承林自嘲，初创团队里汇集了“最土”的一批人，“全是庄稼汉，晒得黑不溜秋”。这个一米七五的彝族汉子蓄着长发，长得同样黝黑、壮实，虽然登上城市的舞台多年，讲起普通话仍然有些磕磕绊绊。

最初的那批演员，是杨丽萍从寨子里一个个选回来的，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后来成为《云南映象》主演之一的罗罗拔四，那会儿来到杨丽萍面前时，小腿上还沾着泥巴。打鼓的哈尼族演员虾嘎，老家在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的村子里，杨丽萍到村子那一天，十七八岁的虾嘎正在山里放牛。他的牛挣脱绳子跑了，虾嘎放开嗓子喊对面山腰上的人，“牛跑了，帮忙把牛堵住——”杨丽萍听着，觉得“嗓子好，喊得像唱歌一样”。虾嘎是村子里铓鼓打得最好的一个，哈尼族的铓鼓舞以铓鼓为道具，表现的是族人赶牛犁田、撒种插秧、踩农肥的场景。杨丽萍说，虾嘎打鼓时，“打得山响，打得手都出血”。这就是她要找的人——真正有生命力、真正和土地一起生活的山里人。

《云南映象》海报

何卫呈第一次见到杨丽萍是在云南西部一个县城的火把节上。按原计划，杨丽萍要去隔壁城市参加啤酒节，“一场能有十几万块的酬劳”。但听说县城里有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杨丽萍便舍弃了那场报酬丰厚的商业活动，赶去“小山沟里的火把节”。当时，年轻的何卫呈是县城文化队的成员，也是火把节的报幕人，还在打歌节目里跳了彝族的传统“十六步”舞。他对传承本民族歌舞有一种自发的责任感，只要一聊起彝族文化，话匣子就彻底打开了，能从彝族各项传统活动的源头开始讲解彝族歌舞。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到动情处，还忍不住哼上一段调子，声音悠扬婉转，有着少数民族特有的风情。“当年哼着哼着，就到城里来了。好不容易走出来的人，就应该把这些宝藏传下去。”

找到了人，要把他们拉出大山也不容易。“那时候不太开放，山里的人很少走到外面去。”何卫呈告诉本刊记者。被杨丽萍选中时，他因为在县里文化队工作，去过周边城市表演、参加活动，尚且能接受“进城”。但对于真正的农人而言，这个抉择有些艰难。

“出去跳舞，地里面荒废掉了，村里人是会笑话的。”罗罗拔四就有过犹豫。他记得那一年秋收刚过，自己告诉家里的老人，想跟杨老师出去跳舞。老人同意了，但要求他要在播种时回来。“我跟土地，就像父母和孩子那样。耕地时牛在前面，人在后面唱着歌，是跟大自然对话、跟动物对话，是一种情感交流。我要把土地扔掉，到城市里面发展，就像母亲和孩子要离别一样。”讲到土地时，罗罗拔四收起了笑容，露出郑重的神色，眼睛里也有了泪光，像是一个远游的孩子对母亲带上了一丝愧疚一般。

不过，大多数人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土地，来到城市。那时的杨丽萍已经凭着孔雀舞，成为全国知名的舞蹈家。看到这样一个“大明星”坐公共汽车，或是开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有时甚至只能靠双腿，风尘仆仆地跑到偏远的寨子里，他们“完全不忍心再去拒绝”。

天地苍茫，一群男子抬着一个巨大的鼓缓步向前，鼓面上站着一个穿民族服饰的击鼓男人。男人的鼓槌狠狠落在鼓面上，震天的鼓声缓急交替地响起——这是《云南映象》最初版本的开场，也是何卫呈印象最深的舞台画面，“像在原始部落里，大家光着脚板、踩着灰的场景，感觉台上在冒烟，那种场景、气势、冲击力，是其他表演都无法取代的”。

何卫呈是《云南映象》初创团队的成员之一，在节目中最常扮演的角色是“朝圣”章节里搬石头堆玛尼堆的老者。他记得，《云南映象》的歌舞是演员们自己设计出来的，杨丽萍扮演了统筹者和编导的角色。她从不细致地要求他们表演什么动作，只说自己想要的主题——祭祀、耕种、求爱，让演员把自己本民族表现这些日常生活的舞蹈淋漓尽致地跳出来。

这是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将田间地头流传千年的舞蹈搬到城市的舞台上，除了动作艺术化的转换，更难的还是如何将传统生活的戒律与舞台表演接轨。一开始，有的演员不愿意每天跳自己民族的舞，也不愿意去学其他民族的舞蹈。“有些东西是不能触碰的，有宗教的意义在里面，哪怕用嘴说都不行，何况还要教给其他民族的人。”说起这段，莫承林的语气很严肃，透着一种敬仰。在寨子里，一首歌什么时候才能唱、用什么调子唱，“就像法律规定过一样，但是比这还夸张，是存在大家的心里。一些更传统的地方，要是你触碰了不该动的东西，是要出人命的。”也有演员说，家乡是祭天的时候才跳一个舞，不能天天跳，要家里的长老同意才行，杨丽萍就给长老打电话，才说动了对方。

在佤族，姑娘们喜欢留长发，以黑皮肤为美（黄一鸣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许多少数民族舞蹈不同于现代舞台表演的舞蹈，杨丽萍需要尽力把它们“放大”。“插秧时，农民自然地弯腰、起身，身体从一边逐渐摆向另一边。风吹过来，人稍微给身体加上一些律动，就成了舞蹈。”何卫呈说，许多动作起初只是一种自然萌发的、小幅度的摇摆，而要搬到舞台上展示，就得成百上千倍地放大，才能将舞蹈中蕴含的情感传递给观众。而放大最基本的方式，就是“用力”——“一个舞步，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是轻轻地‘哒哒哒’，到了舞台上，就要拿出把地板踩裂的气势。”何卫呈曾经到一所学校的舞蹈专业做交流，给学生们展示民族舞蹈后，看到老师惊讶地张着嘴，连连说“跳舞完全是个体力活”。

用力，是《云南映象》表演的关键，这种力量感被杨丽萍形容为“来自生命本身的质感”。“一个民族通过劳作孕育而生的舞蹈，肯定是很有分量的。比如我们彝家汉子，从来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说话时都感觉到身体里有一股力气在。”何卫呈说。而在没有了土地和篝火的舞台上，演员只有用足够的力气来跳舞，才能找回村寨里熟悉的氛围。在舞台上，当身边萦绕着原始的吼声、欢呼雀跃声，所有人都近乎忘我地投入所有的力气时，何卫呈仿佛置身于篝火旁，甚至忽略了舞台上打下来的灯光，以及台下坐着的观众。另一位哈尼族演员阿山木子在台上打“祭鼓”，是寨子里祭祀时用来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健康的一种道具。在舞台上，鼓点声从缓到急，他跳跃起来，挥舞双臂，全力用鼓槌击打鼓面。鼓声变缓，他慢慢地闭上眼睛，脸颊几乎贴到了鼓面上，伴随着呼吸全身起伏，“进入状态了，通天的感觉，神、鼓、人和天地全都融为一体”。

对力量的感知和训练，贯穿了《云南映象》的排练过程。杨丽萍在这一点上尤为严苛，要求演员必须“不惜力”。莫承林记得，有些排练了一整个下午的舞蹈，杨丽萍总是觉得“没有味道”，一下把整段都砍掉了。在她的严格监督下，没有人敢懈怠。排练一场男女双方从舞台两侧相向着冲出来的段落时，她逮住其中一个男生责问：“你刚偷懒了！激动点啊，用力跳起来啊，在山里找女朋友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吗？”彝族民间充满了性意味的男女追求舞蹈，像是一场凶猛的男女对抗，快速跳上8分钟，体力差的人会受不了。每一场跳完，何卫呈上身的衣服就像水浸泡过，一拧，汗就渗出来，啪啪地砸到地上。

好在初创团队都是“刚从大山里出来的年轻人”，“想法少，就是单纯喜欢跳舞，热爱这个东西”。莫承林记得，那时候他们每天排练到晚上，有时是夜里12点，有时是凌晨2点，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又继续集合。

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老编导张苛曾去过一次排练现场，看到这些未经科班训练的农民在舞台上爆发出的惊人生命力。“花腰彝的舞，本来是拍手拍脚游戏式的，被杨丽萍破常规地一大横排在台口，动作速度都强化到了极限。”张苛对本刊记者回忆，“比较奇妙的是，演员的情绪也到了极限。”

2004年，上台不久的《云南映象》开启全国首演，并拿下中国专业舞蹈最高奖项“荷花奖”，又获得2004年国家精品工程剧目、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学会奖”等奖项，“民族舞蹈的再启蒙”“活的民俗文化博物馆”等评价层出不穷。这种“不惜力”的田间舞蹈，从“非典”疫情的阴影下“复活”，被城市舞台所接受，并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2014年11月，杨丽萍创办的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新三板挂牌，成为全国第一家舞蹈演艺企业登陆新三板的公司。

但资本接受《云南映象》的过程并不顺利。起初，没人相信这批农村来的普通农民能成为真正的舞者，《云南映象》里大胆、粗狂、表现着性与死亡的动作既不符合城市舞台的传统，也让城市人感到不适，似乎某种体面的界限被冒犯。《云南映象》初演前，曾遭遇投资者的临时撤资。

那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没有投资就没有舞台，演员每个月的补助只有50块钱，杨丽萍只能靠接商演、拍广告，养活整个演出团队。舞者们的生活非常拮据。莫承林爱抽烟，他记得那时候每次拿出一根烟，团队里的几个男舞者轮着一人嘬一口，解解馋，下次再换一个人掏烟。

莫承林只念到初中，文化水平不高，这个粗狂的彝族男人解释不清楚许多学界争论的概念，比如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原生态”舞蹈？但从2004年《云南映象》获得“荷花奖”开始，他直觉地感受到，这个节目火了。“我们每天都会在昆明登台演出，还会出去巡演。工资也很快从四五百元涨到两三千元，每个人都可以抽自己的烟了。”

在昆明每天驻场演出，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后，《云南映象》吸引了相当多的外地游客，但也显出了一部曾经纯粹的艺术作品，在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市场时的“短板”。曾经慕名而来的游客们，随着人数的增多，开始对舞剧产生微妙的“反制”。最早排练出来的版本长达3个小时，对于来去匆匆的游人而言，花上3个小时完整地观看一台节目，实在有些奢侈。慢慢地，《云南映象》从3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最后是1个半小时。每一次精简，都让莫承林觉得有些心痛，仿佛是某种真实的乡土生活在舞台上被迫消失。“原本就已经是提纯了的各民族文化，会有哪个部分是不好看的吗？只能看哪个节目最有代表性，才留下来。”

但资本对这出原生态舞蹈的改造并没有就此结束。2014年，《云南映象》做了一次舞台效果的改变，灯光、音响全面升级。公司请了国内顶尖的音响师，用环绕立体声，让观众席萦绕着不同角落传来的鸟兽虫鸣。在一次访谈里，杨丽萍提到：“以前音响、设备都特别简陋，用了几十年了，每次跳舞都是听不清，浑浊一片，月亮的场景就拉一块白布。现在有能力、有资金了，月亮就可以用投影打出来，很生动。”

不过，最大的变化还是在人员方面。杨丽萍本人退出了《云南映象》的表演，由更年轻的演员接棒。演出场次和训练频率不断增加，《云南映象》衍生出两支演出团队，一支在外巡演，一支在昆明365天驻场演出。原有的团队规模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必须增加演员数量。

佰万就是在2009年加入团队的。他是汉族人，生长在一个彝族、白族聚集的乡镇，大学时学习的是民族民间艺术，后来成为了县文化局一名非在编的工作人员。当时，杨丽萍团队在排演一部新的歌舞剧《云南的响声》，抽调了一部分《云南映象》的演员，需要有新人顶上，20岁出头的佰万和其他20多个舞蹈系学生一起到昆明面试。杨丽萍就是面试官，“杨老师的眼光还是很毒的”，他展示了一段白族乐器龙头三弦，只有两三分钟，杨丽萍就点了点头让他留下——他成了那天唯一通过的人。

虽然同样经历了严格的挑选过程，但佰万知道，自己和《云南映象》初创团队的成员们还是不一样。虽然从小耳濡目染少数民族歌舞，自认身上依然“有一半的少数民族气质”，但从外形上看，佰万更像个城里人，比初代演员白净了许多，说话时温文尔雅。他把自己称为学院派，“和最早那批田间地头的演员还是不一样，他们的舞蹈和节奏像是原本就长在身体里的”。

“学院派”的数量逐渐在团队里占了上风。一位早期参与过《云南映象》编创的老演员告诉本刊记者，演员越来越年轻，虽然大多数人依然是少数民族，但和《云南映象》初创团队不同在于，他们的成长与土地和劳作没有太大关系了，“很多是在城里长大的”。遇上人手实在不够用时，还会从一些艺术学院临时招募一批学生，“我们内部叫作‘批量’”。

资本开拓的市场，让舞团必须有相当快的成长速度才能满足。再像当年一样，由杨丽萍亲自到各个寨子里去选人，显然不太现实。杨丽萍也知道，凭一己之力无法兼顾方方面面。作为一台成熟的演出，《云南映象》的管理更多地移交给了工作人员。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当年做《云南映象》是个人行为，是纯粹的热爱。但今天发展到了接近200人的团队，如果还是‘家长制’的管理，就太弱了。需要招募一些很有才华的管理人才，有人去负责对外宣传、道具制作、舞台运输，我才有心思去做创作。”

但即使有团队里的老演员做指导，要让学院派演员能重现初版《云南映象》的“原汁原味”还是很困难。莫承林就曾当过指导老师，“感觉太不一样了，别人去模仿，只是学会形，学不会韵。每一个肢体语言，每一句唱腔，在当地都是有说道儿的，代表了一种文化，最后还是回归自然。大浪淘沙出来的那批人为什么厉害？因为他们真正从田地里来、懂这些东西，是自然发挥出来的。”

莫承林如今在昆明定居，他爱跳舞，常常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视频。有的视频是他在昆明，穿着衬衫和牛仔裤，在紧挨着绿化带的小区混凝土地面上跳舞。即使还是那个黝黑壮实的彝族汉子，还是熟练的舞步，以高层住宅楼为背景的画面总是让人觉得有些违和，让他的动作也显得有点拘谨。但当他回到老家村子里，穿上民族服饰，站在田埂上起舞时，同样的舞蹈动作，却有了不同的质感和韵味。

“韵味”，这是在采访中，几位《云南映象》初创团队的老演员们都提到的。一台原生态舞蹈的韵味，到底由什么构成？或许很难有理论能解释清楚。但在曾经拥有这种韵味的演员心里，他们知道，这东西确实存在，却又异常难得，在记忆中非常真切，在现实中又难以寻觅。或许，这种日渐淡薄的神秘物质背后，代表着逐渐远去的乡村。

过去20年里，舞者们出生的寨子都在变化着。何卫呈是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参演《云南映象》的十几年间，他常常会回到老家南涧彝族自治县，和村里的老人们请教彝族的舞步和唱法。人们在田地里边劳作、边歌舞的画面，何卫呈如今几乎见不到了。他发现，村里种地的人变少了，许多人家改种收益更高的核桃树，“核桃树下不长草”，想在劳作时碰见几个村民都很难。村子通了公路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了大山，留下来的年轻人也有了与时俱进的工作——做电商、直播、开民宿。

他们依然会跳舞，却总是为了“表演”而少了些“味道”。南涧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跳菜艺术之乡”。跳菜是彝族民间一种独特的上菜形式，早年间，由彝族男子汉举着或头顶着托盘，跳着舞蹈上菜。何卫呈常常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表演跳菜的彝族年轻人，“有杂技化的倾向，甚至有女孩子举着盘子，站在男孩子肩上”。他觉得，这都是对跳菜文化的理解偏颇，“作为一个人，放在头顶上的是什么？是最高贵的东西。顶着菜，那是一种最高礼节，表明主人家是用最好的东西、最尊敬的态度来招待客人的”。

城市化稀释了乡村，带走了和土地连接的生活，也带走了传统歌舞的“韵味”。对《云南映象》的未来来说，这可能是比疫情更深刻的危机。最早的一批演员在十几年里不断流失，到停演时已经不足10人。对原生态舞蹈这种“力气活儿”，有人接受不了高强度的训练而离开，有女演员因为担心“每天跳舞到精疲力竭，会影响生孩子”走了，有人是找到了待遇更好的工作。

佤族姑娘央荣是曾经主动请求小姐妹把自己带过来的。2007年，《云南映象》大火之后，一位参演的佤族姑娘回家时，“左右两三个寨子的人都来欢迎她，她也成了小明星”。18岁的央荣扔下手里正在织布的腰机，也跑过来围观。那个化淡妆、穿连衣裙的女孩子让她羡慕不已。“那时候年轻，就想到外面看看。”在这位老乡的帮助下，央荣也加入了《云南映象》。

坐着大巴车晃悠了5个小时后，城市生活在央荣面前拉开时，她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兴奋之中。训练间隙偶尔上街逛逛，央荣的眼神忍不住地瞥街头的商店，又不敢停留太久，紧紧地跟着老乡。这是她第一次进城，在村寨里，大人常说“外面很乱，常常有女孩子被拐卖”。

跟着《云南映象》，她有了太多做梦都没想过的经历。训练一般从下午2点开始，上午有时会安排有体力训练。央荣会赶在集合之前，到宿舍附近的一家小店买奶茶喝。“其实都是粉冲的奶茶，小料只有珍珠。”如今回忆起来，央荣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她依然记得，自己最爱点哈密瓜口味，拿一杯绿色的奶茶，边喝边往回走。在寨子里，她们总是在中午和晚上用大砂罐煮苦茶喝，苦中带涩。央荣习惯了喝苦茶，但她发现，自己其实更爱喝甜的饮料。后来，央荣甚至还跟着团队到日本东京巡演——那是央荣至今唯一一次出国，“什么都不懂，跟着别人拿护照、安检，托运”。在日本，央荣留下了一张和服照片。进城两三年后，这个长头发、皮肤黝黑的女孩不再拘谨。她穿着木屐，手里拿一把纸伞，倚在一扇木门上，笑得很大方，仿佛就是生活在东京的城市女孩。

年龄不断增长，央荣多次思索过未来的生活。“回家”的念头浮现过，又被她否决了。“那时候想打电话都要走好几里路。在昆明已经习惯了有公共电话可以打、有公交车可以坐的日子，那种每天在家织布、做饭、种地的日子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跳了5年《云南映象》后，央荣和一位在另一个公司跳舞的彝族男孩子结婚，在昆明定居。每晚演出的工作无法满足照顾家庭的需要，央荣退出了《云南映象》，成为一家培训机构的舞蹈老师——这也是大多数演员会选择的出路。

那些还坚持留在舞团的人，新冠疫情强行帮他们按下了休止键。如果说“非典”疫情是《云南映象》的起点，这次新冠疫情就是一部分原生态舞者的终点。杨丽萍团队的工作人员对媒体称，根据公司规定，已和演出人员解除了劳动合同，并进行相关的劳务补偿。

“许多人在舞团里一跳就是十几年，来时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现在孩子都已经在城里上学了。”他们不比年轻人，有学历、有精力，头脑活络，但“真心实意地爱唱歌跳舞，想去传播民族文化，才待这么久”。虽然有诸多不完美的地方，但何卫呈仍然用“桃花源”来形容《云南映象》，“舞团的环境单纯，和社会脱节久了，早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了。回老家更是不可能了，谁还能回去种地？谁还有地可以种？”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21期 文中莫承林、央荣为化名）

排版：宁亦 /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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