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荷兰外交官，来到中国「桃花源」

当飞机艰难地爬升过喜马拉雅山脉时，坐在里面的高罗佩，不知是否注意到了皑皑白雪上面无数反光的碎片，它们是被强风和低温瞬间摧毁的飞机的残骸。

这条飞越驼峰的航线由于极度危险而被后人称作「自杀式航线」，但在1943年，它几乎成了外界物资送往中国的唯一一条生命线。

当时，战争席卷了整个东亚地区，在日本战机的封锁下，弥足珍贵的物资只能经由这条航线降落在昆明。3月15日这天，一起降落在昆明的，还有荷兰外交官高罗佩。

高罗佩的行李中有一件笨重的乐器——木制，长条形，七弦，琴身上刻着「松风」二字。它那沧桑斑驳的背板，也显示出它所经历过的漫长岁月。

高罗佩所有的文物藏品几乎都在战火中毁于一旦，但这张名为「松风」的七弦琴却被有幸保存了下来，并被主人带到了重庆。

在那里，高罗佩将它悬挂在书房里显眼的位置，并把书房命名为「犹存庵」，以此纪念历经战乱而犹存的信念。

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后来被公认为是「最懂得中国的外国人」之一。他以传统中国士大夫自比，能写地道的文言文，会抚七弦琴，还精书法、善刻印、通诗 词，而最负盛名的，则是他以唐代宰相狄仁杰为主人公创作的一系列推理小说——《大唐狄公案》。

几年前，「元芳，你怎么看？」这句话风靡一时，有一半的功劳恐怕得归于高罗佩。正是由于他的笔耕不辍，狄公才由一位面目单一的能臣，转身一变，成了中国古代的「福尔摩斯」。

以外国人而言，能够做到这些已经足够令人惊讶，然而，高罗佩却并未止步于此。作为东方研究学者的高罗佩，总能以別具一格的眼光，发现那些少人问津、生僻，而又恰恰与中国文化的精髓声气相通的领域，并开展研究。

他的著作范围包括七弦琴、东皋心越禅师、猿文化，乃至更为幽僻的房中术、 两性学等等。直到50余岁时，他仍在计划撰写专著，想要集中讨论中国文学中的死亡——一片被中国学者置而不言的黑色云彩。然而，他没有时间了，这片黑云在第二年就攫住了他。

观其一生，高罗佩本人常常用「吾华」来称呼中国这片精神家乡，然而，在他一生飘浮不定的宦迹中，真正履足中国的时间，却仅有1943年至1945年这短 暂的三年。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重新拉回1943年，这一年，穿过生灵涂炭的广袤战场，高罗佩即将抵达战时首都重庆，而他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奇妙经历，也将揭开序幕。

这不是高罗佩第一次来到中国。

数年前他曾乘车穿越满洲里，那时，他刚刚凭借一篇横向研究中国、日本、印度「马头明王」信仰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遥远的东方令这个25岁的年轻人痴迷而又向往。

然而，刚一踏上被日本占领的满洲里，他就不禁惊呼：「那些在雅致的小花园里挥笔写诗的儒雅中国学者在哪儿呢？他们清秀、纤细、年轻美貌的妻子们在哪儿呢？！ 」

这早已不是诗歌中的中国。

这趟令高罗佩幻想破灭的旅行，正是现实的缩影——古老中国的辉煌早已不在。无论是载于马可·波罗笔记中的奇珍异宝，还是被斯文·赫定赞叹的诗歌、礼仪及贵族生活，都已经在纷飞炮火中绝迹于这片土地。

随之而来的是家园焚毁、流民满路，文物像废纸一样充入当铺、毁于炉火，政党和军阀则野心勃勃地在无主的大地上展开角逐。在当时，唯有少数深谙历史的知识分子仍抱有信心：古老中国的灵魂始终未死，它在人心里蛰伏着。

然而，对首次踏足中国的荷兰人高罗佩来说，心中的桃花源已经幻灭。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抛弃它，还是建立关于这片土地的新信念？高罗佩没有得到答案，然而，八年后，他选择了再次来到中国。

战时陪都重庆是一座灰蒙蒙的城市。

「因为日本空军把它炸平了几次，到处是破烂的房屋。」高罗佩在日记里写道。

初到重庆的高罗佩无暇他顾，他被任命为荷兰使馆第一秘书，忙于建立信息办公室。他在这个狭小昏暗的房间里办公、起居、作画，从印度、日本收集来 的珍贵文物和他挤作一团。

偶尔，当空袭警报响起时，外交官们会手忙脚乱地在屋顶将巨幅国旗张开，然后奔向防空洞。一派荒唐、混乱的战时景象。然而，高罗佩很快意识到，这座在炮火中屡仆屡起的山城正在变成一个真实的桃花源。因为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艺术家，正从各个地方奔来。

「二战」末期，最后一批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还未消失，他们结社、创作、诗酒往还，形成了一个个艺术圈子。而在重庆，被默许出入这些风雅集会的还有政客、富商、洋人，以及「袍哥」之类的地头势力。这座战时陪都，光怪陆离与风花雪月并存，高罗佩参与的「天风琴社」便是其中一个。

「天风琴社」由重庆本地琴家杨少五和浙派名家徐兀白协力倡导，后者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然而终感本愿难酬，索性回到浙江老家，结社传琴。据说徐元白初访杨家时，抚琴酬唱了一曲《泣颜回》。

这首琴曲是孔子为悼念弟子颜回所作，一叹生死无常，亲故永隔；二叹仁人之死，礼义在世间沦丧。生逢战乱之世，这两种叹息恐怕时刻藏在大多数人心底。

杨少五听后慷慨泪下，就此种下了「天风琴社」开社的根由——他们期望在废墟上建一座文化的灯塔。即便家国破碎，后来人亦不至丧失信心。

△ 高罗佩收藏的琴谱

1945年初春，在杨少五的家宅中，数十位文人雅士聚集于此。乍一看，大个子、叼着烟的高罗佩显得格格不入，然而，当他在古琴前坐下，将双手搭上琴弦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在位于嘉陵江岸边险要山坡上的房子里吃晚餐，吃饭后，高罗佩博士就开始弹奏一支古老的曲子，名为《高山流水》。」当时在重庆政府进行外交工 作的陈之迈回忆道。

「那次聚会充满着浪漫的氛围。就身体特征而言，这位来自欧洲的年轻人，与我们中国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当他给我们演奏在中国人灵魂中生存了两千多年的曲子时，我们完全被他吸引住了。」

著名琴家张子谦也在《操鳗琐记》中，记下了这位特殊的琴友:

高君奏《长门》颇有功夫，惜板拍徽位稍差。据云能操八九曲。异邦人有此程度，尤其对于琴学一切，几乎无所不知，洵足惊异。

可以想象，张子谦以及当年重庆的琴人们，是以怎样惊艳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异邦来客。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此之前，高罗佩已经完成了两本颇具分量的 琴学著作——《琴道》《嵇康及其琴赋》，并由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社出版。

而他本人也已师从古琴名家叶诗梦学习有年，甚至还拥有一张明代老琴——正是那张被他千里迢迢带来重庆的「松风」。

自此之后，人们经常能够看见这个身材高大的洋人出入于重庆的各种社交场合，「松风」琴与他形影不离——事实上这种乐器十分笨重，并不适合随身携带，但他仍旧自得其乐，看起来像极了中国古代画卷里那些携琴访友的高士。

只不过，高士们徜徉于山水，而他则徜徉于被轰炸得破破烂烂的嘉陵江畔，船只的残骸在江水中载浮载沉。1943年的重庆，人们在防空洞里结社、写诗、恋爱、印刷报刊。

高罗佩也一样，他开着一辆小破车在山城里穿上穿下，去大学演讲，携带着卷轴访问诗人、国家，彻彻底底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兴之所至，也绝不吝于为新认识的朋友们弹奏，尤其当轰炸停止，月光明亮，朦胧的夜色笼罩下来，极富情致之时，他就会想到那些刻印在明代卷本上的，被古人认为适合弹琴的情景——「值二气清朗，对清风明月」。

这类虽费周章而又不失浪漫的出游，直到他与中国姑娘水世芳坠入爱河之后才告一段落。这以后，他不再携琴，而是携着美丽的未婚妻出入各种场合。不 过，他还是送给了未婚妻一个带「琴」的別名——「绮琴」。

对于琴，高罗佩秉持着稳定的热度，它是他「做一个中国士大夫」理想的重要部分，因此，在琴学研究领域，他从未将古琴作为乐器来进行研究，而是很自然地，将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了它作为「道器」的灵魂之上。

早在他尚未离开荷兰的青年时代，就从朋友那里读到过一首关于古琴的诗，其中流露出一种神秘的孤独感，令人好奇它究竟出自谁的笔下:

在腐烂的琴板下，在磨损了的琴弦旁

歌声早归沉默

在无尽的时光中，在被崇拜的同时

被轻蔑

白玉徽已变黄，金雁足被偷走

灰尘积在韵律饱满的琴腔

歌无人听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愈发孤独

诗人遍地流浪，死亡或衰老

百姓们喜欢上了长笛短笛

即便它们尖锐、粗糙

熟悉中国古诗的读者，很容易发现它的灵感源于白居易的《废琴》：

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

古声澹无味，不称今人情。

玉徽光彩灭，朱弦尘土生。

废弃来已久，遗音尚泠泠。

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

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

新时代的到来往往会让君子们满怀失落，无论是白居易所处的盛唐，高罗佩所处的民国，抑或现在。全新的信息流正在冲毁人们曾信仰的一切，包括流行 语、音乐以及价值观。

当他们耳听羌笛华丽悦耳的旋律，瞥一眼油彩剥落的七弦琴，想起孔子的时代这种乐器曾被称为礼乐正声，象征着人们应当具有的崇高美德时，便不由得惆怅难言。

某种意义上，高罗佩的琴学著作同样为此而发。在《琴道》中，他不厌其详地梳理典故、传说，试图证明琴与知识分子之间长久而紧密的联系。他强调， 这种乐器最初的制造者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原材料是梧桐木、蚕丝、玉和黄金，它们贵重坚贞，喻示着君子的美德。

除此之外，琴的样式、名字、发声、 指法也无不具有人文指向。正因如此，抚琴者必须具备足够的修养、深沉的性情，才能真正从中求得三昧。而对普通人来说，仅仅将它悬在壁上、注视着它，就足够令他们内心宁静了。

作为点题，高罗佩坚持将琴译作「Lute」——一种与古希腊游吟诗人相伴的乐器，形状像小一点儿的琵琶。由于显而易见的外形差异，译词饱受争议，然而，高罗佩坚持认为，形状固然重要，但这件乐器所代表的精神，以及它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的位置，同样值得慎重考虑。

「西方人习惯上将lute与诗歌和高雅的志趣联系在一起，它可以充分显示出古琴的环境和氛围。」他说。

2010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唐冶泽在修复馆内藏品时，无意间在一张老琴的背面发现了「中和琴室」的填红印章。这个曾被高罗佩短暂使用过的 琴室名字，吸引了他的注意。

后经仔细查考，他发现此琴以桐木制成，通体黑漆，磨蚌壳为徽，琴额上伏 着一只椭曳琥珀狮子，牛角琴轸已被虫蛀残损，而琴背之上，「松风」两个篆字仍然清晰可辨。

这一年，距高罗佩辞世已近半个世纪。

我们只能从零星记载中还原后来的故事，「二战」后，高罗佩调离中国，先后赴华盛顿、东京、黎巴嫩等地，继续他波澜壮阔的外交生涯。而「松风」琴留 赠杨少五，自此淹留蜀地。

岁月更迭，琴人凋谢，「松风」与杨少五的20余张藏琴一起流入博物馆，数十年后，重现于世人面前。

当年，香港蔡允德女史闻高氏哀讯，作《高阳台》悼之，中有「旧地琴尊，怎知今落谁家」之句。然而，事实上，无论多么有趣或伟大的生命都终将消亡，但是琴却能够代替琴人继续活在这世上。

这种古老、感情丰富，却始终沉默的乐器吸引着人们将短暂的生命归于它，高罗佩，乃至历代士大夫与古琴之间的羁绊，尽皆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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