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残奥冰球队：夺牌之前，载誉之后

文｜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南方周末实习生 黄思琪 陈冬艳

责任编辑｜谭畅

拿到北京冬残奥会铜牌后，24岁的残奥冰球运动员申翼风度过了前所未有的一段悠闲时光。隔离结束后，他忙着参加表彰大会和先进事迹报告会，2022年5月中旬才回到河北省沙河市的家中。

5月22日是他的生日，这是他练习残奥冰球项目六年来，第一次在家过生日，和爸妈一起吃了蛋糕。过完生日第三天，他跟朋友去家附近的小溪钓鱼，钓到一条两斤多重的鱼。他拿回家，放到洗衣盆里，想养几天，结果“就过了一晚上就死了，然后就吃了”。

“没有这么痛快过。”他笑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是心情最轻松的时候。以前虽然也有休息放假，但多少还是有训练比赛的压力。如今，冰球队还没有通知下一步训练计划，他想就这样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陪陪家人。

两个多月前，年轻的中国残奥冰球队第一次登上奥运赛场。在2022北京冬残奥会冰球项目比赛中，共有七支球队参赛，中国队目标是“小组出线、力争奖牌”。

他们的愿望实现了。3月12日，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中国队锁定胜局，拿下铜牌，下半身残疾的运动员们在球门前相拥庆祝。申翼风是队里唯一一位双腿截肢的运动员，但也是主力运动员，在中国队这场比赛打入的4个球中，他贡献了两个。

32岁的副队长徐金强是冰球队最早一批队员。在转到冰球项目前，他练过射箭和赛艇，修过手机，卖过彩票，还干过视频剪辑。他第一次接触冰球是在2016年，一见就喜欢上了——当时，中国残奥冰球队正在筹备中。

过去七年，中国残奥冰球队的运动员们都在等待着一次被看见的机会。

残奥冰球项目是冬残奥会上最具观赏性的项目。下半身残疾的运动员坐在底部是冰刀的特制冰橇上，利用带齿牙的冰球杆触地移动，寻找合适的位置挥动球杆击球。与健全人的冰球规则类似，残奥冰球比赛同样允许合理冲撞，运动员可以用肩、胸、臀冲撞对方控球运动员，一场冰球相当于一场“肉搏战”，对运动员的身体素质与体能要求非常高。2015年底，中国残联在哈尔滨举办了冰球项目首次训练营，这也标志着中国残奥冰球项目的正式设立。

2017年9月，中国残联、青岛市政府、山东省残联签订共建协议，中国残奥冰球队正式成立，青岛国信体育中心冰场是冰球队的训练基地。通过多次全国锦标赛、训练营，冰球队选拔高水平运动员，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

家住青岛国信体育中心附近的摄影记者何毅，是这个体育场的健身常客。

2018年5月的一天，何毅像往常一样来跑步，下午四五点时，他注意到，几位上肢健硕的残障人士陆续从场馆离开，他们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戴着义肢行走，但都身穿红、黄、蓝三色冰球运动服、胸前标着硕大“CHINA”字样。何毅猜想，他们可能是拳击运动员。

这不是何毅第一次看见他们，国信体育中心经常有运动员出入。但这一天，出于好奇心与职业敏感，何毅上前询问了他们的情况，这才知道他们是从各个省队前来参加冬奥集训和选拔的残疾人冰球运动员。

彼时，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刚结束不久，中国参加了6个大项中的5项，只余冰球项目未能参赛。何毅决定用手里的相机，记录下这群残障运动员备战北京冬残奥会的训练故事。

何毅记得，第一次去现场拍摄时，场上年纪最大的一位运动员已经有五十多岁。那位运动员从小就喜欢冰上运动和打冰球，身体残疾后，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热爱。“我的年龄算是偏大了，但我就是想过来试试自己能力怎么样，能不能行。”他对何毅说。不过，参加了几天集训后，他还是离开了队伍。

残奥冰球队运动员采取封闭式集训，所有运动员住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的酒店里，生活训练都在一起，只在每年放假或休息的时候回家，家人也不能来训练场地探望。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运动员们回家的次数更少了。

2020年10月，队员胡光剑受伤无法上冰场，只能独自在更衣室里进行力量型训练。一天要回宿舍的时候，他打开了视频通话，屏幕对面是他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因为疫情和封闭训练，胡光剑没能陪伴妻子生产，孩子出生大半年时间，他每天通过手机视频和孩子交流。这一幕给何毅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次北京冬残奥会，中国残奥冰球队上场参赛的18名队员中，有9名来自山东青岛，唯一的女队员于静也是青岛人。尽管家离体育中心只有10公里，开车就20分钟，但在备战冬奥时，她也不能回家。

冰球是男女混合项目。根据比赛规则，如果队里全是男运动员，上限是17个人，但如果有女运动员，人数就可以达到18人，“也是在鼓励更多的女性去参与。”于静说，“对于女孩来讲，（打冰球）需要对抗男性，这是一个比较巨大的挑战，需要很大的勇气。”

她身高175厘米，在体育比赛中有一定的身高优势，因脊髓灰质炎导致左下肢部分功能缺失。大学毕业之后，她陆续接触了残疾人击剑、排球、篮球和射箭项目，最终结缘冰球。作为队里唯一的女性，于静的训练生活经常遇到尴尬和不便。在青岛训练的时候，条件有限，没有单独的更衣室，她只能等着男队员换完衣服再更换球衣。

37岁的队长崔玉涛是全队年龄最大的男运动员，全队唯一的左撇子运动员，拼搏程度不输年轻小伙子们。2017年全运会的一个月前，在对抗赛训练中撞断了左手第五掌骨，他打石膏固定了两个星期，用皮筋绑着小指与无名指，将其固定，便重新开始训练。

这本是医生不允许的。医生告诉他，需要动手术，打钢板固定，“起码三个月”，“我当时就心咔哧一下，完了，全运会参加不了，心里边一凉。晚上聚餐一起吃饭后，回到房间，我对着镜子，真是眼泪不自觉就流下来了。”崔玉涛回忆，“当时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上场比赛，我必须得上场比赛，给自己立下了这样一个誓言。”

在崔玉涛的理解中，打冰球是一份值得为之付出努力的事业，也是证明自己价值的归途，“在奥运会期间，以整个中国残奥冰球队的名义，我们去奋勇拼搏，夺取这一枚奖牌。作为一个单独的小个体，（打冰球）也是证明了我存在的闪光点”。

2021年7月10日，山东青岛，残奥冰球运动员们在冰场上训练，场外摆着他们的出行工具轮椅。 （何毅/图）

徐金强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因2021年锁骨骨折，他差点缺席奥运会，受伤后在床上躺了三个月，距离比赛日期越来越近，“感觉时间不够用，就连做梦都是在告诫自己快点恢复。”所幸，2022年1月，他的愈合状态得到医生确认，最终入选上场名单。

徐金强心里憋着一股劲，想抓住手里的任何机会，证明自己，让家人长脸。

他的命运是在13岁那场车祸中永远被改变的。那时他读初一，成绩不好，是班上的“熊孩子”，语文教材学到了第14课，老师要求背课文，他偏是不背。出车祸后，也奇怪，那篇“没背过”的课文像是“印在了脑子里”——“枯藤老树昏鸦”，那成了他在普通学校学习过的最后一篇课文。

原本母亲是叫他回去上学的，但失去了右腿，站不起来，他的自尊心不允许。徐家就在公路边，每到星期六学校放学的时候，徐金强总会把家中的大门合起来。他躲在门缝里，瞅着昔日的同学们经过，跑跑跳跳地，生怕被他们看到，“就感觉特别自卑”。

在一次去医院复查回来的路上，他看到一个残疾人，是一条腿，乘公交车都是单腿跳着上下，也没拄拐。那个场景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回到家，他在门上拴根绳子，练习蹲起。起初蹲下就起不来，渐渐地，腿部有了力量，他抛掉轮椅，喊着要拄拐。

表哥给他找了条出路，进技校学点手艺。他一想，反正到了外边谁也不认识谁，自卑的心理可能会小一些。15岁的徐金强就这样到了济南，在两家学校分别学组装电脑和维修手机，到十七八岁，开了属于自己的店。

回想起这段经历，徐金强感觉是“被老天捉弄了一样”。做电脑组装，赶上联想启动“电脑下乡”惠农，自家组装没了竞争力。维修手机，又赶上智能手机迅猛发展，线路、电路和模块都完全不一样，花大力气学的东西瞬间就没用了。

再后来，店里的生意只剩下福利彩票和收电话费。手机普及，家庭电话交费的也没了。家乡人多到外地打工，买彩票的也少了。“慢慢地发现，做一个一个项目都不成，对自己的未来非常迷茫。”

偶然的机会下，他开始从事体育，“在赛艇队待了几天，被射箭队教练给要走了”。进射箭队时是2013年，他22岁，大部分队员年龄在28岁左右。听教练说，射箭运动员出成绩慢，对技术动作要求特别精细，需要下大功夫去锻炼自己。

回想起来，徐金强自己都有点惊讶，“那时候感觉自己特别能吃苦，自己想干的事一定要做成，别人就是训练下课了，我还要坚持再打上一组两组。每天训练到场的第一个永远是我。”他觉得自己进队晚，急于追赶。原本每天两个小时午休时间，他从不午休。

他知道，13岁时那场车祸不止造成了自己的身体残障，也改变了整个家庭的生活状态。以前父母务农，经济条件在村中“属于中上”。发生车祸之后，肇事方逃逸，医疗费用自付，花了20万元左右，“当时亲戚朋友全都被我爸给借遍了”。

徐金强发现，父母在亲朋面前特别抬不起头来，逢年过节聚餐时，他们在一旁大声地说笑，父母就只能在旁边附和一下，“感觉很尴尬”。他跟自己说，一定要混出来个样子。

2014年，射箭队训练的第二年，徐金强便拿到了全省金牌。“我那时候就感觉到父母脸上那种愁容没了，亲戚朋友对我爸妈的尊重增加了很多。”

徐金强遇到过一个重要的人生选择——是留在北京赚钱，还是为了理想打冰球。

彼时，徐金强已暂时放下体育事业，他认为自己的射箭成绩放在全国“不算什么”，想要在收入上有所进益，便做了北漂，上了四个月视频剪辑速成班，工资一路涨到每月8000元。

被教练邀约练冰球时，他初为人父，孩子刚一岁，养家糊口是首要任务。接受邀约意味着，放弃8000元月薪，从零起步。

但纠结之下，他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小梦想”。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决定先去参加考核。在中国残奥冰球队的选拔中，出车祸截肢的徐金强是有一定优势的。他解释，残疾是后天发生的，不是先天的，较之小儿麻痹症或者先天双腿瘫痪者，他的腰部力量更足，身体协调性也更好。

入队后，他也曾想过退出。“孩子也小，我走的时候孩子还叫我爸爸，（过了）四五个月之后，每天打电话，他都不喊爸爸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未能陪伴身边，这让徐金强倍感痛苦，“就感觉我的梦想要被我的亲情给打败了”。

他找到教练于彬反映情况，获准回家陪孩子待几天，重新和家人商议此事。几番考虑后，他决定坚持下去。

于彬是中国残奥冰球队里的首位教练，队员们是他一个个召集来的。2019年全运会结束后，于彬才离队。

接到于彬邀约电话时，崔玉涛心中十分犹豫。他曾是多项目运动员，2010年入选青岛市残疾人自行车队，2012年加入残疾人游泳队，2014年已退役，结婚生子。于彬组建冰球队的2016年，崔玉涛已经31岁，“生活已经归于平静，不想再接触体育，自己的年龄也到了。我都那么大岁数了，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太不现实”。

但这份犹豫在试训过程中被迅速打破。他还记得，一开始去是练体能，七个小伙子凑在一起，哇哇大喊着，力量又大，拿着25公斤的杠铃片，对着镜子“摽着劲儿在练”。

崔玉涛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被那种积极和乐观所感染。“你想想，一群人在一起，尤其是一群残疾人，咱们一起在玩同样的一项运动，相互帮助，多好的一个团队。（冰球队）一点一点从七个人慢慢发展，人越来越多，直到今天。”

冰球是项集体配合度要求极高的运动，用徐金强的话来说，“你个人能力再强，你不能一打五”。

对于中国残疾人运动员而言，这也是一项全新的项目。建队之前，他们大多对冰球项目一无所知。

“咱健全人都是穿上小冰刀鞋在冰上哗哗哗地滑。什么叫冰橇、冰球？没有见过。”现任领队唐楠回忆，“通过训练营我们才第一次见识到，坐在冰上，下面两个小杆儿，两个小冰刀，一个小斗儿，原来这个就叫做冰橇。”

最初的训练场地在对外开放的商场溜冰场，“我们都是早上去训练，在（对外）经营时间，队员就体能训练。”唐楠说，这种“窘况”只持续了几个月时间，随着各方加大投入力度，情况越变越好，青岛国信体育中心冰场也被打造为全国第一座适应于残疾人训练的专用冰场。

为了方便残疾人训练，冰场进行了一些专门的改造。“你可能没大注意，这个板墙都是不一样的。”唐楠提醒说，由于残疾人运动员坐在冰橇上，视线较矮，而冰球比赛换人速度很快，原始隔板不方便队员们了解场上赛况，更换成为透明样式。

此外，运动员房间配有洗澡间、烘干机外加桑拿房。“下了冰以后，身上都出汗出透了，但是外边环境都是冷的，常年下去骨头都受不了，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周必须要那么蒸一次，把汗从里头散出来。”唐楠说。

徐金强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摸着石头过河”的场景。“教练（于彬）当时也不懂，在网上翻阅一些资料。外面的网站也没有教怎么去滑行，怎么去训练，他只能通过外国队伍打比赛的视频，反复地看，给我们说怎么样握杆、滑行、打球、控球。”

“他只比我大一岁，也不能回家，整天陪着我们在队里也是挺辛苦的。”徐金强说，当时队员们往来冰场训练，都要靠于彬开车接送。有些周六日，于彬还会带着食材载队员们去海边放松。

2018年，摄影记者何毅开始联系采访时，中国残奥冰球队刚刚聘请了主教练尼古拉·沙尔舒科夫，处于保密阶段。那时的报道中不能写明主教练信息，直到2019年后才公开。

被队员们昵称为“大爷”的尼古拉教练，很快给团队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你们这杆子用的怎么那么长？”尼古拉来了之后先观察，第二天突然开口问道。

他根据队员们的胳膊长度调整，把多余的部分给裁剪掉。

“我说这个东西能自己裁剪吗？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器材也是特别贵的。他说首先你要量你胳膊的长度，得适合你自己。”徐金强回忆，尼古拉当天将他的球杆整理好后，效果立竿见影，杆子轻了，球速也快了，用得很顺手。

徐金强明显感知到，外国教练的训练设置非常系统化，“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在他的训练计划当中。”

每到星期天，尼古拉会做出下一周的训练计划，发在微信群里。每个时间该出现在什么地点、该做什么事都被列了出来，甚至包括早上集合“出去遛弯，呼吸新鲜空气”，再一起吃早餐。

“他来了之后也改掉了我们一些动作上的错误。”徐金强举例道，“以前通过视频来看人家怎么样进行射门，我们有样学样，到最后我们的手腕每天就疼得不能动，练伤了。”

“你们打门的方式不对。”尼古拉看过后说，发力的时候不能太用力握球杆，也不能靠手腕发力，而是用肩发力，肩带动小臂，小臂带动手，手再带动球杆，把球给打出去。而此前的发力方式，只用到了胳膊的力量。

翻译薛鑫回忆，2017年，她在俄罗斯留学，作为留学生志愿者，为首次出国参赛的中国残奥冰球队服务。“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残疾人运动员，当时球队还属起步阶段，滑得很慢。他们去跟国际高水平（球队）来对抗，队员没有一个人放弃，在场上尽可能地去拼去抢。那个时候特别感动，我觉得他们很强大。”

2018年薛鑫入队，陪同在尼古拉身边，见证着这支队伍的飞速进步。“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2017年他们跟意大利队打过一次比赛，这是他们人生头一次（国际）比赛。对方能打到咱们十几个球，队员连追都追不上人家。”她感慨道，“五年后的今天，在奥运赛场上再次对抗意大利队，咱们队员能大比分赢了。”

事业上的成就也影响着队员们的精神状态。薛鑫记得，队员们起初大多像是“传统的别人眼里残疾人的样子”，自卑、自闭，不喜欢跟人交流，“我们要求大家去到洗澡间，一定要洗完澡才能更换衣服，回到各自房间。他们不愿意跟大家共用一个浴室，不想把自己的残端露给别人看，会跟我们强调，今天没有带浴巾，今天没有带干净衣服，要回屋去洗。”但现在，队员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自信”。

比如在北京冬残奥会铜牌赛上打进两个球的申翼风，平时不把自己当残疾人看待，训练总是笑呵呵的。他认为双腿截肢是自己打球的优势而不是人生的缺陷。薛鑫与他关系很好，外人眼中性格内向的申翼风，在她眼中是个话痨，性格乐观，什么都愿意分享，会因为一件小事高兴好久。

参加冰球训练之前，申翼风曾靠自己的力量爬过一次泰山。

出远门总是坐轮椅的。他始终记得2015年的那个清晨，穿着假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从中天门开始往上攀登。他瘦，时间长了，假肢磨到皮肤起了泡，无法再走。父亲想背他上去，但他过意不去，“父亲年龄大了”。

他卸掉假肢，膝盖着地，用双手支撑，跪着往上走。当时正是过年，人特别多，攀爬之初，他不敢抬头看人，叮嘱自己“不要在乎别人的目光”。

登顶的瞬间，天刚蒙蒙亮，虽然错过了日出，但申翼风在心里呐喊“我做到了”，“身为残疾人，我也能做到和健全人一样的程度。”

他从心里接纳了自己。而这种攀登泰山带来的自我认同，其他队员们也从冰球赛场上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