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 “偷” 走中国科研人员的时间
访谈、撰文 | 王雨丹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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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以来，受一波波疫情的冲击，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疫情防控的要求之下施行封校、封实验室、线上教学等措施，一些需要 “身临其境” 的实验课题受到不小的影响。
如今已是新冠疫情暴发的第三个年头，上海、北京、郑州等国内多个大城市上半年遭受奥密克戎冲击。尽管这些城市积极复工复产，但许多高校依然处于（不定期的）封校/封实验室+网课状态。
今年5月，《知识分子》与一些国内的科研人员聊了聊，了解他们在疫情之下的生存状态。
在同《知识分子》的对话中，几乎每个人都谈到了时间问题。新冠疫情偷走了很多原本可以专心致志做实验、写论文的时间。
为了减少疫情的影响，他们与时间赛跑，在能进实验室的时间抓紧完成实验，不能做实验就看论文写综述。面对科研受阻的现实，许多人用实际行动证明：“躺” 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但在疫情肆虐的大环境之下，“戴着镣铐起舞”，并非所有努力都过程顺利、结局美满。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学校和机构名称也做了模糊处理。
在我们的访谈中，无论专业和地区，受访者的科研工作都因新冠疫情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上海的师生由于封城、封校，近期所受影响较为严重，基本是实验室进不去、订购的试剂和耗材等无法进校从而一定程度上耽误科研进度。
来自上海某高校的冯郁是材料科学与工程研二的学生，经历了封校+上海封城的他，对于疫情感触颇深。冯郁的学校3月份因为疫情封了2周，短暂解封后又从4月份一直封到现在，而且是封校+封寝的 “两封” 状态。这种情况下，不仅外面购买的试剂进不来，自己在学校也进不去实验室。
冯郁介绍，他的实验需要一种特殊的聚酯材料，全国只有一家公司能提供这种材料，供货方在这几年疫情期间也时常缺货。3月份供货商联系冯郁称临时有货了，但此时冯郁已经被封在寝室里，无法去学校财务处投递材料（仅三名财务老师留校，且仅处理防疫相关事务），因此不能订货，“就算订了也进不来学校，（之后上海的）物流停了。” 除了聚酯材料这种 “孤品”，一些常见的耗材在封控期间也稀缺。冯郁说，上海的快递受限早于封校，实验室里酒精、丙酮等耗材早已见底，“我们3月末就已经缺酒精了，不清楚试剂公司的物流何时能送到学校。” 此外，许多住在校外的老师封校后进不来，但实验室一些用于表征（即通过各种测试来得到材料的形貌、性能等指标信息）的设备只有导师才有使用权限，“（这）不利于及时表征，对改善方案有碍。”
由于科研任务重，冯郁平时在实验室的时间比较长：一周7天去实验室，工作日是早上9点到晚上11点；周末上午睡觉，下午去实验室，晚上10点、11点左右回宿舍。突如其来的疫情彻底改变了他的科研状态。他告诉《知识分子》，自己的实验前景 “阴云重重”，原定于明年夏天毕业，但目前整体实验只完成了四分之一，还有一部分生物实验需要等自己手上的实验做完之后再交由外部的合作伙伴来完成，而现在他还在等上海恢复正常之后学校实验室重新启动。
图1 封校之前（2月底）冯郁在实验室做出的微球，“形态很漂亮” | 受访者供图
上海另一所高校的老师云奇也跟《知识分子》讲述了类似的情况。他从事生物化学相关研究，从今年3月底就一直被封在学校，作为为数不多的在校老师，他白天要负责分发学校给学生提供的物资，晚上就睡在办公室。他介绍，以前供货商会直接把他们所需的试剂、耗材等货物送到实验室门口，但封校后，校外的试剂和耗材供应全部都停了，“实验室里的东西越用越少，很多东西已经用光了。”
云奇说，上海这波疫情开始以来，他们课题组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无法开展，除了试剂和耗材进不来之外，最大的影响在供应链上：他所在的实验室是一个极度依赖上下游供应链的研究团队，几乎完全依赖外部供应链来提供DNA合成和测序，封城封校把这种联系也一并斩断了。不过，五一之后，供应链渐渐恢复，一些供应商能在遵守疫情防控规定的情况下将部分试剂耗材送到校门口，经严格的消毒程序后再由云奇和同事搬到实验室。
目前，云奇所在实验室的科研工作正在逐步恢复，但这波疫情对他们科研进度的影响非常大，他原本4月份有一篇文章要投出去，现在这一拖估计得等到7、8月份。但这不仅是时间的问题，云奇表示，自己所做的这个方向算是个热门，国内外有不少实验室都在做类似的工作，“耽误这几个月，也许别人就先把成果做出来了”，他自己也处于一个较为焦虑的状态。
在上海之外疫情相对 “平缓” 的其他地区，研究人员的科研工作也免不了受到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可能更为隐性。
林远弛是长沙某高校化学化工学院研二的学生，他所在的学校仅在今年3月份封了10天外，此前并没有封校的经历，城市物流也畅通，因此平时的学习和科研基本正常。但自2020年以来，学校因疫情防控几乎不再允许学生寒暑假留校。林远弛介绍，寒暑假期间，学校的许多硕博研究生都会留校做实验，这是惯例。但他恰好2020年入学，因此连续几个寒暑假都不能留校科研，这部分时间的缺失耽误了他不少进度。他表示，如果之前的寒暑假都留在学校实验室，前期的药物表征和细胞实验应该已经做完，按理现在已经开始动物实验了。但现实情况是：自己实验做不完，只能删减所研究的课题内容，对应的也只能发非预期期刊，和原计划相差甚远。“现在整个实验进度delay，不仅是战线拉长，还会影响到我目前正在准备的博士申请考核。”
5月25日，北京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通报指出：北京早期大部分传播链已完全得到控制，北京疫情防控进入攻坚扫尾阶段。在这之前，北京的许多居民区仍处于管控状态，市民以居家办公为主。同一天，北京部署了高校期末工作要求，表示北京高校学生可安全有序返乡返家，这对北京的高校学子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
李迪一是北京某高校石油与天然气工程研三的学生，处于毕业季的他刚完成自己的论文盲审，他告诉《知识分子》，虽然论文盲审 “侥幸” 过了，但在此之前他一直很焦虑，怕论文质量不过关而影响自己毕业。
不久前，李迪一的几个同专业同学收到论文盲审未过的通知，按照学校规定他们只能延期至9月份毕业。他告诉《知识分子》，虽然不能确定盲审未过是否跟不能出校补做实验有关，但3月份以来学校的管理一收紧，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学生确实都无法再出校做实验了。
“北京（高校）的疫情管理一直挺严格的，我们学校年前就处于不得随意出校的状态。” 李迪一说。
他介绍，过年前他们还能以 “合理事由” 提前一天申请，获批后出校，这些理由包括：实习、实验、就医等。去年冬天，为完成实验课题，他在校外的一所机构实习，每天都要向导员请第二天的假，否则第二天就无法出校。
寒假之后，学校所在区的疫情防控政策收紧，校方对学生出校的申请也加强了管理，“基本上只有看病才能出校，而且要提交证明，做实验和实习的（出校申请）一般不给批了。”
新的规定对李迪一这种需要到校外的科研院所做实验的工科生来说比较棘手，“根据当时导师对我毕业论文的修改意见，我得出校补做一些实验，但我出不去，我只能和导师说明原由，然后尽力修改论文，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
他算了一下，如果没有疫情，他的毕业论文至少能提前三四个月完成，即使需要补做实验应该也会顺利完成。“疫情期间影响论文进度的因素很多，像有时候（校内的）机器坏了维修工人进不来我也得等上很多天，这些都让我的毕业之路更为 ‘波折’。”
除了做实验受阻之外，和实习单位人员及导师的交流也成了问题，李迪一表示，封校之后研究课题出了问题他不能到现场去看，和两位导师也基本都是线上交流，他感到无论是研究课题还是毕业论文都比较吃力（他的毕业论文是从研究课题中析出的一部分）。他回忆，上一次出校还是4月中旬，因为研究课题的项目答辩请假出去了一趟，而下一次 “可能就是毕业离校了”。
疫情对于高校学子的影响，在毕业生身上似乎更明显，但其他学生也免不了受此波及。李迪一告诉《知识分子》，他所在的学校现在基本只有毕业生，因为年后学校的政策 “步步收紧”，3月上旬就不让外地学生返校了。他表示，研一研二的学生上课、考试（学科考试和英语六级考试）、实验都会受影响，这些影响虽然目前看着不太严重，但有可能影响他们以后毕业和找工作（例如延后科研进度，拿不到英语六级证书等），“这种影响是长期的，从未消失过。”
关于疫情的长期影响，同为北京学子的陈翱也有同感。陈翱是北京某高校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他的研究课题需要去长三角地区实地调研，但由于疫情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如果没有疫情，去年年底之前应该就跑完一趟长三角三省一市（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了。”
陈翱2020年入学，入学后其实有许多 “窗口期” 可以出京，但他表示，出京看似简单实则不易。一方面，即使是北京疫情缓和的时期，学校对出京的审批也较为严格，三天以上离京假期需要学院以上领导的审批，像他这种至少一周的外地调研假会很难批。其次，出京的 “软性限制” 较多，陈翱担心自己所到之处一旦有疫情，可能没法按时回京，或者回来也需要花时间隔离，而他日常还要上课，要做一些线上调研的工作，耽误不起这些时间，因而综合考虑后他谨慎地选择了暂不出行。
陈翱的研究课题6月底就结束了，但实际上实地调研工作还没开始，只是线上调研工作一直在持续，“可以形成调研报告，但质量肯定不如理想状态，毕竟线上工作不能完全替代线下。” 他表示，即使课题结束了，等疫情平缓一点，自己还是会以个人身份再去长三角看看，弥补一下之前的遗憾。
在同《知识分子》的对话中，几乎每个人都谈到了时间问题。新冠疫情偷走了很多原本可以专心致志做实验、写论文的时间，而大家的应对之法总结起来大概有两种：加班加点和另辟蹊径。
身处上海的冯郁选择跟时间赛跑，他表示自己 “根本不想回家”。他的计划是，等上海彻底解封、物流恢复正常之后，就赶快采购材料并回到实验室抓紧时间完成实验；如果可以的话，暑假期间也留校，希望可以把之前落下的实验补起来。
而寒暑假不能留校做实验的林远弛，两种方法都用上了。一方面，延长目前的工作时间（更早到实验室，更晚回宿舍），趁着还在学校的时候赶紧做实验，尽量弥补损失的假期时间。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课题已经打折扣了，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申请考核，他只能在原本的研究课题之外多写多发review（文献综述），并且还在申请自己所做研究的专利。这样一来，他的时间更紧张了，“review和专利也是很重要的，至少能够证明你在硕士期间有做科研的能力和经历。”
对于实验室进不去、试剂耗材进不来等情况，大家能做的似乎并不多。就试剂耗材而言，至少在物流紧张的时候（例如上海封城期间），首先肯定要保证生活物资的供应，这种时候，平常充足的物资储备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上海封城、学校封校之前，云奇就有预感，觉得疫情再发展下去，可能的封控会影响试剂耗材的订购。于是，他立马让学生紧急补货，给实验室囤了大量的液氮和二氧化碳（液氮用于低温保存细胞样本，二氧化碳用于体外细胞培养）。补完货仅一两天之后，上海的物流就停了，随后他们就迎来了漫长的封校期。一直到5月，随着上海物流的逐渐恢复和学校的努力，他们的液氮罐才终于又续上了。“只能说我们属于运气好的那一批，液氮罐还剩下1/4，如果再过一个星期我们的细胞可能就保不住了。” 对于封控期间物资的缺乏，云奇表示理解，“防疫总是第一位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其他事情只能靠边站。”
同时，他也提到封控期间学校对于物资和科研的支持，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他所在的学校自封校起就一直在给学生送物资，包括卫生纸、消毒湿巾、方便食品、零食、水果及其他生活用品。据他透露，封校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前前后后给学生发了十几批生活物资。云奇告诉《知识分子》，4月底左右学校就开始统计各个课题的紧急科研物资需求了。“第一个恢复的就是液氮和气体的供应，这解决了大家的燃眉之需，要不然学校的损失就太大了。” 目前，随着各方的支持和努力，一些满足防疫条件的供应商也逐步恢复了部分品类试剂耗材的供应，这些供应商正在帮助云奇和校内的其他科研人员重建正常的科研秩序。
在这次的访谈中，有一位学生比较特殊，他本是在国外就读的留学生。丰锐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澳洲某高校念博士，但他的读博之路漫长而艰辛。丰锐在2018年1月入学，2020年1月回国过年。本以为只是一场短暂的探亲之旅，没想到赶上新冠疫情暴发，不久后澳洲因疫情防控而关了国门，不允许非公民和没有永久居留权的人士入境，直到今年3月份才彻底放开，他在国内 “滞留” 至今未能返澳，博士课题受到严重影响。
回国后一个月左右，国家留学基金委和澳洲学校的奖金都停发了。刚开始，丰锐的导师还可以给他提供线上兼职的机会，之后学校政策禁止同境外学生签订劳务合同，所以这部分收入很快也停了。按他的话说，自己成了一个 “没有收入的大龄男青年”。
一方面由于经济压力，一方面在家容易和父母闹矛盾，2021年7月，暂时无法返澳的丰锐选择从老家前往北京工作。由于博士还未毕业不能签正式的劳务合同，他能找的只有实习或兼职，收入也相对较低，经常需要拿自己之前攒的零花钱来补贴生活。
丰锐念的是工科，他的博士论文需要在实验室完成各种实验，但 “山高学校远” 的现实条件使得他根本不能按计划完成实验，无奈之下，他只能在和老师商量之后转换研究方向、大改论文内容，一些需要实验得出的数据只能换成理论分析，这算是绝境之下的一个大转弯。在北京的工作确定之后，他开启了自己半工半读的生活：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写论文，如果白天不那么忙，也会抽空处理论文事宜。他表示，虽然经历了这么多，论文也大改，但应该不会影响自己博士毕业，只是延期（加上之前休学半年的时间，总共延期一年半）。
访谈中，丰锐还和《知识分子》聊起和自己境遇相似的一些留学生。在他认识的一些回国之后暂时无法返澳的中国留学生里，有的和他一样转换了研究方向（实验转理论），有的找到了国内可承接实验的单位继续做实验，有些中外联培养的学生甚至直接放弃了回澳洲而选择在国内毕业，但这些都是少数——更多的人则是在焦虑之后，等澳洲开放了边境再买高价机票回学校继续念书和科研。
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丰锐提交了自己的毕业论文，但外审时间格外长：原本只需要约三个月，但他的论文实际外审时间长达8个月，他认为这其中应该也有疫情的影响。就在不久前，澳洲的学校通知他论文已通过，他也在计划远程办理毕业手续，“希望还能尽快毕业，不然又要错过找工作的窗口期了。”
作为一场全球瞩目的黑天鹅事件，新冠疫情影响着每一个人。
在管控、封校等防疫政策之下，许多人尝试各种办法来尽量减缓影响、弥补失去的时间。不过，他们也认为，在疫情防控中，个人的能力和权限有限，科研受到的影响不可避免。
因学校封校、财务处不上班而无法购买实验材料的冯郁认为，即使封校期间，学校的各工作处也不应该处于静止状态：学校财务处应及时安排面向校内的工作时间，给出有效的联系方式，并通过电子签名、电子材料和电话确认等手段让学生投递材料，以 “线上办公” 的方式尽量减少对师生科研的影响。
随着上海形势的逐渐好转，云奇学校的科研工作也在恢复之中，部分订购的货物可以送到校门口，但与第三方供应链的联系仍未打通，这也影响着他们的整体进度。他认为，像他们这样依赖上下游供应链的课题组，可以找一家第三方公司进驻校园，直接在学校里给他们坐合成或测序服务，这样能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现在依赖供应链的问题。不过他也觉得这个想法在封校之后再实施难度比较大，“我知道有的学校是这样子的，直接在校园里给三方机构划一块地，但（对我们目前来说）这个事情很难办，我觉得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云奇的学校有个动物实验中心，里面养了不少模式动物，封校之后中心里动物的管理和实验也只能先按下暂停键，“那些本来可以做实验的年轻力壮的小鼠现在都可以当爷爷了”，而像这种情况是无法弥补的，只能之后重新花钱花时间精力繁育（或购进）新的小鼠。关于疫情防控对科研的影响，云奇坦言，在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很多事情 “无法避免、无可奈何”。
关于疫情期间校园的管理，李迪一也认为或许校方可以有所 “让步”，比如，可以让外出做实验的同学在开具相关证明后获批出校，期间做好管理和监督工作，确保学生处于 “校外实验室-学校” 两点一线的状态。
因疫情期间不方便离京、因此直到项目快结题都没有到长三角地区进行实地调研的陈翱则认为，科研项目的时限可以酌情放宽。他认为，对于人文社科专业而言，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项目，审批单位不必把结项的时间点卡那么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后。以自己的情况为例，他表示如果按照规定的结题时间（今年6月底），最后的调研报告质量肯定会打折扣。但他同时也提到这一想法的落地可能很困难：一是这种处理方式政策上没有依据，现实中也几乎没有先例；二是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审批单位不好客观评估哪些项目可以延后、延后多久；三是有些学生上学时间就两三年，还面临着毕业的问题。因此，他认为要实现 “项目延期” 还比较遥远。
经历了回国后奖学金停发的丰锐表示，经济压力还是最大的问题。他认为，对于因疫情回国而暂时无法返校的公派留学生，国家留学基金委或许可以不停发全部奖金，“如果有一些学生愿意在国内先继续开展研究，但并没有（正式）工作，那就可以每个月象征性发个两三千块，这样也能减轻学生的部分经济压力，这些学生往往还负担着国外的房租”，丰锐认识的和他情况类似的留学生，大概1/3都到了北京，在北京一边兼职/实习，一边找机会处理学业和论文的问题。
在和《知识分子》的对话中，大部分受访者都提出了自己认为可行的建议，但也承认这些建议要落地比较困难。每个人、每个课题组的情况不一样，各个城市的疫情严重程度和具体防疫措施也不同，而且许多 “建议” 需要个人、学校（科研机构）和防疫机构的配合，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由于访谈样本有限，新冠疫情给全国科研工作带来的影响难以具体量化，但在可控可行的 “人为” 方面，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达了如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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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没多久，国内在科研方面的政策并没有完全 “一刀切”，多地为抗击疫情开辟了科研项目的 “绿色通道” [1]。按照科技部抓紧推动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科技攻关的部署，截至2020年2月6日，山西、陕西、四川、福建、广西等地的各级科技部门已经开辟科研项目 “绿色通道”，采取随时申报、随时受理等多种形式，聚焦新型肺炎科技攻关。例如，当时福建省采取了 “先研究、后立项” “边研究、边申报” 等措施，发挥了科研攻关在新冠肺炎早诊断、早治疗方面的作用，当地一些高校和企业紧急研制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并申请进入国家药监局的快速审批通道。
现在，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在等防疫政策方面新的变化——虽然，他们不认为 “科研工作对于防疫来说有重要到可以单独开绿灯或搞特殊”，也不再期待科研能够在短时间内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
“防疫上政府经济投入巨大，最终会在其他方方面面的经费缩水上有所体现。其中科研经费的减少也是必然的。而最近几年高校教师拿科研经费内卷实际已经非常严重了。希望我们能挺过这一关吧。” 云奇说。
6月1日，上海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但高校的实验室何时能够开放仍没有明确的信号。
6月6日，云奇告诉《知识分子》，学校有望在下周正常通勤。冯郁则表示，学校已经放暑假，现在还没有接到可以返校的通知。他一位研二的同学曾向上海市教委咨询，实验室是否能够在6月1日重新开放。
“学校将根据整体形势进行研判，稳步有序推动复学复研。开放时间以学校最终通知为准。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上海市教委回复道。
《知识分子》编辑
派大星地球分星
参考文献：
制版编辑 | 姜丝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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