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女生聊天日本女教授，视频被骂到下架：说点不同看法

这几天，好几个朋友都让我写写怎么看待“北大宿舍”聊天上野千鹤子（日本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所引发的舆论海啸。在我们读者群，也是热议话题。

没看原视频前，我还以为被诸多网友侮辱为“三个子宫和一个大脑的对话”、“丢人丢到日本”、“给北大丢脸”的视频有多“不堪”，结果看完后不由想说：至于被骂、被嘲讽，甚至于不客气地说——被网暴成这样吗？骂到up主连视频都下架，还要在微博发表道歉声明，公开“承认错误”。

在具体评价视频对谈内容之前，我想先表达下自己的基本立场。

讲真，这场“运动似的喧嚣”以及“结局”，让我想到了文革。如今，每一个自媒体都可以变成一张“电子大字报”，有意无意中就变成了剿灭“异己者”的工具。而“人人喊打”的那个，在“电子集市”上被“游街示众”，如果扛不住压力，要么像up主@全嘻嘻这样写检讨书“公开认罪”，而更恶劣的，是像戴粉色头套的郑灵华那样罹患抑郁而自杀。

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有不同意见很正常，表达不同意见也很正常，但我不认为大字报式的羞辱、痛骂、夹枪带棒的嘲讽，是一种参与公共讨论的健康方式、正常方式。

我愿意非常旗帜鲜明地说一句：我不喜欢那种充满戾气的表达与攻击，也不欣赏那种带着智商优越感和主义优越感的嘲讽、轻蔑。

先不说我认为这场对谈其实不乏亮点与有价值之处，就算它真是一场糟糕透顶的对谈，也真心不必用“三个子宫”来羞辱三个女性——不论她们是谁，不论她们是否北大毕业、是否婚育、是否职业女性、是否伪女性主义者——她们，理应得到生而为“人”的最基本尊重。

好，先说这场对谈里最大的“非议点”——你不结婚是因为受过男性伤害吗？

其实，如果真看了原视频，就会发现全嘻嘻的“预设”除了“是因为受过男人伤害吗”，还有另一个——“是否和原生家庭有关”？

但很多攻击全嘻嘻的人抹掉了后半句，只提前半句，并因此嘲讽她“格局太小”、“认知偏狭”、“难道女人只有受到男人伤害才会选择不婚？”“为什么会假定天下女人都该想结婚？”

作为一个新闻专业背景出身的人，我的确不赞同在这个特定场景中，将一个更适合做开放式提问的问题变成一个封闭式提问，但是，这也算不得什么“致命错误”。

先从思维习惯的层面来讲。全嘻嘻把她自己能想到的两种原因抛了出去，这种“由己度人”、“预设立场”的思维方式，难道真是她独有？大家不妨诚实地问问自己，“我”就从未如此过吗？而“由己度人”又一定是个该弃如敝履的“认知习惯”吗？也未必。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通过“理解自己”去“理解他人”的。

关于全嘻嘻这两个预设性问题，很多人觉得上野千鹤子的回答——“我只是对婚姻不感兴趣”，是彻底否定了全嘻嘻问题中的所有预设，但我却认为恰恰相反。

因为事实上，上野千鹤子在后面的回答中就继续解释了——她的“原生家庭”状况，正是她之所以在十几岁就开始对“婚姻不感兴趣”的“起点”。而那会儿，“女性主义”这个名词，都还没来到她的生活里。她正是从小目睹了母亲在婚姻生活中的不幸，才不想走进婚姻制度，重复与母亲一样的命运。而在彼时的日本社会中，女性只要进入婚姻，大体就面临相似的命运。她在很多普普通通的婚姻中都观察到了“忍气吞声的女性”。

所以，全嘻嘻在提问中所预设的两个不婚原因，其中的“原生家庭”这一条，并没错。

这是这场对谈被痛批的另一个点。一大批人狂欢似的跑过去给三个北大女生贴标签：“丢人丢到国外”、“北大不过如此”、“丢了中国精英女性的脸”……

对这种羞辱式攻击，我在前面已经表达过立场，下面只谈观点。

首先，无论提问者是否北大毕业的，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她们“应该”如何提问，提问还“应该”很高级、很智慧。这叫“强加”。

连上野老师自己都在视频访谈里特别反对了“强加”，再三强调“自由选择”，可贴标签喊口号的人，却以“女权”之名行“强加”之实。

在视频中，上野老师即便内心里很希望“女性主义”的思想认知能够在代际间传承“接力”，但她也没有主动去提。在三名女生主动表达了想要接力的愿望后，上野老师答：

看到你们主动提，我很高兴。我没有主动提，是因为接力棒不能硬塞到人家手里的，这是一种强加。说得多好。

其次，和顶级学者对谈，“宿舍式聊天”就很low吗？而从个体经验出发来谈“女性主义”就很没文化没思想？想要聊出女性主义的深度，就非得“理论对理论”？

我是完全不赞同的。

事实上，掀起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奠基之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e Mystique，1963），恰恰是基于大量个体案例的采访调研，最终经思考、分析而完成。成书中有大量对“个体案例/个体经验”的叙述，它们是学术化思考与分析的事实基础。

作者贝蒂·弗里丹思考女性问题的“起点”，和上野千鹤子非常相似：在原生家庭中目睹了母亲在婚姻关系中的不幸。

后来弗里丹在求学、婚恋、职场中遭遇到各种问题，比如她自己就因生二胎请产假被炒了鱿鱼；毕业15年后同窗聚会时，她又从自己昔日女同学身上观察到了一种“相似的痛苦”——毕业后她们纷纷成为家庭主妇，却都过得并不幸福——所以，正是基于现实生活中这些活生生的“个体经验”，才触发弗里丹去研究女性问题，写出了那本传世的经典名作，也推动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她本人也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运动旗手之一。

在我看来，脱离个体经验去谈主义，才是空洞的、不接地气的。主义本应为阐释和解决现实困境服务。不为“现实”服务的“主义”，脱离了“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的主义，还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中国去年出版的畅销书《始于极限》，也是一本对谈录，是上野千鹤子和铃木凉美之间的“往复书简”，其中也不乏对很多“个体经验”的叙述与探讨。

由上野千鹤子与日本漫画家田房永子合作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也是一本漫画形式的对谈录。它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回溯女性主义的发展，聊母女关系、性、工作、婚恋、育儿等等日常生活中的议题。

而这位田房永子，她最畅销的漫画随笔，就是讲述亲身经历的《老妈好烦》，故事主线就是她和母亲之间的“战争”。她还著有《妈妈也是人》、《认真思考‘如何养育男孩子’后，性生活变成了一周三次》等。

我看了上野老师与田房永子的聊天视频，上野老师特别感谢田房能以漫画这么通俗的形式通俗易懂地介绍女性主义，让更多原先不了解、也没有契机接触女性主义的人，知道了女性主义到底是什么，可以怎样帮助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试问，像上野教授这样蜚声国际的学者为什么会热衷于做这些“相对口水化”、“阅读门槛低”的普及性书目？一是我前面说的，“主义要服务于具体的人、具体的现实”，二是为了在普罗大众中推广女性主义。让女性主义feminism不止是一门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会去研究的“学问”，更是普通人也可以掌握的“生活工具”，帮助普通女性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遭遇不公时，随手就可操起这把“反抗的镰刀”。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读得下去《厌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样的学术型著作。

一边，我看到那些自诩高级的女权主义者们，以一种“凌驾”的姿态来嘲讽攻击羞辱北大三位女生的low，另一边，我却在访谈视频中看到：上野老师对三个女生分享“个体经验”既尊重且有兴趣。

她对女生们愿意和她分享自己的私人经验表达了感谢，也表达了感动，还在访谈结束时表示“完全没有鸡同鸭讲的感觉，处处都是共鸣，完全感受不到语言的壁垒”。

替上野千鹤子为这场对谈感到可惜、不值的朋友，其实真心多虑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三位中国高知女性所讲述的个体经验，恰恰可以作为上野千鹤子了解中国女权现状的样本之一。

不妨看看上野千鹤子和田房永子的视频对话：

回到“北大宿舍”的视频，我尤其感动的是什么呢？上野老师在最后对女生们说：衷心希望你们能过得幸福，过上比我们更好的人生，这就是她最诚挚的心愿。

你看，上野老师不会高举“主义”的旗帜而忽略具体的人、具体的感受，相反，她看得见具体的人，对她们满怀“具体的爱意”。远在日本，她也会把中国的女性当作她所在意的“附近”，希望女性同胞们都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这场对谈，的确欠缺所谓理论高度，但三个女生坦诚分享个体经验，问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困惑——就算是带着个人的纠结和认知局限，也是有样本价值的。更何况，有的问题，也很有代表性。

比如，其中一名北大女生表示从理论上能够理解女性所遭遇的结构性不平等，认识到男性是男权制的既得利益者，想到此，难免会对“男性”这个集体概念心有“恨意”，然而具体到生活里，也还是会对某个男性心动，甚至会为他恋爱脑。怎么解决这种矛盾？

坦率讲，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也非常尖锐、并且应该被认真思考与对待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辩证地看待“理论上的男性概念”和“生活中的具体男性”？

再比如，关于“完美的女性主义”、“有瑕疵的女性主义”的提问，虽然在认知上的确有局限——因为这世上本就没有什么所谓正确的女性主义，社科类的问题也从来没有所谓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但是，我更愿意理解为，三位女生其实是在试图用这个问题，来反对国内一些自诩高级的女权主义者，将女性按照婚否育否来划分三六九等的想法——btw，我个人非常非常反感“婚驴”、“行走的子宫”这类侮辱性词汇。

至于那句“学了女性主义是否就永远不会受到男性伤害了”？的确是问得缺乏常识，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她们真正想问的是：对普通女性而言，学了女性主义有什么用？他们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挑中了两性关系作为切口进行提问。对此，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毕竟婚恋烦恼的确是当下很多女性普遍会遭遇到的。

我认为这场对谈最大的不足、也是最让我个人感到不适之处，是三名女生对权威所流露出的崇拜和仰望，渴望得到一种所谓来自权威的“认可”。这实在与“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精神背道而驰。然而，环顾四周，搞权威崇拜，求权威“敲章认证”的，又何止这三名北大女生？女性是被后天建构、塑造的，自由、独立思考的人，又何尝不是。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不了解也不care这几个女生过去引发过什么样的争议，因为就算过去说过什么错话，也不应成为“定罪”今日之言的理由。咱们还是就事论事。

三个女生的提问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她们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思考与认知局限，但这是什么罪不可赦、作奸犯科的事儿吗？在一个转型中的时代，有局限才是正常现象。谁又能保证自己的观点无懈可击？

与其去跟风嘲讽三名北大女生如“乡野村妇般无知”，不如想想怎么去呼吁并参与到更加平和、理性的公共讨论中去。与其在女性内部“搞批斗”制造分裂与纷争，不如想想如何团结与互助。

谢谢大家耐心读完这篇长文。也欢迎文末留言探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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