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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身边世界」

你可以闭上眼睛，合上嘴巴，捏紧鼻子，让这些五官都暂时休息一会儿，唯独关不紧耳朵，即便是捂住双耳、戴上耳塞，依然不可能完全听不见声音。声音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总被忽视。

结束深圳的采访，回到北京。我坐在从南站开往北三环的出租车里，车窗紧闭着，窗外是熟悉的北方冬天光秃秃的枯枝荒草，马路宽阔平坦，视线没什么阻隔，看得到路尽头。想起前些天看的一个分析，聊北京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没有都市感，其中也说到，很大一个原因在于路网密度低，但另一方面，城市的声音似乎也在这种宽阔中消散了。我突然意识到，北京的城市噪声是小于深圳的。

在深圳的几天，有两个瞬间印象深刻，一是在南方科技大学和年轻的声音研究学者徐秋石见面，创新创意设计学院设在校外的写字楼内，我们坐在三楼小会议室，窗户开着，楼下不是主干道，车流不算密集，却依然觉得嘈杂，徐秋石估算着有三四十分贝，我们需要比平时说话略提高一点嗓门才能顺畅交流，偶尔还会出现一两声突兀的喇叭声；另一次是在城市声音收集者李扬的院子里，她把自己的院子打造成了一个声音博物馆，摆放着不少声音装置，院子挺大的，有100多平方米，外面隔着一条绿化带是华侨城门前的那条马路，头顶上有条航线，我们坐在屋里聊天，汽车和飞机的声音交错着冒出来。

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意设计学院助理教授、青年声音研究学者徐秋石（张雷 摄）

不知是不是因为要做“声音”的专题，这一周，我的耳朵变得格外敏感，极尽所能地去听平时不曾关注的声音。

出租车行驶在北京三环上，阳光照进车里，暖和得很。加拿大作曲家默里·谢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曾经提出，把能否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列为城市的噪声标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应该安静到足够听见走路的声音，不过这已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想法了。

现在，国家生态环境部每年都会发布《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其中有一个指标，叫作“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所谓“等效声级”，是国际大多数国家对噪声进行评价的主要指标，一般认为，分贝值在55以下为良好，60以上为污染严重。2020年的这项指标，北京是53.6，深圳是56.2，这一年指标最高的是计划单列市青岛，58.7；在2022年回顾2021年度的这份报告中，略去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具体各地数据，但指出平均值仍为55分贝。除此之外，抛开城市建设和运转节奏这些更复杂的因素，客观来看，北京地形平阔，深圳多山多树，声音在深圳这座城市的传播会经历更多折射和反复，或许也是噪声区别的一个因素。

不过，每座城市里也不只有噪声，还有市声。如果不被对噪声的感受困住，当我们主动用耳朵去体察一座城市的时候，会有很多区别于观看的感受，这是很有趣的。

有经验的人可以从汽车的鸣笛喇叭声判断出是什么品牌；根据树上的蝉鸣声判断是幼蝉还是老蝉，老蝉更闷声，没那么清脆，我的采访对象还告诉我，如果在深圳的一个小区听不见蝉鸣声，大概率这是个房龄不超过15年的新小区；到3月底，在湿地公园附近都能听到不同候鸟的叫声，它们白天有时会躲在树林里，只能通过声音分辨它们的位置，更有意思的是，很难听见深圳市鸟黑脸琵鹭的叫声，据说这是一种几乎不发声的鸟类。这几年深圳新开了很多社区咖啡馆，早上七八点磨豆机、咖啡机的声音就响了，没几家是上午10点才开门的；到了夜间大排档里，通宵达旦沸腾着锅气与谈生意喝酒的声音，混杂着天南地北的方言。有些声音却在深圳很少听到：象棋子砸向木板伴着一声“将军”的声音，马路边打牌和围观津津乐道的聊天声，老年人拄着拐杖戳地的声音……诸如此类闲散的声音。

李扬是太原人，20多年前来深圳工作，做电台DJ，这在当时是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带着电台工作的经验，李扬一直在跟声音打交道。音乐、民生、经济的节目她都做过，在跑民生新闻的那段时间，她开始注意到城市里细琐的声音，采访的同时，她也用自己的录音设备收录一些街头巷尾的声音。到现在，她的声音资料库里已经储存了三万多条声音的音频，绝大部分都是深圳这座城市的。

七八年前，李扬正式从电台离职，开始专注做声音收集和研究。她希望自己是一个按钮，提醒更多人去关注到身边的声音。2018年，她带着自己的团队做了一份“深圳城市声音地图”。他们发动市民自己录音，在海量的城市声音素材里，挑选出38个最有象征性的声音，就像是城市的纪念碑或地标性建筑一样，从坪山客家大万围屋“嘎吱”的老木门声，到腾讯大厦里繁忙的键盘声，每一段音频被生成一个二维码，附在深圳地图上。

自然里收集声音，为了听到某种生物发声，往往需要等待很久

我问李扬，这些年来收集了那么多深圳的城市声音，哪里的变化最大？她想了想说，或许是华强北。早年间的华强北，到处都是装箱卸货的声音，嚷嚷着“电脑、手机、零配件”，白天黑夜的，什么时候听都是闹哄哄的；现在不比以前了，交易改到线上，叫卖声没了，蹿上蹿下取货的声音也少了很多，晚上更是安静，一切变得有秩序，声音不再那么复杂了。

李扬提到蝉鸣声，她会把蝉鸣作为一个城市的生态指标。这些年来，她收集了几十种不同声音的蝉鸣，有高档小区的，有城中村的，水边、树上、蜕了壳的，早晨、中午、一年四季的，都不一样。“一座城市，必须到达一定的年限，拥有草长莺飞的生态系统之后，蝉才有可能出现。因为蝉是从土里生长出来的，幼虫要吸食植物的根汁，只有泥土拥有这一套生态供应链之后，这个地方才会出现蝉。”因此，如果一个小区满是老蝉鸣叫的声音，那就说明这小区够老，而且清水的生态系统不错。李扬在深圳听过最美的蝉声，在西北的光明区。所谓“美”，是蝉鸣丰富的意思，不同年龄段的蝉都有，老蝉叫起来肆无忌惮，拖着长调，声音很辽阔；新蝉会谨慎不少，一有点风吹草动，就立刻中止。虽然深圳四季不分明，但依然能听出不同时节的变化。

能听得懂蝉鸣鸟叫，辨得出是什么品种、什么状态，是一种听觉认知上的能力。普通人通常都不具备，需要靠训练。然而，在嘈杂的都市环境中，如果不是特别关注，或突然的分贝提高，我们往往都注意不到这些声音，它们淹没在噪声里，但仔细听是听得见的，却不被人主动选择听见。久而久之，“听觉”的能力，就弱化成了“听见”的能力，耳朵变得越来越不敏感。

我对声音好奇，是因为跟朋友聊耳机和音响，这是我的盲区。起初我没有意识到这些设备的“性格”差异如此之大，多听一听，高音、低音的各自侧重表现就显现出来了。在专业的声音从业者那里，有一套独特的描述声音的语言，比如，这个声音是round的，那个声音有点blue，再或是高频弦乐放到厚声的系统里时，往往细节没那么突出，薄声系统里，高频声又会显得尖锐。

徐秋石说，这种声音的质感变化，实在是很难用语言去描述，这一行做久了，自然会拥有这些“默会知识”。也就是“悟到了”。

Hi-fi制造出的复杂声音系统让我意识到，我的耳朵是如此不敏锐。在这个视觉文化高度泛滥的时代，无论是耳机里声音的变化，还是日常生活里听觉的感受力，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耳朵，似乎变成了一个接受信息的工具，只要能听见内容和信息就行，至于听到的是怎样的声音、声音本身传达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和情感变得可有可无。为什么声音无处不在，却总是被忽视？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伺候一下耳朵了？怎么伺候？怎么能找到听觉的敏锐度，去好好享受声音本身的美妙？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敦多年来一直从事听觉文化的研究，他给出的答案简单直接——一是因为声音看不见摸不着，二是说不清。但这仍然无法回答，人们在讨论声音和听觉的时候，为什么总是不自觉地就会拿视觉去类比。王敦无意间说道：“我们在这儿聊天，在声音的世界盲目地游走。”他愣了一下，“你看，我们会不自觉地说‘盲目地游走’，说明语言本身是高度视觉化的”。是啊，为什么不是“失聪地游走”，而是“盲目地游走”呢？只能说明，在“视觉中心主义”的世界，视觉比听觉重要得多。

研究显示，我们通过各种感官从外界获取到的信息中，约有60%来自视觉、20%来自听觉，剩下的是其他感觉。与图像相比，声音是留不下来的。它的发生意味着时间的流逝，而结束了就片甲不留。但是由于视觉的作用强大，我们往往在听见某个声音的时候，脑中会产生画面感，声音会很快勾起视觉的经验。所以听觉是否敏感，有时候也不只是耳朵的问题，而是关乎记忆与个人经验。

如今颇具人气的冰岛钢琴家奥拉夫森（Víkingur Ólafsson）在采访时谈到他的通感症，在他的经验里，不同音调对应不同色彩：D调是棕色、E调是绿色、F调是蓝色、G调是红色、A调是黄色、B调是紫色、C调是白色。“这是我对键盘上的白键的基本感觉，没有对错，就是我自己的体验而已。但如果说起法国音乐，那就像到了巴黎，有种说不出的法国风味。匈牙利音乐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就像是最好的一道菜并不需要放太多糖，廉价的菜式才会放很多糖；匈牙利音乐的风味通透得很，使人不难感受到原料的核心所在，我很喜欢这样的。”每当看到音乐家用这样丰富的感官体验去描述音乐的时候，就会感慨，原来在声音的世界里，人类的悲欢也并不相通。

还是回到自然声音。捕捉自然的声音，在声音领域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在录音出现之前，自然声音的录制者都是靠纸和笔“录音”的。19世纪的美国自然文学家约翰·缪尔（John Muir）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写过很多自然的声音，比如写一个瀑布：“它的曲调变化多端，风从生气蓬勃的橡木间吹擦而过，惹得光滑的叶片发出一阵嘶嘶沙沙的尖锐声响，松林轻柔压抑地低语着，疾风骤雨则是夹带着雷声，在山巅峭壁之间怒吼。巨大的水柱疾冲至危岩表面，在两片突岩上与空气交汇、崩裂，发出阵阵低沉轰隆的回响，在五六英里外的理想地点就能听到。”

我们现在听到瀑布，也会用类似的描述。但不同的是，现在是一个电音化的时代，我们有两副耳朵——自己的耳朵和录音设备。缪尔比我们幸运的是，他能听到更原初的瀑布声音，没我们幸运的是，他无法听到更多那些裸耳听不到的声音。

在深圳的第三天，李扬带着我们去了趟南头古城。古城在珠江入海口东岸，最早可追溯至东晋，现在还零星保留着几处明清遗存，一直以来，这里都是岭南地区海上交通和贸易的集散地。现在的南头古城进行了商业改造，西边老街都是咖啡馆、潮牌创意店，东边现在还是城中村的旧面貌，过不了多久，也将进入商业化城改的模式。

李扬在南头古城录音（张雷 摄）

周一的早上，南头古城最是悠闲。周末的游客散去，留给原住民难得的清静。走在东区的小巷里，听到的都是些日常声音：开火做饭，菜场里剁骨头，垃圾车穿梭，打着围栏修房子的人在使用电钻。我问李扬：“你会录些什么？”路过一家肠粉店，她把裹着降噪毛套的话筒递上去，录下了刮板在肠粉板上擦粉发出的刮擦声；又路过一家理发店，她录了一段剪刀剪头发“嚓嚓”的声音，后来还有推刀；路边小店的老板正在蒸鱼，一掀开锅盖，热气“噗呲”一下冒出来的声音；路过一个小祭台，周围的居民在这里祭拜土地公，录下了一段呢喃的“拜拜声”；路过一个补衣修鞋的老铺子，又录了一小段剪刀拆线的声音。诸如此类的，这些细微的声音每天都在出现，却不会有人真的在意，透过监听耳机把这些声音放大听的时候，才意识到美妙，甚至有一种莫名的科幻感，剪刀似乎连同着声音一并被放大。

很有趣的一点是，当视觉主宰世界时，人们越来越抵触陌生人的镜头，拍照成为一种“冒犯”，因为快门一旦按下，意味着可能不只是拍下一张照片，更重要的是很可能下一秒就会出现在社交媒体的平台。可面对话筒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排斥，每一个被录音的人在简单询问之后，都会欣然接受旁边多出一个麦克风，即便是偶尔会录进自己的声音。

人们对录音普遍接受，不像对陌生人的镜头那么有排斥感（张雷 摄）

我们再来“听”几个声音：

发怒的蜜蜂会发出一种让人不适的声音，尽管它不是低频声音，音量也不大，但据说这个声音连大象听了都会产生恐惧感，会一边向远处逃跑，一边发出它们特有的示警的嗓音。

埃菲尔铁塔稳定地扎在巴黎街头，设计者古斯塔夫说，他的设计已将风阻降到最低，但铁塔仍在一直以次声波的频率震动着，强风之下，塔身会以5～7.6厘米的幅度晃动，再加上来往游客的脚步、塔身上随风摆动的照明和监测设备，多重影响下，埃菲尔铁塔持续发出人耳听不见的低频振动声。

电影《异形》有一句台词说：“在太空里，没人能听见你的尖叫。”没错，在太空的真空中，地球概念下的声音的确无法传播，但美国宇航局依然试图收集太空中的带电粒子相互作用产生的无线电波，他们将这些电波转化为声波——木星表面像是水下暗流涌动的声音，海王星则是海浪翻滚的声音，土星如恐怖电影里阴森的BGM。

以上这些声音，如果不借助特殊的收声设备，裸耳是几乎不可能接收到的。上世纪70年代环保主义思潮盛行之时，以前面提到的那位作曲家默里·谢弗为代表，一批环保主义者痴迷于收集自然声音，并且创造了“声音景观”这个概念。他们通过声音寻找自然的原初性，来反对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恶果。但在批评者看来，他们拿着当时工业化文明最先进的产物，用最高级的电子设备去聆听自然，这就像有人曾批评说，那些环保主义者们坐着喷气式飞机奔走在世界各地开环保会议，来拯救地球和北极熊。总之，对各种自然声音的迷恋，像是某种声音的拜物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持续至今。

如今我们越来越习惯听这种“灌装”的声音，虽然是从自然里生发出来的，但经过收音设备、声音工程师的编辑，再进入到收音设备，这一系列的流程已经将原初的声音进行加工。“耳朵是被规训出来的。”王敦说。

王敦解释道，当声音置身于消费主义中时，炮制声音的历史就真正开始了，从早期的建筑声学兴起，再到后来的电磁声学加以强化。1900年波士顿交响音乐厅落成，这是世界上首个应用现代声学原理建造而成的音乐厅。根据这个音乐厅的声学设计，“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声学的技术、公式和话语来扼制声音在空间里的‘混响’行为，个性化声音的空间开始消失，从音乐厅到办公室，从声学实验室到电影公司的音效间，清晰、直接和无混响的理想的人造声音被制造、流通和消费”。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利用技术，大大降低了由回声造成的听觉上对同一音源发射声音的延迟，要把它降到0.5秒之内，坐在音乐厅第一排和最后一排的人，听到的音乐是趋近相同的。

在消费主义的推动下，人们又开始享受“高保真”声音带来的愉悦。然而，每个人的耳朵有着不同脾气，喜欢黑胶的仍大有人在。徐秋石提到，在古典音乐的录音中，弹钢琴时脚踏板的声音，在不同声音工程师的手中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人觉得脚踏板是钢琴演奏的一部分，踩声虚虚实实的，和着音乐，是一种个人特色，而且这节奏变换一般人学不来；也有人觉得脚踏板影响了钢琴声的流动感，踏板声就成了噪声。德国钢琴家巴克豪斯弹琴时总戴着戒指，一弹快了，戒指就会碰到琴键，现在戴戒指唱片的版本比普通的难买多了。

王敦还提到了一种“缺席的声音”，或许可以将对声音的思考更延伸一点。意思就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脑子里其实完全是语言和逻辑，有一个自己在“说话”，但不发出任何声音，在你的意识里，它除了没有发声，跟正常说话没有什么区别。这是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的观点，即在思维、逻辑的背后，是有一套个人的语音系统支撑运转的。但有一种情况是，往往自己脑中的声音和语言是严密的、有条不紊的，一旦说出来，变成实实在在的声音和语言时，就会混乱、磕巴，被视为“表达能力欠缺”，这里有很多外力和心理的作用，不过“缺席的声音”终究是“缺席”的，除了自己，没人能听得见。

在李扬的声音博物馆里，一进门，挂着一扇风铃，铸铜的，很沉。当风铃轻轻被敲响时，是一种沉稳、绵长，又非常干净的声音；再往里走，她在花坛里放了一个小装置，会发出低声的高频振动，这个声音会让人立刻产生耳鸣感，直想捏着鼻子用耳朵出气。这是令人愉悦的和不适的两种声音，李扬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让人们感受到更多不同的声音。几年前，她和团队设计了一个“声音球”，用日本的某种瓦楞纸拼合而成的一个半球形声音空间，大约十平方米，每一个角度和斜面在精心测算下，可以形成一个聚合环绕立体声的声场。她喜欢和朋友坐在里面喝茶聊天，声音在这个空间里变得纯粹，耳朵也受到了更加舒适的洗涤。

李扬在自己的院子里打造了一个声音博物馆（张雷 摄）

当耳朵不断打开，聆听万物的时候，会进入到很多视觉无法抵达的地方。听觉是全方位的，爱斯基摩人有一个词叫作“seuketat”，直译为“动物的耳朵”，就是像动物一样更敏锐地用听觉去交换信息，同时侦察四面八方，避免突如其来的危险。不过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当听觉变得敏锐后，注意力会不会下降？楼上装修的声音会变得更吵，考场里掉落的一根笔会都打断思路。对此，我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能听见更多不曾关注到的美妙声音。也可能因此微小聆听，发现从前未曾了解的一角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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