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浪鼓咚咚响》：五环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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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否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这样评价自己做监制的电影《拨浪鼓咚咚响》，他认为在国产片被宏大叙事和过度商业化常年充斥后，具备人文关怀的现实题材越来越少，后者应当是市场多元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真正展现了普通人的样子。

文艺小片很难受到市场青睐的一个原因，是它承载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与大多数构成电影市场的观众脱节，落得“艰深晦涩、不明所以”的刻板印象。

而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或许是易被观众感知、理解并传播的那部分电影，却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难以与观众见面。

让一部文艺小片通俗易懂、言之有物，同时又能为它找到一个适当的容器，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乡村题材的《拨浪鼓咚咚响》做到了。在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中，货车司机苟仁为子寻仇，偶遇了寻找父亲的“熊孩子”毛豆，机缘巧合下，这对“父子”踏上了啼笑皆非的寻亲之旅。

这部带有轻喜剧元素的公路电影，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其风格不接近贾樟柯那种经过艺术编排的现实主义，而更靠近李杨电影中原生态的写实质感。

《拨浪鼓咚咚响》其实在一个简单的主旨里融进了很多可以扩展的主题元素，有《一个都不能少》里涉及的留守儿童，有《盲井》里的打工现象，有是枝裕和在多部电影中描述的“如父如子”，也有《世界》里根深蒂固的财富落差，甚至带有一点《人山人海》式的追凶。

而区别以上沉重感的，便是片中那一抹由喜剧片段带来的温情与亮色，它未必真正令观众捧腹大笑，却足够沁人心脾。

在国内，衡量一部乡村题材电影的成色，存在这样一个观察角度：某种程度上不在于它如何描述乡村的内部，而取决于它如何展示外部性。

真正优秀的乡村电影，不会只把镜头对准这一讨巧题材与它涉及的弱势群体，继而在舒缓中产道德压力的同时收获媒体的赞誉声，相反，它一定会涉及到作为乡村外部性的城市，呈现两块场域间或许不那么协调的互动，刻画互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冲突、陌生、违和与不自然。

换句话说，它不是景观式的，而是鲜活生动地描述了其中存在的落差。

就像宋人张俞的那首《蚕妇》——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以往我们在看这首诗的时候，都明白诗人是通过以养蚕为业的农妇入城里卖丝的见闻，揭示了“剥削者不劳而获，劳动者无衣无食”的社会现实。但或许很少有人关注到的是，如果农妇不从乡村到城市，违和感便不会发生，作为旁观者的诗人也难以如此感怀。

但现实里，农妇一定要去城市卖丝，就如同《拨浪鼓咚咚响》里的主人公，他们即便是为了生存，也不可能终其一生被固定在脚下的方寸土地上。他们的生命始终在现实中流动，现实却很少有对这种流动的纪录。

而勾连起城市与乡村的社会生态，无时不刻构成这种流动性的，正是大银幕上很少看到的边缘人。

主人公苟仁的设定，从剧作上来说其实很有深意，他是一个在城乡间不断穿梭的卖货郎。而留守儿童毛豆的父亲毛厚，则像《盲井》里元凤鸣（王宝强饰）的父亲一样，是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死于非命。

更为有趣的是，主角二人寻亲之旅所去到神木县，也正是《盲井》原著小说《神木》的故事发生地。《拨浪鼓咚咚响》并未展示毛厚打工及其死亡的过程，但由于有李杨导演提供的“底层互害”的先例，答案又似乎不难想象。

贾樟柯电影《世界》里有一个很经典的对话——

年轻的矿工望着头顶驶过的飞机，问赵涛饰演的女主，那飞机上坐的都是些什么人。

对那位英年早逝的矿工来说，知道答案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永远不会坐飞机。但当满眼疑惑的发问者足够多的时候，这个问题本身又似乎是有意义的。

《拨浪鼓咚咚响》里出现了一个相似的场景。几问几答间，饶有一番意味。

在一个华丽的大宾馆前，毛豆向带自己寻亲的“债主”发问，不远处那是什么地方。苟仁的回答是，“有钱人吃饭睡觉的地方。”毛豆问苟仁：“那你是有钱人吗？”苟仁不耐烦地回答，“你看老子像有钱人吗？”毛豆接着问：“那你为啥没钱？”

面对这个孩子不通世故的接连发问，有一点社会经验的苟仁也不得不败下阵来，他的一时语塞里，不仅有无处发泄的郁闷，更多的则是疑惑，对“自己与生俱来就穷、也不可能发家致富”这一连串事如前定的宿命，他或许也没有像样的答案。

《拨浪鼓咚咚响》里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钱人与大城市，因为主人公们可能终其一生也接触不到，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曲笔，但却极其写实。“熊孩子”毛豆再未谋面的父亲以及族叔，常年所在也只是神木县，而片中由族叔提及的上海，只是在一个善意的谎言中才得以呈现。

“五环内”对于苟仁、毛豆们来说，就像一个海市蜃楼的远方，被深刻地隔绝。电影没有在地域性本身上做文章，但观众却很容易捕捉到“西北”这个中国电影城市地图的新增板块。

一条豆瓣短评如此评述：

“近些年东北近乎成为文艺领域的犯罪特区，但苍茫西北穿梭不断的大卡重汽，矿地与烂尾楼齐飞的荒蛮丛林，同样有着浓度不低的犯罪想象。《拔浪鼓咚咚响》在催泪的父子情之外，也有着更隐秘的悲情陕北。”

的确，相较于东北的土壤肥沃、巴渝的市井蒸腾、江南的风情万种、云贵的浪迹如风，西北给予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匮乏，这里是祖地，却也是远方，由地理条件、自然生态决定的资源禀赋，使得横贯其间的故事，不是《无人区》《可可西里》，便是《隐入尘烟》《未择之路》。

它彷佛是困境中的困境，留守地中的留守地，电影中给了特写的黄土高坡，连美学概念都没有丰富多彩，只剩下浑然一色。

《拨浪鼓咚咚响》的导演白志强说：“小人物才是这个世间的大多数。我的家乡在黄土高原，我应该把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平凡的人、如野草般世代更替的普通面孔搬上大银幕，那就是属于我们芸芸众生的‘主旋律’。”

想要改变他们的命运，真实呈现是第一步。

苟仁、毛豆们与发达地域的隔绝不仅存在于地理意义上，还有时间的佐证。

电影的故事背景是2008年，片中这对“父子”吃饭时小饭馆响起的音乐，是刘欢与莎拉·布莱曼演唱的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在那一年，北京奥运会是全球的盛事，但它首先是中国的盛事，每一个去到北京的游客，落地的前几站里一定包括新建的鸟巢、水立方。

但在“五环外”的绝大多数县乡，北京奥运会在田间地头实际毫无痕迹，无数个苟仁、毛豆或许在无意识中也听过这首歌，但这段音乐以及它背后的那件事，在他们繁忙、窘迫、无人问津的生活中，实际上没有位置。

这样一种错位不是单向的，在那些陶醉在宏大叙事的人的生活中，《拨浪鼓咚咚响》里所有出现的人物同样不会有位置，不仅如此，甚至于他们的存在都会被质疑是否真实。

奥运能连接中国与世界，却连接不了都市与县乡，因为在奥运的“小五环”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五环”，“五环内”，花团锦簇；“五环外”，自求多福。

同一个地球，的确会有不同的梦想，因为贫穷会限制人的想象力，有些人的梦想是环游世界，还有些人的梦想，只是在头顶看到一场易逝的烟花。

南宋有首《月儿弯弯照九州》的民歌描述过这种落差：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

乡村从没有独立于城市而存在，它源源不断地为城市的繁荣提供新鲜血液，它不仅是城市的养料，当城市暴雨倾盆、水位上涨，它又能充当城市的蓄水池。

不久前，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与中国学者戴锦华之间有场关于“女性主义”的对谈，其中上野提到，在中国，城市女性可以雇佣农村女性来照顾家务，使得精英女性，可以通过单纯支付财力而实现家庭与工作的平衡。但在日本没有那么大的城乡差距，所以日本女性没有办法把这部分工作外包出去，以实现生活自由。

上野千鹤子的观察是可贵并诚恳的，她很显然意识到了一种超越国界的理论在他时他地的特殊性，在非常具体的生活经验和历史痕迹中，看上去普世的理论，或许会处在不同的位置。

在古代，单一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城乡差距其实没有那么大，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退休的官员往往回到乡间养老，所谓“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原有的社会生态在改革开放后有一定程度的松动，但根本上的差异仍然存在。

换言之，中国社会不是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欠缺了公平，而是在欠缺公平的基础上追求的效率。不是只顾效率而不顾公平，而是不顾公平，效率终将见底。事到如今，仍有不少人都在怪效率，但这其实不是效率的问题，而是公平的问题。

公平的问题，无论增速还是减速都难以解决。只能去对症下药。无数个苟仁与毛豆，还在等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