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无家可归的大林三佐子，正坐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休息。
图源｜NHK纪录片《事件之泪》@生草字幕组但半个月后，近两百人自发走上繁华的东京涉谷街头，为大林举行追悼会。浩浩荡荡的队伍穿行在车水马龙之间，人们举着自制的蜡烛和标语，呐喊着：
为什么一个普通人的死亡，会引起那么多人的代入、恐惧、共鸣？不止日本，随着上个月根据大林事迹改编的《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获得日本最权威的电影旬报奖后，该事件也在国内引起了大量关注。人们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大林。
在被杀害之前，她已经失业了半年，每天拖着装满生活用品的行李箱，在城市各处游荡。
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如果这是社会治安导致的意外，那它只会是快速被大众遗忘的众多民生新闻之一。
而是，她为什么会在这个既不安全、也不舒适的地方过夜？
车站的铁凳仅20cm宽，无法躺下，能坐的位置也不多人们发现，在广岛出生长大的大林，并非生来如此落魄。她受过教育，年轻时也怀揣着当主播或声优的梦，漂亮可爱、充满生机。
24岁在美国叔父家中学就读于广岛一家女子学校，毕业后进入当地的短期大学（相当于国内的大专）。大学期间加入一家剧团，参与舞台表演、导演和编舞工作。加上声音好听，自然而然产生了当女主播或声优的梦想。
为此，她一边报了播音培训班，接受专业训练；一边抽空去做婚礼司仪，锻炼自己的主持能力，后来还去了大城市东京打拼。年轻时的她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自信开朗、喜欢与人相处、身边总环绕着朋友的女孩子。
哪怕后来生活变得贫困，活到了老奶奶的岁数，她依然还是个热情的人。过去的房东回忆，自己曾经给大林做过一个小手包，大林收到礼物后非常开心，还说要当传家宝。超市里的同事也说，大林做试吃员时常常会招呼小孩子。一般店员都不太愿意搭理没有购买力的孩子，只会招揽成年人来试吃，这样才有业绩。
小孩子开心吃喝完，跟大林挥手再见，大林也会挥手，脸上笑眯眯的。对人热情友善的大林，或许非常热爱这个世界，总是积极地面对生活。这是一条繁忙的公交线，地处东京都心建筑群的主干道路一侧，深夜也四处亮着灯，充满生活气息。相比其它站，这个站的确明亮许多，这么晚了街上还有人流。
坐在这里，至少给自己还处在城市中，并没有被抛弃的错觉。椅子又短又窄让身体坐得不舒服，但明亮的环境让内心有安全感。
如此一个曾经朝气蓬勃、热爱生活的正常人，怎么就一步步走到只剩下一个行李箱和8日元？
我们一边感到不可思议，一边又开始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纪录片的网友弹幕
她的人生毫无戏剧张力，无重大变故、无性格缺陷、无不良嗜好或误入歧途。就是如此体面地活着，直到什么也不剩，直到被意外抹去痕迹。
电影《大佛普拉斯》
人们在大林死后遗物里，找到一部用了很久，早已停机的智能手机。
也许大家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到这种地步了，还不给家里打电话？
她不但没向任何人求助，连东京的生活支援（低保）也没有申请过。难道让人知道自己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是一件如此难以启齿的事？这就是问题所在。
当事人一听说会跟家人联系，进而被整个家族知道，就会倾向放弃。大林很可能也不想让家族知道自己已沦落到申请低保的地步。她并非跟家人感情不好，在死前四年，大林每年都会给弟弟，和在广岛的母亲写信、寄卡片。但是2016年后，弟弟就再也没收到姐姐的卡片，偶尔给她打电话，也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她内心一定万分受挫，连给家人表达问候都会感到羞耻的程度。这也说明，哪怕年纪再大，大林其实还有一股不认输的心气。即使流浪，她也没有放弃努力，想着有一天能重新租上房子。据同事回忆，刚离开公寓时，大林还会化妆，后来再不化了。那个曾对生活充满希望，渴望在东京立足的大林，最后连讨好自己的力气都没有了。如果把大林的难以启齿，归结于日本社会“不愿麻烦别人”的传统，太轻飘飘。
同样有着无家可归经历的希咲未来，对大林的遭遇似乎更能感同身受。别人会说“怎么可能？”，好像你在夸大其辞，以卖惨求得同情。获取时代红利的上一代，或实现阶层跃迁的精英，把个人的成功归咎于自己的努力、品德素质的辅助。忘记了一路以来帮助他们的人，以及大环境赋予的机遇。抱着这样沾沾自喜的态度，自然就会把下一代或底层的失败，归咎于他们能力不足、不够努力，甚至不能吃苦、好逸恶劳、性格残缺。精英的傲慢，以及时刻流露出的对下位者的鄙夷，让失败者倍感屈辱，也助长了阶层之间的对抗和怨恨。
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东京女子贫困》一书就提到，许多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去风俗店打工的女大学生群体，受到社会上“长辈”的鄙夷。既得利益者不单不思回报，还伪造一个与其相反的“他者”——在将弱势者钉上耻辱柱，对其进行品德审判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优越感。落入胜利者圈套，深受虚伪评价体系所害的大林们，很容易将自己的落魄，归结为咎由自取。被这类耻感围困的无家可归者，怎会向人展露自己的“失败”和“无能”。他们会以为是自己不好，才会落入此等境地，因此也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平时就在自家公寓一楼的酒铺做帮工，看起来不愁吃穿，也不像是坏人，常作为志愿者去附近街道清理垃圾。他杀死大林，并非是为了金钱之类的索求，也不是有什么仇恨。也就是说，在他眼中，流浪的大林跟路边的垃圾毫无区别，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秩序，应该被清理走。据他供述，他以为让对方吃点苦头，她就会滚蛋，没想到打死了人。看起来如此偶然的无妄之灾，包含着某种让人无所适从的“必然”——这位靠祖上荫蔽的寄生虫，不正是社会分配失衡和价值体系的受益者？
他们拿走社会资源，挤压大林们的生存空间，还要将她们清除。
也正因对怎么努力都无法避免的灰败结局，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人们才走上街头为大林呼吁，到事发的公交车站献花，为大林默哀。看似无法改变的结局叫人绝望，但飘并不是要传播焦虑。而是想在这件事里，寻求一些被忽略的信号，尝试找到问题的根源做应对。而是推着大林的人生，走到这个绝境的某个看不见的东西。
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让我们回溯一下大林的人生剧本。
从满怀希望到穷途末路，转折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27岁，大林与当地一名男子结婚，两人一起去了东京，没想到短短一年就因家暴离了婚。离婚，尤其对女人来说，意味着失败和耻辱。在如此重压的社会环境下，大林还是因不堪忍受暴力而果断离婚。这也侧面说明，她不仅对人生有追求，还是个有勇气、有决断的女人。离婚后，她没有回家乡，独自留在东京，进入一家电脑相关的公司工作。但始终跟不上大都市的工作节奏，苦恼了很久，还是在30岁那年辞了职。之后她过上了几年换一次工作的动荡生活，每况愈下。熟悉大林脾性的弟弟推测，当时的她，会感觉很受挫吧：心里住着梦想，却不得不挣扎在温饱线上，还要面对离婚女人这张标签带来的种种生活阻力。作为临时工被派遣到关东各个超市，超过60岁的大林，每天在食品贩卖区站7、8个小时，招呼客人试吃。工作一天下来，能拿到8000日元（约400人民币）。但这份工作极不稳定，常被临时取消。生活成本却是每天都在消耗，渐渐入不敷出，资不抵债。在去世的4年前，大林再也交不起房租，在一个晚上悄悄离开了公寓。
那个时候，疫情让超市的试吃员以及类似的临时工作，都几近覆灭。开始吃饭靠救济的餐食，休息在公交车站的铁凳上，末班车走时她来，早班车来时她走。去世两个月前，路人无意间拍下了一张大林在公交车站附近商场的照片。日本女孩ayana就是被大林的人生轨迹深深刺痛，因而去参加悼念会。
她也受不了高强度工作从IT行业跳槽，然后疫情让她很难找工作，最后换了一份收入减半的，生活变得拮据。她开始恐惧，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自己生病请一下假，可能就失业，然后交不起房租变成流浪汉，进而活在一个随时被当垃圾处理掉的环境里。仿佛已经能看到这剧本的结尾写着，自己像大林一样，消失于社会某个角落。
处处重合的人生，让许多人忍不住共鸣：
“她就是我。”
说白了，这些相似点的本质是什么？
——弱者。
更准确地说，是相对的弱者，某个价值体系里的下位者。
与其说我们是害怕在绝境中无声无息地死去，更不如说，我们是害怕自己正一步步地走进绝境。
即，一点点被“削弱”的过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此焦虑，不然也不会处处蔓延一种「恐弱症」。谁在制造弱者？
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出现弱者，就必定是因为出现对应的强者。
《展开说说》里，马伊琍说最想撕掉“大女主”标签。杨笠接着她的话，聊到大女主似乎不允许犯错，性格也没有缺陷。不止是大女主，还有职场精英、学霸等不同范围人群里被鼓吹的完美赢家。大林正是被这根处处存在、却又看不见的链条，一点点地拽向了那个结局。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制造弱者的社会，仿佛只有赢家才有生存的权利，普通人仿佛连生存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因而才那么多人说，她是被社会杀死的。
这时，她身上的种种不够强的普通人属性，都让我们忍不住对号入座：
大龄、独身、未育或离异、不适应某份工作而离开……是不是每一个选择，都已经在不经意中让我们在链条里往下滑了一环？
很多人忘记了自己其实有喘息和求助的权利，进而独自走向绝境。不要总是责怪自己选错了，要意识到，有些选择是被动的。当我们在讨论大林事件时，不该逼问一个走到绝境的人为什么不求助，而是要反问，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把他逼到绝境。生育率低、结婚意愿低、离婚率高，老龄化与少子化开始频繁出现在公共讨论中。如上面所说，日本那些既得利益者制造了一套有利于自身的价值体系，当人们开始用这套体系衡量自己和他人时，就已经成为了帮凶和受害者。我们能做的是，别主动走进这套陷阱。
不要通过给别人贴上弱者标签，去彰显自己的强。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鄙视链的上一环。
事实是，当你默许了这个鄙视链存在时，你必然就会成为别人的下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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