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影坛又一重要三部曲完结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失物招领
“在我们的懒惰中,在我们的梦中,淹没的真相有时会浮出水面。”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
“懒惰”是七宗罪之一,或许是当中最严重的罪过。在这个世上,对于犯了懒惰罪的人,“你做了什么”比“你怎么样”的回答更重要。无论你“做”什么,都必须符合自己的年纪和人生阶段。毕竟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一致认为,你应当拥有野心、目标和计划。但是,如果你的时间表与预期不符将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想保留自己的选择该如何去做?如果你对那些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并一直坚持下去的想法感到困惑该怎么办?如果你真的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三十岁的朱莉(雷娜特·赖因斯夫饰)在约阿希姆·提尔的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2021)中,跌跌撞撞地奔波,经历了所有的问题,有时甚至同时面临这些困惑。她常以“我不知道”来回应一切,这看起来似乎很善变且优柔寡断,但也许她的懒散正在为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描述的“淹没的真相”创造一个足够清晰的表面:无论它多么古怪,真相都会浮现。这是一部罕见的电影,它允许角色成为自身,能够摆脱情节的束缚,并为之设置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奥斯陆市,肆意地让角色在这儿思考、质疑、犯错,行为不端或循规蹈矩,同时不限制她要做什么、询问她如是做的原因。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显然有浪漫戏剧的基因——类似《安妮·霍尔》,但它的DNA里多了一份黑色幽默气质和存在主义焦虑,也因此超越了浪漫戏剧体裁的限制。这部电影的结构是文学化的,旁白由伊恩·詹森配音(她的全知乃至在某一章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提尔和他的编剧搭档埃斯基尔·沃格特(这是他们合作的第五部故事片),将小说的手法和比喻贯穿在整部电影中:序幕,十二个标题章节:“糟糕的时机”、“其他人”、“#MeToo时代”等,尾声。其中两个章节进入了元评论:“新篇章”,“第一人称”。章节结构允许提尔和沃格特在时间上递进,或在叙事中省略。故事断断续续地进行,被编织在一个白炽的魔幻现实主义序列中,时间完全地静止。电影着迷于捕捉瞬间,只有小说才能像拉太妃糖一样拉长时间:一时刻可以占据三页的描绘,二十年也可以放在一段中讲述。譬如最极端的例子,马塞尔·普鲁斯特以童年时喜爱的饼干味道,开始了他整个七卷本《追忆似水年华》的撰写。提尔相信这种“以感官回溯开启曲折记忆”的体验,电影院也能够做到。或许时间是线性发展的,但我们对时间的体验却并非如此。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提尔“奥斯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提尔的第一部故事片)是《重奏》(2006),该电影详细地介绍了两位年轻小说家(伊斯潘·克劳曼·豪纳和安德斯·丹尼尔森·李饰)之间的亲密友谊。这部电影风格活泼,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在情绪之间跳跃,总让人联想到法国新浪潮导演的作品,但也展示了提尔的个人特色,譬如他使用画外音旁白的有趣方式。
《奥斯陆,八月未央》(2011)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它向路易·马勒1963年拍摄的《鬼火》(这两部电影均改编自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1931年的小说《内心之火》)致敬,描绘了一个正在戒毒的毒瘾者(安德斯·丹尼尔森·李饰)生活中黯淡的一天:他在奥斯陆游荡,直面自我和毒瘾给他带来的伤害。
在《重奏》和《奥斯陆,八月未央》中,主角都倾吐道:“我必须离开奥斯陆”。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打破了这一惯例——没有人宣称想要离开——不过电影中的人物与奥斯陆的关系仍然是至关紧要的。
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中,奥斯陆并不令人窒息,但神秘且略显压抑,甚至就成了一种幻觉,一种背后潜伏着“真实生活”的假象。在三部曲所有的电影中,都有这样的镜头:城市几乎空无一人,如同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在《蚀》中诡异的最后一幕。奥斯陆在召唤着,同时也在消逝着。就整体情绪而言,《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同《重奏》比《奥斯陆,八月未央》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但这三部都聚焦于那种迷失在自身生活中的现实感受,那种你自己永远落后于同龄人、且永远无法追赶上他们的感受。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开场白是一段异想天开的快节奏蒙太奇,向我们展示了朱莉的生活:她一开始在医学院学习,而后转向心理学,至后又决定成为一名摄影师。旁白补充了潜台词:“她感到自己曾试图压抑的不安在与日俱增”、“朱莉让自己失望了”等等。朱莉几乎是冲动地做出了这些重大决定,与其说她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倒不如说她是像是蛇在蜕皮,其实生活本质毫无变化。后来她遇到了阿克塞尔(安德斯·丹尼尔森·李饰),一个年长的、并在他所选择的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的男人(他是一本粗俗的流行漫画书的作家和插图画家)。阿塞克尔和朱莉之间擦出的火花是真实的:她几乎马上就搬去和他一起住了。二人很般配,只是相遇的时间不对,阿克塞尔同朱莉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他想要孩子,而她却对此还没完全准备充分。阿克塞尔理解朱莉恐惧生孩子的心情,但也为此疑惑:“你似乎在等待什么,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
其实朱莉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等待什么。某日夜晚,她在奢华的聚会上感到无聊又不适,便偷偷离开,潜入了另一个聚会,在那里她遇到了艾文德(赫伯特·诺德鲁姆饰)。他们向彼此坦诚自己并非单身,却在整个派对中止不住地调情。这个奇特的情节,是接下来所有事情发生的关键。他们之间的勾连是即时的,却暗含薄纱般的特质:二人的张力是由欢笑和耍闹构成的一张闪烁且脆弱的网。不过,这种嬉闹是格外严肃的——比真正严肃的谈话更加严肃。朱莉善于挖掘生活中的喜剧因素,对她来说,“发现事物(包括她自己)滑稽性或娱乐性的一面”,同“发现事物是有趣的或引人入胜的”,其实是一码事。对生活和他人的好奇是她身上的一部分,即便在低落时刻,这种幽默感也总是在运作。艾文德和朱莉彼此在对方身上所感知到的,不是灵魂契合的伴侣,而是令人陶醉的玩伴。在短暂地感到新奇后,又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伴侣身边,只是时间不长罢了。
提尔抵制绝对的二元论。阿克塞尔不是太糟糕,艾文德也没有多完美;朱莉没有被阿克塞尔困住,也没有同艾文德一起享受完美的幸福。如果你仔细阅读罗伯特·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会发现作者并未言说哪条路是正确的,哪条路又是错误的。两条路几近相同,虽然其中一条略微地“人迹罕至”。著名的末章以“我将用一声叹息来讲述这一切”作为开端,这是幸福的叹息,还是苦乐参半的叹息?他走的这条路只是“让一切都不同了”,但他没有指出这种不同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可以是二者之一,也可以都不是。提尔喜欢那些介于两者间的缝隙,在这种空间里,模糊和冲突不是作为大脑灵光而闪现,而是作为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存在。
在阿克塞尔和艾文德之间的纠结与徘徊,成就了影片最不寻常的一幕。朱莉突然“冻结”了整座城市,这样就可以避开有时钟的世界,同艾文德在一起。她冻结了阿克塞尔,他倒了一杯咖啡,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被时间和空间束缚。当她去艾文德工作的咖啡店找他时,她跑过了停在马路中间的汽车,路过被困在原地的人、中途行走的人、骑自行车的人、在公园里接吻的人——一个充满雕像的城市,朱莉欢快又警觉地疾驰着。艾文德和朱莉一起度过了慵懒的一天,城市和其他居民被固定在身后的背景板当中。他们看着夕阳西下,而后日出东山,这是二人之间波动的空间,是一个乌托邦,在那里,彼此的关系变得纯粹。由是,“淹没的真理”被给予喘息的空间,上升、终于浮现。
人们经常谈论青春期是如何延续到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几岁,朱莉的状态并不罕见。电影中有这样一幕,她看着她的母亲和祖母,然后视线扫过架子上她曾祖母和曾曾祖母的照片,她想知道她们三十岁时在做什么。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29年发表的关于女性经济和创造力解放(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的文章《一间自己的房间》,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中以一种“渗透”的方式被不断提起(尽管它也出现在了片头字幕中)。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不断切换,创造出了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自我。其中作者的投射之一“玛丽·西顿”,曾看着壁炉架上她自己女性祖先们的照片,思索着她们曾经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玛丽的母亲——如果那是她的照片的话——在业余时间可能是个废物(她和一位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那快乐而放荡不羁的生活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多少愉悦的痕迹。” 伍尔夫想要一种与之不同的生活,朱莉也是。
将《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定义为“浪漫喜剧”,就像把乔治·库克的《休假日》归为其中一样属于误读,虽然这两者的误读比较常见。《休假日》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极好地互补着,前者也塑造了一位“为自己是而谁感到迷茫,却对周遭充满强烈好奇”的女性角色:琳达·西顿(凯瑟琳·赫本饰),赫本在《假日》中的每个动作,都有着意识到时钟滴答作响的紧迫感,而加里·格兰特饰演的乔尼也同样受到这种紧迫感的影响。二人的阁楼游戏室是一个乌托邦,一如朱莉和艾文德相遇时坠入的空间。爱的赌注再高不过了,但爱也不是轻率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认识和理解你自己的生活,以及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雷娜特·赖因斯夫即将彻底放弃表演时,提尔将剧本寄给了她。尽管她在《奥斯陆,八月未央》只有两场戏,却给提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之后的几年间,她演过戏剧、电视剧,但对得到的角色都不甚满意。提尔也想知道为何她没有获得应得的部分,于是便同沃格特为她量身定制了《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原因显而易见。电影从头到尾,朱莉都有逃避归类、抗拒被束缚的时刻。当提尔将相机聚焦在雷娜特·赖因斯夫脸上,给我们空间和时间来观察她的思考和感受时,通常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当下从来都不只是一件事,它总在流动地变化着。朱莉经常发狂,她的冲动既令人兴奋又让人痛苦。赖因斯夫不怕狠毒(在一个场景中,朱莉对艾文德说了一些残忍的话,他看起来很受伤害),也并不回避朱莉生活中更为混乱的复杂性。在她与阿克塞尔分手的场景中,他对她说“你会后悔的,而她却坚决地回应道:“我知道的”。难以想象赖因斯夫在这四个字中到底表达了多少。
安德斯·丹尼尔森·李是一名兼职演员,其余时间是一名医生。到目前为止,他为提尔的三场电影的表演都建立之前演出的基础之上。在《重奏》中,他雄心勃勃,却又困惑、脆弱;在《奥斯陆,八月未央》这部非常艰难的电影中,他走在路的尽头,每时每刻都在为了戒毒而挣扎,实在是一场令人痛苦的表演;而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中,他探索了一个男性“不知何故、不知何由,只是突然醒来,猛然发现自己早已是人至中年”的焦虑与纠结。如果朱莉在生活选择上“落后于”她的同龄人,那么阿克塞尔也是如此“落后于”他的同龄人。何时生子才算为时已晚?对女性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更加老生常谈;但对阿克塞尔来说,一想到无法育子,便倍感悲痛,而朱莉只能看着他心碎。在阿克塞尔的最后一幕中,他面对自己的死亡,谈及自己成长在一个拥有物品的时代(握在手中的书和相册),以及这些东西是如何与记忆联系在一起,李在这里突破了自己。
提尔的团队作为一个整体,完美地配合着彼此的工作。摄影师卡斯珀·图克森微妙地捕捉了奥斯陆所有的情绪,他将其视为一张动人的幕布,有时聚焦,有时模糊,被日落或日出照亮,安静且静止,并始终存在。就好像如果朱莉能够安定下来,聆听足够长的时间,便能收到风景传递的信息;奥利韦尔·布格·寇特则剪辑了提尔所有的电影,他的风格灵活多变,直觉敏锐,乃至无出其右。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最后一个镜头是对《一间自己的房间》的直接引用。自由是什么样子?它可能看起来像是街上举着标语和横幅游行的人群、排队投票的人们,也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独自坐在自己安静公寓中的女人:她在她的电脑前办公,彼时温暖的阳光斜射进来,不过她哪也不去,因为她有工作要做。
原文链接:
https://www.criterion.com/current/posts/7844-the-worst-person-in-the-world-lost-and-found
翻译:滕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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