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到底要什么

“女人到底要什么？”600年前的英国作家杰弗里·乔叟忍不住思考这个重大问题。

春节时流行“有钱小姨发红包”，从大城市回来的单身小姨，随手就掏出一叠人民币，契合了一线城市单身女性“有钱可以任性”的“爽点”。不只中国，“小姨”风靡全球，TikTok上“酷小姨”（#coolaunt）话题有1.4亿浏览量。

三位北大毕业的女性与日本女性学教授上野千鹤子对谈，虽然她们进入和维持婚姻的心态相当功利，但操弄女性主义话语、得到上野千鹤子的肯定，令她们感到莫大的安慰。

金钱可以抵御“催婚”，婚姻可以提升地位，当一部分女性出于私己的判断做出选择，我们应当尊重。但把个人选择冠以“女性主义”并强制推广，不免谬之千里。

相反的例子是，一位被资助的女性，大学毕业后，找了个有钱人结婚，资助人知道后大发雷霆，甚至打算收回资助。网友也义愤填膺，认为“白供她读书了”。

富有的小姨有选择单身的自由，穷苦的女孩子就没有选择结婚的自由，而三位顶尖学府毕业的女性，甚至还有争夺“女性主义”话语权的自由。

“女人要什么”变成了两极分化的问题：精英女性什么都想要，包括象征进步的“符号”；非精英女性什么都要不到，包括同情。

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有个“巴斯妇”的故事，差点让乔叟一举成为最早的女性主义作家。

在去坎特伯雷教堂朝圣的香客中，有一位巴斯的妇人，她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戴一顶大大的帽子，骑一匹肥肥的马。她是个富有的织布能手，喜欢周游世界，先后有五位丈夫，好在都死了。

讲故事之前，巴斯妇先炫耀了“无子发财死老公”的人生巅峰经历，主要是前三位丈夫年纪都大、身家又优裕，没熬几年就留下了大笔遗产。第四位丈夫年纪轻，喜欢拈花惹草，巴斯妇也不是吃素的，自然“投桃报李”，双方展开一场挑战心理底线的激烈对抗，丈夫气得一命呜呼。

第五位丈夫二十出头，毕业于牛津大学，这位知识分子出手打聋了巴斯妇的耳朵。最惨烈的一次家暴，也许应该叫互殴，就是丈夫抱着本书，从夏娃、苏格拉底妻子、克里特王后帕西法厄等坏女人的故事讲起，听得巴斯妇火大，一把撕去三页，二人拳脚来往，以丈夫落败服输而告终。

相比之下，施耐庵写“胳膊上跑马”的孙二娘、顾大嫂，却没人说他是女性主义作家，实在有些吃亏。

巴斯妇讲了一个“女人到底要什么”的故事。话说一位圆桌骑士强奸女性，循例处死，王后说找到“女人到底要什么”的答案，可免一死。

于是，骑士走遍天涯海角，得到的都是“金银珠宝”“英俊少年”“珍馐佳肴”等“大路货”回复，终于，在死线到来的前一天，事情出现了转机。

一位又老又丑的妇人给出了答案。果然，骑士面禀王后，说“女人想要的，就是主宰男人”，王后欣然抚掌，骑士得以赦免，但必须满足老妇人的成婚愿望。骑士老大不情愿，老妇说只要你听话，我自有安排。

骑士无奈，只得言听计从，三天后发现老妇变成少艾，喜不自禁。

表面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听太太话准没错。

实际上，这个故事暗示了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是整个欧洲刚刚经历了持续300年的鼠疫的袭击，仅英国人口就减少了三分之一。人口急剧减少，使女性成为劳动者、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二是英国的纺织业，特别是羊毛成品阔布的生产大大进步，而黑死病结束后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好布料，制造商受益良多。

因此，织布的巴斯妇“坤纲大振”。

但她也开了“既要又要”的坏头：她自己的经历和她讲述的故事，具有相同的结构。一方面，女性都按照男权世界的逻辑“主宰”了丈夫；一方面，她们依然稳妥地生活在婚姻的框架里——哪怕那位圆桌骑士是个强奸犯！

提出“女人要什么”，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是很惊天动地的。

《孟子》的《万章章句上》有一段令人费解的故事。讲的是舜的父母百般谋害他，未遂。舜的弟弟象想杀了他，获取舜的财产和妻子。而象和舜的见面，气氛非常诡异，象还“忸怩”了起来。

一般而言，《孟子》的译注会强调舜的大义，象和父母的不义。但“禅让”制度和象的阴谋，存在很多前后不能自圆其说的疑点；《史记》也语焉不详。

有一种说法是，尧舜禹实际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入赘了高辛族，女族长类似于天神，凡人不得见，由她们的丈夫处理政事。母女传位，丈夫之间才能和平禅让。象的“阴谋”并非杀兄，而是想像兄长一样，作娥皇和女英的丈夫，治理天下。

“三代之治”作为至高无上的儒家理想，其“历史”已经经过了多次修订。女性的地位，孔子时已经从“天神”滑落到和“小人”并列了。

新文化运动时期，除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还有一位“穆小姐”（穆勒尔，moral），也叫道德小姐。“穆小姐”完全没火起来，不知道是“道德”让人觉得没劲儿，还是“小姐”显得软弱无力。

中国现代文学里的女性大体分成两类，一类是或纤弱或凛冽的凄惨，前者如凌叔华的《绣枕》，后者如萧红的《呼兰河传》；一类是摸透了规则游刃有余的精明，比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

把游刃有余的“精明”叫女性主义，包括和上野千鹤子对谈的三位北大女性，显然是一种有利于自己的“误解”。

视频中的主采访人“全嘻嘻”，被网友们翻出不少“黑历史”：包括她的网名带上“夫姓”，叫“蔡全嘻嘻”；旧视频还提到，丈夫答应丁克又反悔，她担心其出轨，决定生孩子“绑定”丈夫等等。

这种“精明”需要动用一系列身体、文化和权力的资源，换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许就因为男人“仿佛”成了她们的踏板，人们包括她们自己，会误以为这是“女权”，而忽略了行动背后的根深蒂固的压迫结构。

正是因为压迫的结构性存在，和现代各种制度互相咬合，导致“所有人都是合谋者”。

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回答“女人到底要什么”的方式，和其他作家不太一样。别人还是不脱男女两性“东风西风”此起彼伏的套路，但茨威格靠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表现女性“不一定非得要什么”的神性瞬间。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有催人泪下的魅力，不是因为故事令人悲伤。主角是一位白发苍苍、举止高雅的贵妇人C太太，她讲述自己在四十二岁孀居时，出于恻隐之心，挽救一个即将自杀、素昧平生的年轻赌徒。春宵之后，赌徒随她在教堂立誓，永不再赌，并准备离开赌城，回到生活的正轨——担任外交官。

C太太因错过火车站的告别而失魂落魄，鬼使神差回到赌场，看见赌徒竟在狂热下注。她上前阻拦，反遭赌徒辱骂，昨日的忏悔和温柔无影无踪。她离开蒙特卡罗，将这一段感情深埋于心。多年后，听闻赌徒早已自杀身亡。

这可不是包法利夫人的虚荣心发作，也不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热情释放。按照“女人要什么都得不到”的“悲剧”惯例，女主人公往往承受巨大的痛苦——不是来自原生家庭，就是来自男人，要么就是来自不知感恩的子女甚至整个社会。归根结底，就是被命运折磨。

围绕在女性身边的“魔咒”就是“爱”。命运的阴谋就是阻止她得到这个东西，一旦一个女人竟敢爱得太深，死去活来，神灵马上就会让她一脚踏空。

而令C太太困惑的，严格来说并不算“爱”。

在漫长平凡的人生里，救赎一个即将自杀的赌徒，就像一个黑夜航船般的紧张时刻。无论是欲望，还是理性，或者道德，都脆弱而有限，必将随着时间逝去。

其中有时间无法磨灭的东西：C太太是因救赎而“爱”，就像上帝爱他的子民，母亲爱她的子女，具有澎湃而光芒四射的神性光辉，即使只有一瞬灵魂的感应。

如果不从宗教的方向阐释，儒家的解释就更容易理解。孟子承认“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动物差不多，但差的那么一点点就是人性的开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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恻隐之心的例子就是“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见到别人家小孩快要掉到井里，人都会“下意识地”去救。“救”不是通过功利的盘算，也不是认识小孩的亲戚，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C太太见到一无所有、了无生机的赌徒，生起的就是恻隐之心。

这种饱含“仁”的闪亮和温暖，才是C太太终生难忘的24小时里最动人的时刻。

这一时刻，有关人性，无关性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反映了“人应该要什么”的深刻意义，而不是执着于“女人到底要什么”。

编辑 | 向由

值班编辑 | 吴擎

排版 | 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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