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如果我没有上过大学，那我一定心安理得地去打螺丝。可是没有如果。”那些曾经在课堂上嘲笑过孔乙己的孩子，长大后才发现，现在的自己像极了孔乙己：读过点书，又混的不如意，干别的吧，又放不下读书人的身段，所以高不成低不就。于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之后，日渐和语文课本上的人物，狠狠地共情了。小时候，语文课本告诉我们，《孔乙己》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对孔己乙后半生几个悲惨生活片段的描述，成功地塑造了封建末世备受科举制度摧残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形象，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揭示了国民当时的昏沉、麻木状态。然而，这个说法，可以应付应付考试，但却无法解释，大清朝早就亡了，封建制度早已消散，这个100多年前的虚构人物（《孔乙己》写于1918年），为何能够穿越时光，获得当下年轻人的共鸣和喜爱。答案就藏在鲁迅喜爱《孔乙己》的理由中，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他答复说是《孔乙己》。孙伏园用一句话概括了鲁迅告诉他的理由：“《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了不起的开头
余华曾经说过，《孔乙己》他看了无数遍，但直到35岁时重读，才发现这个开头多么了不起。《孔乙己》的开头很特别，它没有直接介绍孔乙己，而是介绍起了鲁镇的酒店的格局，做工的人的吃食，“我”的经历；而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孔乙己直到第三段的末尾才出现。
而这也正是这个开头了不起的地方，他选取了酒店这个公共空间，塑造出了一个以“做工的人”为代表的底层世界。这个底层世界有几个特点：一是，等级明显，短衣帮站着喝，穿长衫的进屋坐喝；金钱决定一切，四文铜钱一碗酒，十几文一样荤菜。二是，底层并不纯洁和无辜，虽容易说话但小气，防着羼水，唠唠叨叨缠夹不清。三是，整体氛围压抑，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正是把这些写透了，等孔乙己上台后，才能一下子写尽他在“环境中的尴尬”（余华的说法）。首先，孔乙己的实际地位和短衣帮无二，但他虽然站着喝酒，却是唯一一个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其次，虽然在背地里好吃懒做，手脚不干净，但在酒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从不拖欠，欠了也会很快还清。再次，压抑的氛围教人活泼不得，但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红楼梦》有一回叫“尴尬人偏遇尴尬事”，孔乙己就是这样的尴尬人。孔乙己的自我评价，和实际的社会地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却试图用脱不下的长衫，假装的大方，来维持自己最后的尊严和体面，而当这种努力被戳穿时，孔乙己就在尴尬中走向了可笑与可悲。而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对于苦人的凉薄”。由酒店格局讲到社会分层，又由底层秉性讲到社会氛围，最后自然而然带出孔乙己，而这一切又是如此丝滑如此圆融地彼此交织在一起，真的是大师手笔。这个故事本可以由孔乙己讲出，也可以由酒客和老板讲出，但鲁迅为何偏偏选择由咸亨酒店里的小伙计“我”来讲？这是一种“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只能写“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我”所未见、未闻、未感，作者就不能僭越去代写。这个视角的局限性，在别的小说里可能是一种缺陷，但在鲁迅这里，这个角度是唯一恰当且合适的视角。第一，人前的故事，靠的是“我”在酒店的所见，排出九文大钱，“茴”字的四样写法，用手走到酒店，等等。第二，人后的故事，靠的是“我”在酒店听到的对话，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偷到丁举人家里又被打等等，都是通过酒客、掌柜和孔乙己的对话叙述出来的。人前的故事，主要写出孔乙己的迂腐和可怜；而人后的故事，在写出孔乙己的可怜之外，还多了一层对酒客与掌柜的审视。最典型的，孔乙己被丁举人打的故事，是在掌柜的一再追问之下，才由“一个喝酒的人”讲出来的：“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一件如此血淋淋的事，却被掌柜和酒客当成了一个漫不经心的八卦，不但没有任何同情，还要被嘲笑“发昏”。掌柜听完了继续慢慢地算账，掀不起任何波澜。
“鲁迅所关注的不仅是孔乙己横遭迫害的不幸，他更为重视的是人们对孔乙己的不幸的态度和反应。”《孔乙己》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这是鲁迅在众多小说中反复运用的结构模式，比如《祝福》中乡下老女人特意跑过来听祥林嫂讲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阿Q正传》最后人们都来围观阿Q上刑场，《药》中人们伸着脖子看夏榆被砍头，甚至《示众》连故事都没有，直接只有一个场景：看犯人。具体到《孔乙己》中，“看与被看”可以换算成一个更好理解的说法：酒客和掌柜把孔乙己的不幸当成了一出戏，在欣赏和把玩孔乙己的苦难。而让人悲哀的是，除了掌柜，那些嘲笑和耍逗孔乙己的酒客，可能都是一些和孔乙己处境差不到哪里去的人。然而，弱者和弱者之间，往往并不是互相珍视和帮助。他们对更上者可能是跪舔的，但对同类通常却是更加无情。鲁迅在别的地方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弱者向更弱者抽刃，杀伤力更强，因为只有弱者才知道在哪里下刀才最痛。孔乙己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唯一脱不掉的是那身长衫，唯一改不了口的是“之乎者也”和“君子固穷”。而在这二者背后，不过是一个可怜人对“读书人”这个还有点体面的身份最后的坚持。然而，哪里痛往哪里捅，酒客们偏偏就要说“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偏偏要问“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并在孔乙己意料之中的窘迫与不堪中获得无限的快感。所以，不但“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整个小说也充满了笑声。孔乙己在人们的一次次奚落中，成为了一个笑话。被人拿来取乐，仿佛成为他生命中唯一的价值。“窃书不能算偷”的辩解是苍白的，“不要取笑”的哀求是无用的，成年人的世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他想在孩子的世界里寻找点慰藉，却只得到了“我”的不耐烦，和一群孩子的哄笑。整个世界都没有容身之地，孔乙己也就走投无路了。最后，“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杀死他的，不仅仅是“何家”和“丁举人”等更上者，还有残酷与冷漠的同类看客，他们用戏谑与麻木，消解了孔乙己不幸的严肃性，剥夺了孔乙己这个“苦人”最后一丝慰藉的可能。但你要真的要找杀人凶手，却好像又进入“无物之阵”，找不到对手。就像鲁迅说的，看客以及看客形成的传统，是一个“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孔乙己》整部小说，只出现了一个名字。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不需要具名，因为每个人都是凶手。可仔细想一想，其实“孔乙己”这个名字，也不是他的本名，不过是别人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取的一个绰号罢了。这个绰号，可以安在100年前的一个穷书生身上，也可以安在100年后迷茫彷徨不知如何安身立命的年轻人身上。而跨年百年，两者的共同点，不只是那件脱不下的长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