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植物学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61岁时深入独龙江考察植物8个月，填补了独龙江植物越冬考察的空白。从此致力于高黎贡山地区植物研究30余年，采集各类植物标本达17万余份，命名了166种植物。去年冬天，我收到李恒老师回复的邮件。她在回信中说，本周都在办公室上班，欢迎我“来所指导”。于是11月我们在昆明见了三次，去了她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家、办公室和标本室，一起待了三个半天。这个片子就是这三天的一个纪录。七点半起床，洗漱，吃早点。八点以前出门，爬坡走到小山上的标本馆。八点一刻，在标本馆二楼办公室的电脑前开始工作。中午，保姆阿姨接她下山，回家吃午饭。饭后睡午觉，然后在家里的书房继续工作到晚饭时间。吃完晚饭，跟保姆阿姨出去散一圈步。之后回来工作、回微信、看新闻、写日记，凌晨两三点睡下，第二天七点半起床。一周五天都是如此。第一次去她家拜访，聊不到五分钟，我们都强烈感觉：奶奶的头脑太清醒了。整个访问过程中，她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你也不懂”。因为知识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她觉得跟我讲话“很费劲”。第二次采访时，我说下次再来，她喊：“还有下次？没有下次了！”那几天的确不太平静。昆明疫情紧张，我们落地后天天核酸，演讲场地一换再换。我在采访中途一度觉得无法与她共鸣。每天看到那么多新闻，我好像无法像她说的那样，只埋头做自己的事。我不理解她怎么能总是那么积极、那么正能量。但是在第三天，我觉得她给了我一个答案，我把它理解为“时间”。很长的时间。后来在制作这部片子时，我想也许她不是在向我灌输一种空洞的乐观，也不代表她封闭和冷漠，她只是在任何时候都坚持做她能做的事，力所能及的事，不被无力感打倒，不走向虚无。2022年11月30号采访结束，我们回到北京，经历了感染、放开。直到2023年1月12号突然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她同意拍摄的前提是，绝对不夸张、不渲染。这一点我们大概是做到了，也仅此而已。今天是李恒老师的生日，谨以此片，表达我们的感谢和想念。
▲「一席·枝桠」S03E05 李恒 正片01
▲「一席·枝桠」S03E05 李恒 正片03
独龙江我刚刚去了一个多月，正是搞得欢的时候，我又得了瘴气病。瘴气病是死人的疟疾。云南都是这句话：“要到怒江坝，先把老婆嫁。” 你去了你就没得回来了，先把老婆嫁了，你就死在那里了。独龙江也是这样的地方。大家都已经觉得我不能回来了。后来可能是分院还是植物所联系了军区，拿直升飞机来接我。部队有电话可以通，就动员我的姑娘坐在电话机边，她喊我回来，我说我不能回来。我说我来都来了，我要回去，我这几年功夫、我的目标没达到，我也不是那种退却的人。结果，我回来的路还不好。独龙江的路是马走的路，一步起码有一个楼梯这么高。要走路的话我就要爬，很多人都用棍子拄着走的。我那个马就这样走走走，下了一个梯子，它失蹄了，结果就一下子跳起来，把我抛在一个陡岩子上。当时我就晓得“死掉了”，我说：好啊，我工作都已经完成，死得这么痛快啊。我说那也就行了。但是我是昏过去。地方上接我的人走在后头，他们走过来就看见马在那。这个马很好，把我一抛在路上它就一直都没有动，它要一动就把我踩死掉了。它没有动。从独龙江出来以前，我就已经把总结写好了，放在录音带上。因为当时我全身都已经肿了，那地方很潮湿，又没有蔬菜吃，已经不太行了。我说假如我回不去，你们放录音带。但我还是活着回来了。回来第二天，我还在工作。我姑娘扶着我到康复医院去看，一看医生就说要躺着不动，上石膏，断了三根骨头。我说假如我不上石膏、不住医院呢？不就是骨头散开了吗，它自己是不是会愈合？他说那你就一直保持这个位置不能动，一动骨头就会戳着肺了，那就很危险。我说我可以。第二天我就照样在标本室工作，我拿标本就是这样子拿，不歪着、不弯着。我工作了三个月，就把标本都鉴定出来，鉴定出来才有这个书（《独龙江地区植物》）。高黎贡山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山，它是个国际山脉，跨越西藏、云南和缅甸北部。中缅有一段国界，是以高黎贡山的山脊为界的（东坡在中国，西坡在缅甸）。独龙江是高黎贡山的西坡。一爬坡，到了独龙江那边，植物就会变。因为东坡是受太平洋的控制，西坡是印度洋的控制，两边水文条件不同。我的贡献就在这里。因为独龙江这一块原来是荒废的地了，没有人整，我经过那八个月的考察，就搞出来了，写成这些书。而这些地方（缅甸境内的高黎贡山西坡），我千方百计，请了我们的书记和动物所的人就跟缅甸政府去谈，缅甸很腐败了嘛，我们去见了那个部长，他们基本上不做研究工作。他们都同意了。合作协议书改来改去，最后定了稿以后，我们签了字摆在那里，要他签字，到现在还没签下来。我们就再申请了一个国际的项目，还是美国人给他打通。从缅甸仰光那边进去很远，已经走了十几天了，也有百多人上路了，刚刚进入到工作的地方，正要开展工作的时候，跟我合作的外方队长，叫Joseph Slowinski，是美国两栖爬动物学会的会长，年轻人，不到40岁。他看了有蛇就抓，晚上就整理，拿了三四条蛇出来，他说他好像被蚊子咬了一下一样的，可能蛇咬着了。当时他就死掉了，一个毒蛇咬着。就是因为这个，到第二年大家都怕了。我们还是没有考察着。但是20世纪初英国人在这里采了很多的标本。所以为了写这个东西（缅甸境内的高黎贡山植物），我一个人办签证，走到英国，走到法国，走到澳大利亚。背了那点行李，走到哪就是去十天半个月。去看高黎贡山西坡的植物标本，标本就抄下来，就有多少盒卡片。
就这样子才编出了这本书（《高黎贡山植物》）。所以独龙江也是我一个人采的，所有这些（缅甸境内的高黎贡山西坡标本）资料也是我一个人整的。片马南星并不是我在高黎贡山考察发现的，是我给怒江州药物研究所建立药物标本的时候，看到里头有一个南星，跟一般的南星不同。那个标本只是个叶子，有像牛毛毡一样厚厚的毛。我就鉴定它为一个新种， 把它命名叫片马南星。结果后来我到英国去看，英国主标本馆里头没有，我到他们的副号标本室，副号标本室的标本还没有上台纸，堆在楼底下。我就到那里去翻，结果我翻到了，人家英国人在70年以前就采集了这种植物，但是他没有研究，没有给它名字。▲ 片马南星标本，1924年植物猎人 George Forrest采集于高黎贡山西坡片马，藏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左下角可见李恒1995年前去鉴定标本时留下的记录。如果不是当牛鬼蛇神，我没有资格跟吴征镒一起劳动那么久。吴征镒那么多的研究生，那么多的崇拜者，没有哪一个像我亲身接受过吴先生的教诲和指导。当时牛棚就在植物所里，花语餐厅后头有一排房子，有一层楼关牛鬼蛇神的，走资派、当权派、特务、反革命，都是住在一起。在一起也不能够接触，不能讲话。但是劳动的时候有一段休息时间，这种时候就可以和吴先生说话了。一休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树我认不得，就可以扯个叶子问问他，他就告诉我。晚上我就记下来，就积累下来了嘛。就是那么一点点时间，我也不放弃，我在追求。所以说“文革”中我们这些人，我受苦最多，我受益最多。我学的植物学基本知识，学的法文、拉丁文，都是在那个时候学的。武斗的时候，全民都不生产了，停摆搞运动，晚上不搞嘛，我有蜡烛，就找了书在读。有的人已经到外头串联去了，成分好的结婚、生娃娃去了。我在这里做这个事情，有什么不好？平常标本室进去很困难，还要签字，还要登记。标本馆人都走掉了，我就在那里天天看标本。标本室那几层楼几千个柜子，从头到尾我都看过了。我现在能够从事植物学研究、植物地理的研究，主要的基础来自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不是来自于“文化大革命”，要注意“时期”这两个字。宁可卑微如尘土，但绝对不可以卷曲为蛆虫。一个人有这个原则就行了。不管你天花乱坠，不管你风生水起，也不管现在时局多么动荡，风雨交加也不管，但是你自己要相信、你活着要相信，太阳永远会放出光芒。下雨又怎么样？太阳发光是永恒的。只相信这一条，相信太阳。对吗？你躲到起嘛。你打伞嘛、避到起嘛。那个没有办法。不是天天都在下雨刮风嘛，是不是？你还要等待，要有点耐心。生命很长，你哪有太阳活得长？我一个人在山上，基本上一天回来就在这个屋子里头，我很少说话。这些花花世界，我一句话都不想说。我只是想说，我是不负残年。我能够活一天，我要不辜负这一天就行了。这就是我的态度，我的人生态度。第一个，尽量保护自己不生病，不给社会生麻烦，不给家庭生麻烦。第二个，我关心世界，天天看世界杯！看到三点钟那一场我还在看。那些是世界大事，不影响你，不影响你现在工作。最近这个时间（2022年11月底），昆明疫情那么严重，严控嘛，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持这种态度。那我在做什么？除了工作外，这个礼拜我很忙，有一篇论文需要我审稿。我就从头到尾，像写论文一样的，他哪里对、哪不对，我在这个上头费功夫。这是我可以做的。我时间花在这个上就有用了嘛。我还不至于天天在这里怨天尤命。
其他再有时间，我还在写我的文章，一字一句，天天在写。哪怕一天写 200 字，也是我一天的成果。
你没有消磨时间，而且你时间花在有用的事上，对社会没有妨碍，对社会可能还有点好处，这种事情你尽量多做。
今天我想表达的，就是一个老年人，她怎么样生活。这个对大家有一点意义，因为人家不是一退休就躺平了嘛。
我从来就是这样，不管是骨头摔断的时候，要死的时候，生病或者在医院的时候，我不愿意躺平。
我在医院是带着电脑去的。一天都不歇，都要做事。我还是想记录我自己的东西。我55岁退休，现在93岁，快40年了。这40年本来是一个躺平的或者牵累别人的生活，但是我没有。只是这一点跟别人有些不同。
李恒老师言谈非常生动有趣，那种鲜活是文字传达不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