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笔者极其不赞成举报，举报对改善教风没有好处，反而助长学生不正之风，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期末教学测评上反映，过去学校也有种种监督或反映渠道，而不是用这种手段；更不赞成网络上很多上升到民族主义去批判，把被举报的教师贴上“美狗”、“汉奸”之类的标签，进行网络审判。但是笔者这两年也留意到被举报老师的具体言论，完全抛开政治价值，单从乐观事实看地话，这些老师的观点很多也是站不住脚的，传递的都是老年聊天群或过去X涯贴吧里随处充斥的廉价、浮夸信息，存在明显的常识漏洞以及思维的浅薄。且看本次南航老师被举报的讲课内容：1.中国经济70%靠出口，如果外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一大半中国人都没有饭吃。
2.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最为民主的时期，因为段祺瑞给刘和珍君道歉了，而且那一段时间换了很多总统。
3．我们用的所有电子产品，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欧美的，包括你们的手机、电脑、相机等。
4．在电动汽车上投入再多，也赶不上特斯拉。数学物理成果全部来自西方，连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大学这么多定理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命名的。
5.美国流浪汉多是因为一犯罪就找不到工作，不管哪里招职员都要查背景。而中国即便犯罪也没人查你背景，不久后照样找工作，所以流浪汉少。
6. 美国有枪是一件好事，可以保护妇女权益，如果私闯民宅可以一枪打死。这也是他们更加发达更加文明更加自由的标志。因此发达国家犯罪率更低，比我们更安全。我们犯罪很多的，比如唐山打人案。
这位老师讲的明显有很多知识上的硬伤。比如，中国经济对出口依存度约19%，而不是70%，即便是把进出口合计起来，依存度也只有38%，外国如果对经济实行制裁，当然对中国有极大伤害，发生经济剧烈倒退，但不至于一大半人没有饭吃。比如，北洋时期根本不是中国“最民主时期”，这期间的确有些领域出现管制的宽松，但不是制度进步使然，而是军阀格局割据导致的混乱，犹如五代十国，不能与现代性的民主的相提并论。衡量民主的最重要标志是人民有充分地选择和监督政府的权利，北洋时期的中国人民显然与此不沾边。虽然内阁频繁倒台，这并不是人民投票的结果，而是源于军阀内斗，恰是公器成为武人工具，民意被强奸的体现。至于，段祺瑞给刘和珍道歉（甚至某著名历史博主还说是“给刘和珍长跪不起，以后十年吃斋念佛忏悔”）更是无稽之谈。据段的卫士长楚溪春回忆，段不仅没有任何忏悔，还对执政府卫兵屠杀学生行为拍案叫好：“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奖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当时梁启超、徐志摩、朱自清等人也都认为段祺瑞是杀人恶魔元凶，该老师这么美化段祺瑞，估计鲁迅都要从棺材里跳出来了吧！再比如，枪支自由与文明、安定并没有必然关系。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提出来的口号“人人持枪，他才不乱”、“枪支是防止暴政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实早已经不适用现代社会。首先，西方早已用健全的民主制约束住了权力；并且过去政府的武器与个人武器威力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长矛或步枪，而重武器和高科技武器诞生后，平民武器根本无法与政府武器对抗，所以，“枪支可以将暴政锁在笼子里”是个伪命题。当代发达民主国家，除了美国外，实际都严格控枪，如果不控枪，教条式地去遵守17世纪的人人持枪自由的主张，除了导致枪支泛滥，增加社会不安全，对于保障普遍人权并没有实际作用，美国与欧洲大陆就是明显对比。再比如对中西经济科技关系认知上，这位老师所说的有合理部分，但是背后逻辑乃是把中国人的创造能力说的一无是处，中国不配与美国竞争，只配做他们的加工工厂。虽然科技发明都出自美国，但是中国这些年进步也很快，比如，家电产业中国明显已经超越美国，美国惠而浦公司产品，从智能化程度到外观到性价比，显然比不上美的或海尔。中国的电动汽车虽然跟美国有一定差距，但是技术先进程度，也至少与日本、德国同处于第二梯队，如果评选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十个新能源汽车公司，恐怕中国最多。这当然不是乱吹嘘自、“厉害了我的国”，这是华尔街全世界精明投资者用脚投票给出来的答案。不可否认，中国与西方先进水平仍有差距，需要我们认真虚心学习，并且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自满，但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总之，如果这是一个出租车大爷、贩夫走卒讲这些，我们或许应该惊叹他有独立见识，但是作为一个211名牌大学的经管学院老师，在课堂上贩卖这类任何“时政爱好者”都能乱扯一通的信息，那就只能说明他平时根本没有用心搞科研，没有认真研究过课堂教育中所要讲述的问题，不能给学生有价值的参考信息，是一个不学无术、浑天度日的人。因此。很多人都以表达自由的观点，说我们对老师要宽容，保护不同意见。这个一点都没错，但是老师，尤其大学教师，具有传道受业解惑，乃至延续民族文明成果的责任。社会显然不能用言论自由给他们搪塞一切，这么低层次地要求他们，我们是要允许发出不同观点，然而作为大学老师，也不能总是给学生讲那些没有一点专业水准的东西，即便不能轻易衡量一个老师是否政治上合格，但是这种老师在学术和教学上一定是不合格的。笔者又想起来去年围绕上海某专科学校老师关于“南京大屠杀””言论的争议，这位老师说：当年的侵华日军到底在南京屠杀了多少人，30万人是没有数据支持的。30万人是从一个人的笔记里大概估计的，也有估计三千的，有估计两万的，有估计五十万的，有估计七万的。
死的是谁，有名有姓的是谁，如果没有名没有姓没有身份证号，你这个30万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一个概述。澳大利亚也有爱尔兰逃难来的犹太人，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所以他们真实的统计出了屠杀的犹太人和逃难人的数字，但是很遗憾，中国没有。
对于这段历史，如果没有史料支撑的话，那也只是民间说说而已，说的跟真的一样。
其实这都是当年日本右翼否认大屠杀的理由，这位老师但凡是真正研究过这个问题，随便去中国知网下载几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术论文，如果她对中国学术不放心的话，去读读西方人的研究著作，哪怕是维基百科，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南京大屠杀虽然没有确数，但是死亡至少15万以上是国际公认的，任何资料都支持的，关于大屠杀的各种记录资料堆积如山，怎么说是民间传说，仅靠一个外国人的笔记？没有精确死亡人数，就可证明它的不存在，是中国人自己杜撰的东西，这又是什么逻辑？至于犹太屠杀统计精确，是因为这是针对某个特定种族的屠杀，在屠杀前，纳粹就得做精确统计，以免误杀自己人或者盟友民族。并且犹太教作为一个极其排他性的宗教，过往一直对本会堂所辖民众有精确的统计，有非常详细的花名单，以免异教徒冒充犹太人，所以事后统计谁遇难，很容易精确到个位数。但是南京大屠杀，是不分民族的大屠杀，并且南京当时有大量流动性难民，造成统计难度比犹太屠杀难百倍千倍。当然，这也跟中国政府过去对个体生命漠视有关，但是不能以此瑕疵来否定民族的苦难，这是两码事。如果对这种东方现代史上最惨重的屠杀行为可以漠视，选择性地原谅，姑且抛弃民族立场，只是站在最基本的人性立场上看，用最轻的话形容那也是不辨是非、幼稚愚蠢，出发点未必是坏的，但是又最终为恶魔所迷惑利用。也很多人为此辩护说，这些老师是给学生提供多种视角，批判性思维，西方教育一直都这么鼓励的。西方教育体系是鼓励反思，给人提供不同的视角，但是必须基于准确、系统的信息基础之上，而不是基于片面失真、具有明显引导性的信息。笔者在香港中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科大卫、梁元生、梁其姿、叶汉明诸位老师讨论重大历史问题，都会告诉你马克思主义学者怎么看，自由主义学者怎么看，或其他学派怎么看，并且他们会列出一长串不同观点的严肃学术著作，让学生自己阅读消化，自己形成见解，这样就不会给学生倾向性的误导。而这些老师显然不是这样做，只是将自己没有考证的道听途说传给学生，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些老师种种存在严重常识和逻辑性漏洞问题背后，实质反映出一些知识分子的情绪化逆反行为：凡是官方宣传的，不论对错，我都要反着来，凡是反官方的或者反权威的，我都要去选择相信。这种心思是一种不成熟的逆反心理，而不是什么客观的批判性思维，这种行为过多传递给学生，也终究是无益的，无论是对学生成长，还是对社会发展。我们经常这样说：政治归政治，学术归学术，不能让政治凌驾学术。这话不假，这不仅是说给教育管理部门听的，知识分子本身也要反求诸已，不能说这个老师的政治价值符合你的胃口，就忽略他一切学术、教育上的不合格行为。因为老师的主业并不是对学生进行政治价值引导（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更重要的是学术和教育的正确引导，这也是老师基本责任。所以说，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政治化，在学术和教育上看，显然这些老师是不合格的。总之，学术自由应该坚定不移地捍卫，但是不应该被廉价地被用来保护、宽容一切行为。为此，我们不仅要尊重老师的学术自由，也要对他们的提出很高的专业水准要求，这是他们职业的重要社会责任使然。如果在言论自由大旗下，就可以对他们的知识浅薄、不学无术视而不见，一切以一个“尊重言论自由”了之，显然这样的知识界也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