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西去，又一颗良心走了

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大师。

作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他的文风独树一帜，道德感和责任感极强，通过提炼自己的生活与观察，以诗的力度构筑了一个浓缩了现实与寓言的幻想世界。

他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人士。

自小经历了战争灾难的他，一辈子都在呼吁和平。他用文章批判日本人畏强凌弱的民族性，主张要深刻反省二战时带给亚洲各国人民的痛苦，积极参加“护宪反核”的集会与游行，即便右翼多番纠缠，也从不掩饰自己对日本战后政治状况的担忧。

他也是一位耐心的好父亲。

27岁的时候，因为智障儿子的出生，人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挣扎过，痛苦过，但最终并未选择逃避，给孩子起名为“光”，努力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渐渐地，他的文字减少了曾不断喷薄出的愤世嫉俗，更为积极地带给自己、也给世人更多救赎的力量。

大江健三郎的身上，有很多个标签。尽管他的“批日”行为，在本国一些国民看来并不讨喜，他的作品也曾引起广泛争议，但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位充满异色，却熠熠生辉的人。

3月3日凌晨，这位晚年仍勤耕不辍的作家，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享年88岁。

回首大江健三郎的一生，与很多名人都曾有过交集，其中中国人最为熟知的莫过于鲁迅，这也是对大江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

有一个小故事，2009年大江健三郎来到中国，特意去参观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

当访问团们准备在鲁迅大理石坐像前合影留念时，却发现却找不到大江了。大家一找，才发现他蹲在石像的另一侧，泪流满面。

参观过程中，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拿出了一份鲁迅的手稿给他参看，大江先生戴好手套，低头看了几页，就赶紧还给了工作人员。他后来表示：“如果再继续看下去，我一定会痛哭流涕，泪水如果滴在手稿上，将会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大江对鲁迅的感情之浓烈，可见一斑。

其实说“交集”，他并没有和鲁迅见过面，只能算是神交已久，且是大江单方面的。这个缘起，来源于他的母亲。

1935年大江出生时，他的母亲收到好友送的一本《鲁迅选集》日译本，从此母亲就成了鲁迅的铁杆书迷。母亲总是称呼鲁迅为“鲁迅先生”，以至于大江很小的时候，就从母亲的口中得知“中国有个大作家，叫鲁迅先生”。

大江12岁的时候，母亲将那本《鲁迅选集》作为中学的入学贺礼送给了他，希望他学习鲁迅写作，大江真正意义上开始接触起鲁迅的作品。

他最喜欢的是《故乡》，在大江的自述中曾说过，他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摘抄过那段金句：“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是发表在东京大学的报纸上的。他仿照着鲁迅《呐喊》集中《白光》一文的风格，虚构了一位苦闷青年的内心世界，希望也能呈现出内心里“含着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

但当他兴冲冲地拿着文章给母亲看的时候，母亲却并不买账，觉得远不如《故乡》那般动人。其实直到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母亲依然会对前来祝贺的宾客说，“离鲁迅还差得远”。

不过大江本人倒并不在意，按照他自己的话就是“自己一生都把他当做精神导师”，“ 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人家说我像鲁迅”。

不过要说后面对他的后期写作风格影响更大的，恐怕是欧洲文学。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致辞演讲中曾说，他从母国（日本）中获得文学养分很少，更多的是来自于法国的文学作品以及瑞典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这些养料反应在他的作品中就表现为，相较于大多数日本作家所写的“日本的世界”，大江的视角更像是“世界的日本”，时常处于很边缘的暗黑地带。这种独特的，且具有批判性的反思性，几乎贯穿于他的一生。

从这一点而言，大江健三郎与曾无数次鞭辟入里批判中国人劣根性的鲁迅，确实很像。

日本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曾做过一次名为《美丽的日本之我》的演讲。同样是在瑞典皇家文学院的颁奖台，大江健三郎做了一次名字极为相像，但内容却截然不同的名为《暧昧的日本之我》的演讲。

在1994年的这场演讲中，大江直截了当地指出，持续了长达120年的近代化过程的日本已被撕裂成暧昧的两极，一边向西欧学习，却又守着古老的糟粕。这种暧昧的进程，使它本身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最终使得日本不仅在政治方面，也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他表示被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日本人，是无法和川端康成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之我”的。

这种强烈的批判性，在他获得芥川文学赏的作品《饲育》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这部小说的背景发生在太平洋战争末期，一架美国飞机坠毁于日本的某个森林，村民们俘虏了跳伞求生的黑人飞行员，关在地窖里喂食，一种荒诞的“饲养”关系形成了。村民们对黑人兵从恐惧到接受，但最终因为黑人劫持孩子还是杀掉了他。后来日本投降，村民们因为谋杀战胜国士兵的行为感到恐慌，而孩子则把大人们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

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文章强烈批判善良朴素的人性，转变成残忍的动物性，呼吁人性的回归。

但这种锐气的“大道理”，在大江中后期的作品中出现得越来越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与大江的儿子光的出生有很大关系。

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和同学的妹妹结婚，生下了一个身患残障的孩子，有严重的发育畸形。因多次手术皆无法挽救，大江甚至一度至江之岛试图赴水自尽。

后来他把养育智障儿的经历，加以提炼和创作，全部融汇到了自己的作品中。在《个人的体验》《空中怪物阿古伊》等作品，都能明显看到他真实生活的影子。

《个人的体验》中，主人公“鸟”不断地纠结要不要抛弃自己的残障婴儿；《空中怪物阿古伊》中，主人公“D”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能在空中看到一个类似大袋鼠的怪物。

洗澡，喂食，哄睡，盖被，陪学，陪伴……常人恐怕很难体会一位家里有智障儿的人的心情，但大江以近乎真实到残忍的心理素描，把他在养儿这条路上的艰难苦楚在文学作品中展示了出来。

虽然仍多聚焦于苦难，但他的作品多了一股温柔且坚韧的力量。

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大江常常着力描写一些特殊群体：疯子、白痴、残疾儿。这种远离中心、关注边缘的创作手法使他的作品更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和共鸣。

不像一些文学大家的作品读起来晦涩，大江的书好读且细腻，很容易一口气读到底。它通常不会有什么大道理让你醍醐灌顶，但经常会有一些极小的细节引起共鸣，又在角色的行为选择上会不自觉地引发思考，“唏嘘不已”是我读大江健三郎时最常有的感受之一。

拿那本最知名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来说，初读时你会感到被闷在水底一样，难以呼吸，但又有一股劲推着你往后读，让你随主角一起地茫然失措，直至情绪不断累积到最后爆发。看到结尾，如同从泳池里探出头，终于可以畅快呼吸的一刹那。

后来无论是政治、核能危机、死亡与再生、甚至包括宇宙论，皆呈现在他的创作中，而勤于阅读与写作的习性，使得壮年期的他几乎隔段时间就有长短篇小说及评论出版。

遗憾的是，相较于村上春树、东野圭吾、太宰治等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的人气并不算高，他曾经在公开演讲中半开玩笑地说过，“一辈子也没有感觉到嫉妒的我，对于村上在中国的人气，我感到很嫉妒。”

一位作家的离世，无疑是令人惋惜的，但对于他（她）的作品而言，很可能也是另一次焕发新生的机会。各位倘若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读一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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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编辑 | 苏米

值班编辑 | 莫奈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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