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我对中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纪念
大江健三郎（1935-2023）
2023年3月3日，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去世，享年88岁。他出生于1935年，亲历战争与动荡，毕生笃信和平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关注社会问题及人类命运。大江健三郎热爱中国文化，尊崇鲁迅先生为“排列在亚洲文学第一位”的作家，自上世纪60年代，曾多次造访中国，与巴金、莫言等几代中国作家结下深刻友谊。
《世界文学》对大江健三郎的译介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第6期，彼时借着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华的契机，《世界文学》刊登了大江健三郎的特约稿件《新的希望的声音》。1995年，大江健三郎作为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登上该年第1期《世界文学》封面，同期刊载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特辑”，包括三篇短篇小说和一篇评论文章。2000年10月，大江健三郎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之邀，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学术访问。该年第5期《世界文学》推出“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自选作品专辑”，内含小说、随笔、书简和访谈，大江健三郎还特为此专辑写下《参与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致<世界文学>读者》一文。以下是时任本刊编辑许金龙于2000年4月12日亲赴大江健三郎寓所对他进行的独家专访的实录，以此纪念这位极富人文精神的日本文学巨匠。
天艾
大江健三郎（以下简称大江）：啊，君特·格拉斯先生！这次我在德国刚刚见了他。
许：前不久，他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大江：他是我的老朋友，很久以前，我们就是很要好的朋友。这次，也就是去年十一月下旬吧，在我任教职的柏林自由大学，我们一同出席了该大学授予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名誉教授的仪式。在庆贺仪式上，大学当局要安排两位作家陪伴在拉什迪的两旁，就像两个伴童一般，于是，就选上了我和刚才提到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会场上，我和格拉斯分立在拉什迪的两边。拉什迪在演讲中说：“假如会场里潜藏着霍梅尼派来的杀手，并向我们扔过来一枚手榴弹的话，我们三人可就全完了。所以，我们还是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位小说家为好。那么，大江先生或是格拉斯先生，你们中的某一位最好移到别的座席上去。”（大笑）
《世界文学》封面上的大江健三郎
许：我所任职的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陈众议先生是拉美文学的专家，也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朋友。略萨告诉陈说，在大江先生您的提议下，他、君特·格拉斯、纳丁·戈迪默、苏珊·桑塔格和阿摩司·奥兹等各国著名作家正在与您互通文学书简，还说您计划不久后要把这些文学大师间的往返书简结集出版，是这样的吗？陈众议先生建议，可否在《世界文学》上先行发表其中一部分书简，以飨众多中国读者。您以为如何？
大江：是的，我们正在通信。我们确实有一个计划，那就是我与各国的作家朋友们互通文学书简。具体说，就是我与这些作家中的每一位往复各写几封，然后再结集出版。如果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的话，我与略萨的往返书简大约有十多个页码，不算太长，就长度而言，对《世界文学》也比较合适。我给略萨写了两封，他给我回了两封，一共是四封信，等一会儿我可以把这些往返书简复印好让你带回去。与其他作家的书简，比如与君特·格拉斯等人的往返书简，我也会一并整理好。
许：您这次去北京，我们打算请您去网站，与中国的网友在网上进行交流，届时，或许会有十万，甚至数十万的中国网友通过因特网与您直接交流，对此，您以为如何？
大江：我很乐意这样做，与中国的读者朋友在因特网上进行交流。不过，在中国，因特网的费用会很高吧？普通市民有这个经济能力吗？自己家里也有能够上网的电脑吗？
许：当然有，比如说，我家里就有，我身边的同事家里几乎都有。在中国，这已经没什么新鲜的了。
大江：可对于我来说却还很新鲜，我现在仍然在用笔写作，然后，再让我的女儿帮着输入电脑。
许：可以说，现在已经渐渐进入因特网的时代，因特网将要为各个领域带来巨大变化，当然，文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您认为，即将到来的因特网时代将会给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威胁到作家的传统地位？
大江：我从来都认为，作家没有必要占据显赫的位置，作家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就价值而言，作家创作的作品大致等同于电影、电视和音乐，等等。文学确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也有不少问题是文学所无法解决的。我觉得文学本身今后很难出现特别繁荣的景象，但因特网却会越来越发达。如果因特网的发达能够促进文学的繁荣，我认为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发表作品，阅读作品，也可以打印出来后细细地品味。只是随着因特网的普及，来自政府对文学作品的检査将会越来越困难。
许：随着因特网的普及，不仅中国，世界各国都会迎来因特网的时代，人们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表和阅读文学作品，确实方便多了，这对促进文学的繁荣也一定会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吧。
大江：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优势，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还有生活在美国和欧洲的中国人中有很多知识分子，如果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以中文为媒体的世界性网站就好了。我希望《世界文学》也是如此，能够开设《世界文学》的电子版，让更多的读者借助因特网进行阅览。
许：谢谢您的建议，但《世界文学》只是一家学术性刊物，本身尚不具备开设因特网的经济能力。不过，今后我们或许会与有关方面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争取尽快开设《世界文学》的电子版。
大江：一九六〇年我去过一趟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八十年代初我又去了一次，都看到正在发行鲁迅先生新的全集，记得上面还印了鲁迅先生的手迹。我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亚洲，也就是在这一百年间的亚洲，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鲁迅。
许：您也可以算得上是二十世纪亚洲伟大作家之一吧。
大江：我可算不上伟大的作家。早在孩提时代，我记得母亲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学作品，我最初知道郁达夫这位作家，就是从我母亲那里听说的，因为母亲读过他的作品。那时，印度的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于是，我就问母亲，在那之后谁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她回答说：“唉，如果鲁迅先生能获奖，那就太好了。”可惜鲁迅却去世了。鲁迅能够在非常短小的篇幅内，融入非常厚重的内涵和犀利的观点，这很了不起！巴金先生也是这样的作家吧。……在德国，我认识一位叫做普林斯特·海茵的德国作家，他 翻译并在柏林出版了鲁迅的《阿Q正传》。我想知道的是，“阿Q”的“Q”是什么意思，是否因为中文里没有相当于“Q”这个音的汉字？或者说，鲁迅用“Q”来表示名氏只是开了一个玩笑？
许：其实，《世界文学》创刊之初就包含着光大鲁迅先生传统之意。
大江：啊！这是真的吗？
许：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中期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叫做《译文》，他为杂志设定了开本，除转载外国文学作品外，还要图文并茂，他本人就是一位译者和评者。《世界文学》创办时也叫《译文》，是后来才改名为《世界文学》的。在开本和印张等许多方面，沿袭了鲁迅的做法，不但介绍外国文学作品，还要有作家简介、外国美术作品和文学插图，并由鲁迅首创老《译文》时的战友茅盾先生担当首任主编。
大江：啊，我知道茅盾先生和他的作品。
许：鲁迅、茅盾等中国作家在进行创作的同时，还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并从中吸取营养。比如，您刚才提到的阿Q，就多少带有一些外国文化影响下的时髦与幽默。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大江：我同意你的看法。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一些中国作家身上，外国文化、尤其是欧洲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比如《围城》的作者钱锺书先生。
许：钱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他的夫人杨绛先生则是我们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者。
大江：这位钱先生不仅是小说家，显然还是一位学者。除了文学以外，我觉得他对历史和欧洲的哲学思想也颇有研究。他的《围城》是一部极其出色的小说，描述了一群从国外学成归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和苦恼。当时，中国正遭受着日本的侵略。小说中有一些具有新思想的新女性，有一些新青年，当然，也有个别比较糟糕的青年……这群青年为躲避战火，逃难来到农村小镇上的一家旅馆，那是一家很有意思的旅馆，其建筑样式和内部结构都很奇特，钱先生对这些写得很有功力。我读了不少中国诗人的诗作，现在日本有不少人在研究他们，也出了较多研究成果。比如说李贺，就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诗人。
2012年大江参与反核游行
许：大江先生，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到您本人和您的文学上来吧。我们都知道，战争结束后，您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对您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您的《死者的奢华》《饲育》和《人羊》等早期作品群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这种影响。其后，大约是一九六三年吧，您的长子大江光出生，那一年，您还参加了调查团，前往广岛调査原子弹爆炸后的种种惨状和后遗症，接着便在《个人的体验》和《广岛札记》等诸多作品中，将大江光个人的不幸与广岛遇难者的不幸连接起来，后来您又将广岛事件与南京大屠杀和奥斯威辛集中营连接起来，从而把您的关注转向人道主义，将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当然，这其中也有您的老师渡边一夫先生有关法国人道主义的影响。如果以一九六三年为界，将此前的作品归于早期作品、其后的作品视为中期作品的话，是否可以把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作品划为第三期作品呢？我们从这一时期的《燃烧的绿树》和《空翻筋斗》等作品中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除了文体上显而易见的变化外，觉得您似乎开始关注起社会异常现象和精神问题来了，比如对奥姆真理教问题的关注……您是否是出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从更广泛和深远的角度来思考奥姆真理教等问题的？您认为人们应当如何面对目前这个宗教空白的时代？
大江：是的，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是一个在战争中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在战争期间接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认为天皇是神明，觉得对日本来说，侵略中国是件好事。当时，我就是这样一个军国少年。战争结束后，我开始知道日本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接受以美国为首的欧美民主主义教育，反思日本在亚洲干了些什么，意识到日本那样做是没有出路的。战争结束时，我刚好十岁，在那以后的五至十年，也就是我二十岁以前的十年，对我的一生极为重要。在这期间，我学习了民主主义，反思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亚洲犯下的罪行。比如说，日本当年是如何侵略中国、在中国犯下哪些战争罪行等等，认识到自己必须成为新日本人，成为有别于那些侵略他国、杀人放火的日本人的新日本人。在大学里，我的专业是法国文学，学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从我的老师渡边一夫先生那里。对于文学，当时我是比较消极的，认为人际之间的关系比较阴暗。不过，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我对文学的态度，那就是大江光的出生以及我本人参观了广岛。这两件事使得我开始积极起来。学生时代我学习的是二十世纪阴暗和悲观的文学，可在我二十岁之后的十年间，自从大江光出生以及我本人参观了广岛和冲绳以后，我的文学观也随之出现了积极意义上的转变，也就是积极的文学和积极的人道主义。
许：从理论上和哲学上……
大江：对，并且将其运用于我的文学之中，用以指导我的文学创作。在那以后，作为作家，作为文学家，我不认为自己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或者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本身，使得我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过，也确实从那时起，我开始思索日本人的灵魂、精神和信仰等问题。在这五年间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和《空翻筋斗》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日本人的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比如说，日本出现的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错误的宗教运动，就说明了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日本人必须认真思考何为灵魂、何为精神的问题，尤其是年轻人更需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而我，则只是把这一切反映在了文学作品中而已，想探索一下这些错误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什么样的选择才是科学和可行的。以上这些，就是你刚才提及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现的变化。
大江健三郎为《世界文学》所写文章手稿
许：谢谢您对上面这个问题的诠释。我还想提一个稍微有些不同的问题，那就是您在文学作品中，是如何处理和协调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的？换句话说，您在自己的作品中，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与现代有机和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的？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在论及日本文化模式时曾提出一个论点，认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他形象地比喻说，日本的传统文化是母体，外来文化是父体，而两者间的产物则是日本的近现代文化。就这一现象而言，日本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有过和魂洋才之说。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的呢？
大江：我听明白了你的问题。日本自明治维新拉开现代化的序幕以来，至今大约一百三十年了。在这一百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我认为还是以传统文化为其底蕴的，与现代化以前的日本传统文化是一种承继关系。关于日本文化模式的问题，加藤周一先生认为是杂种文化，我倒更以为是一种边缘文化。之所以说是边缘文化，主要是因为日本原本就处于世界的边缘。即便在亚洲，我也认为日本同样处于远离中心的边缘。这个中心，就是中国。日本当初成为亚洲地区的强国，也就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之间的二十年。当时，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成为亚洲地区的强国，直至一九四五年战败。也就是说，日本作为一个地区强国的历史，只有自十九世纪末至一九四五年的这六十至七十年。自一九四五年起，日本开始走上民主主义国家的和平之路，至今已有五十五年的历史。在这五十五年间，主流还是民主主义，但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帝国主义的倾向，其代表人物就是石原慎太郎。自从明治维新开始现代化进程以来，大约四十年间，不，是二十至三十年间，日本全力以赴地实施富国强兵的国策，很快就成了一个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强国，这段历史时期大约是七十年，也就是说，日本的帝国主义历史不算太长。然而，就在这比较短的时期内，却犯下了极其严重的战争罪行，可在战后的五十年间，大家对此却视而不见，五十年后的今天，更是试图忘掉那一切，忘掉那一段历史，这是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我总在想，日本的现代化时间不算很长，却极具帝国主义的性质。自一九四五年战败后，日本才开始走上民主主义道路，希望建立起一个和平的国家。
许：维持和平宪法……
大江：对，现在还是那部和平宪法。在战后的大约六十年间，我觉得前三十年是民主主义时代，而后三十年则开始出现了非民主主义的东西，现在的日本政府也是如此。我希望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三十年里，日本能够建立起强大的民主主义体制。而且，也必须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民主主义体制。
左图为：大江与莫言在后者的家乡高密
右图为：大江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前
许：您是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三十年内，希望日本建立起真正的民主主义体制？
大江：是的，在从现在开始的三十年间，必须建成一个在亚洲受欢迎和被亚洲各国所喜爱的日本。可要做到这一切，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得到中国的协助和合作。我在德国的多次演讲中都提到，在未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世界上将会岀现三个强大的极，其中之一是美国，当然，那时美国的力量较之今天要相对减弱一些。另一个极是联合起来的欧共体，还有一极则是今后将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这种三极结构，在二〇三〇年以前将会形成。那时，中国会成为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又将如何应对呢？石原慎太郎就认为，中国的现任总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如果任由中国这样发展下去）日本就要完蛋了。所以石原慎太郎就跳了起来。在我看来，日本目前确实很危险，所以一定要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实行民主主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都实行民主主义改革，使日本成为其他各国所需要的国家。只有这样，日本才会有岀路，即便中国强大起来，日本也会有出路。但是，按照现在的路走下去却很危险，因此一定要在日本实行民主主义，将民主主义体制引入到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去，再次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成为一个受到亚洲各国欢迎的国家。比如说，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对亚洲比较重要的国家。很显然，在未来的三十年内，中国将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可随之也会有很多麻烦，例如公害和人口等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人最终是能够克服这一切困难的。如此一来，中国也将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因此，世界将会出现美国、欧共体和中国这种三极构造。
许：那么，日本和俄罗斯的位置在哪里呢？
大江：她们将成为边缘国家，那时的日本将不同于今天的日 本。因此，作为边缘性国家，日本一定要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具有其独特价值的国家。我希望日本的年轻人要丢掉所谓已经超过欧洲的日本是第一的想法。其实，日本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也就是经过一段不长时期的努力而已。在战后的二十年间，日本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今后，日本的处境将会越来越困难，但绝对不能借口日本处境艰难就要走帝国主义道路。
许：您认为目前存在着这种危险倾向吗？
大江：我觉得是存在这种危险倾向的。我认为，正因为处境艰难，才更需要走民主主义道路。
许：倘若日本今后真能走上您刚才说到的那条民主主义道路，全世界都会为之而感到放心的。大江先生，对您的这些精辟见解，我谨代表中国读者向您表示感谢。您这次前往北京，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日本学研究中心进行演讲，关于在社科院演讲的题目和内容，我希望还是围绕文学和文化展开……
大江：是的，我将主要围绕文学而展开论述。当然，也要谈谈文化……我为在社科院的演讲初步拟定的题目叫做《一个日本作家的现状》。巴尔加斯·略萨也曾在美国作过类似题名的演讲。我想在演讲中说一下我这个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少年，是如何成为小说家，如何经历战后的民主主义，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如何思辩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我现在的现状，等等。与此同时，我还为演讲准备了另一个题名：《日本文学能够成为世界文学吗?》
许：当然，这个“现状”的过程也包括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您是如何“诞生”的吧。
大江：是的，也包括我作为作家是如何“诞生”的。我将主要从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的角度来讲。演讲中将要涉及的日本文化这个范畴，也包蕴着刚才提到的“现状”。
许：关于您将要参加的与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座谈会，您有什么看法？
大江：在座谈会上，我想知道我的中国同行都在创作什么样的作品？如何看待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他们是如何继承传统的？比如说莫言，他在作品中就尽量体现传统。我觉得中国作家可以着重谈谈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中国文学，而我则着重谈谈世界文学之一环的日本文学。例如，鲁迅先生是中国作家，属于中国文学，但他也完全属于世界文学。在日本来说，安部公房算是世界文学，当然，我也多少拥有一些读者。我本人在日本文学传统之中接受了传统的影响，并且在这种状态下写了日本人的生活。也就是说，我想着重介绍一下日本作家是如何创造日本文学的，同时，我希望我的中国同行告诉我，他们又是怎样创造中国文学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中国作家是如何将自己的文学推向世界的，而日本作家又是怎样走向世界并成为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
许：非常好的设想和建议。
大江：我经常前往欧洲和美国进行演讲和学术交流，却根本不知道中国作家是如何进行创作活动的。我们很多人对此都抱有兴趣，我非常想知道中国作家是如何进行创作和生活的。我知道，这次座谈会对我将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学术活动。较之日本文学，我认为中国文学更具有世界性，更应当被称之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确实自有其个性，她与自己的传统，一种非常博大、悠久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关于中国文学土壤的农村，无论鲁迅也好，茅盾也好，当然，莫言也是如此，他们都直接描绘了中国农村和生活在那里的农民。然而在日本，农村文化已经消亡了。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日本文学将要落后于中国文学、韩国文学和朝鲜文学。总之，这次去中国，希望能够和大家就中国文学、日本文学和文化，以及亚洲文学进行交流。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日本在亚洲处于孤独的状态，被排斥的状态。这种状态使我感到忧虑，我在考虑日本在亚洲的处境。最近，石原慎太郎的言行加剧了这种孤立状态，使得日本在亚洲形单影只，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心。曾被毛泽东主席接见过且还在世的日本人中，就年龄而言，最年轻的那位是《朝日新闻》社的，我则是数第二位的年轻人了（大笑）。这次去中国，我本人将注意尽量不要失礼，倘若有不周到的地方，请你们不客气地提出批评。
许：没那么严重吧（大笑），请您务必放心。大江先生，学术活动之外，您是否还想去一些地方看看，比如故宫博物院和长城什么的。
大江：恐怕是没有观光的时间了。再说，故宫我已经去过两次，长城也曾去过。如果可能的话，倒是很想看一场戏剧，比如说京剧或越剧。再就是想看看北京城的胡同。这对于我今后阅读中国的小说作品很重要。我为了阅读茅盾的作品，就去了上海，以便更好地理解茅盾作品的背景；为了阅读鲁迅的作品，也曾特地从苏州去了浙江省的绍兴，在那里参观了《故乡》这篇小说的场景。现在，我则希望看看北京的街道和胡同，这对我今后阅读新创作的中国小说是很必要的。较之那些名胜古迹，我更想看看北京的街道和胡同。最后，我还想说说我对中国的尊敬之情，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我曾相继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巴尔莱特大学和现在的柏林自由大学等处任教。在这些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四面墙壁的书柜里放满了中国政府赠送的中国书籍，有中国的古典、科技、经济、哲学和文学等领域的图书。另一方面，有些图书馆也收入了台湾方面赠送的图书，无论柏林或是芝加哥的图书馆里都有。那些书籍与中国大陆出版的图书竟然完全一样，无论印刷还是类别，全都一样。
许：都是一个老祖宗嘛，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大江：是啊，中国政府的这种善举，确实很让我感动。可是日本在这方面却落后了。我是小西国际交流财团的理事，这个财团是一个民间的财团。早在六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家廖承志先生曾与高崎达之助签订了TL民间贸易协定【六十年代初，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签订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故用高崎（Takazaki）的首字母T和廖承志的首字母L来称谓这个民间贸易协定】，而小西财团，则是这个TL贸易协定的产物。该财团长年以来一直在向中国的大学赠送图书，估计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一定收到过小西财团的赠书吧。最初，是井上靖先生任这个财团理事的，他去世后，就由我补任了这个位置。当然，井上靖先生有自己的基金会，也很有钱，我却没有什么财团的支持。不过，在感谢和尊敬中国的爱心这一点上，我们都是相同的。
许：谢谢您为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一切。我期待着您于今年九月下旬访问北京期间，能够更好地与中国的学者和作家进行交流，以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
大江：我还想顺便说一句，我本人不喜欢宴会，只是希望能与大家在座谈会等场合就思想和学术进行交流，请大家不要为了宴会而破费。较之“干杯”，我更希望的是“谈话”（大笑）。
许：最后，我想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创作习惯或日常创作生活。
大江：说到习惯，你现在坐着的这张单人沙发，就是我平常工作时坐的地方。我就坐在这里，将稿纸铺在膝头上的小木板上写作，而大江光【大江健三郎的儿子】则躺靠在我旁边的这条长沙发上，一面听音乐一面进行自己的创作。我们总是在一起工作。他创作的三首曲子已经被录制成CD盘，NHK也为他制作了专门节目。很早以前，我就教他用汉语说“你好”“我们感谢中国人民”，等等。
许：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在此，我预祝您的这次学术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大江：谢谢。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0年第5期，责任编辑：许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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