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的尊严，总是藏在生活中最不起眼的似乎一无尊严之处。”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二十九卷，为免费内容。

周著《巡礼之年》，在生态的意义上，是对今天水泥社会的一次植树造林。而回到时间长河，《巡礼之年》则是对那些没有进入过文学史的人物的一次次回忆和拥抱。——毛尖

在三册《巡礼之年》中，既可以读到世纪之交台湾的市井风情和人生百态，亦可以读到作者访学行旅中的哲思感悟。从聆乐赏画时的纤敏体察，到世局转蓬下的深沉顾惜，从极其细小的日常见闻和身边琐事，到逐渐雄浑开阔的知性之美和庄严之思，周志文的笔大量触及生老病死、情感觉知、宗教艺术、行旅怀乡……小鸟摘取了其中三章作为试读，分享给大家。

张爱玲

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有点模糊了。好像是一个星期六的晚间新闻的时候，听到张爱玲的死讯，新闻报得不很详细，只说发现张爱玲死了，其实她已经死了好几天了。她独居在洛杉矶城里的一间公寓里，平常不轻易开门，更是绝不见客的一个闭门不与社会接触，一住就住了十几年的东方老太太，在西方红尘万丈的大都市中，被人忽略、被人遗忘是很自然的事情。死亡有点像羽毛落在沙土上，像花瓣掉在水面上，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呀！但对见过那朵盛开的花的人而言，花的枯萎而凋谢，还是有些令人惊心的。

说不上悲痛，也说不上震悼，有点像早上醒来，看见枕头边的手表停了，指针还指着昨晚的时间，怎么突然停了呢？昨晚临睡从手腕解下来的时候，不是还走得好好的吗？是电池没电了吧，距离上次换电池，已经有一年多或者两年了，石英表走起来又准又不费电，而且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不须特别照顾，只会在想知道时间的时候看它一眼，它会分秒无误地提供正确的时刻。张爱玲的几本书，包括她的短篇小说，她的散文集《流言》，都摆在伸手可及的架子上，什么时候想看，就拿下来看一看，也许只看几页吧。张爱玲从不讳言她崇拜世俗，她的作品在边上，随时提供一种具有苍凉意味的世俗的慰藉。

然而张爱玲竟然死了，是电池总有耗尽的一天，但早上发觉手表停了，还是有一种不能适应的感觉。

张爱玲大部分“好”的作品，都是在二十五岁还不到的时候写的，她那时在沦陷的上海，以极高的智慧，极冷的心情，写她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被呐喊与激情包裹，只有这位年纪轻轻的女孩，用冷冷的眼光来看这个过多热情却正在沉沦的中国，她的作品和她的年纪总是不配。一个道德解体、价值转换的时代，她坐在一个阴暗没有人注意的角落，看那个古老的文明，像极了她上海住处花园里的白玉兰，那是一种极为邋遢又令人丧气的花，她说那花“像污秽的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

被大多数人抛弃了，被所有人遗忘了，但张爱玲却无法抛弃，也无法遗忘；有人说张爱玲生长在“洋式”的家庭，受的又是西方教育，她的“文学”中应该最没有中国传统的东西吧，其实错了，在三十年代的作家中，张爱玲是作品中流露出最多中国感情的作家，她的中国，不是歌颂赞美，也不是谩骂批驳，而是一种深深的惋惜，一种无法说，说出来也不见得有人听的绞痛。

夏志清说她的《金锁记》可以拿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相比，故事中的女主角七巧晚上将手上的玉镯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这情况之悲壮吓人，犹如陀氏小说《白痴》中女主角娜塔莎死时，苍蝇在她身上飞的景象。张爱玲对客观的世界观察入微，她不强调压力和气势，但她的作品一般善于“制造”压力，随即形成一个独特的气势。

最不可思议的这些具有压力和气势的作品，是出自一个二十五岁还不到的女子。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那么年轻就完成了那么好的艺术，难怪以后怎么看自己都觉得可厌。”我请他解释，他说： 

“最好是终生寻寻觅觅，一直到临死才完成最美好的作品，就像是故事到最高潮的时候才停止，对看戏的人而言，这个故事才有回味的空间，对扮戏的人而言，在精彩处结束，才觉得以前的劳累有了代价，人生不虚此行，这出戏演起来有趣。高潮在开始的时候就形成，你看这故事要继续演下去，对任何人来说，不都是苦事吗？”

张爱玲的后半生，在隐遁与躲藏中度过，她不见任何人，包括她早年认识的朋友，她不再进行创作，因为她可能知道，她再也写不出像《金锁记》那么“伟大”的作品，她似乎在厌弃的情绪中过日子，这一点，我朋友的话，倒可能是一个正确却令人心痛的脚注了。

像蝴蝶般飘散的故事

元月五日星期天晚上十点左右，汉初来电话告诉我清徽师过去的消息。老师是在元月四日上午逝世于台大医院，这两天因为我人不在台北，所以汉初说一直联络不上我。汉初在电话里的声音起初有些微颤，后来就十分镇定，我体会他心中的感伤和痛苦，尽管他努力压抑，由于我们是好朋友的缘故，所以很容易感觉出来。

我记得两周前和应平书一同去看老师，老师还躺在台大医院十三楼的隔离病房里，老师肺结核的老毛病又复发了。老一辈的中国人，不少人被结核病肆虐过，有的给夺去了生命，有的一生受它阴影的影响，后来医疗技术进步，结核病就不那么可怕。但只要被结核菌“照顾”过的身体都会留下痕迹，那就是所谓“钙化”。所谓“钙化”是指结核菌被身体的抗体或药物逼入器官的一角，在那里被层层钙质所包裹，使它不再能够肆虐，这即所谓病愈了。但钙化并不表示完全根除，结核菌只是暂时性地销声匿迹罢了，当身体有其他病痛而放松了对它的封锁的时候，它就可能又蠢动起来。我之对此病症熟悉，是因为我也有一个被结核菌蛀蚀过的身体。有一次我跟老师谈起这个经验，她笑着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同病相怜呢！”

这是老师被安排在隔离病房的原因，她因排尿不良导致尿毒而住院，几十年前被封存住的结核菌又突破重围，趁机滋事，她已老迈，加上心肺、消化及泌尿功能都受到伤害，所以她一度病得不轻。只是两周前我和应平书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相当好转，医生说她的结核病已控制得很好，而尿毒已经减轻，不需再洗肾。医生说除非真正必要，肾是不可随便“洗”的，因为身体器官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一有依赖自己就懒了，洗肾之后往往只有终其一生洗下去，肾的自主功能就彻底丧失了。而老师的肾功能在逐渐恢复中，我们听了医生的讲解宽了一些心，医生说，下午就可以将她转入一般病房，但医生说以后病愈出院，绝不可让她独居，更不可能要她一个人住在那幢四层楼没有电梯的台大宿舍了。

我跟应平书从老师的病房出来，我们在医院大厅的咖啡室里小坐。平书说老师病好了，要住哪儿呢？这确实是个问题，老师的公子中斌兄、中明兄当然会妥善安排，但我们作学生的知道，老师这些年来独居惯了，独居一方面是亲人不在身边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老师的个性使然。她一直是个独立而不倚靠人的女人，即使依靠儿子，她都会觉得不自在，假如因为年迈或疾病，她必须依赖别人——哪怕是她的亲人，她心里受到的打击应该比病痛还严重。世界上有什么一种病菌，能够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与信念，使得如廉颇一样的人都屈伏病榻任人摆布呢！

老师有一种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性格。当然，是因为这种愤世嫉俗的性格造成她与社会人群之间的一道鸿沟，或是因为她与社会已存有的一道鸿沟而形成或增益了她愤世嫉俗的性格，这就很难说得清楚了。当然这与她所置身的环境有关系。长期以来，她处身在台大中文系老一辈师长阵营之中，我们很自然把她归类在如台静农、郑因百（骞）、屈翼鹏（万里）、戴静山（君仁）诸先生那个时代里，其实她在他们面前算是很年轻的，更何况她是“女流之辈”。我们看他们在一起很热络，然而她的内心是寂寞的，她与他们并不是表面上看的那般的热闹。后来年轻一辈的学者一个一个出现了，并且逐渐取代了老一辈的位子，而年轻一辈的人却认定她是老一辈的人，她事实在还不算老的时候，她的时代已经被宣布为过去，新一代因辈分的关系，跟她保持一种无法逾越的距离。她的孤独，与她长期以来所置身的环境是有不可分的关系的。

她必须依赖别人——哪怕是她的亲人，

但这不是说所有的都是环境所造成，愤世嫉俗之成为她的“性格”，是与她的个性和气质（这个气质比较接近英文的 personality，而非宋明儒所说的气质）有更大的关联。既然是 personality，我们在源头上就不需要再作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个性和气质到底展现了什么作用和意义。

尼采在分析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作品的时候，好像不止一次地说勃拉姆斯是一个堕落的艺术家，因为勃拉姆斯的作品充满了伪善和令人自毁的因素，这一点和罗曼·罗兰相当“同调”。罗曼·罗兰在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曾不止一次地批评勃拉姆斯，用语比尼采更为严苛。我年轻时代读这些书时完全不了解，直到最近，我才约略知道其中的原因。勃拉姆斯对他的作品，要求得过分严谨，他把他原来强烈的感情，刻意地压缩成一条细细的纤维，当然，这条纤维是贯穿了他的作品的，然而因为他过分注意结构的严密和完整，使人很容易把那条美丽的纤维忘记了。以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而言，贝多芬的宏博，柴可夫斯基的多彩，勃拉姆斯的那条确实有些逊色，但是以精细绵密的角度来看，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则都显得有些不足了。

勃拉姆斯的作品是需要反复地、仔细地聆听的，他的作品抽丝剥茧耐人寻味，但有时严密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勃拉姆斯的艺术不是从口中呐喊而出，不是从人心里自然流出，而是经过严密的组织结构，而成为一个精美但可能脆弱的艺术品，这是尼采讥讽他的最大原因。

这令我想起老师。清徽师是个孤绝的生活艺术家，她对文学与艺术的态度，有些近乎勃拉姆斯。她经常嘲笑别人的轻浮与肤浅，她讨厌坊间一些古典文学的赏析作品，她教词曲，但她最不喜欢古人把词叫作“诗余”，把曲叫作“词余”。因为叫它为“余”，便有轻视它的意味，词曲是文学的一种形式，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而文学与艺术的内容则是一致的，那就是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艺术。但徒有生命也成就不了艺术，艺术是取材于生命，但须如炼铁般地锻炼而成，当艺术锻炼成就之后，就具有了它自己的生命。这生命是独立的，是不倚靠谁的，艺术和文学，当然不会为政治服务，也不是人的装饰品，艺术除了它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功能，它之具有自由而独立的生命，在于它的严谨。

老师与勃拉姆斯比较，她比较可惜的在于她的作品不多。这一方面由于她过分要求作品内容的孤高和形式的严谨，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所谓的“眼高手低”，总觉得自己的作品不够好。这一点正好被尼采说中，具有勃拉姆斯气质的人，都有一种自毁的倾向，这里自毁，自然包括自己的创作生涯而言。

老师的气质在这个时代绝对是格格不入的。在趋炎附势的社会里，孤独是一种逃避，是一种自清，又是一种严正的抗拒。她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是一个“女流之辈”，出身在一个家世极好受教极严的家庭，后来研究的又是极其温柔敦厚的中国文学，这些因素都使她的 anti-social 性格打了折扣，对腐化了的感情，蛀蚀了的道德，她的反抗力道不够沉雄，她只有选择自己与社会划清界线。

表面上看这是消极的，但如果细心观察、用心体会就知道她的坚毅和不得已。长期关在学术之塔内的人，已与社会脱节，丈夫早逝，子女在外，她与人群的关怀仅仅是同事和学生。前面说她在同事间并不像表面的热络，而她与学生的关系，也仅仅靠脆弱的“道义”来连缀，因为她既不能为学生的前程张罗，她在学校的人际关系更无法形成一张“保护伞”，为学生提供任何帮助。她从不以分数来要挟学生，她给学生的成绩有时候甚至很宽厚而被误认为“营养”，所以起初她的学生很多，但日子一久，势利的学生一个一个逃离，没有逃离的人已逐渐减少与她的往来。她从台大退休后，系里依然为她保持一堂研究所的课，但据她说选她的课的学生很少，有几次还面临停开的险境。她说是她要求太严了，现在学生好逸恶劳都受不了她。其实我们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她只是个路旁的废弃的电线杆，不能提供什么余荫，甚至连自己都快被人拔除了。

她是强烈地意识到了的，她对自己的遭遇越来越淡然处之，她对四周的人不假以辞色，她对学生横加挑剔，她潜意识下是想尽力斩断她与世界的关系，好回到她绝对纯美的孤独。她决心放弃一切，前面说具有勃拉姆斯气质的人都有一种自毁的倾向……

我突然想起我和应平书那天去看她的经过，医生说她的结核菌已经控制住了，出院后再吃半年左右的药就完全好了，尿毒已经改善，她大约在一般病房休养半个月就应该准备出院了。平书跟医生说老师独居的事，医生说独居是绝对不可能的，她需要有人照料她的起居事宜。这些话老师可能都听进去了，她可能决心放弃此后对别人的依靠，她坚强地反抗了一辈子，她不愿意就此躺在病床上任人翻动她倔强的身体。

一个时代过去了，那个时代的人就逐渐走入历史，走入历史不见得都是名人，一般的人也都会走入历史，只是很快就被所有的人遗忘，像书页化成破碎的纸片，飞散在黄昏的天空中，有点像蝴蝶般的，但一下子就都不见了，大地即将沉入黑暗。

书里有故事，故事有起伏，有怨、有爱、有放弃和坚持，但当整本书都散了，再精彩的故事，也就仿佛都不曾存在过一样。亲爱的老师，愿您安息。

我的尊严

内人的朋友用 LINE 传了影片给她，影片是拍陕西乡下地方困穷生活的状况。一对没父母在旁的小兄妹，哥哥用显然过大的勺子把碗中的白米饭舀出，自己吃了一大口又给旁边的妹妹吃，妹妹大口吃时，哥哥在一旁笑。另一画面是一个小男孩在简陋的锅子下面条，面条熟了捞起来吃，摆在面碗旁的只是一碟发黄的野菜。我问内人你朋友为什么传这影片来？她说大约是说影片中的小孩穷又没尊严吧。

没料她提起这么严肃的议题。

我想，世上生物千百种，只有人是讲尊严的，历史上很多高贵的人往往为了它，不惜抛弃生命，可见尊严的重要性有时候超过实质的生命。但老实说，我看影片时，并没想到这么复杂的事，我想起我早年的生活，也跟影片里的一样，或者更加凄惨，人在温饱不济之余，好像是想不到尊严的。

假如说富者有尊严贫者无尊严，我们这一代的人，大多数都有过贫穷的童年，说起来都曾无尊严过。内人说她读小学时父亲得了重病，当时家里不只穷，她妈忙得无心煮饭，有时煮锅白饭，就着白煮的青菜萝卜吃了，白菜萝卜有时有盐有时忘了加盐，小孩便也吃了上学去，她说这是她跟弟弟到现在还喜欢吃白煮食物的缘故，一说起，脸上还浮出甜美的表情。我则想起我读小学的时候，住在宜兰姐姐的眷村，是个“黑户”，生活条件很差，平日得跟我母亲到铁路拾煤渣、采野菜，成天在外头胡混或许有些野趣，而当时是为生活所逼，并非心甘情愿，拾煤渣是为了帮炉子添燃料，采野菜是可以炒来配饭吃。菜场最便宜的是俗名空心菜的“瓮菜”，就算便宜也得用钱买，不如铁路两旁的野菜分文不取。

人在温饱不济之余，好像是想不到尊严的。

野菜大致分两种，一种是蕨菜，台语叫它“过猫”，叶顶卷曲像小提琴的琴头，只那部分是可以吃的；另一种野菜是有点像现在流行的多肉植物叫马齿苋，色泽是绿中带红，其实很不好吃，我们小时不知它的学名，跟着几个湖北老兵叫它“马屎汉”，这盘“马屎汉”虽用花生油猛炒，好像总会带有煤油的呛味，但有菜配饭吃便不错了，一点呛味算不上什么。还有当时配给的“眷粮”有很多米虫，淘米时有的会飘起来，有的不会，煮熟了的米虫跟米没什么两样，仔细看虫的头部有个黑点，米则没有，大人叫我们大口扒饭，肚子饿时，也分不出是米还是虫了。

军眷都从大陆来，认为自己是逃难来的，吃得差不以为意，而邻近的本地农家吃的也不见得好，好些的或许能吃顿白米饭，其他两顿得搭配蕃薯，穷的呢，只得全以蕃薯条配蕃薯叶来过三餐了，比起影片中小孩有白米饭可舀来吃，还要差着点呢。我们小时，蕃薯是最“低贱”的，既是主食也是副食，吃了它老放屁，吃它的人是谈不上尊严的。

影片中的贫穷，与我们年少时相差不远，当然后来我们富了，不管是努力或侥幸的缘故，就忘了自己穷过，而且笑起人家穷了，这点有些“忘本”。贫穷变富裕，富裕变贫穷，其实是转眼的事，不然《桃花扇》怎么有“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句子？

小时候生长危难，也连带知道一件事，是人随时随地会死的，就算你处处提防也避它不过。人死南方人叫“翘辫子”，北方人说是“嗝屁着凉”，都有点嘲笑的意思，当然谈起死，不以玩笑视之的还是多些。记得当年眷村一位新婚不久的连长，随军进攻金门之南的东山岛，在抢滩登陆时被守军机枪扫到，尸体被潮水冲走，人还没登岸呢，就不见了。我记得那个新娘，过了几个月还在贴满红色双喜贴纸的房里幽幽地哭着，说死了也该给我个证明呀，旁边的人说：“你还要什么，人没回来不就是‘证明’吗？”我稍大，认识了蝼蚁两字，才知道在抢滩时被成排的机枪扫到，人的死是跟蝼蚁一样的。

我家在当地俗称的“南门港”附近，有两家医院在此，也得以见到比人家见的多的生老病死。当时得盲肠炎，推进医院十个有九个出不来了，更没听说得了心脏病还可装支架的事，心脏病是富贵病，穷地方的人没太多这病的经验，只知道心脏病一发，就得早进鬼门关了，不是吗？而人在忙着进鬼门关的时候，也是没空谈尊严的。

还有一个不忘随时提醒我们生死无常的地方是棺材铺，棺材铺就在距眷村门口两百米之外，正好在河边，就在我上学或进出入小镇必走的路上。像样的棺材得用原木来做，当时做棺材，都得先由师父挥着大斧，在锯开的巨木上先一斧一斧地劈出四大部件的轮廓，等拼凑好了，再用量尺刨刀来做细活儿，最后涂粉上漆，等漆都荫干了，才算告成。做棺材的师父胖的居多，好像不论冷热，都赤膊着上身，头上绑条毛巾，准备随时擦汗。棺材上漆之前，店家喜欢用铁路枕木支着，大剌剌地陈列在路边，一点都不顾忌，那一“躯躯”（念成“枯枯”，闽南语棺材的单位）尚未上漆近乎人类肤色的棺木，特别令人作怪异的联想。

生命最好一路顺风，也得提防其中有一些不测。就像经过没人看守的平交道，没车来时要快步通过，大多数人都涉险若夷地过了关，但也有倒霉汉，会无由地被来车撞到，人好像总在“一线之隔”的上下徘徊吧。我的少年时代，四周总有许多有关贫困生死的提醒，涉不涉及尊严呢，好像算不上，尊严是一种意识，有这种意识，是过了险巇少年之后才有的。

尊严也是一种自觉，开始觉得生命除了活下去之外，或许还有其他的意义。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尊严就来自这种自觉吧。既是“几希”，就表示它是微小的，对一般人而言是可有可无的。世上人虽多，一般人活着就是活着，没太高的价值目的，记得贾谊说过：“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冯生”就是凭生，就是凭借活着的本领活着，根本谈不上或不谈意义层面的事。人到这一步，就跟一般的动植物的活着没什么两样了，但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这反而是活着的真相。

一个人如随风起伏的草谈不上尊严，能威风凛凛又支配别人生死的才算有。但支配权很诡异，因为它总是暴起暴落。民主国家的民意如流水，从来不好掌握，而独裁国家的独裁者永远会有向他竞逐的敌人，当大权旁落，就像被逐出群的老狮王，最后被比自己小几倍的豺狼野犬给拆了分了，连尸骨都不存了呢，到这田地，尊严何在？

表面上看，凌辱别人的人岂不总是高高在上，而且威风八面，还好总会时过境迁，主客易位，判断也要颠倒了。证明真理，扫除迷雾，往往要时间，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哥白尼与伽利略在数学与天文学上的看法与《圣经》的说法抵触，受到当时教会的极力压迫，教廷不但将其学说列为“异端”，并限制他们人身自由，强迫他们认错。过了几个世纪，教会才承认当初给他们的压迫错了，不得不将学识上的尊严还给他们，有人说这迟来的正义与哥白尼与伽利略无关，因为他们早死了。

然而正义迟来总比不来好，这表示世界变得更合理。李白当年受诬被流放夜郎，一路辛苦，最后遇赦，但有家归不得，还是客死异乡，杜甫形容他：“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后来的满城热闹，李白享受得到吗？这遇赦对李白有何意义呢？然而对读历史的人看，迷雾扫除了，毕竟是好事。苦难与挫折，有时能使生命成为一种艺术，结局不见得丰美，但一与艺术结合，往往让生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气势，让人联想到，人生在世，或许真有尊严存在吧。

写《东方主义》的巴勒斯坦学者萨义德，一次与音乐家巴伦波因谈起柏林国立歌剧院交响乐团的事，当时巴伦波因刚接掌这个乐团的音乐总监不久。这个歌剧院的乐团与同样冠着柏林的柏林爱乐不同，柏林爱乐在还分东西德时是在西柏林这边，而歌剧院是在东柏林，经历过长达六十多年的统治的。但这长期的压抑与苦难，据巴伦波因说对音乐的演出却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奇迹，他说歌剧院的音乐家“面对音乐时心怀畏惧，但又积极无惧”。

这句话表面看来是矛盾的，但巴伦波因说这种矛盾是很多高明艺术的基本要素之一，因为凡艺术必须有内在的冲击性。为什么矛盾会在艺术上产生强大的动力呢，他说：“极权政体要继续下去，需要猜疑的成分，朋友之间的猜疑，家人之间的猜疑，等等。但当这些音乐家在国立歌剧院推出音乐会或歌剧的时候，他们是真的能自由呼吸、不受拘束的。反抗极权统治的人觉得音乐像某种氧气，因为他们唯有在此才觉得自在。”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关键，生命经过淘洗，困局形成动力，越缺少自由，越会去追求自由，越丧失尊严，越渴望去找到尊严，就在这状况下，惊奇的艺术产生了。

鸟以高飞来显示自由，而鸟总趁着逆风才能高飞。

有人问我，你的自由在哪里？答案是：我受阻越多，自由就越多；而尊严呢？我想，我真正的尊严，总是藏在生活中最不起眼的似乎一无尊严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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