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网暴后有那么容易翻篇吗？多位亲历者发声

澎湃新闻记者 喻琰 实习生 吴雨航 赵林

得知因粉色头发遭网暴的女孩郑灵华去世，朱朱（化名）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自己作为网暴亲身经历者，面对网暴，从一开始反应不过来，到否认、逃避，到反击，到反思，这是一个复杂和极需要勇气的过程。”

几个月前，她看到郑灵华的微博，感受到这位女孩的才华和阳光温暖的性格，她未曾多想。郑灵华去世后，她后悔没有能更早一点认识她。

2022年3月，朱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则牛津大学毕业纪念短片，此后大半年的时间里，她经历了各式各样的网络暴力。她曾花很多精力尝试理性分析对她的个人攻击是如何发生的，怎么去一一回击这些网络黑评。

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网暴中走出来，令人痛心的是，网络暴力带来的悲剧在不断上演。网暴对一个人的伤害究竟有多大？网暴亲历者该如何走出阴影？从心理学上，如何定义“网络暴力”？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多位网络暴力的亲历者及精神分析学学者。

对于亲历者来说，在经历网暴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历着不安、惶恐以及自我否定。面对看不见摸不着的施暴者，他们往往容易陷入自证陷阱以及自我怀疑。在接受采访时，有人不希望用“受害者”的身份去描述自己的故事，有人在经历了网络暴力后，选择删掉社交平台中所有的视频，拔掉网线，从网络世界里彻底消失，也有人选择抗争到底。

事发后，张远索性在抖音上开直播，打算一一回击网友的评论。在直播间里，张远严厉地提出警告，告诉网友，如果再这样下去，他会截图保留证据，“将你们这些人全部告上法庭”。

抖音直播数据达到三十万左右时，张远发现直播间里的网友评论开始“肆无忌惮地攻击他”，还有更恶劣地咒骂他的话。

随着浏览量不断增加，更多的评论涌进来，张远崩溃了，他只好紧急暂停直播，远离直播间。

张远发现，面对这些恶评，他是无法自证的。“他们这么多人，看不见摸不着，好像你真的做错了一样。如果选择继续对抗，可能被伤得更深。”张远选择把所有的视频删掉，清空此前的视频痕迹。在他看来，跑也是一种好的选择，这叫自救。

与张远相似的是，朱朱在面对网络暴力时，第一反应也是一一回击。

2022年3月14日，朱朱曾对外发布一则毕业纪念短片，视频里，她说自己从牛津大学数学建模专业毕业，还将继续在牛津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并且感叹“华人女性在数院真的是少数又少数的群体。”一时之间“牛津数学系美女学霸”成为热词。

有网友开始质疑她“学历造假”，她被扣上了“学术媛”的帽子。

面对这些质疑，朱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当时她并没有带太多个人情绪，也没有感受到任何伤害。看到有一位拥有近300多万粉丝的数学博主给她出了一道本科生的数学题时，她第一反应是这只是一道题。

“当时看到它就是一道题，也没有想到这是自证。”即便朱朱做出了这道题，针对她个人的非议仍未停止。接下来，有人要她证明过往学习的时间线，有人要她证明她的家庭，更有甚者，有网友要她证明她的个人性取向。

这些自证陷阱开始无限扩张至她的线下个人生活。朱朱说，她身边的朋友也会因为她的争议而被人肉，会有陌生的网友去私信她们。她还收到很多陌生的骚扰电话，她的家庭住址、私人邮箱、电话都被人扒出来。有一次回家，她甚至发现自家车库开着门，因为她居住的房子没有保安和门卫，她想想还是很后怕，随后就去买了报警器、安装了摄像头。

朱朱意识到，在这场网暴里，网友们在毫无逻辑地针对她，她后知后觉，认为这其实是一种陷阱。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粉红头发女孩”郑灵华在遭遇网络暴力后，也曾试图去证明自己，选择与网络暴力对抗。她曾私信网暴过她的网友，也曾打算起诉盗用她照片和网暴她的人。但网络暴力并未因她选择反抗而停止。

朱朱由郑灵华联想到自身的经历，她认为，在这场针对女性的网络暴力中，深层次的原因是她所处的金融业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她身上的 “金融”、“数学”、“牛津博士”等标签都成为性别暴力的攻击点，即便经历大半年时间，风波逐渐平息，但在网络世界里，她本人依然无法摆脱这些标签。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董晨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在他的研究观察中，针对女性的网络暴力往往是因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比如郑灵华最初被网暴，是因为染了粉色头发，被网友抨击老师染粉色头发不正经、不合适。

张梦频观察到一个细节：来向她咨询、寻求帮助的案例中，从来没有一例是因为受到网络暴力主动寻求帮助的。

张梦频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项目，主攻精神分析方向。她长期从事临床心理学治疗，个人咨询服务时长总计超过三千小时。

根据她的观察，经历过网络暴力的人短时间内不一定会出现应激状况，往往需要六个月之后才会出现应激反应，这导致更容易错过救助的最佳时间。

张梦频认为，应激反应往往包括以下几点特征，其一，经历者会反复去想当时发生了什么，一遍遍在脑海里过当时的记忆；其二，经历过网暴的人会下意识地回避网络平台，“让他们想起这些事情的平台、人或物都会规避”；其三，之后很多负面想法缠身，比如自尊心会下降，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会去想自己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什么都不好。”

张梦频的分析在张远（化名）身上得到印证。

遭遇网暴的那些天，张远越来越觉得无力抵抗这些“看不见”的人。他担心自己越陷越深，情绪上更加抑郁而无法摆脱，最后选择最粗暴的方式——把视频删掉、清空所有社交平台上的个人印记，再也不开直播。

在张梦频的分析中，网络暴力与其他灾难性事件和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对人的伤害程度不同。网络暴力具有持续性，且短时间内有大量对人格的攻击。被攻击的人往往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莫名遭到攻击，还不知道攻击的来源。

张梦频说，灾难性事件中，亲历者往往会在脑海里合理化自己的遭遇，“因为是外界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亲历者会告诉自己，我是幸运儿。但遭遇网络暴力，亲历者会更容易内化，将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内因，会去想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什么，会怀疑自己。”张梦频说。

2022年9月12日，郑灵华在微博上公开曾经对她网暴的网络用户的ID。她将他们的道歉信息放在主页上，并且写上“在网络上说话要谨慎，因为有些话一旦你说了，就只能被原谅，而不会被遗忘。不论真诚与否的道歉，我都接受”。

在发完这条微博后，从2022年9月至10月上旬，郑灵华的生活和状态似乎都是积极的，这段时间内，她仍然坚持在微博上分享英语学习、音乐创作和她的个人生活。

直到2022年11月6日，她在微博中透露自己抑郁复发了，很痛苦很难吃饭，很难久睡，很难集中注意力，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但是我一定要努力调整，坚持，耐心，往前走，不要害怕，慢慢来”。

这些症状在张梦频看来，是属于抑郁症早期的表现形式。她认为，网暴攻击量较大或者持续时间较长，会让一个人产生自我怀疑、惧怕与人交往和抑郁的情绪，甚至还会有自杀、自残的倾向。在行为上，可能会想要躲起来，避免与外界接触。此前让他们感知到快乐和积极的事物，此时都难以提起兴趣。一旦产生这种想法，受害者会离朋友和家人越来越远，这属于应激状态。

然而，一些经历者在受到网络暴力时，难以及时体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暴力。董晨宇等研究者在《2022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提到，在西方传播学研究中，曾有研究者关注人们对于线上性别暴力的感知，其中发现手机问题性使用的受害者更有可能无法意识到这种暴力的存在。

“现在回看自己的经历，你会觉得是一个网暴受害者吗？”

记者这样问时，朱朱停顿了片刻，回答说，“这个很有趣。你其实是第一次跟我采访时用‘网暴受害者’这个词语。去年发生时，很多人问我是不是网暴，当时我说这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后知后觉的事情。”

她说，当时她一直思考的是，自己是不是哪里没有表述好，是不是一个误会，“我还是用比较善意的态度在自我身上找问题”。

看到上野千鹤子新书《始于极限》中提到的精英“恐弱症”时，朱朱联想到自己，“也许我不想承认自己是受害者，可能有一种潜在的不想去承认自己是一个弱者，有可能我是受害者，就让这些人得逞了。”

张远也同样有这种感受，会真的去想“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什么？” 

针对“网络暴力”，当下学术界的定义非常模糊。心理学中，如何去界定网络暴力？我们自身该怎么判断是不是正在面临网络暴力？张梦频说，在西方文献里，网络暴力包含的暴力形式非常广泛，比如认识的人将你的裸照放在网上，这是一种暴力，有黑客攻击你，让你受到了伤害，这是一种暴力。

“针对你的、让你受伤的行为都是网络暴力，你自己是行为主体，我觉得受到了网暴，就是网暴受害者，不需要去问别人。”张梦频说。

梳理媒体报道过的网暴事件可以发现，一些亲历者在经历亲人被网暴、或自身受到网暴后，需要一段漫长的心理重建恢复期。

德阳女医生不堪网暴自杀一年多后，她的丈夫经常无法入眠，生活已经回不到从前，他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能结束，有时一提到妻子自杀，就浑身发抖。

刘学州去世后，他的亲属柴俊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她3月确诊了抑郁症中期，后来因此丢了工作。

距离朱朱被网暴、被网友骂“学媛”的时间也有近一年，回想起当时与网友抗争的经历，朱朱觉得无奈，“维权的过程很难，想要让别人闭嘴也很难”。

普通人遇到了网暴该怎么办？心理上如何走出网络暴力的阴影？

朱朱根据自己的经验说，第一件事，要理性使用愤怒的力量。“肯定会愤怒，但要理性去看待，要抽离出来去回击黑评，向外界寻求帮助短时间内可能有效，但也可以向内，自我去索求一些办法。”

她认为，面对网友的攻击，要有自己的信念，不因为网友无脑的指责怀疑自我，“如果网友说1+1等于3，这属于事实错误，这不构成对我的伤害，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张梦频认为，从感受层面出发，不能小看网络暴力对个人的影响，要首先认清楚，这是让个人自身产生非常严重负面情绪的事情。可以向心理咨询师描述自身的感受，这本身即是一件非常有力量的治愈。此外，要多向朋友家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在不断分享的过程中消除耻感。

张远告诉澎湃新闻，他在网络上“消失”的那几天，一个人跑去了苏州散心，找了安静地方听音乐，去KTV房里一个人独自唱歌，自我排解。

“就像消失了一样，网络世界里再也没有我了。”他说。

在发稿前，当记者再次想确认他的个人情况时，他删除了记者的微信好友，微信对话框里弹出一个红色的感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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