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天地｜6月19日 一席广州

大家好，这周我们继续在广州举办一席第105期现场，不一定几位讲者。

希望能见到所有预告的讲者，也希望能见到你。

以下是关键信息：

活动时间：6月19日（周日）

                 14:00-20:30 

活动地点：广州 正佳大剧院

                 正佳广场七楼

购票时间：6月14日 14点

演讲顺序：请以现场为准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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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场讲者 

01.  

朱赢椿

书籍艺术家，南京师范大学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任何书都比不过天地间的“自然之书”。在有限的时间里，我更愿意去看一本活生生的书。

后疫情时代，隔离与封闭让远方与旅行变得困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何自处？

这是朱赢椿关心的问题，作为创作者，他想用设计的语言来回答。

朱赢椿不喜欢旅游，反倒是喜欢俯下身去观察脚下的小世界。他的书坊里有一些常客，蚂蚁、蜘蛛、蜗牛们——与这些邻居朝夕相处，慢慢地生活，他为它们著书《虫子旁》《虫子间》。

后来，他又发现虫子们也能创作出神奇的作品，就把虫子咬噬、爬行、产卵乃至排便的痕迹收集、拓印，再组合成诗句的形式。

▲ 《虫子书》

十年来，他出的几本书都关于工作室周围的一方天地，书中没有惊心动魄和宏大叙事，因为细微的日常本身就充满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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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助理教授

刑罚威慑的效力可能是刑事政策制定者一厢情愿的“幻想”。

法律中刑罚设置的一个目的是震慑潜在犯罪人从而达到预防作用，许多人认为“治乱应用重典”，但是重刑真的能阻止更多人犯罪吗？

一项刑罚若想发挥威慑作用，首先需要被潜在罪犯感知到。但是，从法律中的刑罚到具体的犯罪之间有一段漫长的距离。犯罪人并非理想中的理性人，一个人的性情秉性、自己和同伴的犯罪经历等等，都可能影响他对犯罪成本以及是否实施犯罪的考量。

刑罚的威慑力是一个立体的系统，除了严厉性之外，惩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同样重要。如果犯下某项罪名的大量罪犯未被及时惩处，即使将该罪的刑罚提得再高也无法降低犯罪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要远比“杀一儆百”重要。

03. 

插画师，立体书设计师

立体书带给我惊喜，我也想要创造这样的惊喜。

池塘子成长于南京的一个小镇，她的名字源于爷爷家后院的小池塘，那片池塘也是她用插画和立体书来记录生活的起点。

平面绘画不足以呈现生活的有趣，她就在作品里让好多平凡的瞬间动了起来。

会动的木抽屉、奶奶家的老式凉床、九元理发屋、大众浴室、录像厅——那些渐渐褪色的记忆和已经远去的童年，都被她折叠进一本本可爱的小书里。

立体书是无法被电子化的书籍，每个环节都需要手工参与，每一本都需要经历漫长的孵化。天马行空的创意背后是理性的思考和反复的调试，创作的过程就像在苦中作乐，但是因为喜欢，池塘子会一直快乐地挣扎下去。

04.  

严修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这就是我们的研究，跟生活非常奇怪地重叠在一起。

约500年前，严修鸿的祖先从粤东梅县迁徙到闽西武平县的一个村子里，这场迁徙在后代的语言中留下了顽强的痕迹：从小严修鸿就意识到，虽然同样是客家话，自己村子的口音跟县城甚至邻村都是不一样的。

后来他成了方言研究者，连城和连州是他着力研究的两个地方。连城在闽西，连州在粤北，分别可称得上是福建、广东方言最复杂多变的地区。对于这样的地方，严修鸿认为哪怕一个乡设一个点来调查也是不够的，调查的网眼需要织得更加细密，才能捕捉到与实况相称的复杂性。目前，他已地毯式地调查了连城及邻县密切关联的151个地点，和连州市内161个地点的方言。

恐怕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一个县内一百多个不同村子是怎么说“咬”“厨房”“蝌蚪”的，或者注意到各地蜻蜓的命名比蝴蝶更五花八门。也只有当调查进行到微观层面，才能发现同村同姓的人竟然仅仅会随房派的不同而口音有别。

他希望通过细密的乡村方言调查，探究“十里不同音”背后的语言规律和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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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西三歌队

艺术家组合

为真实声音助力歌唱。

大约六年前，策展人郑宏彬从美术馆离开，到广州番禺的城边村西三村开始社会实践。郑宏彬与村里的艺术家们联合发起“西三电影制片厂”，同艺术家和村民一起发现身边的故事——独居老人、三轮车夫、河水污染……

在观察和访谈中，艺术家谢剑波、蔡所和刘浩将村民的口述改编成了歌曲，用吉他弹唱的方式唱出了村民们的故事，“西三歌队”就这样诞生了。这支“为真实声音助力歌唱"的歌队，用歌曲描绘西三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为村里的菜农发声，和村口的大排档老板一起歌唱他的人生。

他们还走出西三村，寻找村子外的故事。在深圳举办“清水河演唱会”，邀请打工者一起演唱打工者之歌，跑到水污染的河边、面临拆迁的城中村里歌唱。

“歌”只是一种形式，他们更愿意思考和实践如何“回到地方，回到现场，让个体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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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马啸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地方化博弈这个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的制度逻辑。

纵横全中国的高铁网可谓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高铁可以带来什么已经被讨论得很多，但我们对什么能带来高铁，或者说什么影响了高铁的投资建设则知之甚少。

如何解释高铁建设过程中的时间与空间差异？为什么条件相似的城市之间，有的较早建设高铁，拥有更多线路通过？

通过田野调查，访谈官员等，马啸发现高铁建设决策体系内的多元权力结构为地方政府向上争取政策资源创造了可能。很多地方都曾发起“高铁争夺战”，他们的博弈策略丰富多样，从“跑部钱进”、游说部委，到动员老革命家给中央写信，甚至会借助群众的自发行动。

虽然花了好几年来研究高铁建设，但马啸不想被看作一个高铁问题专家，高铁只是他借以探究中国的官僚政治与分配政治的一扇窗口。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

时代变奏的高潮时分，竟也是中国油画走向自由探索的高光时刻。

谭华牧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位“失踪者”。

生于广东台山、年轻时留学东京、20年代归国后，才华横溢的他却把自己“隐藏”了起来。他的画汲取野兽主义画风，同时保持着特有的稚拙和恬淡，而看过、看懂他的画的人少之又少。

从50年代初的礁石上的恋人，到50年代末的劳动场景；从早期的现代主义画风，到融入社会主义美术元素——如果追溯艺术家深藏的情感，你会察觉到某种与时代相处的微妙方式，更会惊异于在那个年代，“为什么他的画里没有恐惧”。

从 1968 年开始，谭华牧突然不再画画，一个人坐在床上打牌。五十年后，他的家人发现谭先生夹在一本医书里的便笺，写着“如何防避雷电”。

蔡涛关注像谭华牧一样的“失踪者”，以此观察美术史的另外一些面孔，进而探索艺术家和体制、人与时代关系的多重面向。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副教授

法律可以强制人的外在行为，却无法强迫人的内心。

在当前的转型社会背景下，道德规范的作用正在衰退，甚至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很多人呼吁重振道德，提出“以德入法”和“以法固德”。2012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常回家看望老人”规定为一项法律义务；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则在一百八十四条设置了保护见危救助者的“好人条款”。

在这些法律规定的背后，有一个法哲学中长期争议的问题，即我们能否通过法律强制执行某个道德要求。

在立法之外，道德因素也会渗入司法过程。法官的道德判断常常会影响他对案件的认定和处理，既有可能通过援引道德弥补现有法律的不足，有时也会误用甚至滥用道德，影响判决的公正性。

法律和道德必然会在某个角落相遇，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划出一条合适的界线，让二者既相对分离又保持必要的结合。

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合伙人

每个建筑都是独一无二的。

马岩松的建筑看上去总是与众不同。“梦露大厦”以其优雅的曲线成为了加拿大当地的地标，在城市一排排方盒子天际线中脱颖而出；在海口的云洞图书馆把建筑的结构、楼板和立柱都藏起来，营造出了超现实的氛围；衢州体育公园像是在城市里造了几座山，你很难分辨出哪里是建筑，哪里是自然。

这些看上去天马行空的设计，与地方、人、社会紧密相关。在北京百子湾公租房项目中，马岩松认为住宅设计不仅是建筑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封闭的小区就如同城市中人群的割裂和分层。于是他尝试消除掉城市里的“墙”，打开小区，让它融于城市。

他试图利用建筑把自然带入城市，从而拉近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一直在探索新建筑与老建筑之间的共存。他把北京的老四合院改造成幼儿园，也希望把见证历史的嘉兴火车站变成人们愿意停留、放松的公共空间。

“建筑不再只是为生存而建的功能性机器，它能反映我们周围的自然，也能映射我们的灵魂和精神世界。”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串起东南沿海地域的历史之链。

从古至今，在东南海岸线的岛屿之间，生活着很多讨海为生的渔民。与陆上居民不同，他们长期漂泊，地域认同薄弱，却形成了发达的交换经济与合作模式。

这里也曾是海寇与割据势力的阵地，官府管理十分困难。然而，民间与官方之间也形成了务实合作的微妙平衡。

作为一名历史人类学者，谢湜的研究地域包括长江三角洲、东南岛屿以及南岭山区，他与研究伙伴们通过大量实地考察，追溯社会生活的碎片，探求平民生计与制度变迁之间互动的历史过程。

在台州玉环岛，他们发现很多闽粤移民的族谱编撰了祖先迁入时以温州或台州作为中转站的情节，从而与官方达成默契，获得合法户籍；很多户还曾经缔结一起进岛垦荒的契约，合股经营。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流动中的海岛社会形成了怎样的民间秩序？界外之民与官府之间如何从对抗走向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