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夫卡与索尔仁尼琴之间，连接着人类的荒诞处境

　古拉格群岛上的卡夫卡

文/陈行之

01

我曾经反复表达一个观点，文学在精神气质上应当与思想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即所谓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

这不是我个人的奇怪爱好或者异想天开，在文学发展史上，这是被反复证明过了的一种规律，我仅仅是对这种规律做了具有个性色彩的解说而已。我们可以从索尔仁尼琴和卡夫卡那里找到耐人寻味的例证。

《古拉格群岛》是一部真实记录苏联极权主义社会状况的著作，尽管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小说家，但在这部作品里，他完全放弃了虚构的权利，通过自身经历以及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完成了一部口述的历史，煌煌巨著（全书译成中文约160万字）每一个字都显示着赤裸裸的真实。

我愿意这本书和与之类似的书称之为观念作品。卢梭的《忏悔录》、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是这样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萨特的《恶心》《墙》虽然虚构的色彩浓厚一些，但是它们着眼的仍旧是观念而不是人物，所以同样也可以列入观念作品之列。

所谓观念作品，就是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意味，但着眼于表达思想观念的作品，或者说在文学形式下用形而上方式探索社会与人的境况的作品。

观念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通过演绎情节传达哲学观念（例如萨特通过他的小说阐述存在主义哲学）；一种通过描述社会生活状况传达作者的思索。《古拉格群岛》属于后者，它通过大面积展现生活真实的方式，传达作者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忧虑、愤慨乃至于憎恨。

相反，卡夫卡履行的是作家职责，他把对世界的观察全部彻底地文学化了。从他那些杰出的小说中，你看不到奥匈帝国具象的现实，看不到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流程，感觉不到卡夫卡赋予作品灵魂的那些东西是否具有思想的特质，你甚至可以在通常意义上认为它们没有思想，它们展现的仅仅是人类精神一种阴暗的图景……

卡夫卡用虚构表达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则纯粹是文学的。

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以《古拉格群岛上的卡夫卡》来作为本文的标题呢？难道在索尔仁尼琴和卡夫卡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吗？或者换一句话说，在观念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有一条联接的通道？如果有，那又是一条怎样的通道呢？那里面存在怎样的机理呢？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很有意味。

02

卡夫卡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审判》中描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事件：

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早晨醒来，像往常那样等待女房东的厨娘安娜送来早餐，但是安娜没有出现。相反，在他的房间里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陌生人。

“你是谁？”K从床上欠起身子问道。陌生人什么也不说。K嘟哝说：“安娜该给我送早点来了。”陌生人把门打开一条缝，对另外一个房间里的人报告说：“他说要安娜给他送早点来。”

“简直莫名其妙！”K匆匆穿上裤子，打算看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如此无礼地打扰他。陌生人阻止他：“难道你不觉得呆在这里更好一些吗？”K说：“我必须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干什么？否则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呆在这里。”“我可是好意。”陌生人一边说一边有意把门打开。

K走进隔壁房间，那里的一切与头天晚上没有什么不同，唯一变化是靠近窗户的地方有一个男人在看书。这个男人把目光从书本上移开，打量着K，说：“你应该呆在自己的屋子里，难道弗兰克没有告诉你吗？”

“他告诉过我，”K回答说，“可是，你们究竟想干什么？”K挥舞着手臂，就像打算挣脱两个束缚他的人，往门外走去。“不行，”坐在窗前的男人把书扔在桌子上，站起来拦住他。“你不能走开，你已经被捕了。”

“原来是这样，”K冷笑道，“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究竟为什么被逮捕？”男人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回你的屋子去吧！你现在是负案在身的人。”

后面的情节是：法院也和这两个不速之客一样奇怪，既没有公布K的罪名，也没有剥夺他的行动自由。K最初十分愤怒，初审开庭的时候慷慨激昂地谴责司法机构的腐败和法官的贪赃枉法，决定不去理睬这个案子。但是，日益沉重的心理压力迫使他无法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他甚至开始厌恶银行的差事，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主动到法院打探消息，为洗刷自己的罪名四处奔走。

他遭遇的现实也是荒诞不经：他所聘请的律师与法院沆瀣一气，除了用空话敷衍他以外，连一份抗诉书都写不出来。没有办法，K去找法院的画师，画师告诉他：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认定你有罪，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法院的这种认定。

在教堂里，一位神甫给K讲了“在法的门前”的故事，告诉他说，“法”是有的，但通往“法”的道路障碍重重，人不可能找到“法”，一切申诉都是无谓的，只能低头服从命运的安排。

小说结尾，K被两个黑衣人架到郊外一个采石场处死。

卡夫卡所有小说都是在这种基调中展开的，《审判》甚至还不是最具卡夫卡特色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卡夫卡以荒诞的想象、真实的细节描写、冷漠简洁的语言表述、深奥莫测的思想内涵寓言式地描摹了人类超越时空的生活图景。

如果把卡夫卡的作品看作一幅油画，反映在画布上的世界就是严重变形扭曲和光怪陆离的，就像达利和毕加索的画作一样，这种变形和扭曲简直到了与日常生活经验完全断离、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

任何形式的艺术都是通过唤起接受者的感应来发挥作用的，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让我们感到压抑，一定是唤起了潜藏于我们内心深处，连我们也不曾自觉的意识或者情感，才打动我们、感染我们。

我们的情感和心理又来自哪里呢？来自我们经验过的现实。这样，在变形的艺术与真实的现实生活中间就有了一条通道，正是这条通道把卡夫卡和索尔仁尼琴联接在了一起。

03

让我们到这条通道的另一端，看一看索尔仁尼琴描绘了什么。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讲述了很多故事，当然，这些故事不是虚构的，它们就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下面我转述几则这样的故事：

一个叫伊尔玛•明戴尔的匈牙利姑娘弄到了两张大剧院的戏票，怀着初恋少女的情怀，她约请热烈追求她的男朋友克列盖去看演出。索尔仁尼琴没有说姑娘知道还是不知道克列盖是侦查员（类似于我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但是在大剧院度过的这个夜晚，毫无疑问他们仅仅是普普通通处在热恋之中的青年男女。

这对情侣偎依在一起温情脉脉看完了演出，他们也许说了很多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也许会进行初吻，也许会在颤栗中第一次触摸对方……总之，这是一个甜蜜得让人融化的夜晚。演出结束以后，两位情侣仍旧偎依在一起，和其他人一道走出剧场，迈下剧场门前的台阶……

结果如何？结果是：克列盖没有把姑娘送回家，而是直接送到了“鲁宾卡”——苏联肃反、内务、国家安全机关及其直属监狱所在地。姑娘很有可能和大清洗期间大多数被枪杀的人那样丢掉了性命。

在大清洗的日子里，一个叫彼得•彼得内奇的人偶然看到一位上级领导阴沉冷漠，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整天惴惴不安，害怕被人抓了去。几天以后，彼得内奇被叫到工会委员会去了，正是那位阴沉冷漠的领导突然变得和蔼可亲起来，亲手交给彼得内奇一张到索契疗养的疗养证！

彼得内奇欣喜若狂——原来一直折磨着他的那种恐惧感没有任何根据，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欢天喜地回家收拾行李去了。离家那天，他提前两个小时就到了火车站，这中间还一个劲儿责骂他的老婆笨手笨脚。

在车站候车室，彼得内奇遇到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年轻人一看到他就主动打招呼说：“彼得•彼得内奇，您难道认不出我来了吗？”彼得内奇茫茫然，不好意思地说：“好像……真的认不出了……”

年轻人就向彼得内奇的老婆弯弯腰，说：“他只是临时忘了，他一会儿就会想起来我是谁。”年轻人不由分说挽起彼得内奇的胳膊，两个人一起登上了列车——从此，彼得内奇就消失了。

邻居被逮捕了，留下需要喂奶的孩子没有人照顾，一个好心的妇女找到内务人民委员会，询问该怎么办？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同志对她说：“请等一等，我们查一下。”

这位妇女坐在接待室长条木椅上等了大约两个小时，等待的结果是：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她抓走了。原来，上级给下面下达了抓捕人的指标，这位妇女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刚好还差一个人。

苏联大清洗期间，会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当你周围的人陆续被逮捕和枪毙的时候，你甚至渴望灾祸尽快降临到自己头上，也就是说，你总是在想那么多人都被抓起来杀掉了，为什么还不来抓你？为什么总是拖延？

这种拖延成为一种可怕的精神困扰，它带给人的精神痛苦甚至要大过被逮捕和被杀掉本身。

一个叫瓦西里•弗拉索夫的老共产党员无所畏惧，不顾同事们的劝告，决不离开他工作的地方逃跑。结果，这个区域所有领导人都被逮捕了，却总是没有人来抓他。他实在无法忍受精神压力，主动去向警察部门自守，找到了自己的结局。

伊拉克里神父到阿拉木图去访问被流放的教徒，这期间已经有人三次到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他。他回来的时候，教民们从车站接走他，把他掩藏起来，从这家到那家，一直过了八年被隐匿的生活。神父被这种生活折磨得精疲力竭，一九四二年，当逮捕真的发生的时候，伊拉克里神父竟然给上帝唱起了赞美诗！

一个女大学生总是怀着深深的敬仰之情凝望监狱，因为那里关着几乎所有她知道的科学家、作家和德高望重的人。当有人警告她有可能被捕的时候，她不相信会有这样的“荣幸”，因为她自认为没有资格去和那些令人尊敬的人关在一起。后来她具备了这种资格，她几乎是怀着自豪和欢快的心情走进监狱的。

阅读《古拉格群岛》，你经常就会感叹，生活中的荒诞比艺术作品中的荒诞更加荒诞；你甚至可能会想：如果这些事情不是白纸黑字印在《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上，而是印在《卡夫卡小说全集》中，有谁会怀疑它们不是卡夫卡的虚构作品呢？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幅奇异的图景——索尔仁尼琴站在城堡上完成着对于生活的真实记录，卡夫卡则在古拉格群岛上孤独地写作着梦幻般的故事。

04

索尔仁尼琴和卡夫卡之间——或者说在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阻隔。如果事情真的如同我前面所说，在观念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有一条联结通道的话，那么，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我认为是人类的普遍处境。

无论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还是文学、心理学，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方式，都把目光凝结到了人类自身。社会、历史、艺术不过是人类赋予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而已，用存在主义术语表示就是“人的存在的显现”。任何形式的显现都是为了达到人类精神宇宙的深处，而人类本质就呈现在那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将分别从不同方向汇集到一起，彼此消失形式上的区别。正是在这里，索尔仁尼琴和卡夫卡才彼此接受对方，承认他们做是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说拉丁美洲文学神奇？就是因为它比其它样式的文学更直接切入了荒诞现实，敏锐地发见了人类的荒诞处境，并且用它们特有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现代文学、现代主义艺术之所以超越现实主义而盛行起来，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缩短了进入灵魂世界的通道，为文学赋予了一种哲学意义。

我这样说绝不是贬低现实主义，我只是强调，现实主义如果不能够与哲学联结，会变得琐碎而乏味，就像目前很多无聊作品一样。

直面现实与直面人的心灵不是对立的两极，索尔仁尼琴和卡夫卡的联结出色地说明了他们进入人类灵魂世界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这种力量第一次让永久占据社会顶端的强力感觉到了尴尬，因为只有它们才剥去了强力的伪装，还原给了它们真实的面目。

人类通过柔弱显示自己的强大，强力则通过强大暴露自己色厉内荏。

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狂欢的地方，那里只有人，我们只看到人，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或许正因为如此，强力总是害怕用哲学打通的事物，害怕卡夫卡，更害怕索尔仁尼琴。

2008-6-5

来源：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