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卫民，科学史研究者，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传研究院特聘教授。
熊卫民主要研究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高等教育史、口述历史，其中口述史方面的著作有《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沈善炯自述》《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行走在革命、科学与哲学的边缘——范岱年口述自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访谈录》等，此外他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数十篇口述史文章。 作为口述史领域耕耘了二十多年的专家，熊卫民对于如何提高口述史的可信度和文章的质量，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以下文章中，他从口述历史选题、访谈计划的制订、权威访谈对象的找寻、访谈时对谈兴的激发、整理时对关键史料的甄别以及对重要问题的补充访谈等角度，介绍了在提升口述历史文章质量方面的一些体会。熊卫民 ｜ 撰文
正如左玉河教授所言，有各种各样的口述历史访谈人，有的更在意受访人的言说方式，有的更在意受访人所讲内容是否新奇，有的更在意受访人所讲内容是否为史实。我想，不管是哪一类型，努力提升口述历史作品的质量，是大家的共同追求。根据会前对主题的讨论，我来谈谈自己在提升口述历史作品，尤其是口述历史文章质量方面的体会吧。
选题十分关键。题选得好，事半功倍；题选得不好，事倍功半。这不仅仅适应于做论文，也适应于做口述历史访谈。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关注对象。我们应努力选择那些有兴趣、有价值、有能力的题目来做。
首先是要有兴趣——访谈人对所选主题有兴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兴趣，有人关心经济史，有人关心政治史，有人关心科学史，有人关心产业史，有人关心企业史，有人关心家族史，有人关心个人生命史，这些都可以，我们只是无需逼迫自己去做不感兴趣，甚至反感的事。当然，有时候兴趣也是可以培养的。尤其对视野不够开阔、兴趣尚未充分打开的年轻学生而言，做做老师的课题，或者老师为自己选择的题目，作为一种学术训练，总是可以的。或许做上几次就做出浓郁的兴趣来了。
其次要有价值——所选的题目要有价值，而且最好是价值比较大。这就需要我们对相关的学科史、领域史、行业史等有所了解。20世纪以来，你所关心的学科、领域和行业等可做哪些分期？每个分期有哪些大的问题，在大问题下又有哪些稍小一些的问题？其中哪些问题已经很好的解决了，哪些有研究但解决得尚不够好？哪些还基本是空白？你想解决的问题处在什么位置？我们要考虑这些问题，并选择其中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往下钻。问题并非越大就越有价值，重要的是我们能对该问题有创新性的探索，能做出独到的贡献。与其关注某个已有很多人研究的大问题，往往不如对某个中、小型问题做出独到而深入的研究。
第三，我们要选择自己力所能及的题目。假如读不懂量子力学的研究论文，我们就别去做层子模型的口述历史研究。假如不认识袁隆平，或者说他不认识我们，就算我们对他再有兴趣，最好也还是别去找这种已经出版过多种传记的大忙人。
我们选择研究或访谈主题，一方面要有宏大视野，要关注那些高屋建瓴的大问题、中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具体，要脚踏实地。从案例着手解答大、中问题，因小见大，深入浅出，是比较合适的口述历史选题的方式。
大致确定了主题后，我们要制订一个比较详细的访谈计划。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 问什么问题：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应从几个方面来研究这个主题？每个方面需要弄清哪些小问题？从主题到提纲挈领的大问题，到大问题所包含的众多小问题，做每次访谈前，我们都需要准备几十个问题。应努力提一些超越已阅史料的视野开阔、高屋建瓴的问题。（2） 找什么人：针对我们的问题，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我曾经访谈过一位名叫李毓昌的老人。他并不是很出名，但因为我关注钱学森是否加入过美国共产党的问题，而他刚好是力学所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接收过钱学森的入党申请书和个人政治历史介绍材料，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所谓权威，所谓关键历史当事人，是针对问题而言的。你如果想弄清楚某人念中学时的形象，他的中学同学、中学老师是比他的儿子更合适、更权威的访谈对象。访谈有文献研究所不及的优势。我们不仅可以向当事人询问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他对此事情的看法（包括当年的看法、当下的看法）；我们不仅可以问有哪些重要的相关人物，我们还可以追问他对这些人的看法。正如唐德刚教授所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应努力去询问和记录“正史”上所看不到的、生动具体的生活细节和个人感受。我们还要对受访人有一定的研究，要清楚他在该段历史中的位置，并设计一些专门针对他的问题。此外，我们还需要提前把访谈大纲告知受访人，以让他提前做好准备。请注意，只是主题和几个大问题，而不是全部的问题——有些尖锐的问题不宜提前告知，需要在访谈现场抛出，以观察受访人的第一反应。制订好访谈计划，约好受访人后，我们就去开始访谈。这里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准时或提早到达。这是基本的礼貌。若真因堵车等原因而迟到，应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征得对方的谅解。
（2） 寒暄和通过测试。到达之后，做自我介绍，对访谈主题的进一步介绍；回答受访人的考察性问题，初步展示你的水平和能力。要迅速向受访人展示你的热情和坦率，以及对他的尊重和珍视，以获得尊重、合作机会乃至倾盖如故的友谊。
（3） 正式访谈。可从开放性的问题问起，从生平问起，渐入主题。可先让受访人比较放开的说，然后再提你精心准备的问题。提问后专注受访人的反应，顺应形势，抓住闪光点，随机应变，追问事先未准备、但可能很有价值的问题。最后问尖锐的、可能有些难堪、需要费些思量、也许让人不悦的问题。这种问题应当问，因为对它们的关注往往才是我们发起这次访谈的原因；但我们不宜一见面就问，因为问得过早、令受访人不悦，可能会令访谈提前终止；访谈快结束时问，因为前面气氛和谐，访谈人和受访人已是一个半小时或两小时的朋友，受访人不忍拂朋友之意，可能也就回答了；即使他不肯回应，也不会对前面的访谈的质量构成干扰，而且，不肯回应本身也是一种回答。在引出受访人的真实看法时，我们可能需要抛出一些也许对受访人不十分友善的看法出来。为避免和受访人产生直接冲突，我们可以用转述他人意见的方式来问。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可以小心地问让人尴尬的问题，但我们不宜主动挑起那些让人痛苦的问题。有些事情是受访人人生之痛，我们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去重新挑破人家可能尚未真正结痂的伤口。对于所谈事情，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最好是介于知道和不知道之间。不能表现得一无所知，否则受访人会认为我们事先没有做功课，没有做好这项研究的能力，且对他本人也不够尊重。也不能表现得无所不知，否则受访人会想：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那还问我干什么？难道是来考察我的记忆力，或者来检测我是不是在撒谎？也许我们对于某些事情确实知道得很多，比受访人还多，还准确，但我们并不要喧宾夺主，把这一点表现出来。让受访人在交谈中感觉更舒适的态度是，我们知道一点，但又知道得不详细，所以虚心向受访人请教。在访谈时，一定要有眼神、表情和话语的互动。应关切地盯着受访人的眼睛，展示丰富的表情，并不时发出一些感叹词。若是眼睛望着别处，或者表情木讷，好半天都没什么反应，很快就会让人感觉无趣、厌倦，谈兴阑珊。只有互动频繁，不断让对方收到反馈，才能鼓励其继续往下说，乃至越说越来劲。更重要的是，访谈是对谈，而非他说我听、他说我记。只有他来我往，他说五六事，我也说一二事，他陈述两三个观点，我也介绍一两个看法，相互补充，相互启发，才能把谈兴充分地调动起来。这就需要我们在事先做很多案头工作，对背景有相当多的了解，对所谈议题有独到见地。当然，这并不是每个访谈人都能做到的，对初学者尤其如此。如果我们和受访人在学识方面还做不到平等，还不能靠知识（新史料）和智慧（新视角、新观点）吸引受访人，那么，至少我们要把自己的热情和求知欲展示出来，靠理想主义情怀吸引人。只要热忱好学，即使我们有些无知，作为前辈或先行者的受访人往往也愿意把自己之所知讲述出来帮助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访谈人，我们不要说得比受访人还多，或者在见解方面试图压人家一头。毕竟，访谈的主要目的，是让受访人说出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所感，而不是改变他们的观点，或者展示我们自己博闻强志、见识过人。作为智力动物，操练思想是人的一种需求。所以，人们需要谈话，尤其是那种要调动记忆、开动脑筋的智力含量较高的谈话。而口述历史访谈正是这种性质的谈话。若能和谐、顺畅的进行，这类访谈可以变得很愉悦，甚至成为一种高峰体验。我们应努力提升对话的水平，让受访人感觉话逢知己千句少，不愿意将谈话停下来，或者几日未进行便生出怀念、向往之意。受访人可以说是历史的证人，就像法官判案时的人证一样。法院判案时，并不完全相信人证，我们研究历史，也不可轻信证人。如果所说内容不合逻辑、不合常识、不合科学，那么，我们需要很慎重地对待。
我们需要判断受访人是否头脑清楚：如果他口齿不清楚，逻辑不明晰，有明显的事实错误，或者所讲内容前后矛盾、相互混淆，那么，这个人可能老糊涂了，不值得认真对待了。我们需要判断受访人是否真诚：如果受访人言辞闪烁，目光游移，自吹自擂，所讲内容与业已确定的事实大相径庭，且多合乎他本人的利益，那么，此人所说，很可能是有意撒谎，即使其中有正确的成分，也基本不值得信赖。我们需要判断受访人在历史场景中所处的位置：我们可通过加问“您当时在现场吗”、“您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之类问题，分辨出讲述者和事件的关系，到底是亲历、亲见、亲闻（亲耳听当事人讲述），还是道听途说（听并不在现场的人讲述）、想当然。信息的传播规律是，它会在传播过程中变形、失真。通常，在可靠性方面，亲历>亲见>亲闻>道听途说>想当然。如果只是道听途说、想当然，如果真相对讲述者的切身利益有不良影响，咱们对他所说只能采取“姑且听之”的态度。更常见的情况是，受访人基本真诚，但他会遗忘、记错、记混一些事情，说话时还可能因习惯而带有一点吹牛、隐瞒的成分，还可能为了故事的完美而涂抹、修改一些事实。所以，我们得保持心灵的开放，要明了一点：我们所听到的内容，不太可能全对，或多或少会有误。我们需要甄别受访人的说法。虽然不可能澄清他说的每一句话，但我们至少要对其中一些重要说法，尤其是惊人的说法做甄别。毕竟，历史并不是年龄最长者的胡说八道，我们并也不是受访人的工具。我们需要去伪存真，以努力提升口述历史的可信度。如何甄别？用别的访谈，用别的类型的史料，譬如档案文献和历史照片、历史纪录片等来甄别。不合逻辑、不合常识、不合科学、不合常情的说法，如果还有别的物证、人证与其相悖，那么，基本可以判断为假。李白、苏轼那种口吐莲花的天才，上百年、几百年才出一位。大部分的好诗文是精心修订而得出的。就连张衡、贾岛这种诗文大家，作文、吟诗有时也需要“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也可能“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与此类似，口述历史文章也需要精心加工，并不是受访人随口一说记下了就成的。聪明人的随口一说，或许讲出了某些重要史料，或许迸发了一些智慧火花，但它们也有可能片面。即使进行的是一次精心准备过的访谈，也很可能没及时抓住某些谈话的闪光点对其加以追问，因而显得有些遗漏、不够严密、不够系统。
这就需要我们在整理口述历史文章时补提一些问题，另找机会去访谈。如果新问题不多，嫌另外约访谈比较麻烦，也可用打电话、写微信或发电子邮件之类方式来进行。在整理访谈时，我们通常需要添加导言以凝练主题；删掉一些与主题关系不密切的枝蔓；以添加注解的方式修正受访人的“错误”、补充整理人的研究所得；增补参考文献，等等。总而言之，做一篇好的口述历史文章和写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同样困难。这需要我们选择一个好的题目，找到合适的访谈对象，事先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和受访人进行高质量的对谈，并在访谈后进行大量的加工、补充、甄别工作。这些都不是很容易做好的事，但值得我们用心去做。 
注：本文根据2017年5月27日笔者在“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录音整理，略有修订。刊于《史林》增刊2018。《赛先生》获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