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校68天，我拍下和室友逐渐发疯的日常

5月中旬开始，上海部分高校开始提前放暑假，经历了两三个月在校隔离的年轻人陆续返乡。

Po也是其中的一员。告别四菜一汤的盒饭，告别每周只能领一次的超市出入证，告别拥挤、狭小的寝室和澡堂，Po只想快点回到浙江老家，去田里，去乡间——取掉口罩，到处走走。

在激烈的火车票抢夺战之后，5月21日，他拉着行李，终于见到了陌生而又熟悉的校外世界。拥挤的虹桥站，到处都是返乡的大学生。

伴着匆忙的步伐，和随时高昂的喇叭声，这场长达68天的隔离之旅终于要短暂地画上句号。

68天，1632个小时，97920分钟，差不多占据了Po的整个大二上学期。他和四个室友，生活在不到20平米的寝室里，从黑夜到白天，从春天到初夏。电脑椅被磨损得掉了一个轮子，头发漫过眉毛、耳尖。

回望这些被关在楼里的日子，Po的照片记录下他身边所发生的一切。

一间屋子的生存密码

2020年，我从浙江来到上海念大学，可以说是与疫情相伴相生的一代大学生。

但在2022年3月之前，我的日常生活几乎保持着原有的秩序：上课，出门，去学校门口的coco和肯德基度过一些无聊时光。

尽管当时疫情反复，毒株从德尔塔进化到奥密克戎，我也从没想过自己会被困在校园里，甚至是被困在这个不到20平米的空间。

直到2022年3月14日那天，学校突然通知所有人未经批准不能出校。

一切都静止了。

于是，我开始了一段和四个室友朝夕相处的日子。和许多中国大学生一样，我们所要面对的是：狭小的寝室，没有通热水的寝室，想要洗澡还得步行到寝室楼外的澡堂。

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五个人并没有感到恐慌，反而得到一种秩序被偶然打破的惊颤感，大概与中学遇到停电的心情相似——原本恐怖的早八，也变得让人接受，至少不需要拖着一具困倦的身体，在教学楼里徘徊。

但无论封校的到来有多么令人猝不及防，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准确的尺度，那就是清明节。十几天后的假期，也许就是结束。如果说真有什么担心的，可能仅仅是一日三餐。

和封在家中的上海市民不同，学校里的我们更像是生活在一个统一化的大本营。没有团购，没有抢菜，所以自然也没有五花八门的选择。

学校每天都用塑料盒分装好一日三餐，薄薄的的塑料盒，装着四个菜。假若是放在平日，我可能也舍不得点上这么多。如果做上一天的志愿者，还能在三餐免费的基础上，再得到额外的饭票。

菜品总是重复，我几乎能背下来：红烧鸭腿、糖醋排骨、西兰花炒蛋、手撕包菜，还有土豆丝，永远的土豆丝。我一直在期待山药炒木耳，但在封控时刻，这道菜变得遥不可及。

封校初期，我们还对食物有些创作的热情：搜罗出寝室里为数不多的零食，把饼干当作木鱼花洒在米饭上，像做实验一般，享受着特殊时期的特殊快乐。

但很快，我们就陷入了方便食品的宇宙里。日复一日的盒饭，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饥饿感，我们别无选择。

学校为每个寝室颁发了“出入证”，也就是说每六个人选出一个代表，一周内可以去一次“物产丰富”的超市采购，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方便面。

方便面是超市里最抢手的资源。

没有人再一盒一盒地挑选自己心仪的口味，每个人都盯准了装满12盒的大纸箱。仿佛谁得到它们，就能在这场生存游戏里走到最后。

随着封控升级，外面的世界渐渐走向静默，学校再次宣布封楼。如此确切的命令，让许多原本的期待落空了，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更加模糊的节点。

也许是因为等待没有限期，而所出其中的人必须得找到自己的生存模式，在二十平米的空间里，我们五个人都渐渐失去了对彼此生活的兴趣。

有时候我睡着的时候，室友才刚刚醒来。我醒来的时候，又看见他沉睡的样子。

室友A翻出了他尘封已久的相机，架上三脚架开始摆弄。他以为这能转移一些注意力，但想到无法吃到新鲜的汤面，一切被压抑的欲望都变得清晰。他试图在校园里的以物换物群里寻找面粉，而自己却没有能交换的东西。甘肃人的心愿就此搁置，只能在寝室暴躁地叫喊：“我想吃面！”

室友B的手机电池不幸鼓包，从前只是拿去维修店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如今显得格外棘手。想联系外界的时候就打开电脑，而更多的时间，他都只能与他的素描本、水彩颜料相伴，也许这也是一种联系外界的方式？

而我只能拍照，拍下20平方里的所有，有意义的和无意义的。

一天大概拍200张，然后导进电脑，打开lightroom，进入我的调色时间。这一调，一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这是一种类似禅修的体验，我不用去想太多，只是沉浸其中。

核酸与放风

68天里，唯一放风的机会是做核酸。

寝室每一层楼都有一位层长，负责在微信群里收集核酸信息，每逢2点或是6点，他就会在每层楼召集大家排队，这个场景大概和小学去做课间操类似，一样的等待，一样的躁动。

一开始聚集的时候，人群还是稀稀拉拉，如果有人忘记核酸，清点人数就会变得格外麻烦。不过，这种日复一日的管理模式很快把人打磨出来。

午睡醒来，起身排队，下楼捅一下喉咙，前后保持距离。身体比大脑更快适应了这样的程序。

5月的上海缓步进入初夏，人们从长衣褪成短袖，带着口罩，竟觉得有些闷热。

排队间隙，总能遇上一些许久不见的同学，我看见他们的头发漫过耳朵，刘海像帘子一样快要遮住眼睛。这是未经修饰的标记，也是时间的刻度，距离封校，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除去咽拭子，我们又开始做抗原测试。只不过，这次轮到我们自己捅自己了。

学校给寝室发了25份试剂。抗原检测试剂盒约两根手指长宽，就像一个U盘大小。

先把棉签放入鼻孔，慢慢推进1.5cm深左右，贴着鼻腔黏膜轻轻转动，再将它放进提取管中挤压、旋转，随后盖紧，往检测卡上滴上样本，等待结果。

这些操作，都是我们从学校发来的视频里学来的。

从寝室到核酸检测点的路上，我也会拍一些植物。

第一天拍过的植物，第二天、第三天还想按下快门，室友打趣说：查重率100%。

它们在许多水泥建筑、钢筋铁网的中央，若无其事地向上生长。有些花，直到快要落败时，我才发现它奄奄一息的样子，不过比起娇艳绽放的盛况，这样的美好像也能感染人的。

有一天，学校突然宣布要对寝室消杀。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又能出门了。

早上9点，我们的身体终于在这个时间段挪出了20平米的小空间。上海的天气很好，蓝天白云，我们依旧带上口罩。

“打牛牛吧。”

最后我输掉了35块钱，给他们拍下了这张照片。

阳台上

封控的68天里，我最常呆的地方是寝室阳台，它连接了学校和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可以有限眺望的地方。

在封校之前，我们常常在这儿吊外卖上楼，只需向下轻轻抛一根绳子，就会吊起各式各样的“饕餮”。而如今，阳台变成一处呼吸的窗口，休憩的咖啡角，和无所事事的小花园。

阳台外有几颗随着春天生长的绿树，如遇上晴天，阳光会在下午到来，顺势把树影倒映在围栏上，我们就趁着这样的温度，垫着毯子午睡。

我也会坐在这儿念书，念一些我看不懂的文字，然后录下来，60分钟到100分钟不等。等到晚上再拿出来当作助眠。我把这个栏目叫做《催眠》。

2022年的春天，我是在这里触碰到的。

但更多的时候，眼前的景象无法满足我对春天的期待，我只能在这儿消遣，比如打开音响听播客，听音乐，一听就是一个下午。

我依然很向往出去野餐，外面的任何一块地方都可以，只要能坐下来吃东西，或者去动物园，给长颈鹿喂草。

我想看见阳台看不见的景象，尽管这个阳台已经给我的生活带来许多慰藉。

与我同样依赖阳台的，还有隔壁寝室的同学。每当我们在这儿放空时，他会探出半个身子，试图跟人类产生连接。

他的寝室只剩下他，其他五个都是本地人，也被困在某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无聊的时间太多了，听说他总是在寝室走来走去。

熟悉了学校的管理，偶尔望见阳台外的人，才意识到另一种生活也在发生。

我们所处的杨浦区，居住了非常多的老年人，如果是平日早晨，街道上一定会有许多大爷大妈，提着蔬菜水果路过，而如今这些景象一夜之间消失了。

街道上只剩下衣着黄色或蓝色的骑手，他们的后座挂满了比以往更多的货物，形色匆匆，一闪而过——这是阳台外难得的生气。

对面居民楼的后门架起了红蓝色的帐篷，薄薄的挡风面罩凹陷其中，好像风一吹就会散落。那是小区保安临时的“家”，伫立在一块指路牌下，守着铁门。

四月底的某天，上海狂风大作，倾盆而下的大雨把街道浇得湿漉漉的，铁门外的“家”也不堪重负，歪歪扭扭地倒在地上，钢架如同它的骨骼暴露在外。

作者  小波  |  内容编辑  野荼

摄影  Po  |  微信编辑  Jessica